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 Foucault 與 D. E. Smith 論述分析之
比較及其對教育研究之啟示
呂 美 慧
*摘 要
論述分析崛起於二十世紀後期對傳統語言研究的批判，是今日學術研究重 要的方法取向。法國學者M. Foucault 獨特的論述觀點和分析方法，為教育研究 提供嶄新的思考模式和方法途徑，引發研究的應用熱潮與討論批判。其中社會 學者D. E. Smith 保留 Foucault 部分論述概念，卻又力圖超脫其典範，發展出另 一不同取徑的論述分析－建制俗民誌。本文聚焦於論述研究在方法運用上的探 討，就「論述的意涵」、「論述的分析」及「論述的技術」三層面，比較Foucault 和Smith 論述研究取徑的異同，省思其對論述與教育研究運用的啟示，包括（1） 改變論述意涵，可促成另類論述研究的建構。（2）Foucault 和 Smith 的論述分析 具有相互補述與和合的可能。（3）論述技術中，權力、知識與主體是一種制約 循環的關係。 關鍵詞：論述分析、Foucault、建制俗民誌 *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博士生M. Foucault 與 D. E. Smith 論述分析之比
較及其對教育研究之啟示
呂 美 慧
壹、前言
自古以來，儘管時空迢遞嬗變，人類追求真理的熱望卻未曾停歇。隨著時 代更迭，以及研究適切性的要求，各種研究典範也不斷推陳出新。當今的社會 科學研究，已由過去實證主義的一元獨尊，趨於方法論的多元並陳（甄曉蘭， 1996: 141)；實證論者所謂知識乃放諸四海皆準的客觀真理，受到詮釋學、批判 理論及後結構主義者的質疑，他們認為知識是社會建構的，其中語言扮演重要 角色（甄曉蘭，1995)。各種混雜的、不確定的、多元聲音的文本，愈來愈普遍， 文化批判和新典範研究也隨著研究者對於「文本再現」、「研究意義」的深沈反 思而逐漸興起（Denzin & Lincoln, 2000），其中論述分析是重要一環，為教育研 究開拓一嶄新的視野與方向。 論述原本是語言學及符號學的概念，隨著二十世紀人文科學研究領域興起 的「語言學轉向」而嶄露頭角，但論述的概念涵義則因不同研究領域和興趣而 有差異（Howarth, 2000: 1-5），論述分析的焦點也就隨之更變。早期，在語言學 上，論述是指語言的使用形式，如演講或談論，論述分析的重點是語言的使用 如何影響信念和溝通，不同的立場如何影響人們說話，信念如何操控語言與互 動等。而法國史學家M. Foucault 對論述的指稱，卻不只是語言的使用，而是把 論述當作是再現特定歷史時期知識的系統，論述分析的重點在於論述存在的歷 史條件、論述實踐產生的客體及論述體系的知識/權力關係。接著，後結構主義 學者E. Laclau 和 C. Mouffe 認為論述構成了象徵系統和社會秩序，論述分析旨 在檢視論述形構中，歷史和政治的運作，對社會和政治現象提出更深入的說明 （黃月美，2003: 46-50）。因此，若以論述指涉的範圍來說，論述概念從語言使用擴及社會實踐的層面，Foucault 的論述理論可說是一重要轉折。
關 於 論 述 分 析 ，Foucault 所著的《知識考古學》（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1972）更是學術界公推的代表作之一。Foucault 是一位深具批判意 識的思想家，曾獲得哲學、心理學和精神病理學的學位，而這種特殊的學術背 景也使其研究風格獨樹一幟（王德威，1993: 14）。十九世紀的歐洲，歷史主義 （historisme）盛行，並演變為代表真理的學說（于奇智，1999: 59）。面對傳統 歷史思想史「連貫」、「統一」、「總體」的觀點及研究方法，Foucault 加以批判並 意圖推翻，先後運用考古學和系譜學分析，取材於隱晦冷僻的主題，如瘋顛、 疾病、罪犯、性等，透過歷史分析，揭露論述、知識、權力、身體等交纏作用 的複雜機制與歷程（Smart, 1985: 43），論證歷史「斷裂」、「偶發」、「矛盾」等 特徵。Foucault 的理論觀點，不同於傳統對權力、知識和主體的詮釋，挑戰了原 本對教育的假設和推理方式，也導出了新的論述分析，使我們得以望見日常生 活語言是如何規範個人的行動和想法（Popkewitz & Brennan, 1998）。而他這種 獨特的理論和分析方式，也紛紛地被應用於教育研究，如教育政策（Ball, 1994）、 課程（Cherryholmes, 1988）、教育改革（Popkewitz, 1991）、師資培育與教育主 體（Popkewitz, 1998）、教育主體的構成（Fendler, 1998）等，在當代英美和台灣 教育研究中匯聚為一股重要潮流（Peters & Burbules, 2004；卯靜儒，2004）。同 時，也有許多學者對 Foucault 論述提出質疑批評，如考古學方法論中存在許多 不合邏輯的矛盾與問題（Dreyfus & Rabinow, 1983），欠缺對主體能動性或抗拒 議題的處理（Butler, 1990/1999）等。
建制俗民誌(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1也從事論述研究（Smith, 2002: 28），
1「建制俗民誌」一詞的原文是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簡稱 IE，是一種研究方法，主要探索
人們日常生活中的社會關係。這種研究方法是由Dorothy E. Smith 所創發，源於她女性主義的 意識省察，最早是用來發展「為女性的社會學」（sociology for women），現在則被許多研究社 群應用於社會科學、教育、人力服務和政策研究等。 Smith 以立方體的隱喻（各點相互連結） 來說明 IE 是如何分析和描畫各局部據點人類活動相互協調的關係地圖。這種研究法是一種俗 民誌的探索，但比一般的質性研究更加與政治經濟脈絡連結，它著重分析社會生活中文本和論 述的層面，但比多數論述分析更著重於文本運用的田野研究。至於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的 中文譯名，國內學者各有主張，包括組織俗民誌、機構俗民誌、建制民族誌或建制俗民誌等。 由於Smith 對”institutional”或”institution”的使用，並非只是組織、機構或制度，而是指具有統 理關係(ruling relations)的複雜體（Smith, 2002: 43）。這種統理關係使人們表現出標準化的操作 和普遍性的行動（Smith, 2005: 206）。故本文以「建制俗民誌」命名之。
是加拿大社會學家 Dorothy E. Smith（1926~）研發的。Smith 是許多大學的榮 譽講座教授，也是兩個男孩的單親媽媽。源於多年來參與女性運動的經驗體悟， 以及感受身兼母親和學術研究者的身份拉鋸，為能了解這兩種不同身份主體性 被社會安置的差異性，解決人類被機構統理的困境，她主張從自我和他人的局 部實際出發，以日常生活的人類經驗為素材，蒐集人類的工作知識，闡明各據 點(sites)的社會關係，揭露日常生活中權力支配的統理關係，進而使得人們能抗 拒宰制，促成社會進步（Smith, 2005）。
