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段落中，我們要透過從東洋文學講座畢業的畢業生來檢視東洋 文學講座開辦十六年多的實績。臺北帝大初辦之時，《臺灣民報》的社論 已提出文政學部的設立，其目的「並不在於促進臺灣人本位的教育（，）
而是在於提高在臺的日本人本位的教育」87，我們若從《臺北帝國大學 一覽》的「大學學生志願者與入學者狀況」進行統計，從昭和3年到18年 間，共有148名志願者申請入請，實際入學人數則是85人，錄取比例約為 57%，可知其難易程度。另從在學學生的籍貫進行統計，則文學科的學生 中臺籍人數有10人次，日籍學生則有78人次，臺籍學生中黃得時先生又有 三次入學記錄，所以實際上只有八人入學，佔文學科學生數的9%，而日 籍學生則佔91%，可見臺日學生比例之懸殊，《臺灣民報》當年的批判不 無道理。再從昭和6年到20年的畢業生觀察，文學科共有68人畢業，臺籍 生僅佔8人，僅佔一成多；88但若從東洋文學講座的畢業生觀察，則有田大
87 黃得時，〈從臺北帝國大學設立到國立臺灣大學現況―光復以來30年間本省高等教育發達之 一例證〉，頁54。
88 林秀美，〈臺北帝國大學之創設〉，收於曹永和總編輯，《臺北帝大的生活》，頁64。文中提 及「臺籍生有七人，分別為陳欽錩、吳守禮、田大熊、魏根宣、林啟東、林龍標及杜純子；其
熊、吳守禮（圖6）、黃得時三位臺籍學生，以及稻田尹、鈴木武文、藤
欄、《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卒業生名簿》（昭和6-14年）、《學內通報》（昭和6-19年）、
《臺大文學》「彙報」（記有畢業論文題目、畢業動向）整理而成。
90 異動資料詳臺大文學會編，《臺大文學》第5卷第4號（1940.10.11），頁81。
91 臺大文學會編，《臺大文學》第8卷第3號（1943.11），頁220。
錄3），如《文學科研究年報》第3輯（昭和12年4月）有擔任副手的吳守 禮所著〈陳恭甫先生父子年譜坿著述考略〉，另在《臺大文學》中也有不 少東洋文學講座師生的作品，除黃得時的七絕、七律創作外，主要為研究 論文，如稻田尹的《搜神記》、〈石頭記の制作に關する覺書〉（關於石 頭記創作紀要）、〈李長吉の生涯〉，《臺灣歌謠研究》（一）（二）
（三）（四）；吳守禮的〈王靜安先生の學問とその影響〉（王靜安先生 的學問及其影響）、〈「雷賣りの董仙人」の翻譯について〉（關於「賣 雷的董仙人」的翻譯）；田大熊的〈聯に就て〉（關於聯）；黃得時的
〈臺灣語の「仔」に就て〉（關於臺灣語的「仔」），研究方法則涉及年 譜及著述的考訂、小說研究、作家生平察考、歌謠研究、翻譯研究、律詩 中的對句研究、臺灣語研究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稻田尹的《臺灣歌謠研究》與黃得時的臺灣語研究已經 跳脫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範疇，而展開了臺灣在地的歌謠與語言的採集與研 究，事實上早在1936年，黃得時便曾以〈牛津大學所藏臺灣歌謠書〉一文，
刊登在臺灣文藝協會所出版的《第一線》上，相關資料可能是神田喜一郎從 歐洲攜回的研究資料。92而在昭和17年（1942）出版的《臺灣歌謠集》中，
神田喜一郎的序便言及：「我開始到北京訪問大約是在大正十一年（1922）
的秋天，當時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剛設立了『歌謠研究會』，並在拼 命蒐集中國各地通行的歌謠，等到一回來，馬上就從研究會收到了發行雜 誌『歌謠週刊』，我也轉手送出了數冊。」文中並言及中國現代歌謠的蒐 集與研究已成為學者間逐漸盛行的活動，因此讚許臺北帝大東洋文學科出 身的新銳秀才稻田尹，能在短短兩三年間便蒐集到臺灣本島民間所通行的 現代歌謠，並陸續發表在各種雜誌上，其專精研究的程度，即使在中國 也是史無前例，最後鼓勵稻田尹精益求精，連同臺灣一衣帶水之隔的福 建、廣東等地，也逐步展開研究，如此也能對中國歌謠之研究做出一大貢 獻。93可見神田喜一郎不僅認同中國本土「歌謠研究會」的研究觀點，同 時鼓勵學生進入中國繼續探查，以參與中國方興未艾的歌謠研究，由此讓 我們再一次領會到京都派學者兼容並蓄，不斷拓展研究領域的精神樣貌！
92 張文薰，〈一九四Ο年代臺灣日語小說之成立與臺北帝國大學〉，《臺灣文學學報》第19期
（2011），頁119。
93 神田喜一郎，〈序文〉（昭和17年9月20日），收於稻田尹著，《臺灣歌謠集》（臺北：臺灣藝 術社，昭和18年）。
圖6： 臺北帝大文政及理農學部第一屆畢業生與學弟合影紀念，後排立者右一為吳守禮，右 二為田大熊94
