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搜尋是否有可以作為六朝「詩賦合流」現象研究的理型之前，首先我們整 理前節所討論的、關於文類限制的議題。簡師宗梧有〈賦體之典律作品及其因子〉
一文，從各代的選集之中，選出了十五個重要的賦體因子，作為檢視賦作這樣寬 鬆的文類，是否能稱之為賦的重要指標。60而這十五個因子，如押韻、鋪寫、主 客問答這些特質佔大部分之外，其他的因子或隨著後代而加入、或佔有比例不 高。但是這仍然顯示賦雖然為寬鬆而爭議性強的文體，仍有其限制、目的、風格、
以及固有的體裁形式。至於詩的形式則更是明確清晰，除了字數、句數的限制，
沈約之後又加入了平仄的妥協。換言之，詩有詩體、賦有賦格。如果我們以狹義 的詩、賦定義而言，除了庾信的〈春賦〉前數句如，
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裡作春衣。新年鳥聲千種囀，二月楊花滿路飛。河 陽一縣共是花，金谷從來滿園樹。一叢香草足礙人，數尺遊絲即橫路。61
結尾處如，
樹下流林客，沙頭渡水人。鏤薄窄衫袖，穿珠帖領巾。百丈山頭日欲斜，三 晡未醉莫還家。池中水影懸勝鏡，屋裏衣香不如花。62
於是我們可以推論，除了如庾信〈春賦〉這樣本色當行的賦體竄用詩句之外，其 餘六朝作品大抵皆稱不上「坐實」——「詩賦合流」。既然唯有庾信〈春賦〉是 純粹的「詩賦合流」之作品，那本文題目之「詩賦合流」現象，也只好視為求避 免爭議，而沿用前人的一個「強為之名」，並帶著重新商榷、以新視角探索的意 味。畢竟詩、賦本來即出自不同的脈絡與文類，我們不得不說，如〈詮賦〉篇的
「詩自賦出，分歧異派」是從班固的「賦者古詩之流」而來，而所謂的古詩之流，
中根究柢不過是漢人對於這個有類俳優、見視若倡的文類一種解套之辭，一個一 廂情願的幻想。由大隧之歌、狐裘之諷，就已經宣示了詩、賦的兩種文類地位，
這兩種文類就基本的形式而言，從初始到發展，從來也未合而為一，自然也無所 謂的分流等問題。
60 簡師宗梧〈賦體之典律作品及其因子〉一文，收錄於《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6 期，1~28 頁。
61 庾信〈春賦〉，引自倪璠《庾子山集注》，74 頁。亦可見唐‧歐陽詢，《藝文類聚》，收錄《景 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三，887-183 頁。亦可見於清‧陳元龍，《御 定歷代賦彙》，203~204 頁。
但是就六朝詩、賦而言，其又產生了我們不能忽略的重要現象。如賦的抒情 化、並且走向短小詠物、賦與情思、甚至後設的以鋪寫技巧描寫情感、如江淹〈恨 賦〉、〈別賦〉，敘寫自身家族歷史、體玄的經歷、詠史、感懷、借物托志、以鳥 獸喻己、言情，這都是內容題材上的轉變。至於詩作更是以體物為依歸、以形似 為競寫，而重要的形似詩人，更成為盛唐風氣的導師。杜甫的「熟知二謝將能事」、 李白的「令人長憶謝玄暉」都展現出對於六朝山水詩貢獻的肯定與學習、吸收。
詩、賦兩種文類，在六朝相互滲透、濡染，交換彼此的書寫技巧、特質，這應該 是無庸置疑、確實發生的現象。徐公持於〈詩的賦化與賦的詩化〉一文結論處提 及，在這場兩種文類互換的過程中，實則兩種文類皆有得利、魚水相幫、相得益 彰。
本文雖然不敢大言此研究路徑毫無缺憾，然卻嘗試作出一些大致方向的思 索。如文學理論即是一個可以切入的隘口。如《文心雕龍》有〈物色〉一篇，《詩 品》有對於「巧構形似」作了專論，可見賦的基本文類限制，已被正名、定調而 成為所有文學創作的共有財產。且《文心雕龍》創作論中的修辭技巧十幾篇，其 實本文認為可以區分為「詩修辭」、「賦修辭」以及難以區分哪種文類提供的修辭 這三大類。如〈聲律〉、〈比興〉自然是詩修辭；〈事類〉、〈夸飾〉則屬賦修辭，
並非該修辭僅能在該文類使用，而是由該文類所提供而生。另外，西方文類學的 文類區分，亦能給予我們許多養分，如游志誠〈中國古典文論中文類批評的方法〉
文如註腳處提及，
客萊門德根據美國《文類》期刊所訂的文類研究範疇，有文類觀念的討論、
某階段歷史特殊文類的研究、文類定義之建立、文類批評應用在作品上的解 讀。……艾爾德格的《比較文學》一書即認為，文類一詞指文學作品的風格 style、形式 form、與目的 purpose。63