對於論述的運用，Smith 自稱是「起源於 Foucault《知識考古學》（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1972）以及<論述的次序 > （the order of discourse, 1981)演講文 的概念，但是又力圖超脫其典範」（Smith, 2002: 40-41）。她採取女性立場，批 判傳統社會學對女性主體的排除，並以社會學的思考，觀察當代社會人類活動 的實際狀況，更融貫許多學者理論觀點，探究論述及論述的權力。Foucault 和 Smith 都是針對論述事件及論述權力進行探討，在基本概念上有相似之處，但是 由於論述研究的問題化及目標各異其趣，使得兩者對於論述的意涵、取材和運 用上產生相當歧異，如 Foucault 以檔案論述為對象，重視歷史斷裂與形構的分 析，而Smith 則是以人的經驗為起點，關注現時社會統理關係的呈現。Foucault 以推翻傳統歷史主義為核心要旨，Smith 更力圖建構一門人類的社會學。 大凡研究方法都有其擅長鑽研的主題焦點，亦有其鞭長莫及的不足之處， Foucault 與 Smith 對論述的分析方法亦然。研究者應對其理論觀點和研究取徑有 清晰深入的理解，才能靈活地加以應用，以達成研究目的。環視當前的教育研 究，採取論述分析者並不多見。以全國博碩士論文為例，以「論述分析」為關 鍵字查詢，在108 篇研究論文中，僅有 16 篇教育研究。其中又以某一範圍或層 面的書面資料為分析材料者居多，如此所得的研究結果常會由於資料的限制而 流於單一層面論述而無法一窺全貌，如九年一貫課程之論述分析，若僅以官方 資料為限，結果將只是政策合理性的說帖，而聽不到邊陲之外的實際聲音。又 如「課程改革論述中的教師研究」或「教科書開放」等議題的探究，隨著研究 焦點的變異，應如何善用哪種論述分析法才能獲致完滿的理解？ 是研究者須要 深切思考的。
由於 Foucault 論述分析的理論觀點和分析方法獨樹一格，對教育研究提供 一種嶄新的思考模式和研究途徑，引發多樣的應用熱潮與批評討論，引發筆者 欲一窺堂奧的興趣。又因 Smith 的建制俗民誌係起源於 Foucault 的論述概念， 兩者的論述概念在某種程度上有相同之處，但是在取材及運用上卻有著相當的 歧異，而且 Smith 又亟思對 Foucault 論述理論之不足加以超越，其勇於突破創 發的精神實令人欽佩。究竟不同性別的立場，對於論述分析會產生如何不同的 關注？而在差異之中，兩者論述分析有無相互為用的可能？對於論述分析和教 育研究，能否從中獲取新啟示？這些是筆者選擇 Foucault 和 Smith 進行比較的 研究緣由。在這樣的脈絡關係下，兩人是如何將論述運用於研究探索？其對論 述的意涵各有何種獨特的觀點？就研究方法而言，論述的意涵觀點將會影響論 述材料的取捨，而緣因於取材和目標的不同，也將造成論述分析方法的差異， 那兩人對於論述的分析又是如何進行的？其中，論述對於非論述實務（包括人 類主體）又產生了什麼樣的作用關係？爰此，本文即就兩人的研究著作及思想， 從「論述的意涵」、「論述的分析」及「論述的技術」三層面，比較其異同，省 思其對論述與教育研究的啟示。
貳、Foucault 和 Smith 論述意涵的比較
對於論述的意涵界定，Foucault 和 Smith 各有觀點，茲就兩者對「論述的 意義特點」及「論述的構成」兩層面加以分析並比較同異。一、論述的意義特點
論述由語言組成，進行知識訊息的傳遞。Foucault 對論述的定義是：一組「陳 述」(statement)經過有系統的組織，表達出具有意義的概念（Foucault, 1972: 117）。許多人把語言視為透明媒介，認為透過語言的描述，能將事物本相完全 的呈現，但 Foucault 卻不以為然，他認為語言晦暗難明，在傳達的過程中，已 納入許多人為的操弄；爰此，論述是人類將語言排序的結果，所反映的事物也 是語言文字的排序結果，隱含權力的運作。他具體的指出：論述指涉的意義龐 雜，但呈現在眾人之前時，卻常僅是少數特定的陳述和意義，這顯示論述的傳播具有被稀薄化的特性，而這種稀薄性可看作是一種人為的操弄（Foucault, 1972: 119）；論述只不過是某些偶發事件的拼湊和記錄，可以透過人為的操作，加以 變形及再次運作（Foucault, 1972: 28）；論述充滿人類「追求知識意志」的操弄， 隱含權力的施加承受，可能產生危險和破壞（Foucault, 1971a: 387）；論述產生 客體，如非理性論述產生瘋顛者、刑罰學論述產生罪犯（Kendall & Wickham, 1999: 34）。因此 Foucault 的論述分析，著重揭露身體被歷史刻劃及社會控制的 歷程（Foucault, 1971a: 376）。
Smith 對論述的定義，是從許多理論學說融貫而成，其中影響較深的，首推 V. I. Vološinov、G. H. Mead 以及 A. R. Luria 的主張，認為語言是社會性的，語 言協調人們的想法或意識，進而組成相互聯繋的人際領域（interindividual territories）（Smith, 2005: 95）。Smith 認同 Bakhtin 言說類型的觀點，認為構成人 際領域的基礎，有經驗和文本兩種（Smith, 2005: 86-87）；此處的經驗是指個人 在日常活動中的真實對話，包括書寫方式或與人對談；而文本是指物質性文本， 如紙本、影帶等（Smith, 2002: 42-45）。她體悟到：由於各機構族群的生活特性， 人們在活動和工作協調時，會形塑其言說類型，形成特定的工作知識；其中某 些言說類型，常以一種主流權勢的專制觀點，征服不同觀點，造成個體的自我 觀點被收編而隱沒（Smith, 2005:123-124）因此，工作知識是探究人類日常活動 之社會關係2的資源（Smith, 2005: 128-132）。整體而言，Smith 對論述的意義， 大致可從兩方面說明：一方面，論述是人類社會性組織的媒介，主體與論述之 間是對話的關係，意義除了依附在論述的文字或語言，還有主體的意圖與衡量； 人類常以自身知識啟動文本、參與論述活動，論述與人類活動是相互協調的 （Campell & Gregor, 2004: 40-43），因此論述不是一成不變，它總是處於動態 中，持續被討論、再生產、轉變（Smith, 2005: 127）；另一方面，她強調文本中 介的論述，尤其強調文本的物質性存在，以及互為文本性(intertextuality)，例如 科層體制中各階層間的公文、量表或規章，相互牽制連結，構成標準化的論述 2 Smith 的社會關係並非指師生、親子等關係，而是指在某一據點上人類的行為和經驗，不斷與 其他據點的接續行動，相互連結、協調和交織（Smith, 2002: 45）。也就是說，此處的社會關 係並非是一般社會的、文化的或血統上的靜態關係，而是指人類彼此行動間動態的、複雜的、 相互牽引的連結關係。
實務；其中，機構的權力主流者把統理元素強加於論述，造成主體經驗被隱沒， 主體也就被客體化了（Smith, 1999: 79-80）。 綜上比較，Foucault 和 Smith 在論述意義特點上，相同處有三；(1)論述實 務中，具有將個人客體化的作用；(2)論述的傳遞歷程含有權力的施加與承受； (3)論述呈動態性的演化轉變。而主要相異處在於：對於主體與論述的關係， Foucault 認為主體是論述的構成，尤其對身體的社會控制，論述具有高度決定 性；而 Smith 認為意義除了存在於論述的語言之外，尚有主體的參與和啟動， 論述和主體是對話和協調的關係，論述和人類活動是社會性的組織，她強調的 是人類日常生活經驗和文本詮釋的能動性(agency)。此外，Foucault 特別重視論 述中權力的運作和宰制，因而關注到論述的稀薄性、危險性和破壞性，還有他 把論述視為偶發事件的拼湊，賦予論述不連貫、不穩定、甚至雜亂的特性，是 獨特的觀點。
二、論述的構成
Foucault（1970）在《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中研究歐洲不同時
期的思想形式和知識模式，發現文藝復興時代、古典時代及現代等三個時期， 各有不同的知識型，彼此獨立不相容，具有間斷性和排斥性。Foucault 以此為證， 反駁傳統思想史所謂理性進步的連貫性。整體而言，Foucault 反對傳統歷史主義 「連續」、「統一」「總體」的觀點，而採取斷裂的史觀；其特點是反起源、反連 續、反總體、反線性發展，進而發現論述意外、偶發事件、差異、錯誤的外在 構成等。他強調論述的主要成分是「陳述」，具有表述意涵和思想的功能，總是 藉著實體媒介如符號、聲音和行動而宣告訊息（Foucault, 1972: 100）。從結構關 係加以細究，許多陳述組合成特定的論述，許多論述雖然四散分立，但仍框嵌 於該時代的認知模式，Foucault 把這個認知模式稱為知識型（episteme），而知 識型所衍生的就是知識。知識是Foucault 考古學論述分析的對象。 對於 Smith 而言，論述起源於語言的表述，分為經驗及文本兩種形式。她 認為人類經驗的敘說，會使自身的工作知識顯現出來。此處的工作知識，與機 構制度中標準化的工作定義不同，機構的工作是由職務或位階所界定，很少展
