本研究的發現對提昇台灣子公司策略性角色的變化，提供了一些重要 的觀點。首先從「子公司資源與能力的策略重要性」模型中，雖然子公司 從事支援價值活動完整程度該項假設未達顯著程度而未獲支持，但仍可明 顯看出價值活動完整性對於子公司資源與能力策略重要性有相當程度的 影響。對於這樣的現象，本研究認為可能是樣本中的台灣子公司所從事支 援價值活動完整程度的能力對於多國籍企業來說，其重要性並不是那麼地 明顯。從統計發現，樣本中製造業的公司佔 83.3％高，可以窺見在整個多 國籍企業的全球價值活動分工上，台灣子公司在主要價值活動的貢獻是在
於產品實體的生產。而樣本中成立 10 年以上的台灣子公司佔了 77.4％，
顯示大多數的台灣子公司均已累積了相當程度的管理經驗，對母公司而言 有其難以替代的製造優勢。
另外與我們預期一致的是，若子公司從事之價值活動之可移轉程度越 低時，代表其所累積的資源及能力有一定的獨特程度。此種特殊資源的累 積也是多國籍企業內部網絡角色差異化的途徑，由於豐沛的特殊資源降低 了使用成本，母公司借調特殊資源的意願也會提昇。例如多國籍企業進入 大陸市場，母公司可能會從台灣子公司借調具華語專長的人力資源。在此 情況下，子公司對母公司的策略重要性會有提昇。這項結果也觸發了另一 個思考點，是不是子公司若能建立足夠資源移轉性的障礙，就能有效提昇 自身在多國籍企業網絡中的策略性角色？這顯然是不對的。在 Birkinshaw, Hood& Josson (1998)中曾提到子公司資源可分為「地域性」(location bond) 與「非地域性」(Non-Location Bond)兩類，其中「非地域性」資源雖是子 公司資源成為多國籍企業獨特競爭優勢的先決條件。值得注意是，如果這 項資源未獲母公司的認可，仍是無法發揮提昇子公司地位的功能。
而自發性程度的實證結果符合文獻的一致發現，如 Birkinshaw & Hood
（1998）就認為子公司能夠以自身的努力來不斷強化其所擁有的資源，而 減少對母公司的依賴，進而掌握自身發展較大的控制權之意涵。需注意的 是，自發行為未必與母公司有所衝突，爭取更大自主權的價值是在母子公 司間成長目標出現差異才顯現。當母子公司有一致的大目標，母公司不會 干涉大目標下的小嘗試。如果偏離母公司的大目標，子公司試圖以自發行 為改變在公司體系內的地位是有其風險的。即便嘗到一時的甜頭，母公司 有可能懷有戒心，對子公司未來成長可能會造成一定限制。所以子公司應 該優先嘗試大目標下的自發行為，以保障在公司內部角色提昇的機會。
在產業群聚生產因素方面，單獨觀察台灣與大陸群聚時，生產要素顯 然對多國籍企業來說，其重要性都不顯著。換言之，兩岸的產業群聚對於
多國籍企業都有其他更關鍵的區位競爭優勢。其次，透過本研究實證發現 台灣產業群聚中的生產因素的優異程度對台灣子公司所處產業環境策略 重要性的影響性並不顯著。反倒是大陸產業群聚生產因素優異性將明顯降 低台灣子公司的策略重要性，此現象本研究認為可能是研究時間點的問 題。由樣本資料發現，成立年限為 11-20 年的台灣子公司為調查樣本的相 對多數，而成立 10 年以上的台灣子公司更佔了 77.4％。在十餘年前多國 籍公司進入亞洲市場的時點，大陸市場雖然可觀，但整體生產要素環境尚 未成熟。相較之下，台灣可能是當時深耕亞洲市場較佳的海外據點。而近 年大陸開放政策下，產業環境逐漸在生產因素優勢上凌駕台灣。從製造業 為主體的研究樣本分析，當大陸的產業群聚在生產因素的相對優勢，將會 實質降低台灣子公司所屬產業環境對母公司的策略重要性。
在形成產業群聚因素的市場需求條件上，本研究之實證結果顯示台灣 產業的市場需求條件對於多國籍企業來說，其策略重要性並不明顯。在兩 岸市場規模與潛能的懸殊相較下，這樣的結果並不意外。即使單獨觀察台 灣，其市場規模對多國籍企業而言貢獻相當有限。反觀中國大陸的市場對 於多國籍企業而言已經逐漸變成一塊重要市場，隨著中國大陸的市場需求 條件的優異程度提昇，例如市場規模越來越大、成長速度快、或是轉換為 國際市場需求的能力越來越強時，則台灣子公司所屬當地產業環境之策略 重要性對於多國籍企業不可避免地逐漸式微。中國市場的崛起是否意味週 邊市場當地子公司是否都面臨這種不可逆轉的萎縮命運？答案未必是肯 定。對座落於以全球為市場的產業群聚的子公司，在面臨這樣的競爭態勢 下，相對穩定的全球需求可以將市場威脅降到最低。
