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由上述 Foucault 和 Smith 在「論述意涵」、「論述分析」及「論述技術」
的主張進行比較，筆者進一步省思其對論述及教育研究運用之啟示。
一、從論述意涵的改變促成另類論述研究的建構
從 Foucault 和 Smith 對論述意涵的比較，可知，兩者有許多相似的觀點，
諸如論述實務的權力作用，以及論述間動態性的組織關聯等。權力作用是論述 傳播的議題，預示了兩位學者以論述研究從事政治性探索的動機。然而其中也 存在許多歧異的觀點，各有獨特之處，這也顯示 Foucault 和 Smith 進行論述研 究改革的決心與洞察，想要從原有的論述典範超脫出來。
以 Foucault 而言，他強調論述是一種偶發事件的拼湊，並揭露知識意志的 危險，藉以對抗傳統論述的觀點。雖然這樣論述意涵具有侷限性，使之遭受不 少抨擊，如論述意涵片面化，導致理論基礎不穩固；史料隨意斷取，衍生錯誤 偏見；非理性的偏激取向，走向虛無主義的另一極端（于奇智, 1999: 80-81）等。
但從改革的立場而言，Foucault 反傳統、反權威的勇氣卻令人佩服。傳統的歐洲 哲學史長期居於主流地位的是「理性」、「大一統」的觀念，而傳統史學也固著 於「因果邏輯」、「完整結構」的中心執念，使得「中心體系」之外的領域成為 鞭長莫及的歷史死角。而 Foucault 洞察了傳統哲學與史學長期漠視的死域，決 意針對此死域，進行另類論述研究的建構。為了革命，為求能發聵振聾，偏激 的改變意涵是他採取的重要手段，他對論述意涵「非理性」定義，正是與傳統 主流「理性」論述抗衡的謀略。我們必須承認：在漫漫的論述空間中，「非理性」
應與「理性」並存，在傳統「理性」論述主流之外，對邊緣的「非理性」論述 進行開挖研究，有助於「理性」論述的反思，並使整體論述得以全盤省察，Foucault 的「非理性」研究有著不可抹滅的價值。
同樣的，雖然 Smith 受到 Foucault 論述概念的影響，卻不全盤接受，她努 力尋找Foucault 論述意涵的缺失，從事論述研究的另類探索。Smith（1999: 98-99）
批判 Foucault 的論述研究侷限於論述事件，獨立於人類意圖之外，而且把論述 地位優越化，凌駕於主體之上。所以她從社會學的角度、觀察當代社會演變，
並吸納Bakhtin 等語言學家的論述，擴大論述的意涵，把人類經驗、工作知識也 加以涵括，並提昇人類主體的地位，與論述之間是一種對話、協調和社會性的 組織。在二十世紀中，Foucault 建構了一思想獨特、體系完整之論述理論，其地 位可謂居於後現代學界之翹楚，而 Smith 卻能洞察其侷限，另從語言學和社會 學的角度，進行另類論述研究的建構。論述既是語言的組成，那麼生活世界中 人類言說行動的「經驗」、「工作知識」，當然亦可納為論述意涵之內，而不是把 論述的意涵侷限於檔案文本的論述。檔案文本的論述值得開挖研究，人類工作 知識亦有了解的價值。另外，為了超脫傳統社會學的統理旨趣，重新建構人類 的真實社會學，也就不能再以原有的社會學論述為研究架構，而是必須徹底改 變探索方法，以人類經驗為素材，不化約工作知識，才能開拓出另一片論述天 地。Smith 建制俗民誌的發展有成，論述意涵的變革是核心關鍵。
論述意涵的觀點導引論述研究的方法取向，從 Foucault 和 Smith 對於論述 研究的改革路徑，可發現：從事論述研究的改革，尤其對傳統論述研究取徑進 行顛覆和對抗時，研究者不僅要有反權威的勇氣，還要有反向思考的批判，以 及比較矛盾的分析，對於論述不刻意化約，不受既有模式的框架，挖掘出主流 領域外的邊緣論述，從改變論述意涵作為起點，進而達成改革，建構另類的論 述研究。
在教育研究運用上，以陳惠敏（2001）《知識、權力、課程－以 Foucault 權 力/知識論述評析九年一貫課程》論文為例，由於資料僅限於官方論述及學術研 究者論述，導致研究結果恐仍止於課程改革合理性之分析，若要突破此侷限，
則可進一步運用訪談，蒐集反對者論述、教師論述、學生論述，使邊陲聲音得 以揭露，才能對其中政治、利益、權力糾葛，獲致全面真實的理解。
二、Foucault 和 Smith 論述分析的相互補述與和合
Foucault 和 Smith 對論述的分析在研究的問題化、整體目標、任務、取材，
以及方法等層面，顯露了不同的訴求與特色，在研究運用上，各有強項之處，
也存在某些侷限和不足，筆者進一步省思其互為補述與和合的可能。
Foucault 以哲學式思考，運用考古學和系譜學的論述分析，建構一套精細縝 密的論述規則體系，藉由這套規則體系，可分析出論述存在的現實領域，以及 知識、權力和主體的交纏關係。Simola, Heikkinen 和 Silvonen(1998: 69)解析 Foucault 的研究取徑，建構了一個三角洋蔥式的研究模式，每一主題可就知識、