現個人獨特的主體性和意義（Smith, 2005: 155），而工作知識則具有豐富的主體 意義，包括人們所做、所想和相關準備等。它包含兩面向，即工作本身的經驗， 以及與他人工作的協調（Smith, 2005: 151），此處的協調並非政治性的妥協、讓 步，而是指彼此的聯繫、互動和牽引。工作知識是探究人類意識和組織機構將 人類客體化形式的起點，這種客體化形式，Smith 稱之為統理關係（Smith, 2005: 227）。另外，Smith 強調文本是連接人類活動與統理關係的協調者與組織者。在 橫向方面，文本的知識是社會性地組織，由於文本能使知識普遍流傳，使得知 者經驗能夠客觀地傳達，構成統理關係的基礎（Smith, 2005: 27）。在縱向方面， 機構中文本與文本之間是階層性的組織或關聯，高階層文本建立架構和概念， 形塑並控管低階層文本，而低階層文本選擇事實符應高階層架構和類目，形成 緊密聯繫的論述實務（Smith, 2005: 186）。此外，連結到更大的論述空間時，還 有意識型態論述，是一種更為普遍化的後設論述，控制著其他論述（Smith, 2005: 224）。 綜上比較，Foucault 和 Smith 在論述構成的觀點方面，同中有異的層面有 三：(1)兩者都認為論述須依賴物質性的存在才能傳遞散播，尤其 Smith 更強調 文本的物質存在，是人類活動社會關係的組織者；（2）兩者都認為論述具有知 識的成分，但 Foucault 主張知識是某一時代特定知識型的產物，而 Smith 更擴 大其意義，知識也泛指人類對於自身行為的認知，是經驗性的；(3)兩者都認為 論述(或文本)之間具有組織關聯的特性，而且由於社會價值觀的影響，論述具有 朝向強勢文化靠攏的性質；不同的是Foucault 著重分析論述內及論述間的關係， 包括陳述、知識型和知識，而 Smith 重視文本高低階層間的扣連。整體而言， 兩者最大的不同在於 Foucault 的論述觀比較侷限在論述維度之內，而 Smith 的 論述觀除了論述之外，還十分看重人類主體的行動認知，如經驗、工作知識。
參、Foucault 和 Smith 論述分析的比較
源於論述意涵的不同觀點，Foucault 和 Smith 對論述分析的觀點，也呈顯 各異其趣的分析方法和取徑。以下說明兩者論述分析的方法取徑之後，再比較 其同異。一、Foucault 論述分析的方法取徑
Foucault 對論述的分析方法有二：考古學和系譜學。但在分析應用上，兩者 無法完全切割，只是在一九七0 年代以後，Foucault 更重視以系譜學進行論述實 務與非論述實務的分析（Smart, 2002: 47）。 (一)考古學分析 Foucault 考古學包含的概念十分複雜，若要深入理解，須從其分析實例《瘋 顛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1961/19883）、《診所的誕生》（The Birth of the Clinic, 1963/1994）、《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 1966/ 1970）以及方 法論《知識考古學》（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1969/1972）詳實研討，此 處限於空間，無法完全介紹，但就關鍵性概念加以闡述。考古學是一種針對思考或論述體系的歷史分析，分析對象是某一時代的論 述文件，Foucault 稱之為「檔案」（archive）（Foucault, 1972: 130）。相對於正式 的學科知識（connaissances）如科學、哲學或宗教理論等，考古學更重視對社
會中各種不同知識的分析，除了學科知識，還包括機構制度、商業實務、警政 活動等，也就是一種更廣泛的隱涵知識（savoir）（Foucult, 1994: 261）。Foucault 認為社會各種隱涵知識（savoir）是正式學科知識的發展條件，所以研究論述的
歷史與實踐，不能單從正式學科的陳述去理解，而是要從社會相關的各種安排 和活動，更廣泛的探討。例如對於精神病學的探究，除了正式學科知識外，更 重要的是必須包括醫院治療、收容方式、社會排除的程序、法律規則、勞工規 範和中產階級的道德觀等（Scheurich & McKenzie, 2005: 846）。Foucault 的考古 學即是針對 savoir 的研究，而一旦由 savoir 著手挖掘，即可發現主流論述（正 式科學知識）強調的理性與邏輯並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卻是複雜、矛盾、充 滿問題，並形成斷裂。 考古學的分析除了對現代性的理性加以質疑，也把現代性的主體去中心 化，也就是對於現代性主張「人是以一種邏輯、理性和連續的方式來創造人類 3 此處代表該著作的原創及英譯時間，如 1961/1988 是指該書由作者創作於 1961 年，於 1988 年被譯為英文書。
歷史及正式知識」的想法，加以反駁（Scheurich & McKenzie, 2005: 848），而論 證的方法即是藉由考古學分析來顯示正式知識是由 savoir 中浮現。Foucault 在 《知識考古學》中鉅細靡遺地展示考古學分析的各種層面與規則，例如，分析 陳述應注意：(1)稀少性（rarity）：論述可能包含很多陳述，但實際運作的，卻 僅有少數陳述，所以分析時要找出原因，說明陳述出現的系統；(2)外緣性 （exteriority）：把陳述當作一事件，分析其外在情況，找出發生的時間和地點。 (3)積累性(accumulation)：從陳述發生、被保存、運用或被遺忘的時期中，發現 其存在模式（Foucault, 1972: 79-125）。簡言之，考古學是一種從外在中立角度 的描述性分析，其目標不在於發掘背後的意義，而是要揭露論述的存在條件及 現實領域，彰顯論述混亂、矛盾及斷裂的特性，以對抗現代性的理性及主體性。 （二）系譜學分析
從考古學到系譜學，〈尼采、系譜學和歷史〉（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可視為兩者的連接橋樑，Foucault（1971a: 376-381）在文中指出系譜學的分析 重點：（1）拒絕本源的追尋，彰顯事件混亂偶發的特性；（2）呈現身體是歷史 刻劃的結果；（3）描述征服壓制的系統以及永無止盡的統治運作；（4）呈現事 件的「效果歷史」（effective history）充滿戰鬥、錯誤、幻想及混雜的特性。Foucault 反對把歷史當作是回憶確認的知識和真理，他運用歷史分析，徹底顛覆傳統歷 史完美本質的假定，也對知識主體進行銷毀。他指出「追求知識意志」惡意的 操弄知識，創造危險和破壞－「不是使人成為自由主體，而是像一種內在暴力， 對人產生愈演愈烈的奴役」（Foucault, 1971a: 385-388）。 Foucault（1971b: 66）指出，系譜學分析的任務有三：「質疑真理意志、恢 復論述的事件特徵、拋開意義指涉物的統管」，也就是對於我們信任的真理及意 向要保持懷疑；把論述當作是偶發、意外的事件，分析構成的外在形式與叢結 的力量；語言並非中性的反映訊息，而是夾雜了知識和權力的意欲，所以語言 意義並非絕對正確，不必全然信服。Foucault 運用系譜學分析，首先表現在《規 訓與懲罰》，旨在探究權力的新戰略運作（Scheurich & McKenzie, 2005: 853）。 不同於傳統監獄殘酷的肉體拷打，新式監禁系統則是以科學嚴密的方式對人的 靈魂進行正常化的規範；前者係針對罪犯的身體加以壓制，而後者則是可運用
於社會機構如學校、醫院等，對廣大人口的靈魂進行更深層的管治。其次，《性 史》也是 Foucault 系譜學分析的代表作，他以性意識之歷史研究為素材，揭露 知識－權力的關係與戰略行使，旨在建立一門權力的分析學。他摒除性壓抑的 觀點，改以活躍的力之關係為基礎，研究性的論述，提出研究權力關係的規則， 以及權力的具體命題，進行權力的再概念化。 總之，Foucault 的系譜學係針對權力、知識與身體的作用關係加以解析，分 析對象是當代較為隱晦、常被忽略的知識，如監獄和性等，分析的焦點是人如 何透過真理來製造或控制自己或他人，揭露事件的出現是由於不對稱、差異及 宰制的操作。
二、Smith 論述分析的方法取徑