從目的、風格、形式切入，則有助於理析詩、賦文類的條件、要求，並客觀地觀 察其合與分的實際情況。另外，關於賦的體物技巧大量濡染進入詩中，開始了「山 水方滋」的晉宋詩風，我們更可以借用西方現象學的觀點(同時也可避免再度使 用研究六朝不得不用的陳腔濫調—文學自覺)，探索創作者一方面「懸臨」著死 亡的危懼感、一方面將感情世界轉向到了客觀真實世界，再從真實世界回扣緣情 傳統的重要轉變。從此在研究取徑上，無需再以主觀的判斷、唯心的文人敏銳，
而去神秘冥合地判斷：因為此段為抒情，則為詩化；此段有賦體之風，故為賦化。
62 庾信〈春賦〉，引自倪璠《庾子山集注》，78 頁。
63 游志誠，〈中國古典文論中文類批評的方法〉 (收錄《中外文學》第二十卷第七期，1997‧12)，
101~102 頁。
乃持之無故，言之難以成理，自然難以取信於讀者。
最後是文學史驅動力的研究取徑，陶東風於《文學史哲學》一書中，提出了 文學史動力結構的問題。64就六朝「詩賦合流」現象而言，我們可以從外緣環境、
文類內部驅動力、強力作家個人風格這三大文學史上的驅動力進行分析與了解。
外緣環境如貴游活動、玄學思維、九品取士這些細膩而實際的歷史軌跡，都扮演 了驅動力的作用；文類內部同樣面對著「習翫為理，事久則瀆」、「若無新變，不 能代雄」的影響焦慮，而求新求變、逐新覓異；強力詩人在文學史上所扮演的關 鍵驅力，更不容忽略。此上述諸方法、不同於以往的切入層次，也正是本文題名
「新探」「新」字的關懷所在。至於蘇怡如《魏至西晉賦之「詩化」現象研究》
所宣稱的，
由於歷代學者對魏、晉賦的研究，多侷限於名家名篇的探討而缺乏整體的把 握，論王粲僅及〈登樓賦〉，說曹植則不離〈洛神賦〉，除了見載《文選》的 名篇之外，對於其他次要賦家賦作認識不多。筆者既欲探討魏至西晉賦的詩 化現象，則將此時賦家賦作全部納入研究範圍，……對於其賦之抒情傾向者 則盡量逐篇討論，唯限於篇幅，略作繁簡的調整。65
蘇著眼於經典作品的過度開挖，以及邊緣賦作的長期忽略，這樣的研究策略是頗 合乎當代論域的觀點。然本文卻持不同之見解。其實六朝「詩賦合流」現象是一 個整體的大環境，與強大的旗手作家個人風格之間很細膩的協調。庾信入北周時 所戲稱的「韓陵一片石堪共語，餘皆盧嘶狗吠」66也正是著眼如此。若因主要作 家前人先輩有所討論，而刻意迴避之，將重點放在次要作家；若因礙於篇幅將時 代切割於細碎並自圓其說，這同樣是學位論文在進行邊緣研究時易出現的問題。
因為學位論文的體裁，影響了本來論述的方針、目的與內容、主旨，這也正是「體 裁」影響「題材」的一個實例。我們如果能夠清晰地覺察，中國文學中特有的形 式、目的之際的互動；體裁、題材之間的拉扯，將更能對於六朝詩、賦所形成的 特殊現象，抽絲剝繭，深入淺出的進行澄澈的理解。
附帶一提的是，徐公持該文最後同時論到，因為過於笨重而逐漸走向衰亡的 賦作，實則受到詩的援助，而起死回生，詩並扮演了一個救援者的角色。67其實 就表面上雖然如此，但是實際上賦的技巧更進入了詩之中，而被文學理論家認
64 陶東風，《文學史哲學》(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106~275 頁。
65 蘇怡如，《魏至西晉賦之「詩化」現象研究》，27 頁。
66 事見張鷟，《朝野僉載》，收錄劉餗，《隋唐嘉話》(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六，140 頁。庾 信入北，稱唯有文子昇韓陵山寺碑堪共語，自餘驢鳴犬吠，聒耳而已。事見張鷟，《朝野僉載》。
可，並理所當然認為是詩創作、或者是其他文類創作的技巧，所以其實詩或許是 賦的救援者，但是賦也成為了這次交融運動的倖存者，藉著這樣的互滲，而濡染 了其技巧進入其他的文類，成為了本章首節所徵引、簡師勾勒出的飛天巨龍。時 至盛唐，詩風大盛，邊塞詩、田園詩、寫景詩、登臨詩蔚為大國，我們從中難道 未曾覺察到賦技巧、賦題材進入詩而造就唐詩高潮的可能性嗎？這之間的空隙、
空白催生了本文的出現。
67 徐公持，〈賦的詩化與詩的賦化〉，26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