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殖民與文學科的建立：
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
「東洋文學講座」初探
*蔡祝青
**摘要
臺北帝國大學設立於昭和3年（1928）4月30日，這是日本據臺34年以 來，在殖民地臺灣設立的第一所高等教育機構，也是日本在國內外設立的 第7所帝國大學，其中文政學部的東洋文學講座開始於昭和4年（1929）， 主要講授中國文學，堪稱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的前身。本文擬透過臺 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東洋文學講座的設立，思索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 治下，文學科教育如何在臺北帝國大學中施行？而在帝國視野下展開的文 學研究，又如何有別於中國大學的發展，使得臺灣的文學科建置有了嶄新 的起點，並展現出獨特帝國殖民視域下的殖民現代性。本文將從東洋文學 講座的設立、師資的安排、講座的設計、學術活動的規劃、以及畢業生的 實績等方面進行梳理，嘗試探索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東洋文學講座」 設立的意義。*** * 本文初稿宣讀於「第一屆文化流動與知識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修訂稿經本書編輯委員會匿 名送審後，通過刊登。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 2014年11月15日係臺大中文系七十週年系慶（不計臺北帝國大學東洋文學講座時期），筆者曾在 2012年8月至2014年11月期間擔任敝系系史稿編輯委員，與伍振勳先生共同負責課程部分的撰述 工作，同時藉由執行103-104年邁頂計畫「文化流動：亞太人文景觀的多樣性」之子計畫「帝國 主義與文學學科的建構：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文學科研究」，使相關史料獲得全面性的蒐 羅並彙整，以為系史稿與本論文之編撰基礎。感謝邁頂計畫主持人洪淑苓、黃美娥教授及研究 團隊之支持，助理林雅琪悉心整理相關史料尤其是本研究得以展開的重要助力。撰稿期間另有 陳偉智先生、會議評論人廖肇亨、柯慶明等教授及兩位論文審查人惠賜高見，在此一併致謝。關鍵詞：臺北帝國大學、東洋文學講座、久保得二、神田喜一郎、原田季 清、黃得時、吳守禮
一、前言：臺北帝國大學―殖民地大學的成立
臺北帝國大學設立於昭和3年（1928）4月30日，這是日本自明治28年 （1895）據臺34年以來，在殖民地臺灣設立的第一所高等教育機構；也是 日本從1886年頒佈「帝國大學令」以來，在自己國土與殖民地韓國1設立6 所帝國大學後2，於臺北設立了第7所帝國大學。據學者研究指出，這是日 本政府為因應自1910年起殖民地遠赴日本內地留學的學生人數不斷增加， 加上1920年代朝鮮已蓬勃發起私立大學設置運動，因此，在1921年底及 1922年初，審議通過了「朝鮮教育令」與「臺灣教育令」，希望透過在殖 民地設置大學，以抑制殖民地學生出國留學或設立私學的情況發生。3 在臺北帝國大學的籌備階段，雖有贊成人士主張可利用臺灣在地理 上的優勢，既可以臺灣為中心，發展東洋、南洋及熱帶諸研究的特色，又 可作為日本南進的跳板；另一方面，則有反對人士提醒臺灣畢竟隸屬漢民 族，施行高等教育反將助長臺灣民族意識之萌生，將不利於殖民統治；更 有臺灣知識份子（如蔣渭水）於《臺灣民報》上疾呼：臺灣更需要初等和 中等教育做為國民教育之基礎，而非只容許少數菁英份子就學的大學教 育，臺灣大學的急設，「無非是徒使臺人增加負擔而已」4。就在這樣的輿 論氛圍下，臺北帝國大學終究服膺於更高的統治機構―臺灣總督府，並 在「樹立帝國學術上的權威於新領土上，確保統治之威信為方針」5的條 件下，獲得日本文部省同意，於昭和3年（1928）3月17日，由上山滿之進 總督發佈勅令第30號，正式公布臺北帝國大學將依帝國大學令，由臺灣總 督施行之。