Smith 把社會學問題化，主張以人的經驗為主體，從日常生活世界的探究出 發，關注人類行動協調的社會，目的在於：了解社會關係，重組社會知識，為 人類重建一真實的社會學。而要達成這樣的目標，重要的方法取徑是：從局部 的據點，連結到其他部位，如地圖般的呈現統理關係（Smith, 2002: 21）。Smith 認為統理關係的形成，部分是由於個人的參與，所以可針對主體參與的方式進 行探索，而主體的行動（工作知識）又與其他主體行動（工作知識）相互扣連， 所以探索時須把各個主體知識加以連合，找出社會組織的形式，也就是描繪出 建制地圖（Campbell & Gregor, 2004: 43-44；Smith, 2002: 159-160）。筆者綜合 Smith 論述實務及互為文本性的觀點，將統理關係地圖的構成，整理如圖一：上圖中，各種論述以文本的形式連結人類活動，呈現出社會性的組織，是 構成統理關係的基礎。建制論述的連結是縱向階層性的，高階層建制論述，控 管低階層建制論述，再往下管制各局部實務。而低階層論述和局部實務亦有某 程度的詮釋自主空間，上下階層間形成對話的關係。微觀而言，每一局部實務 包涵了許多不同主體，而這些主體彼此間的對話和協調，構成了局部實務的運 作基礎。此外，連結到更大的論述空間時，還有意識型態論述，影響著各階層 論述與主體工作知識，也與之形成對話關係。 Smith 主要是以主體－建構及文本間的連結來建構其理論，所以分析時對主 體在文本交換的歷程中如何受到規制管控的方式特別關注。她引用 Pence 1996 年研究文本協調司法歷程的「歷程持續交換」（processing interchanges）概念， 說明工作據點的文本如何透過新文本，進入到另一新據點的歷程，其目的就是 要揭露人類日常工作中的統理歷程（Smith, 2002: 36-37）。另外，Smith 也以 意識型態論述 高層建制論述 （文本） 低層建制論述 （文本） 低層建制論述 （文本） 低層建制論述 （文本） 局部 實務 局部 實務 局部實務 局部 實務 局部 實務 局部 實務 圖1 建制俗民誌的論述統理關係地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對話 對話 對話 對話 對話 對話 對話 對話 對話 主體 工作知識 主體 工作知識 主體 工作知識 主體 工作知識 主體 工作知識 對話 對話 對話
George W. Smith 1988 年研究把同性戀者在浴室性享樂的事實轉變為犯罪行為 的警方報告為例，用圖示的方式，細膩的呈現建制文本透過人類的解讀及參與， 轉化事實性質的統理歷程。人類經驗實體與機構再現表象的差距，正是權力的 效果（Smith, 2005: 193-198），也是統理關係的作用，這是建制俗民誌力圖揭露 的政治議題，而上述兩位學者的文本分析方法都值得參考採用。
三、兩者論述分析的比較
Foucault 和 Smith 由於立場和目標不同，使得論述分析呈現不同的方法路 徑。以下就各層面加以比較： (一)研究的問題化 Foucault 的問題化有二個焦點：一是論述存在條件及現實領域，探討的內容 包括論述構成的條件、現象底蘊的特性，及彼此的關聯等；另一是論述實務與 非論述實務的關係，尤其聚焦於權力、知識和身體的交纏作用。而 Smith 則是 把社會學問題化，聚焦於日常生活世界中人類真實活動的探討。兩者皆以人類 生活的社會實體為研究領域，但 Smith 以人類經驗為核心素材，重視對話和協 調歷程，而Foucault 則把人類主體去中心化，強調知識與權力對人的管治。 (二)研究的主旨目標 Foucault 的考古學和系譜學都是歷史分析，旨在顛覆傳統歷史思想史的完美 本質主義，也就是強調間斷性、偶發性、差異性、否定性和外在性，推翻傳統 歷史主義強調的本源、連貫、總體及線性發展。而 Smith 建制俗民誌旨在建構 一人類社會學，對人類行動與社會關係，提供另一種社會知識。雖然她批判傳 統社會學對女性經驗的排除，拒絕被建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但「抗拒」和 「顛覆」並非是其焦點，她的目標是要建構一種能反應真實人類生活的社會學。 （三）論述分析的任務 Foucault 論述分析的任務，包括了描述論述形構的現實條件，詮釋論述實務 及非論述實務的關係，以達成「質疑真理意志」、「恢復論述的事件特微」、「拋開意義指涉物的統管」。而Smith 論述分析則是要呈現出人類行動與機構的統理 關係，也就是要呈現出人類主體被機構區分化、特定化和客體化的歷程，而這 種統理關係也是一種彼此協調聯繫的社會性組織。相對於 Foucault 聚焦於論述 事件的深度挖掘，作為抗拒和革命的訴求，Smith 則是以論述為中介，並試圖超 越局部實務之上，對跨局部的社會實務進行一種後設的觀看。 (四)論述分析的取材 Foucault 論述分析是以歷史檔案為對象，尤其取材於冷僻、不被科學認可的 隱晦知識如瘋顛、監獄、性慾等，力圖顛覆傳統科學論述。而 Smith 則是以人 類經驗為起點，取材於人類的工作知識、機構文本或意識型態論述等，來達成 建構人類社會學的目的。相較於 Foucault 取材於歷史檔案，開挖邊緣化知識， 把論述當作遺文遺物，宏觀從古代到現在的時代流變，Smith 對論述的取材是現 代的、社會的、生活的、大眾化的、人類經驗的。 (五)論述分析的方法 Foucault 論述分析講求規則和原則，尤其在他所著的《知識考古學》，舉列 了各種分析的原則和方向。例如論述形構的分析要注意各層面（包括論述對象、 聲明模式、概念、策略）的構成，同時注意陳述分析的三方向（包括稀少性、 外緣性和積累性），各層面又加以細步化，提示許多方法規則。而Smith 論述分 析是以繪製統理關係地圖為大方向，引用其他學者的研究方法，以文本間符碼 分析作為細部的分析法，相對於Foucault 的繁複多樣，規則體系化的分析，Smith 的分析方法較為簡約，零散、片斷。 總體而言，Foucault 論述分析是一種歷史分析，取材於邊緣化檔案，以論述 事件為研究主軸，力圖對論述、論述實務與非論述實務作深度的挖掘和探討， 其知識考古學已建構成方法論體系，提供系統化的規則、原則和方向，作為論 述分析的方法取徑。而 Smith 論述分析是一種社會學分析，取材於人類經驗知 識，運用文本分析和社會關係的概念，呈現社會組織的統理關係圖像，故整體 而言，Smith 論述分析並非如 Foucault 作理論性的探究，而是俗民誌的探索。
肆、Foucault 和 Smith 論述技術的比較
關於論述的技術4，探討的是：論述對於非論述實務產生什麼效果？論述與 主體有什麼關係？論述運作歷程中，權力的施加和承受呈顯何種態樣？以下將 兩位學者理論就「論述與非論述」、「論述與主體」以及「論述與權力」三方面 加以分析並比較同異。一、論述與非論述
論述之外，存在許多非論述實務。這些「非論述」雖然包羅萬象，但不論 是政治、經濟或典章制度，卻總是存在於論述的範圍中。例如，Foucault 把身體 作為論述管治的單位，身體是非論述，它不僅是論述的產物，更在論述實務中， 受盡論述的統治和拷打（Kendall & Wickham, 1999: 39；Foucault, 1977: 32-69）； 再如科學論述使得科學的客體具有可見性，這種可見性並非單純形式的反映， 而是論述闡明的效果（Kendall & Wickham, 1999: 40）。另外，從 Foucault《瘋顛 與文明》一書可知，不同時期對於「瘋顛」的定義隨著社會、文化和經濟的更 迭而有不同，人們對於瘋人的處置亦隨之而異。由此，我們差可了解：每一社 會文化都有駕馭人類思維、行動和組織的論述，具有規範性；當「理性」成為 常態化之後，就會形成區隔的依據，因而非理性(瘋顛)就被視為對社會運作產生 威脅性，甚至破壞性（王德威譯，1993: 16-21）。從上述例子可知：人類的歷史、 政治及經濟，乃至人本身的定義，都與論述密切相關，而且論述的定義並非真 理，也非固著不變，它是動態性的操作著人類活動。 Smith 以社會學思考，觀察當代社會人類活動、工作及機構的關係，發現論4 「論述的技術」一詞取自 Simola, Heikkinen, & Silvonen (1998)”A Catalog of Possibilities:
