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代表」提出後，在關乎中共政黨屬性部分，除了階級基礎與階級成分 方面是否有違傳統論述外，另一個引起各方討論的焦點，即為這是否意味中共意 欲仿效蘇共，走向「全民黨」的道路？
全民黨這個概念，最早是由德國社會民主黨在 1959 年於哥德堡大會中提出，
但發揚光大者，則以蘇共第三任領導人赫魯雪夫為代表。1960 年 10 月，蘇共舉
56 同註 43。
57 依照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有關私有財產部分，僅在第 13 條中規定：「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的收 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的繼承權。」除此 之外，並無其他有關私有財產保護的法條。
行「二十二大」，當時，蘇聯的國力和經濟情勢上揚（例如，次年即發射載人太 空船成功，寫下人類太空探測歷史首頁），社會階層主體地位由工人佔據，且黨 員的大部分成員（約 52％）是工人和農民，加上國民對國家建設的激情以及對領 導人的政治崇拜，使得以赫魯雪夫為主的蘇共，在當時的黨章中寫下了「由於社 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由於蘇維埃社會的一致的加強，工人階級的共產黨已經變 成蘇聯人民的先鋒隊，成了全體人民的黨，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擴大了自己的 指導作用」，「……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而產生的國家，在新的階段即現階 段上已變成全民的國家，變成表達全體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機構」這樣的認知。
58毛澤東等中共黨人對於赫氏的理論曾以「九評赫魯雪夫」大加撻伐，認為蘇共 扭曲了馬克思關於階級社會以及列寧關於共產主義國際化的詮釋，「蘇修」的作 為讓中蘇兩國之間一度交惡。59
在這樣的歷史鋪陳下，當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後，敏感者立即針對其內 容中所標示的代表範圍提出質疑：如果中國共產黨自稱能夠代表包括生產力、文 化和廣大人民利益的話，是不是就意味中共幾近代表了一切？意味中共泯滅了階 級界線，要把傳統的階級理論作一次全面的翻修？
面對這種質疑，中共內部立即出現了相對應的反駁。有一種觀點認為，在中 共執政五十多年後的今天，不能把社會職業、個人財產當作判斷政治先進與落後 的標準，在主觀意願與客觀條件均配合的情形下，希望且適合加入中共黨組織 者，中共都應該吸收進來，以便從黨員中培養企業家，也從企業家中培養黨員，
但是無論如何，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不能動搖。60這種認知，是從「五三一」
講話與「十六大」報告宣示中共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中華民族先鋒隊」
概念，以「兩個先鋒隊」說法先確立工人階級主體，再蜿蜒解釋中共以此為基礎，
可為中華民族先鋒隊，也是「三個代表」具體代言者的思維模式，更明白的講法，
就是中共以「三個代表」擺正了其做為人民群眾「公僕」的基本關係。61
58 許建鵬，「全民黨、全民國家理論述評」，光明觀察，http://www.gmdaily.com.cn/3_guancha/index.htm。
59 當時，中蘇兩國間的交惡，很大程度與赫魯雪夫、蘇共所提出的「三和兩全」：和平共處、和平競賽、
和平過渡以及全民黨、全民國家有關。
60 巨建國，我看中國共產黨（北京：紅旗出版社，2003 年 7 月），頁 53-59。
61 陸浩主編，以「三個代表」為綱領全面加強黨的建設（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2000 年 6 月），頁 129。
前中央黨校副校長，亦是「三個代表」創造幕僚之一的鄭必堅，極力反對「三 個代表」就是走向全民黨的說法。鄭指出，全民黨是一個全面掌握且包容對立衝 突利益的政黨概念，只有當一個政黨能夠代表最先進生產階級的利益時，它才能 調和廣大群眾之間分歧的利益基礎。鄭並未舉赫魯雪夫，反以戈巴契夫為例，強 調前蘇聯之所以失敗，就是全民黨思維在作祟。因此，中共必須堅持階級純潔性，
也不想落入日漸蓬勃中產階級所形成反對力量的陷阱之中。62
李君如則解釋道，「三個代表」絕非如同蘇共一般，是要做出全民黨的宣示。
他指出，全民黨是黨的大門無限制向全社會開放，不管何人，只要本人願意都可 以被吸收為黨員，並且出入黨組織完全自由。而中共強調擴大黨的群眾基礎，吸 收其他社會階層的人入黨，有嚴格的條件要求，並非來者不拒，只有承認黨的綱 領和章程，自覺為黨的綱領和路線而奮鬥，經過長期考驗和符合黨員條件的其他 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才能入黨。因此，這樣做絕非放棄黨的階級性。63
也有一種觀點以較鬆散的角度認為，從英文字面上而言，Party（黨）就是部 分人群集中組合，展現部分意志，不論代表「部分」的程度有多大。因此，既然 稱為中國共產「黨」，當然就不可能作為全面性的代表，而只能指涉若干成員，
惟在中共的解釋領域內，這個「若干」、「部分」，指的是大多數。
質言之，中共對於外界有關「三個代表」就是「全民黨」的議論，採取相當 謹慎而低調的處理模式，並未有大規模的解釋行動，這主要鑑於歷史情結上中共 曾給予蘇共嚴厲的批判，故其本身不能重蹈覆轍；另一方面，則是中共在理論敘 述上，強調自己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發展階段，不能也不適合如赫魯雪夫一般，
宣稱共產主義者已經在生產力與生活水平上達到了馬克思所謂的高度發展境 地，故若要以「三個代表」突出一己的全面地位，似乎過於牽強。
當然，「三個代表」的理論邏輯，係希望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驅使下，
使得被治群眾接受中共政策觀念洗禮，投身其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 想中；這種辯證統一，造就了「三個代表」是中共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
62 Joseph Fewsmith , “Rethinking the Role of the CCP:Explicating Jiang Zemin’s Party Anniversary Speech,”
China Leadership Moniter , No.1 Part2 , December2001,p.5.