主體和權力三面向進行第一層的剝解，接著可就每一面向再從知識、主體和權 力三向度進行第二層的剝解，依此類推；換言之，Foucault 對論述分析的理論，
就如同可以不斷層層剝解的三角洋蔥，為研究社群提供豐富、深入的方法取徑，
可說是留給後世的珍貴遺產。相對的，Smith 對論述的分析僅重視統理關係地圖 的概念指引，及高低階層文本間的符碼對照，在論述形成的現實條件，及與主 體、權力的關係剖析方面，就顯得簡略而不足，因而應用 Foucault 論述分析理 論，恰可補強其不足，使之更為周密深入。
Foucault 考古學論述分析的侷限性在於：（1）過於強調論述地位的優越性，
主體淪為論述的構成，造成主體意識與實際活動的分離；（2）偏重對傳統歷史 主義的顛覆，以致走到另一非理性的極端和虛無主義，並衍生規則體系與論述 意義界定的自我矛盾；（3）欠缺主體觀念思考和社會組織行動的分析，以致雖 然察覺權力行使下抗拒的存在，卻無法進一步探討主體抗拒的行動力。Alvesson 和 Sköldberg(2000: 208-209)主張言談內容的詮釋層級可包含：論述層級、觀念 層級、行動與社會情況層級，運用後面二者的分析可彌補論述層面分析的不足。
Simola 等(1998: 83)也認為僅就官方文本進行論述實務分析是不夠的，還要進行 機構和教育實務的探究，才能充分的了解。而 Smith 的建制俗民誌以人類經驗 為起點，發現統理關係如何依存並決定人類日常活動；其研究方法是處理人類 的工作知識和機構文本，以俗民誌的探索闡明機構政體的運作，由於跳脫既有 論述架構的概念設定，直接探索人類真實活動的社會境況，進而對機構權力和 主體能動性的探究，提供了一種潛能。也就是說，Smith 的研究方法重視主體經
驗和機構的社會關係，進行觀念和社會行動層級的詮釋，可彌補上述 Foucault 論述分析的侷限性，滿足Alvesson 和 Sköldberg 以及 Simola et al.的要求。
再從分析的取向和時間區段來看，Foucault 以「檔案」為分析材料，檔案是 觀念、思想和典籍的集合，所以他是以一種「觀念敘述」進行歷史分析（于奇 智，1999: 2000），從宏觀的角度去揭露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人類思想、論述的 時代流變，運用系譜學和考古學，打開整個歷史長河的通道，讓我們可以立足 於現時社會，獲得從古代、過去到現時歷史的貫時性了解。而Smith 則是以「人 類工作知識」和「機構文本」為材料，這兩種材料是現實的或實物的集合，所 以她是以一種「現實敘述」進行社會分析，從微觀的角度去分析人類與機構的 統理關係，論證主體能動性和抗拒改變的可能。由此不難發現，Foucault 分析是 哲學的、觀念的、歷史的、時代宏觀的、開挖邊緣死角的，Smith 分析則是社會 學的、現實的、人類的、統理解析的、重視經驗知識的，各有屬性特質，也各 有優勢特長，在研究運用上，可視主題和焦點而採用之，也可加以和合，擴大 研究版圖，進一步深耕探勘。
在教育研究運用上，以「課程改革論述中的教師研究」為例，若主題焦點 為「教師主體的構成」，可應用Foucault 論述分析理論，針對歷年來課程改革中 教師角色及工作任務的論述，包括官方、學術研究等論述，進行分析，以獲致 課程改革論述對於教師角色建構的理解。若主題焦點為「教師主體能動性」或
「課程改革的抗拒與進步」的探究，則運用 Smith 建制俗民誌方法，到學校現 場，以訪談、觀察和文本分析，蒐集教師工作經驗，了解教師對課程改革的看 法和評價，以及教學行動實踐，發掘教師是否有抗拒論述，以及主體能動性的 展現。同樣的，亦可進一步蒐集課程改革中各局部實務論述及主體工作知識，
加以組合，描繪出課程改革論述的統理關係地圖，如圖二：
圖2 課程改革論述的統理關係地圖
Foucault 和 Smith 都同意：論述具有排除和區分的權力作用，造成主體的客 體化，主體被安置於論述秩序中某一位置，受到論述的管治。論述權力的行使，
體並非僅為論述的客體，主體是知識主體，更為求知主體。Foucault 洞察論述含 有人類知識意志的操弄，造成權力管治下其他主體的危險和破壞；Smith 也同意 建制論述的權力者強加統理要素於其上，規制其他主體的行動實踐，此時主體 居於論述的不同位置，權力主體掌控論述，論述再管治其他主體。
Foucault 認為知識和權力結合，成為真理，對主體具有高度決定性和規範 性，他把論述置於特定主體之外，強加於主體之上並使之屈從。但 Smith 批判 之，認為知識和權力只是文本中介、統理關係的交集，反對權力和知識相生合
Foucault 認為知識和權力結合，成為真理，對主體具有高度決定性和規範 性，他把論述置於特定主體之外，強加於主體之上並使之屈從。但 Smith 批判 之，認為知識和權力只是文本中介、統理關係的交集，反對權力和知識相生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