Foucault History of Truth and Education Research”一文，作者論證 Foucault 歷年研究路線及論 點，可整合成三角洋蔥式的真理技藝(technologies of truth)，包含三個小三角－論述的技術 (techniques of discourse)、治理的技術和自我的技術。此三種技術又可就其本身分別與主體、 知識和權力的關係，分析出各種規則。本文基本上採用「論述的技術」的意義，但論述與知 識的關係已於「論述意涵」探討，此處不再贅述。而論述的影響範圍除了主體，還有非論述 實務。雖然非論述實務包括人類主體，但由於主體是Foucault 和 Smith 研究相當重視的一環， 也是社會科學和教育研究關注的焦點，所以本文將非論述實務與主體分別探討。爰此，本文 「論述的技術」探討的層面包括「論述與非論述」、「論述與主體」、「論述與權力」。
述對於人類生活、行動，具有相當的影響作用。機構為協調人類活動，建構了 許多意識形式如知識、規則、法律等，駕馭個體觀點，透過文本的中介，滲入 人們渾然未覺的統理關係，使得個體意識和行動受到機構的型塑（Smith, 2002: 22-23）。從 Griffith 和 Smith(2005)《學校教育中的母職工作》（Mothering for
schooling）一書，我們可以了解：論述如何強有力地組織孩子學校教育的母職 工作。學校運用母職教養的論述，把母親納入學校教育方案，母親被期望要教 導孩子教室學習的技能，教師教學依賴母親負起孩子學習的責任。並沒有明顯 權威施加於母親，但他們卻由論述學得應有行為，母職論述成為人類生活與關 係的有力組織者，它不僅是單向地作用於人類，而且人類參與其中，甚至積極 組織而成。但並非所有母親都能做到，尤其勞工階級，更無法協助孩子。因而 這種母職論述主導的社會關係和實踐造成教室裡的不平等，也激化了社會的階 級再製。 綜上比較，Foucault 和 Smith 分析論述技術對非論述實務的運作，兩者都認 為論述深入社會各層面，對論述外在的個體、事物、機構都有相當的影響作用， 造成非論述實務的客體化。兩者相異處主要有二：(1)論述對於非論述的影響作 用：Foucault 強調論述的決定性和規範性，論述具有高度支配的地位；而 Smith 則拉抬人類的主體地位，論述與非論述實務是協調性、社會性組織的關係。(2) 研究的時間區段：Foucault 著重歷史時代的流變，時間區段較為長遠；而 Smith 則是著重現時的社會實際，強調主體的參與是構成論述運作的有力條件。
二、論述與主體
主體是Foucault 研究的核心主題，他區分了三種人類存有成為主體的方式： (1)賦予自身科學地位：例如語言學中的說話主體、經濟學中的生產主體；(2)把 主體加以區分：例如瘋子與正常人、病人與健康人等；(3)把自己變成主體：例 如人成為自我性慾的主體（Foucault, 1982: 208）。前兩者都與論述有直接的關 連，Foucault 揚棄本質主義，把主體視為論述實踐的構成，隨著特定的時空背景 與文化政治而被建構；也就是主體在論述知識與權力的操弄下，被分類，被客 體化了。這種主體客體化的區分實踐是一種歷史化的歷程，隨著各個時期的論 述而有不同，這也是他運用系譜學分析的基本假定。我想在歷史架構中解決(客體)構成的問題，而非回到構成的客體。…… 一個人必須消解主體本身，也就是說，要達到一種分析，可在歷史架 構中解釋主體的構成，這就是我所謂的系譜學，它是一種歷史形式， 可解釋知識、論述和客體領域的構成，而不用涉及主體先驗和空洞的 統一體。（Foucault, 1980: 117） Foucault 拒絕知識主體的絕對先驗性，認為主體就像處在一個特定空位，而 論述規則會通達到這個空位而影響主體說話，造成主體論述僅以特定少數的語 言和意義呈現，即稀薄化。Foucault（1971b: 62-64）分析主體論述稀薄化的影 響規則有四：(1)儀式決定個人特性和被允許的角色，例如校長在校慶典禮的致 詞必須捨棄個人恩怨，表達對所有來賓的歡迎和感謝。(2)論述學會保持並再製 團體的論述，例如教師會代表以演說、電子郵件或報章雜誌申述該會的理念主 張；(3)信條對主體的規範作用，例如教師會的倫理信條，規範教師的行為及言 論內容；(4)特定論述的社會運用，例如教育改革白皮書規範各級行政人員、教 師及家長的角色、權利及義務，彼此連結運作，也牽制個人言行。而主體作為 一知識主體與求知主體，是由於知識意志的作用，其要素有三：(1)有意願並能 自我檢視，為自己產生知識；(2)有意願編纂，運用許多行為或原理規則；(3)有 意願告白，為機構產生個體知識（Simola, Heikkinen & Silvonen, 1998: 67-68）。
Smith 把人類個體以 agency 或 agent 命名之，具有兩種意涵：一是與後結構 主義者使用的subject 相似，是論述產製的位置和成品（Smith, 2005: 223）。她同 意日常生活是由論述組織而成，文本中介的統理關係，規制人類的實踐（Smith, 1999: 93）。歷程中，建制文本以某些類目和社會關係，形塑主體位置及次序， 主體不再具有個殊性，而是被類別的一般客觀意義所取代（Campbell & Gregor, 2004: 115-116），形成相同一類的人群，主體的自我經驗和觀點就這樣被文本收 編而隱沒。另一意涵是強調人類主體能動性的存在，Smith 以語言學者的凝視， 細膩剖析文本－讀者會話歷程中主體與論述的互動。 在文本－讀者會話中，一邊(文本)是固定的、預先決定的、對他者沒有 反應的，而文本的另一方（讀者），變成它的聲音--甚至作為它的行動 者--同時對它回應、詮釋，行動。（Smith, 2005: 105）。
所以 Smith 認為文本是被讀者啟動，才使論述得以產出接續的行動，主體 和論述是一種對話、互動（Smith, 2002: 35），人類意圖和對論述的意義詮釋隨 時處於流動和改變（Smith, 2005: 127），而論述語言在協調人類主體性時，也會 被更新調適，因此當論述穿越人類主體時，已不是原來的論述（Smith, 1999: 102-103；2002: 19）。而且論述並不是以壓制式權力驅使主體，而是主體自願接 受並起而行動（Campbell & Gregor, 2004: 115-116）。當然主體在啟動文本時，即 使必須順應標準化規範，卻可以運用不同的解讀或另一套論述，進行抗拒（Smith, 2005: 108），這也說明了主體能動性存在的可能。 綜上比較，Foucault 和 Smith 分析論述技術對於主體的運作，相同處有二： （1）主體是論述實務的客體，主體被安置在論述秩序中的某一位置，隨論述而 起舞。（2）主體是知識的來源，也是求知的個體，具有詮釋、理解和生產知識 的意願。兩者相異處有三：（1）知識主體的特質：Foucault 指出主體是知識的來 源，而且社會控制是個體主動迎合的結果，但此種迎合並不具有agency；而 Smith 則特別重視知識主體的在求知、詮釋和對話的能動性。(2)論述技術對主體的運 作：Foucault 認為主體是論述的構成，論述具有高度決定性；而 Smith 認為兩者 是對話關係，主體雖然受論述左右，但論述亦同時被主體所詮釋、改變之。（3） 論點的特色功能：Foucault 細膩分析了論述對主體稀薄化的四種影響規則以及主 體知識意志的三項要素，提供研究分析的方法取徑；而 Smith 關注到主體的意 願、行動、甚至對論述的抗拒，提醒在論述技術運作下仍有主體能動性發揮的 空間。
三、論述與權力