同日，並以勅令32號公布臺北帝國設置「文政學部」與「理農 1 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後，日本成為韓國的保護國。1910年日本正式佔領朝鮮半島，並開始了殖 民統治。 2 六所帝國大學依序為：東京帝國大學、京都帝國大學、東北帝國大學（位於仙臺）、九州帝國 大學、北海道帝國大學，以及位於韓國漢城（今首爾）的京城帝國大學（1924）。 3 詳吳密察，〈從日本殖民地教育學制看臺北帝國大學的設立〉，《臺灣近代史研究》（臺北： 稻鄉出版社，1994年），頁164-167。 4 此為民國十五年一月十日刊登於《臺灣民報》（八十七號）的一段文字。轉引自黃得時，〈從 臺北帝國大學設立到國立臺灣大學現況―光復以來三十年間本省高等教育發達之一例證〉， 收錄於黃得時作，江寶釵編，《黃得時全集8•論述卷二》（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2）， 頁49。 5 松本巍撰，蒯通林譯，《臺北帝大沿革史》（臺北：蒯通林，1960序），頁6。學部」。6其中，「文政學部」（圖1）又分為哲學科、史學科、文學科、 政學科四學科，共開設24個講座7。「文政學部」的設置已在東京帝國大學 自明治37年（1904）所確立的現代分科基礎上，將哲學、史學、文學三科 進行分立。8「文學科」又可細分為國語學、國文學、東洋文學、西洋文 學、言語學五個講座，時因開設經費與人員師資等考量，各講座在昭和2 到5年度間依次成立，而「東洋文學講座」便是成立於昭和4年度（1929） （詳表1）。 圖1：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9（今臺灣大學文學院） 6 本段相關論述主要摘自黃得時，〈從臺北帝國大學設立到國立臺灣大學現況―光復以來三十 年間本省高等教育發達之一例證〉，頁42-52。 7 所謂講座制（academic chair），是指大學的學部所組成的單位，主要由一位教授、助教授、講 師、助手等配屬所組成。這是日本仿效歐美諸大學的講座制度，決議在帝國大學中設置講座制。 8 明治19年（1886）3月1日，根據〈帝國大學令〉，東京大學改制為帝國大學。東京大學文學 部也改為帝國大學文科大學，下設哲學科、和文學科、博言學科、漢文學科。至明治22年 （1889）6月，增設國史科，和文學科和漢文學科分別改稱國文學科和漢學科。至明治37年 （1904）文科大學變成由哲學、史學、文學三個學科所構成的新體制，原漢學科則分解為支那 哲學和支那文學兩個專業，分別隸屬哲學科和文學科，到大正8年（1919），又各自成為支那哲 學科和支那文學科。昭和7年（1932）文學部進行改組，上述兩個學科合併為支那哲學支那文學 科。此外，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設立於明治39年（1906）9月，首先設置哲學科，40年9月設 置史學科，41年9月設置文學科。此後的東北帝國大學於大正11年（1922）、九州帝國大學於大 正13年（1924）亦先後設置「支那哲學」、「東洋史學」、「支那文學」三學科，可見從明治 37年起文科大學下設哲學、史學、文學三科已成為帝國大學的定制。詳高津孝，〈京都帝國大 學的中國文學研究〉，《政大中文學報》第16期（2011.12），頁91-93；黃得時，〈日本明治維 新以來之漢學研究―一百年來日本漢學研究之科學化〉，收錄於黃得時作，江寶釵編，《黃 得時全集10•論述卷四》，頁517-518。 9 轉引自曹永和總編輯，《臺北帝大的生活》（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99），圖片頁。
