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林頓總統前期（即 1993/1-1995/6）的「中國政策」是由「對 抗」走向「交往」。柯林頓上任初期對中共採取強硬立場：在人權問 題上，以形同經濟制裁的手段，將人權改善與貿易最惠國待遇掛鉤，
使得雙方在互動上衝突不斷；在西藏問題上，不顧中共的抗議，與西 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在白宮進行高層的會晤；在防止武器擴散方面，
美國甚至因中共違反 MTCR 而對其制裁。然而，此際美國對中共全面
「交往」（engagement）的政策也在逐步成形中。柯林頓總統於 1993 年 9 月底接受國家安全顧問雷克的建議，對中共改採「全面交往」
（comprehensive engagement）的政策，雷克並且於不久後會見中共 駐美大使李道豫的時候告訴他美國將在廣泛的問題上與中共加強聯 繫。但是，在人權問題與貿易問題一起處理的情形下，所謂「全面交 往」是無法展開的，因此，克里斯多福表示，自 1994 年 1 月重新評估 美國的「中國政策」時，即已經在思考如何能帶來真正的進步，同時 又不必取消 MFN 的方法。到了 1994 年 5 月底柯林頓總統強調改採接 觸、對話的方式來促使中共改善人權狀況後，全面交往的政策才真正 在美「中」關係上起了積極的作用。
在全力發展經濟的前提下，北京對外政策最主要的任務是建立一 個有利發展經濟的國際環境。如欲達到這一目標，必須避免與美國發 生軍事對抗。北京的學者分析，中共與美國對抗，將使其戰略安全利 益受到全面威脅，因為這會強化美日聯盟，對中共形成壓迫；也將強 化美國加強對「中國分裂勢力」的支持，還會被周邊國家利用，增加 他們在與中共解決矛盾時的籌碼，使問題更加複雜。所以中共的最佳 政策即是避免與美國對抗，並維持周邊穩定。換言之，不與美國對抗 原本就符合中共的利益，所以，一旦美國取消人權與 MFN 掛鉤的對抗 政策並改採「全面交往」後，兩國關係在沒有其他因素擾動的情況 下，便可有所開展。
就美臺關係而言，柯林頓總統前兩年任期內，也加強與臺灣的友 好關係，這從他多次公開對臺北友好的發言可以看得出來。另外，柯 林頓政府官員公開表示將恪守《臺灣關係法》，繼續對臺軍售，同 時，柯林頓也進行了美「中」建交十五年以來第一次的政策檢討，最 後甚至允許李登輝總統以私人身分訪問母校康乃爾大學，美臺關係在 柯林頓總統任期的初期，確實有不錯的進展 。
兩岸關係自 1987 年即已經進入民間交流與協商的時期。北京對臺 雖不願放棄使用武力，但基本方針卻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如 同前述，冷戰後中共對外政策最重要的目標是在創造利於經濟發展的 國際環境，若真的對臺動武，中共也將付出沈重代價：在政治上，這 將成為中共「和平統一」對臺政策失敗的例證；在經濟上，兩岸經貿 的停頓以及資源的大量消耗將嚴重威脅中國大陸經濟長時期的榮景；
在外交上，臺海發生武裝衝突也將強化「中國威脅論」的氣焰，破壞 中共與其他國家的友好關係，因此中共對臺動武的決心雖然極強，但 意願卻很低。
在本期中，臺北的大陸政策乃是以《國統綱領》為依據，因此與 北京雖有差異，但仍維持最低程度的共識與交流基礎。所以 1993 年北 京的《臺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與 1994 年臺北的《臺海兩岸關 係說明書》，都不影響雙邊交流；1995 年的「江八點」與「李六條」
也還有相通之處。1993 年「辜汪會談」至 1995 年年中這段期間兩岸透 過中介團體交流，是柯林頓總統八年任內最頻繁的一段時間。整體而 言，兩岸關係在這段期間已經不再處於僵持賽局，而逐漸進入「囚徒 困境賽局」，並且呈現出「冷和」的情形。
1993 年 1 月柯林頓總統就職至 1994 年 5 月底，美、「中」、臺的 戰略三角是以臺北為樞紐的羅曼蒂克型三角；及至美國結束在人權議 題上採取與中共對抗的策略後，戰略三角類型始轉變為三邊家族型。
以戰略三角的個體理論而言，華府與北京在起初的羅曼蒂克三角 中扮演側翼的角色，偏好順序在六個角色中排名第四，因此，都有提
升角色的意願。若從效益得分的角度看來，華府與北京只要改變自己 與另一行為者的關係，即有可能將本身所扮演的角色向上提升一級，
而羅德明教授指出戰略三角第一項賽局規則即是，賽局者追求最多的 友好關係或至少避免同時與其他兩賽局者同時對立，因此，華府、北 京最理性的抉擇就是改善華府與北京的關係。從事實看來，美國實施