從論述的作用而言，Foucault 認為論述並非平實中性地反映訊息，在各種規 範主體言論的規則影響下，會使論述排除了許多不合規則的語句，僅以少數特 定的文字呈現，取捨之間隱含權力的施作。關於論述對某些語義的排除，Foucault （1971b: 52-54）指出排除程序包括：(1)含有禁制的字詞，限制意義的延展，不 能隨意說話，例如「教育愛」一詞意指教師須對學生盡心守護、奉獻付出，把 意義限制在利他主義的層面；(2)區分和拒絕的作用，例如瘋顛論述，區分理性 和瘋狂，接受理性為正常人特質，把瘋子排擠到社會邊緣的陰暗角落；(3)由於追求真理意志的作用，每一論述標榜自我主張才是真理，而在此論述之外，不 符合此論述主張者就認為是虛假無理。Foucault（1980）在<真理與權力>（Truth and Power）一文指出：所謂真理其實是一種被接受為真，區分為假的論述，具 有政治技術和權力。 每一社會都有真理政權，它是真理的普遍政治學，也就是論述接受並 作用為真的類型；使人區別：真假陳述的機制和例證、每個獲得認可 的手段、在真理獲得中符合價值的技術和程序、那些說話被認為是真 的人的地位。（Foucault, 1980: 131） 從論述構成與權力行使而言，Foucault（1980: 102）認為權力「並非伴隨意 識型態而生」，而是論述中「知識形構和積累成有效工具的產物」。而當權力作 為一種策略運作時，知識就無可避免地須與權力結合。 權力生產知識（不僅因為知識為權力服務，或是因為它有用才用它）； 權力和知識彼此蘊含，沒有知識領域的相關構成就沒有權力關係，也 沒有任何知識不同時預設和構成權力關係的。（Foucault, 1977: 27） Foucault（1978: 98-100）並針對知識和權力關係作出四大命題：(1)內在規 則－知識和權力相生相合，彼此蘊含；(2)持續變化－知識-權力系統不是既定不 變的分配狀態，而是不斷變化的模組；(3)雙重調節－知識-權力的運用如同戰 爭，局部戰術和總體戰略相互調節，發揮作用；(4)論述具有多種戰術價值－論 述的層面是十分多元的，可靈活地作各種組合，所以在戰術的運用上是不穩定、 多樣的。從這樣的觀點出發，論述變成了權力行使的戰術，如十八世紀的性展 佈(the deployment of sexuality)，就是以女性肉體的歇斯底里化、兒童對性的教 學化、生育行為的社會化、乖張享樂的精神病化等性論述作為戰略體系，達成 全面控制人口的目的（Foucault, 1978: 104-105）。透過生殖權力的運用，著手改 造生命，成就規範化社會，論證了知識權力技術具有正面生產性功能。換言之， 當知識成為被運用的知識，是一種具有權力的知識，與Francis Bacon「知識就 是力量」有異曲同工之妙，可用以改造社會、國家和人類（于奇智，1999: 71）。 Smith 也關注論述之權力形式的探究，尤其聚焦於建制論述將人類行動帶入
機構統理關係的歷程。建制論述作為機構政權行使的媒介，讀者依其概念輪廓， 抽取局部實際填入，而被收編為機構實例，如調查表格的填寫，問題已經客觀 的決定，導致受訪者自我關注和經驗被忽略。這種建制實體與人類實際的差異， 即為權力的效果（Smith, 2005: 111-121）。互為文本性的權力作用也相當明顯， 高階層文本建立框架和概念，控制低階層文本，而低階層文本則被連結並須填 塞至高層次文本。這種權力的行使是概念性的，藉由這些管制文本，協調接續 的行動，也監督行動是否符合管制要求。另外，在鉅型社會裡，各論述交互連 結（如母職論述、兒童發展論述），形成交錯的統理關係（Smith, 2005: 212-213）， 隱涵錯綜複雜的權力行使。對於統理關係，Smith 進一步聲明： 統理關係雖是權力的組織者，它被誤導為：化約成支配或霸權關係。….. 我強調，植基於印刷技藝及愈來愈多的電腦技藝，統理關係形成協調 活動的複雜領域。它們是文本及文本關係中的活動，而且是文本把它 們協調成有關係的。（1999: 79） 也就是說，Smith 認為統理關係中的權力，並非是強者對弱勢的壓制，而是 社會組織的、協調的，並且是文本被人類啟動後才滲入的。她特別強調文本的 物質性存在，對建制實務具有三重協調的功能（Smith, 2005: 212）：（1）從語言 學的觀點，透過文本－讀者會話，讀者閱讀、詮釋，啟動文本，產生行動與協 調；（2）文本具有複製力( replicability)，同一文本傳播後，透過不同地點、人們 的閱讀和啟動，使得統理關係的運作得以組織。（3）文本具有恆常性(constancy)， 超越時空、穩定存在，情境變動時仍可重新閱讀詮釋，促成社會機構形式的標 準化，如醫院或學校在不同時空可被辨認為同一社會形式。 綜上比較，Foucault 和 Smith 分析論述技術與權力運作的關係，相同處有 二：（1）論述具有排除和區分的作用，設定框架，選擇客體。（2）知識與權力 結合，尤其權力運作時，知識形同謀略技術。兩者相異處主要有二：（1）知識 與權力的關係：Foucault 認為知識與權力相生相合，是必然包含的關係；而 Smith 認為兩者的關聯是社會統理關係下的交集關係，而且是文本中介、協調而成的。 （2）分析的角度和視野：Foucault 運用宏觀的時代分析，以戰爭隱喻權力運作， 把知識比喻為戰術，可用以改造人類、社會和國家，具有強大正面生產性功能；
Smith 則關注於當代社會，對人類行動與機構的關係，作真實性的描述，並微觀 分析閱讀歷程，論證物質性文本的協調以及統理關係的傳達。
伍、討論與省思
經由上述 Foucault 和 Smith 在「論述意涵」、「論述分析」及「論述技術」 的主張進行比較，筆者進一步省思其對論述及教育研究運用之啟示。一、從論述意涵的改變促成另類論述研究的建構
從 Foucault 和 Smith 對論述意涵的比較，可知，兩者有許多相似的觀點， 諸如論述實務的權力作用，以及論述間動態性的組織關聯等。權力作用是論述 傳播的議題，預示了兩位學者以論述研究從事政治性探索的動機。然而其中也 存在許多歧異的觀點，各有獨特之處，這也顯示 Foucault 和 Smith 進行論述研 究改革的決心與洞察，想要從原有的論述典範超脫出來。 以 Foucault 而言，他強調論述是一種偶發事件的拼湊，並揭露知識意志的 危險，藉以對抗傳統論述的觀點。雖然這樣論述意涵具有侷限性，使之遭受不 少抨擊，如論述意涵片面化，導致理論基礎不穩固；史料隨意斷取，衍生錯誤 偏見；非理性的偏激取向，走向虛無主義的另一極端（于奇智, 1999: 80-81）等。 但從改革的立場而言，Foucault 反傳統、反權威的勇氣卻令人佩服。傳統的歐洲 哲學史長期居於主流地位的是「理性」、「大一統」的觀念，而傳統史學也固著 於「因果邏輯」、「完整結構」的中心執念，使得「中心體系」之外的領域成為 鞭長莫及的歷史死角。而 Foucault 洞察了傳統哲學與史學長期漠視的死域，決 意針對此死域，進行另類論述研究的建構。為了革命，為求能發聵振聾，偏激 的改變意涵是他採取的重要手段，他對論述意涵「非理性」定義，正是與傳統 主流「理性」論述抗衡的謀略。我們必須承認：在漫漫的論述空間中，「非理性」 應與「理性」並存，在傳統「理性」論述主流之外，對邊緣的「非理性」論述 進行開挖研究，有助於「理性」論述的反思，並使整體論述得以全盤省察，Foucault 的「非理性」研究有著不可抹滅的價值。同樣的，雖然 Smith 受到 Foucault 論述概念的影響，卻不全盤接受，她努 力尋找Foucault 論述意涵的缺失，從事論述研究的另類探索。Smith（1999: 98-99） 批判 Foucault 的論述研究侷限於論述事件，獨立於人類意圖之外，而且把論述 地位優越化，凌駕於主體之上。所以她從社會學的角度、觀察當代社會演變， 並吸納Bakhtin 等語言學家的論述，擴大論述的意涵，把人類經驗、工作知識也 加以涵括，並提昇人類主體的地位，與論述之間是一種對話、協調和社會性的 組織。在二十世紀中，Foucault 建構了一思想獨特、體系完整之論述理論，其地 位可謂居於後現代學界之翹楚，而 Smith 卻能洞察其侷限，另從語言學和社會 學的角度，進行另類論述研究的建構。論述既是語言的組成，那麼生活世界中 人類言說行動的「經驗」、「工作知識」，當然亦可納為論述意涵之內，而不是把 論述的意涵侷限於檔案文本的論述。檔案文本的論述值得開挖研究，人類工作 知識亦有了解的價值。另外，為了超脫傳統社會學的統理旨趣，重新建構人類 的真實社會學，也就不能再以原有的社會學論述為研究架構，而是必須徹底改 變探索方法，以人類經驗為素材，不化約工作知識，才能開拓出另一片論述天 地。Smith 建制俗民誌的發展有成，論述意涵的變革是核心關鍵。 論述意涵的觀點導引論述研究的方法取向，從 Foucault 和 Smith 對於論述 研究的改革路徑，可發現：從事論述研究的改革，尤其對傳統論述研究取徑進 行顛覆和對抗時，研究者不僅要有反權威的勇氣，還要有反向思考的批判，以 及比較矛盾的分析，對於論述不刻意化約，不受既有模式的框架，挖掘出主流 領域外的邊緣論述，從改變論述意涵作為起點，進而達成改革，建構另類的論 述研究。 在教育研究運用上，以陳惠敏（2001）《知識、權力、課程－以 Foucault 權 力/知識論述評析九年一貫課程》論文為例，由於資料僅限於官方論述及學術研 究者論述，導致研究結果恐仍止於課程改革合理性之分析，若要突破此侷限， 則可進一步運用訪談，蒐集反對者論述、教師論述、學生論述，使邊陲聲音得 以揭露，才能對其中政治、利益、權力糾葛，獲致全面真實的理解。