63 李君如，「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核心在於堅持黨的先進性」，浙江大學學報，2003 年 5 月。
源的構成條件，64也可進一步彰顯中共持續專政的企圖。雖然在中共的語彙中，「專 政」一詞是和「人民民主專政」掛勾的，中共本身在統治領域不用「專政」而採
「執政」形容，但就如江在「十六大」報告中講道：「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 想，關鍵在堅持與時俱進，核心在堅持黨的先進性，本質在堅持執政為民。」這 三個作為根本或基礎地位的論述條件，語意上強調進步觀念與民本思想，實際則 希望「使『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不斷落實，使黨的執政地位不斷鞏固，使強國富 民的要求不斷得到實現。」65再套一句江澤民的話：關鍵在黨！依照中共的解釋，
只有共產黨才能集合如此多優秀人才為中國的建設服務，只有共產黨才能體現勞 動階層的集體利益。在這個前提下，其始終以自身的政權利益為優先考量來看待 中國發展問題的疑竇之處，就不足為道了。因為，中共自認目前找不出第二個政 黨能夠取代它的執政地位，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限制了人民參 政空間；而新興市民社會的崛起茁壯時機又相當遙遠，當下還沒有撼動中共執政 基礎的直接力量；社會主義民主在中共的設計下，又必須以堅持共產黨領導的基 本點為主軸；總的看來，中共所欲且仍掌控者，是威權執政下的一黨專政。
有中共黨人認為，「七一講話」是「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共產黨宣言」、「三個 代表」是唯物史觀的中國化，66對外，只要具備高度生產技術，中國就不吝於、
也不囿於意識形態的對立，可以向他國借鑒學習；對內，只要具備高度生產效力 與社會資源者，中共就要採取統一戰線的思維去代表他們，因為唯有代表他們，
才能領導他們。67這種以經濟生產要件為內容的論述，好像刻意忽略了政治領域 反對力量的效能，事實上，「十六大」強調「三個代表」突出地位的同時，也就 排除了在野黨、反對黨存在的可能性，封殺民主改革訴求，使得黨在領導和自我 完善部分成為未來奮鬥的目標，但仍不願放棄對政治權利的壟斷。這個判讀的前 提在於，江澤民的目標是政治穩定，原則是透過「三個代表」保持黨在權力上的 獨一性。只不過，當江希望以「三個代表」來囊括全體利益時，恐將更加忽視沿
64 同註 42，頁 44。
65 同註 26。
66 分見陳福雄，「21 世紀的中國共產黨宣言」；張瑞生，「『三個代表』是唯物史觀中國化的新形態」，收 錄於李崇富、林建公主編，「三個代表」與歷史唯物主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 6 月），
頁 125、132。
67 李士坤，「『三個代表』是當代中國發展的必然」，同前註，頁 54-55。
海與內地、城市與農村的差異，68這麼一來，「三個代表」的具體意涵就大打折扣。
其次，如同學者皮爾森（Christopher Pierson）所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行結 果，勞動者還是被侷限在勞動市場，沒有成為企業主致富的機會，69在體制無法 完善前，窮者恆窮的現象難以改變。因此，潘岳就認為，中共如欲轉變為「執政 黨」，所要做的是形成成熟的社會機制，協調各方利益，而不是考慮何謂「全民 利益」及如何代表這些根本利益。70
這種利益協調的思維，在中共黨人眼中，依舊跳脫不出政黨領導與人民民主 之間的「上」「下」結構。渠等認為，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人民當家作主離 不開黨的領導，沒有黨的領導，人民無法建立自己的政權，即使建立政權後，仍 須堅持黨的領導，才能真正當家作主。因為，所謂民主應該是調整各種社會利益 關係的工具，在現今中國社會出現多樣化趨勢之際，必須依靠中共的執政優勢、
這種利益協調的思維，在中共黨人眼中，依舊跳脫不出政黨領導與人民民主 之間的「上」「下」結構。渠等認為，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人民當家作主離 不開黨的領導，沒有黨的領導，人民無法建立自己的政權，即使建立政權後，仍 須堅持黨的領導，才能真正當家作主。因為，所謂民主應該是調整各種社會利益 關係的工具，在現今中國社會出現多樣化趨勢之際，必須依靠中共的執政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