表1：文學部講座開始年度表10 講座名稱 講座開設數 講座數 昭和2年度 （1927） 昭和3年度 （1928） 昭和4年度 （1929） 昭和5年度 （1930） 國語學 國文學 ╳ 一 ╳ 一 2 東洋文學 一 1 言語學 ╳ 一 1 西洋文學 一 （一） 1 計 ╳：1 一：2 ╳：2；一：1 一：2 5 備考：（一）「╳」指授業開始前一年度準備的講座，其期間在年度末以前四、五個月成立。 （二）無「╳」記號者（即一），係該年度開始授業時成立。 本文擬透過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東洋文學講座的設立，思索在日 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下，現代意義下的文學科如何在臺北帝國大學中建 立？相較於中國大學近年來豐碩的學術探索，11臺灣大學的學科體制發展 則顯然仍有深度探索的空間，12而國立臺灣大學的前身―臺北帝國大學 尤其是臺灣現代高等教育制度學科體制發展的起點，尤具指標性意義。自 1895年臺灣因甲午戰敗成為日本殖民地以來，臺灣高等教育的發展便與中 國（從晚清到民國）的學制變革無涉13，經過百年校慶的回顧，北京大學 作為1919年五四運動的發源地，在蔡元培校長引進的德國大學模式及其 兼容並包的精神，再有蔣夢麟推崇美國大學模式，推動教授治校的理想 受到標舉；1928年國立中央大學（南京大學前身）作為國民政府北伐成功 10 本表乃依「文政學部講座開始年度表」，並抽取文學部講座予以畫製。詳松本巍撰，《臺北帝 大沿革史》，蒯通林譯，頁10。 11 舉其要者，如［加拿大］許美德著，《中國大學1895-1995：一個文化衝突的世紀》（北京：教 育科學出版社，1999），許洁英主譯；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 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1922-1927）〉（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1999）；陳平 原，《中國大學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陳國球，〈「文學」立科與「中國 文學史」―由京師大學堂章程到林傳甲《中國文學史》〉，收錄於東華中文系主編，《文學 研究的新進路―傳播與接受》（臺北：洪業文化，2004），頁23-101；左玉河，《中國近代 學術體制之創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陳平原，《大學有精神》（北京：北京 大學出版社，2009）等。 12 舉其要者，如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臺北：遠流，2002）； 楊儒賓、鄭毓瑜，〈古典精神的傳燈者：百年來中文學門的發展〉，收錄於楊儒賓等主編，《人 文百年化成天下：中華民國百年人文傳承大展》（新竹：國立清華大學，2011），頁45-56。 13 如自晚清1902年起透過吳汝倫、張百熙參照日本學制而先後制訂的「欽定」與「奏定」京師大 學堂章程，1905年廢除科舉制度，到民國1912年10月教育部頒發《大學令》，透過取消經學 科，慢慢確立教授在大學的主導地位等。
後「民國最高學府」的身分獲得確立；而在對日抗戰期間，由北大、清 華、南開三校組成，退居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於1938年成立，尤有戰時中 國最高學府的意義。14相對而言，於1928年設立，作為日本帝國大學系統 的臺北帝國大學，則因殖民地大學的身分與戰後政治認同的斷裂與轉移， 其與1945年後由國民政府教育部接收並更名的國立臺灣大學之間，似乎也 留下了或連續或中斷的傳承與裂痕。而筆者所關懷的現代學科體制如何在 臺灣建置分科？尤其在文學科方面，學科體制如何在臺灣成立？學科研究 的主體、理念及方法又如何確立與施行等問題，相信都可在臺北帝國大學 的「東洋文學講座」找到源頭，堪稱在臺設立第一個研究中國文學的現代 學術單位，雖說相關研究成果對於帝大體制、個別學者（如久保天隨、神 田喜一郎）已多有論述，但仍未能呈現「東洋文學講座」之整體樣貌。 而筆者於2012年至2014年間，曾參與撰修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課 程部分，故協同助理全面彙整臺北帝國大學校內發行的《臺北帝國大學一 覽》、《學內通報》、《臺大文學》等報刊資料，嘗試以一手史料重構東 洋文學講座的具體樣貌，從東洋文學講座的設立、師資的安排、課程的設 計、學術活動的規劃、以及畢業生的實績等方面進行梳理，期能探究臺北 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東洋文學講座」設立的意義。