二、Foucault 和 Smith 論述分析的相互補述與和合
Foucault 和 Smith 對論述的分析在研究的問題化、整體目標、任務、取材， 以及方法等層面，顯露了不同的訴求與特色，在研究運用上，各有強項之處， 也存在某些侷限和不足，筆者進一步省思其互為補述與和合的可能。 Foucault 以哲學式思考，運用考古學和系譜學的論述分析，建構一套精細縝 密的論述規則體系，藉由這套規則體系，可分析出論述存在的現實領域，以及 知識、權力和主體的交纏關係。Simola, Heikkinen 和 Silvonen(1998: 69)解析 Foucault 的研究取徑，建構了一個三角洋蔥式的研究模式，每一主題可就知識、 主體和權力三面向進行第一層的剝解，接著可就每一面向再從知識、主體和權 力三向度進行第二層的剝解，依此類推；換言之，Foucault 對論述分析的理論， 就如同可以不斷層層剝解的三角洋蔥，為研究社群提供豐富、深入的方法取徑， 可說是留給後世的珍貴遺產。相對的，Smith 對論述的分析僅重視統理關係地圖 的概念指引，及高低階層文本間的符碼對照，在論述形成的現實條件，及與主 體、權力的關係剖析方面，就顯得簡略而不足，因而應用 Foucault 論述分析理 論，恰可補強其不足，使之更為周密深入。 Foucault 考古學論述分析的侷限性在於：（1）過於強調論述地位的優越性， 主體淪為論述的構成，造成主體意識與實際活動的分離；（2）偏重對傳統歷史 主義的顛覆，以致走到另一非理性的極端和虛無主義，並衍生規則體系與論述 意義界定的自我矛盾；（3）欠缺主體觀念思考和社會組織行動的分析，以致雖 然察覺權力行使下抗拒的存在，卻無法進一步探討主體抗拒的行動力。Alvesson 和 Sköldberg(2000: 208-209)主張言談內容的詮釋層級可包含：論述層級、觀念 層級、行動與社會情況層級，運用後面二者的分析可彌補論述層面分析的不足。 Simola 等(1998: 83)也認為僅就官方文本進行論述實務分析是不夠的，還要進行 機構和教育實務的探究，才能充分的了解。而 Smith 的建制俗民誌以人類經驗 為起點，發現統理關係如何依存並決定人類日常活動；其研究方法是處理人類 的工作知識和機構文本，以俗民誌的探索闡明機構政體的運作，由於跳脫既有 論述架構的概念設定，直接探索人類真實活動的社會境況，進而對機構權力和 主體能動性的探究，提供了一種潛能。也就是說，Smith 的研究方法重視主體經驗和機構的社會關係，進行觀念和社會行動層級的詮釋，可彌補上述 Foucault 論述分析的侷限性，滿足Alvesson 和 Sköldberg 以及 Simola et al.的要求。
再從分析的取向和時間區段來看，Foucault 以「檔案」為分析材料，檔案是 觀念、思想和典籍的集合，所以他是以一種「觀念敘述」進行歷史分析（于奇 智，1999: 2000），從宏觀的角度去揭露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人類思想、論述的 時代流變，運用系譜學和考古學，打開整個歷史長河的通道，讓我們可以立足 於現時社會，獲得從古代、過去到現時歷史的貫時性了解。而Smith 則是以「人 類工作知識」和「機構文本」為材料，這兩種材料是現實的或實物的集合，所 以她是以一種「現實敘述」進行社會分析，從微觀的角度去分析人類與機構的 統理關係，論證主體能動性和抗拒改變的可能。由此不難發現，Foucault 分析是 哲學的、觀念的、歷史的、時代宏觀的、開挖邊緣死角的，Smith 分析則是社會 學的、現實的、人類的、統理解析的、重視經驗知識的，各有屬性特質，也各 有優勢特長，在研究運用上，可視主題和焦點而採用之，也可加以和合，擴大 研究版圖，進一步深耕探勘。 在教育研究運用上，以「課程改革論述中的教師研究」為例，若主題焦點 為「教師主體的構成」，可應用Foucault 論述分析理論，針對歷年來課程改革中 教師角色及工作任務的論述，包括官方、學術研究等論述，進行分析，以獲致 課程改革論述對於教師角色建構的理解。若主題焦點為「教師主體能動性」或 「課程改革的抗拒與進步」的探究，則運用 Smith 建制俗民誌方法，到學校現 場，以訪談、觀察和文本分析，蒐集教師工作經驗，了解教師對課程改革的看 法和評價，以及教學行動實踐，發掘教師是否有抗拒論述，以及主體能動性的 展現。同樣的，亦可進一步蒐集課程改革中各局部實務論述及主體工作知識， 加以組合，描繪出課程改革論述的統理關係地圖，如圖二：
圖2 課程改革論述的統理關係地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研究者就教育部、縣市教育局、學校人員和家長等論述進行文本分析，並 使各主體了解其在統理關係中的位置及角色，進而導引其主體能動性的開展， 改善問題缺失，促成教育和社會的進步。上述的各主題探究，亦可分階段完成， 再加以和合，擴展更大的教育研究版圖，使得課程改革中從教師主體的建構、 教師主體能動性的了解，再到整體統理關係的呈現，這也正是應用Foucault 和 Smith 論述分析於教育研究的重要價值和貢獻。
三、論述技術中權力、知識、主體的制約循環關係
Foucault 和 Smith 都同意：論述具有排除和區分的權力作用，造成主體的客 體化，主體被安置於論述秩序中某一位置，受到論述的管治。論述權力的行使， 是以知識作為技術，達成管治主體的效果，此時主體並非實質，而是形式，受 到論述知識與權力結合後的形塑。但從另一角度，Foucault 和 Smith 也都肯定主 世界潮流論述 教育部課程改革論述 北縣教育局論述 中縣教育局論述 南縣教育局論述 乙校 實務 甲校 實務 丙校實務 丁校 實務 戊校 實務 己校 實務 對話 對話 對話 對話 對話 對話 對話 對話 對話 校長 工作知識 行政人員工作知識 家長 工作知識 學生 工作知識 教師 工作知識 對話 對話 對話體並非僅為論述的客體，主體是知識主體，更為求知主體。Foucault 洞察論述含 有人類知識意志的操弄，造成權力管治下其他主體的危險和破壞；Smith 也同意 建制論述的權力者強加統理要素於其上，規制其他主體的行動實踐，此時主體 居於論述的不同位置，權力主體掌控論述，論述再管治其他主體。 Foucault 認為知識和權力結合，成為真理，對主體具有高度決定性和規範 性，他把論述置於特定主體之外，強加於主體之上並使之屈從。但 Smith 批判 之，認為知識和權力只是文本中介、統理關係的交集，反對權力和知識相生合 的必然性。她強調知識和真理是社會的對話，反對 Foucault 把主體視為論述的 構成，認為這樣會排除了訴說真理的可能（Smith, 1999: 127），她以微觀的閱讀 歷程，論證人類主體與論述的對話和協調，此時主體是一活生生的實體，有思 想、有能動性、有行動力，可與論述進行權力抗衡，或自願接受而參與啟動之， 或以不同論述抗拒之，主體不只是屈從於論述權力之下，而是與論述具有幾近 同等的權力位置。 從 Foucault 的權力觀點，權力是眾多力的關係，類似於戰爭運作，當權力 運 作 時 ， 便 與 知 識 結 合 ， 具 有 多 種 戰 術 價 值 ； 權 力 的 行 使 涉 及 管 治 （government），與制服身體的不同之處在於主體的自由，也就是權力與拒絕屈 從的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因此不斷激發權力關係的，是一種「意志的抗拒和自 由的不妥協性」，是一種「較量(agonism)－相互誘發又相互鬥爭的關係」（Foucault, 1982: 221-222）。另外，使主體屈從的權力形式有二：一是受到他者控制或依賴 於人，而屈服之；另一是因為良知意識或自我知識而接受之（Foucault, 1982: 212），這是一種主體內化的管治(governmentality)。行文至此，我們又看到了 Foucault 和 Smith 立論的相似之處－權力和抗拒是主體的管治機器，實務總是 動態性變化，抗拒使權力的運作更臻淋漓盡致。 綜上，在一論述中，有著不同的主體位置，有時屈從於論述秩序之下，有 時以知識意志主導論述的產生，有時更與論述對等抗衡，其中權力與抗拒不斷 協調主體的意志和行動，權力關係把主體安置在論述的不同位置，權力、知識 和主體的關係就是如此的複雜交織、動態演化、彼此制約，有著相互依存的循 環關係。