另就畢業出路來看，臺籍的田大熊因為畢業時機恰當，於是馬上進入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工作，得到有佔缺的職務。黃得時也是一畢業就進入了 臺人唯一的日刊報紙《臺灣新民報》學藝部服務，主要負責文化部門的工 作，為延續發展學術興趣，也會在每週一到兩次，回到母校研究。95自畢業 的1934年起，也是黃得時開始在臺灣新文學運動裡嶄露頭角的時刻，不僅 與臺北的文藝青年共組「臺灣文藝協會」，先後發行《先發部隊》、《第 一線》等雜誌，也在1940年與西川滿號召成立「臺灣文藝家聯盟」，並創 設《文藝臺灣》，開啟了40年代臺灣文壇的序幕；黃得時更成功挪用並轉 化「地方文化」的概念，使得臺灣文學史的書寫有了主體發聲的位置；96至
94 轉引自曹永和總編輯，《臺北帝大的生活》，圖片頁。
95 黃得時，〈從臺北帝國大學設立到國立臺灣大學現況―光復以來三十年間本省高等教育發達 之一例證〉，收於黃得時作，江寶釵編：《黃得時全集8•論述卷二》，頁41。
96 張文薰，〈一九四○年代臺灣日語小說之成立與臺北帝國大學〉，頁114-122。關於黃得時先 生的臺灣文學史書寫，已有多位學者提出論述，肯定其理論指導者的定位。如陳芳明，〈黃得 時的臺灣文學史書寫及其意義〉，收入氏作，《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臺灣史觀》（臺北：麥 田，2011），頁161-188。陳萬益，〈黃得時的臺灣文學史觀析論〉、〈論臺灣文學的「特殊 性」與「自主性」―以黃得時、楊逵和葉石濤的論述為主〉，收入氏作，《臺灣文學論說與 記憶》（臺南：臺南縣政府，2010），頁55-72、73-880。吳叡人，〈重層土著化下的歷史意
民國36年11月15日國立臺灣大學正式成立，黃得時先生也在12月1日受聘為 中國文學系教授，透過學術研究與教學傳承繼續深化東洋學研究。
相對而言，吳守禮先生畢業後尋找工作的歷程似乎就不是如此順遂 了。吳先生提及：大學畢業後，想要教書，卻沒有機會。於是由神田教授 安排擔任副手，留校繼續研究。當時的助手制度有兩種，一種是助手，一 種是副手，助手是有正式任官的，副手是沒有任官的助手，97是「職員以外 的名額」，專為大學畢業後繼續在校研究而製定的制度，俸給或不支薪或 由各教室經常費中支給之，98因此工作與經濟兩方面都極不穩定。同時，
此制度也限制了臺灣人的發展，使副手無法升等為助教授。吳先生提及：
我在25歲大學畢業，一直到30歲這段期間都當副手。第一位主任教 授是久保天隨，主任教授死時正好是我大學畢業那一年，助教授神 田升上主任教授，不就需要一個助教授嗎？但是副手卻升不上去。
不知是自己憨慢，還是咱是臺灣人條件不合，這就不用說了。總 之，我升不上去，他們從日本找人來，其實資歷也和我是前後期或 早我一點點。也許如果我當副手的成績好，應該可以往上升遷，因 為我的成績不好，所以才升不上去，只能自己這樣想。99
等到1938年因為沒有出路，又由神田教授介紹去了京都，經過8年，
直到1943年4月才返回臺灣。「我在京都的工作名義上是任職東方文化研 究所囑託（しょくたく，按：非正式的職員，特約人員），還是沒有任官 的職員。」等到臺北帝國大學成立南方人文研究所（按：1943年），「我 向神田教授『討頭路』回到臺灣。回到臺大的工作還是沒有任官的囑託。
不過在神田教授審慎考慮下，資格、待遇比照助手待遇，日本人當助手月 薪九十圓，還有六成加給。雖然職務與薪水一樣，但是不能任官，如果要 說歧視的話，也許就是這一種吧。不過我一直傻讀書，不懂得計較。」100 由此可見吳先生在人生大好的15年都是擔任沒有任官的職務，可說是在殖
識：日治後期黃得時與島田謹二的文學史論述之初步比較分析〉，收入《臺灣史研究》第16卷 第3期（2009.9），頁133-163。
97 吳守禮，〈我與臺灣語研究〉，收於陳奇祿等著，《從帝大到臺大》，頁15。
98 松本巍撰，蒯通林譯，《臺北帝大沿革史》，頁18。
99 吳守禮，〈我與臺灣語研究〉，收於陳奇祿等著，《從帝大到臺大》，頁16。
100 吳守禮，〈我與臺灣語研究〉，收於陳奇祿等著，《從帝大到臺大》，頁17。
民制度下臺籍畢業生工作受到壓抑的實例。待得二次大戰終戰，國民政府 接收帝大以後，吳先生因為研究閩南語，在臺大中文系也長期處於被邊緣 化的學術位置，在教研工作上備受壓抑，常自嘲以教國語賺生活費，以維 持母語的研究，直到2001年獲得首屆總統文化獎的百合獎，一生辛勤的學 術工作終於獲得肯定。101由此亦可瞥見在臺日政權輪替轉移的夾縫中，不 隨時代價值變化浮沈，努力奮發的知識份子身影。
而日籍畢業生，因為相關資料不足，只能確定稻田尹畢業後兩年（昭 和16年）便留任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擔任助手，並且不斷有臺灣歌謠的 新研究產出，與恩師神田喜一郎也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藤田登喜夫則前 往臺北第四高等女學校任教，也是順利獲得正式教職。臺日畢業生的出 路，或已可比較得出。
小結
筆者在先行研究的基礎上，透過梳理臺北帝國大學內部的報刊資料，
筆者在先行研究的基礎上，透過梳理臺北帝國大學內部的報刊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