二、文政學部文學科下的「東洋文學講座」
「東洋文學講座」隸屬帝國大學文政學部中的文學科，與國語學、 國文學（以上兩科專研日本語言與文學）、西洋文學、言語學共同組成文 學科5個講座的範疇，同時也區分出彼此的專業領域，使得臺灣本土最早 的大學體制化文學課程得以孕育發展。以下試從文政學部／理農學部的分 立、東洋／西洋的對舉、以及東洋文學講座的實質等面向，探討「東洋文 學講座」的內涵。 日本自1895年據臺始，便以消極謹慎的態度來處理殖民地的教育問題， 對於臺灣高等教育之發展尤其刻意抑制，避免為教育注入文明之流。緣此， 臺北帝國大學設立理農學部，自然滿足其發展實業教育的考量，可以「臺灣 14 陳平原，〈大學歷史與大學精神―四幅中國大學“剪影”〉，《大學有精神》，頁54-85；另可 參見氏作，《中國大學十講》。為中心，熱帶、亞熱帶做為對象進行研究，取其特有的動物、植物生產作 為資料，在內容上有顯著特徵」15；至於「文政學部」的設置，則難免在文 學、政治的議題上碰觸到敏感的議論，反引起殖民母國與殖民地之間的對 立。對此質疑，主要有第十任總督伊澤多喜男（Izawa Takio, 1869-1949）力 排眾議，並委任其好友幣原坦（Sidehara Tan, 1870-1953，第一任臺北帝國大 學總長）負責籌備，認為在臺灣設立大學，在實業大學外，應以真正成為 發展臺灣文化中心為創設目標，故須包括人文科學部門，設法學部、文學 部與理農學部，使臺灣大學成為具備文科系統與自然科學系統兩者之綜合 大學。16伊澤不僅認為「文學部與理學部為學問之基本」，同時強調要成立 法科並非要養成律師，而是要培養「有儒學道義的政治為根幹的人物」。 雖然後來「文法學部」改設為「文政學部」，但伊澤總督所提出的設置方 針與看重東洋文化之理想，已為「文政學部」的未來發展奠定了方向。17在 《臺北帝大沿革史》中，便點出了臺北帝國大學不同於其他大學的特色： 在文政學部設有南洋史學、土俗人種學；心理學設有民族心理學； 言語學教材取東洋及南洋語言；倫理學破除從來偏於西洋倫理學， 配以東洋倫理學，又其他大學有稱「中國哲學」，又有「中國文 學」則改稱為「東洋哲學」與「東洋文學」，期以目光注視東洋一 般。至於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等亦如此，教材取自西洋，毋寧著 眼東洋之事例，東洋倫理學成政治科之一學科。至於理農學部方面 則悉以臺灣為中心，以研究熱帶、亞熱帶為對象，其內容與其他大 學不同，自無待言。18 在此，我們可看到由伊澤總督與幣原坦聯手擬定的臺北帝國大學計 畫，其特色有二：其一，創設新學科，如文政學部中的南洋史學、土俗人 種學、民族心理學等；理農學部則悉以臺灣為中心，研究熱帶、亞熱帶為 對象；其二，將文政學部中的相關學問標注出「東洋」、「西洋」、「南 洋」等地域之區別，堂而皇之表明「西洋」、「東洋」不偏廢，尤其著眼 15 松本巍撰，蒯通林譯，《臺北帝大沿革史》，頁8。 16 詳《伊澤多喜男》傳記，同前註，頁2。 17 同前註，頁3。 18 同前註，頁3-4。
於「東洋」之事例；而在其他大學原稱為「中國哲學」、中國文學」等課 程，在臺北帝大則以帝國的視野，刻意抹滅殖民地臺灣之文化母國--中國 的知識體系命名，19將「中國哲學」、「中國文學」改稱「東洋哲學」、 「東洋文學」，並標舉「用『東洋』二字的含意，不局限於中國，廣泛 地，注目於東洋一般，發揮此一特色。」20 我們若進一步探究「東洋」的內涵，從地理上來看，這是相對於「西 洋」的稱呼，所指為歐亞大陸的東部地域―亞洲地方。特別指亞洲的 東部及南部，即所謂中國、朝鮮、日本、印度、緬甸、泰國、印尼等地 區。21據日本學者津田左右吉研究指出，「東洋」之名雖源於支那，但幕 末以來（19世紀初期），「日本未採納支那以東洋西洋區分經由南海來貢 的蕃人之國、域外之國作法，而將世界之文化國大別為二，分別以東洋和 西洋為之命名。