在教育研究運用上，以「教科書開放問題」為例，可運用 Smith 建制俗民 誌描繪統理關係地圖，如圖三。在後現代思潮和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之下，九年 一貫課程強調學生主體的能力建構以及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教科書全面開放市 場機制，對學校實務產生極大的影響和挑戰。一綱多本之下，衍生學生壓力沈 重、市場利益導向等問題，由於影響層面和問題如滾雪球般坐大，造成學校教 師、家長等的抗拒論述，形成縣市機構的壓力，進而衍生縣市的應變論述，如 彰化縣的教育自保理念、北北基（台北縣、台北市和基隆市）的一綱一本機制， 皆以導正教科書開放亂象為訴求。而這種反向操作的縣市論述，隨即引起教育 部官員的制止，宣稱不符九年一貫課程理念，甚至違法；引發大眾在報章媒體 沸沸揚揚的社會輿論，與各主體論述對話，促其反省，影響著後續發展。論述 技術中權力、知識、主體是一種相互制約的循環關係，由此獲得論證，而這也 提供教育研究者探究的索引和觀看角度－注意不同權力位置的主體，其權力和 知識結合的謀略運用，以及相互制約的影響關係，而實務發展總是動態演變、 永無停止的。 圖3 九年一貫課程教科書開放統理關係地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後現代思 潮、 新自由主 義 縣市論述 學校實務 對話、制約 對話、制約 校長 工作知識 行政人員 工作知識 家長 工作知識 學生 工作知識 教師 工作知識 對話 對話 對話 教科書全面開放 九年一貫課程論述 對話 對話 對話 對話 對話 對話 教育部論述 社會輿論
陸、結論
隨著後現代思潮及後結構主義的興起，論述分析崛起為今日學術研究的主 流之一。本文聚焦於論述研究在方法運用的探討，採用比較分析的方式，以 Foucault 和 Smith 論述研究的方法取徑，就「論述意涵」、「論述分析」和「論述 技術」等三層面進行比較，研究結果發現： 對於論述研究，Foucault 和 Smith 近乎相同的觀點主要有四：（1）論述具有 互為文本性，並呈動態性演變。（2）論述須依賴物質性存在，才得以傳播。（3） 論述具有區分和排除的權力作用，造成非論述實務和主體的客體化。（4）權力 行使時，知識成為權力的技術，其中主體為知識主體，亦為求知主體。 兩人在各層面的相異處主要包括：（1）論述意涵：Foucault 強調論述的偶發 性、危險性和形構規則。Smith 則強調論述的社會性組織、文本扣連，並擴大論 述意涵，納入人類經驗和工作知識。（2）論述分析：Foucault 把論述事件問題化， 運用考古學和系譜學方法，以檔案為對象，強調論述形構的非理性，以及知識、 權力與主體間的關係分析；Smith 則把社會學問題化，運用社會關係的概念和文 本間符碼分析，以人類經驗（工作知識）為對象，強調統理關係地圖的呈現和 俗民誌的探索。（3）論述技術：Foucault 強調論述對主體客體化的高度決定性、 知識和權力相生合，具有正面生產性功能、權力運作如同戰爭；Smith 強調主體 與論述對話協調、知識和權力不必然結合，只是統理關係的交集、文本中介。 文末，筆者省思 Foucault 和 Smith 論述研究的比較結果，發現其對論述與 教育研究運用有以下的蘊義，並各舉一例來說明其在教育研究上的可能應用情 形：（1）改變論述意涵，可促成另類論述研究的建構。（2）Foucault 和 Smith 的論述分析具有相互補述與和合的可能。（3）論述技術中，權力、知識與主體 是一種制約循環關係。 論述是一無盡的研究資源，沒有終點也沒有結論。本文就兩位論述研究有 成的學者論點，進行比較，發現同中有異，並在異中求同，省思其對論述與教 育研究運用的蘊義與可能，期能學習並應用兩位學者不同研究取徑的優點特長，更能學習其勇於開拓創發的研究精神，突破既有框架的侷限，不斷開展更 深更廣的教育新視野。
謝誌
本文之完成，首先感謝李奉儒教授及卯靜儒教授在博班課程中的殷切指導 與啟迪。其次感謝郭玉霞教授提供相關資料，使內容論述更為圓通融貫。此外， 感謝兩位審查教授的寶貴意見與建議，明示修補要項，使本文論作更趨完整。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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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arison on Discourse Analysis
between M. Foucault and D. E. Smith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Mei-Huei Lyu
*Abstract
Discourse analysis rose against the conventional linguistic research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and is the major research approach in the modern times. M. Foucault’s unique discursive analysis approach provided a new thinking model and method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caused multidimensional practical applications and critiques. D. E. Smith’s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was influenced by but detached from Foucault’s discursive concepts, which created a different approach of discourse analysi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methodological application of the discourse research. The researcher firstly compares Foucault’s with Smith’s approaches on the meaning, analysis and technique of discourse. Then,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discourse and educational research are as follows:(1)Changing the meaning of discourse could encourage the construction of alternative discourse research.(2)There are much possibility of complementing and joining mutually between Foucault’s and Smith’s discourse analysis.(3)Power, knowledge, and subject form a recurring conditional relation in the technique of discourse.
Key words: discourse analysis, Foucault,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