「全面交往」政策並將人權與 MFN 議題「脫鉤」後，中共熱烈地加以 回應，使華府與北京所扮演的角色由側翼躍至朋友，可說是「角色提 升」、「效益得分」可說是羅德明教授第一項賽局規則的實證。另 外，由於華府與北京關係的改善屬於對抗的化解，不是針對臺北的結 盟，因此，美「中」臺三角朝向三邊家族變遷，則是羅德明賽局規則 第二項的實證。
從戰略三角的總體理論看來，柯林頓前期戰略三角的變遷是由羅 曼蒂克型演變成三邊家族型，效益得分由「1」提升為「3」，符合總 體理論的預測。臺北的角色雖從樞紐被降成朋友，卻沒有破壞臺北與 北京或華府任何一賽局者的關係，臺北方面僅希望華府平行處理美
「中」和美臺關係，防止美「中」關係對美臺關係造成不良的影響，
臺北也沒有因為美「中」關係的改善，而對北京採取敵對的態度，兩 岸的交流持續進行當中。美「中」關係改善後，北京方面雖明顯地提 高了對華府處理美臺關係的聲調，要求美國秉持三公報以及「一個中 國」原則與臺灣進行交往，但是在避免與美國對抗的前提之下，北京 的要求也僅止於此，未再進一步強勢破壞美臺關係。由此可知，臺北 希望美「中」關係改善的同時，不影響美臺的友好或是兩岸的交流；
北京極力避免與華府直接對抗，要求華府遵守三公報的同時不改與臺 北接觸與交流的政策；華府則是在以交流改變中共以及維持東亞穩定 的 前 提 下 ， 與 中 共 進 行 交 往 ， 並 樂 見 臺 海 的 交 流 。 因 此 ， 美 、
「中」、臺任何一方在此次三角變遷的過程中，都選擇不減少友好關 係或不製造敵對的政策，臺北、華府或北京都認為，在另兩方的合作 不是針對自身的利益的前提下，將繼續尋求與另兩方的合作。
惟李登輝總統於 1995 年 6 月 7 日啟程訪美，兩岸關係陷入緊張，
美國行政部門雖試圖安撫中共，維持既有的美「中」關係，與李總統 同時在美國進行訪問的中共空軍代表團決定提早返國，北京旋於 6 月 17 日召回駐美大使李道豫，並故意延遲對美國新任駐北京大使尚慕杰 的同意程序，兩國關係在短時間內急轉直下，換言之，「軌跡 C」中，
從「三邊家族」向「結婚型」三角過渡的「羅曼蒂克三角」時期極為 短暫，故不特別獨立成一段討論期。美國同意簽發給李登輝總統簽 證，使中共對美國的政府以及臺灣獨立產生疑慮，從而引發了 1995-96 的臺海危機。北京先是以強烈的言詞抨擊華府，以阻止李登輝訪美。
在阻止不成後，開始在行動上轉趨強硬，先召回駐美大使，隨後對臺 灣實施一連串的軍事演習。中共在臺海進行針對性的演習，雖然是對 臺灣的警告，但因其嚴重破壞區域和平，又對臺灣安全形成嚴峻威 脅，遂影響到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使得華府派遣兩個航空母艦戰 鬥群介入。另一方面，北京也片面推遲辜汪會談以及所有制度性協 商，使得兩岸交流陷於停滯。換言之，臺海危機破壞了北京與華府以 及北京與臺北的關係，同時又凸顯了華府與臺北在臺灣安全與區域和 平的共同利益。這使得美「中」臺三方形成以北京為「孤雛」的「結 婚型三角」。
其後，華府與北京都試圖改善雙邊關係，因此進入了一段關係修 補期。在這段修補的過程一開始雖然有各說各話的情形，但幾次的高 層會談或訪問，使得雙方關係改善的層次由外交升高到軍事，而且，
柯林頓政府的官員也逐漸了解到如何與北京官員打交道 。北京與華府 關係的修補以及華府低調處理美臺政治關係雖然引起臺北的不安，深 怕在這個過程中其利益會被犧牲，不過，華府與臺北實質溝通管道的 暢通與密集，加上美臺安全關係的緊密，則相當程度化解了臺北的疑 慮。至於兩岸關係，在美「中」關係的修補期中，則仍沒有任何進 展，兩岸兩會非但沒有恢復制度性的協商，就連書函的往來也都不甚 順利。
1997 年 10 月江澤民的美國行是小三角類型變遷的重要里程碑，因 為，江澤民這趟國事訪問等於是正式宣告美「中」關係走出臺海危機 以來的對抗，加以雙方領袖共同發表聯合聲明，確立雙方發展為建設 性戰略夥伴關係的方向，並且架構起元首及高層官員定期互訪等交流 的框架。華府與北京的友好關係，進入柯林頓主政以來的高潮，小三 角也正式變遷為以華府為「樞紐」的「羅曼蒂克三角」。
1997 年 11 月，大陸海協會突然發出書函邀請海基會秘書長焦仁和 前往大陸參加一項研討會，兩岸關係的緩和露出了曙色，1998 年初兩 會的書函往來恢復正常，也展開副秘書長層級的互訪，具體成果為促 成 1998 年 10 月的「辜汪會晤」，使得兩岸自臺海危機以來的緊張關 係得到相當的緩和，而戰略三角類型也因為兩岸關係的和緩，再次變
1997 年 11 月，大陸海協會突然發出書函邀請海基會秘書長焦仁和 前往大陸參加一項研討會，兩岸關係的緩和露出了曙色，1998 年初兩 會的書函往來恢復正常，也展開副秘書長層級的互訪，具體成果為促 成 1998 年 10 月的「辜汪會晤」，使得兩岸自臺海危機以來的緊張關 係得到相當的緩和，而戰略三角類型也因為兩岸關係的和緩，再次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