……在這個意義下的東洋，也包括日本，這是因為日本為 了要受納發源於支那的儒教，或說儒家之學；而視西洋的文化為技藝，並 採取與之對立的立場，認為日本與支那擁有同樣的道德。」22近代以後， 由於東亞政治局勢的變遷，轉使日本對於中國社會產生歧視，並對中國文 化萌生懷疑，於是進而改易「東洋」的意涵，以達消弭以中國文化、儒家 思想為文化根源的意識，同時推行日本思想中早已孕育東方思想本源，日 本才真正能繼承東亞傳統的觀點。23日本藉由論述重構文化根源的方式， 正可與當時中國教育制度中「去日本」的姿態相呼應，24一方面反映出該 19 吳守禮認為這是「為避免以中國為名，裁定此一名稱」。詳氏作，〈我與臺灣語研究〉，收錄 於陳奇祿等著，《從帝大到臺大》（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02），頁13。 20 松本巍撰，蒯通林譯，《臺北帝大沿革史》，頁9。 21 相關詞彙定義來自「ス―パ―大辭林3.0」，收於SHARP電子辭書（Papyrus PW-LT220） 22 津田左右吉，〈東洋文化とは何あか〉，《シナ思想と日本》（東京：岩波書店，1938）頁 109-110。 23 陳瑋芬，〈自我客體化與普遍化―近代日本的「東洋」論及隱匿其中的「西洋」與「支那」〉，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18期（2001），頁380。 24 在晚清1904年所發佈的《奏定學堂章程》中，文學科包含中國史學門、萬國史學門、中外地理 學門、中國文學門、以及英國、法國、俄國、德國與日本等國文學，共九門，仍有日本文學。 但到了1913年由中華民國教育部所頒發的《大學規程》，則將文科分為哲學、文學、歷史、地 理等四門。其中文學門下涵括國文學、梵文學、英文學、法文學、德文學、俄文學、意大利文 學、言語學等八門，很明顯已將日本文學剔除。王智明對於《大學規程》提出四種特色：一、 明白語文教學與文學不同，故分科設置；二、文學雖然有民族差異，必須分而專修，但分治而 共濟，形成世界文學的總體；三、日本文學的剔除突出了外國文學的「西方性」，梵文學的納入 則為文學門拓增了一條重要的文化和知識系譜；四、課程的設計突出歷史的重要性及「以史入 文」的研究與教學路徑。其中，日本文學的剔除固然凸顯了外國文學的「西方性」，但既然具有
時代中日敵對的政治現實25；二方面則可見帝國視野下以日本為中心的 「東洋」觀念，相對於「西洋」文化強權，已逐漸形成。 在1928年4月30日臺北帝大的開學儀式暨首屆入學典禮中，上山滿之 進（Kamiyama Mannoshin, 1869-1938）總督所發表的宣明書裡，除了以大 學令第一條所定，「以攻究國家進展必要之學理及有關應用之縕奧為目 的，以陶冶學徒之人格，涵養國家思想為使命。」為臺北帝大經營之第一 義，也針對臺灣本島的情況提示出兩大重點：其一，「以一面指導，一面 攻究，一面琢磨學徒之人格，玉成忠良之國民為當前之急務。」其次，除 了一般科學外，「亦要發揮關於東洋以及南洋之特色。因此進而研究臺灣 之地位及沿革，人文科學特以東洋道德為骨髓，努力於文明之顯微闡幽， 而自然科學應以研究熱帶亞熱帶之特異事象為其使命。」26這是在服膺於 殖民母國的前提下，欲琢磨臺灣學徒使成「忠良之國民」，同時提示出帝 國視野下的人文（東洋道德）與自然（西洋技藝）的分科特色，希望把臺 北帝國大學發展成具有殖民地特色的帝國大學。 除了官方堂皇的宣示文字外，《臺灣民報》於學校開辦前的3月11日 曾刊登一篇題為〈行將產生的臺灣大學之本體〉的社論，文中已就臺灣當 局預備設立臺北帝國大學一事進行評論，除了指出「在日本人和臺灣人共 學的美名之下，臺灣人在名義上得到機會均等的待遇，而在實質上大部分 失去了由自己所繳納的稅金所支持的教育機關之利用機會。」這次臺灣大 學設立文政學科，其目的「並不在於促進臺灣人本位的教育（，）而是在 於提高在臺的日本人本位的教育」；此外，也批評臺灣當局的謬論，所謂 「假使不設置文政科，想要學習文政科的青年，大部分會進入美國人所經 營的大學，學習反抗日本的教育。」27由此可略探民間的反對聲浪。 「東方性」的梵文學已納入了文學門的體系，日本文學實在沒有理由在這樣的條件下遭到剔除。 筆者以為更重要的原因，應在於中日敵對的政治考量。