而在形成產業群聚因素的相關性支援產業因素上，研究結果顯示台灣 產業群聚中的「相關性支援產業完整程度」與「台灣子公司所處產業環境 對母公司之策略重要性」成正向關係。而單獨考量大陸產業群聚時，可發 現本項效應是十分顯著的。但在做兩岸比較後，大陸群聚的光環就消失不
見了。對此現象，本研究認為台灣在產業的起步上佔盡優勢。大陸產業群 聚中的相關支援性產業由於其發展歷程比台灣來的慢，因此可能在其完整 程度與和大陸子公司間的鑲嵌程度不如台灣的產業群聚，其對於多國籍企 業的策略重要性並不明顯，因此對於台灣子公司所處的產業環境之策略重 要性影響不大。
「企業策略、結構與競爭狀態」一項，實證結果顯示對於多國籍企業 來說，台灣產業的企業策略、結構與競爭狀態條件其策略重要性並不明 顯。但大陸產業群聚中的企業策略、結構與競爭狀態程度卻與台灣子公司 所處產業環境對母公司之策略重要性成反向關係。本研究認為因為對多國 籍企業而言，大陸市場的競爭規則較不易掌握，因此較仰賴台灣子公司的 知識資源。當大陸子公司與當地策略結盟合作程度提昇，多國籍公司傾向 以直接管道來累積大陸市場經營知識，仰賴台灣子公司的必要性也會下 降。而在大陸市場開放下，在實力相當對手與良性競爭環境逐漸浮現下，
多國籍企業也較願意開拓此一市場。值得注意的是，在單獨考慮台灣產業 群聚或是大陸產業群聚的影響時，在模式二、模式三中本項都是達到顯著 水準的。也就是說，對多國籍企業而言，良性競爭環境是選擇進入海外市 場的重要考量。隨著大陸開放，市場競爭態不在是台灣群聚的優勢。所以 在中國大陸產業群聚中的企業策略、結構與競爭狀態程度越佳時，台灣子 公司所屬產業之策略重要性也隨之降低。
因此綜合上述所言，我們試圖再將研究與 Bartlett & Ghoshal (1989)的 子公司策略性角色的劃分架構作一結合。首先，若以當台灣子公司之資源 與能力對於母公司之策略重要性來看，本研究認為當台灣子公司從事價值 活動之完整程度增加，或是當台灣子公司採取自發性改善行動的程度增加 時，台灣子公司之資源與能力對於母公司之策略重要性也隨之增加；而在 其他因素不變下，此會造成台灣子公司的角色在該架構的橫軸上進行向右 移動之變化情形。而若以台灣子公司所處的產業環境對母公司之策略重要
性來看，台灣產業群聚中的相關性支援產業因素是造成台灣子公司所處的 產業環境對母公司之策略重要性增加的原因，而也造成台灣子公司的角色 在該架構的縱軸上進行向上移動變化之情形。反之，大陸產業群聚中的生 產因素條件、市場需求條件以及企業策略、結構與競爭狀態條件使得台灣 子公司所處的產業環境對母公司之策略重要性減少而也造成台灣子公司 的角色在該架構的縱軸上進行向下移動之變化情形。
最後，本研究結論有幾項限制。首先在討論產業群聚時，本研究只討 論四大關鍵因素，而未將政府角色與機會列入討論。由於 Porter(1990)就認 為政府是鑽石體系中的非關鍵因素，政府與其他關鍵要素間的相關性既非 正向相關也非負向相關。當沒有其他要素配合，政策再幫忙也徒然。而機 會角色，一般與國家環境、企業能力、政府無關，但會打破均衡，提供新 的競爭空間。但以台灣來觀察，政府在竹科的成功中，卻扮演決定性的角 色。此外，國家環境特質仍是機會產生的要件(Porter,1990)，以竹科為例，
若非之前所累積電腦產業的製造實力，便無法迅速在進入 IC 產業中找出 自己的定位。所以未來研究可以納入此兩項變數，作更深入的比較討論。
其次，未來樣本收集可擴增至對岸子公司，並就兩岸子公司的條件作對照 性的分析，以期對群聚效應獲得更全面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