王智明的討論詳氏作，〈文化邊界上的知 識生產：「外文學門」歷史化初探〉，《中外文學》第41卷第4期（2012.12)，頁184-185。 25 自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結束，中國慘敗，只得對日割地（包含臺灣）賠款以來，中日關係先後 經歷了八國聯軍、日俄戰爭、二十一條條約、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可說一直處於政治敵對 的緊張局勢，直到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為止。 26 轉引自黃得時所譯〈上山總督宣明書〉，詳氏作，〈從臺北帝國大學設立到國立臺灣大學現況 ―光復以來三十年間本省高等教育發達之一例證〉，頁56。 27 黃得時，〈從臺北帝國大學設立到國立臺灣大學現況―光復以來三十年間本省高等教育發達 之一例證〉，頁52-55。
另在黃得時先生日後的口述歷史裡，則針對各種命名來說明臺北帝 大所受到的殖民對待，譬如校名原先要取「臺灣帝國大學」，但顧及敏感 的民族因素，後與位於韓國漢城的「朝鮮帝國大學」一樣，都將國名改為 所在地的城市命名，成為「京城帝國大學」（朝鮮）與「臺北帝國大學」 （臺灣）；其次，「日本人在其他帝大都是設立『法文學部（院）』，只 有臺北帝大稱為『文政學部』，其意圖就是要臺北帝大中文學要比政學更 重要，不要臺灣人著重於法律、政治等類科。」除此，黃先生也指出「日 本人也不設立『中國文學』而設立『東洋文學』。」其實臺北帝大文政學 部的「東洋文學」，「只有『支那文學』為主的內容而已，欠缺印度文學 及其他亞洲文學的內容。又，臺北帝大沒有『民族學』，他們在臺灣使用 『土俗』而非『民族』的名稱，設立『土俗及人種學研究室』。」28諸種 命名上的考量，無非是要抹除臺灣人民的民族認同情緒，各種科目的設立 看似齊備，實則蘊含有各式細膩的抑制措施。 臺北帝國大學決議設立文政學部與理農學部，這種作法究竟是標舉出 人文與自然並重的精神，以發揮東洋的特色為理想？還是有助於啟發殖民 地學生民族精神與政治能力的發展，反使殖民施政困難？下文將藉由「東 洋文學講座」實際發展的狀況進行考察，希望能為「東洋文學講座」找到 合宜的歷史定位。
三、東洋文學講座師資
雖說日本視域下所指稱的「東洋」，是與「西洋」相對的地理名詞與 文化指涉，但實際查考「東洋文學講座」所講授的內涵，礙於師資，主要 仍以中國文學為範疇，而未涉及其他地區的文學。透過《臺北帝國大學一 覽》的整理（詳附件一），我們可看到從昭和3年（1928）起，「臺北帝 國大學文政學部規程」已羅列有「東洋文學專攻者必修科目」的名稱，但 要到昭和4年（1929）東洋文學講座設立，講座教師們到位，課程才正式 開始；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帝國大學由國民政府接收，改名為 「國立臺灣大學」，期間共經歷了16年多，主要由3位教師主持，分別是 久保得二、神田喜一郎與原田季清，以下將分列說明。 28 陳俐甫整理，〈黃得時先生談：臺北帝大、臺灣文學與二二八事件〉，《淡水牛津文藝》第6期 （2000），頁186-187。久保得二（Kubo Tokuji, 1875-1934）先生，明治8年（1875）生於日 本東京市，14、5歲時閱讀《莊子》時，即取「神動而天隨」句之天隨 為號，以號行。於明治29年（1896）7月進入東京帝國大學就讀，明治 32年（1899）自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漢學科畢業，同年進入該校大學 院就讀，於昭和2年（1927）11月以元曲研究獲頒東京帝國大學文學博士 學位。29久保先生自早年便開始漢詩創作，帝大入學後主要在《帝國文 學》發表中國文學研究、評論與漢詩、美文，久以文筆馳名。自明治31 年（1898）起曾三度擔任《帝國文學》的編輯委員，1901年更自辦《新文 藝》雜誌，30是「赤門文士」中漢學科出身的代表人物之一。31在以科學 方法改造傳統漢學的氛圍下，久保先生所撰寫的《支那文學史》（1903年 人文社版，1907年早稻田大學版）32（圖2）不僅傳承了先行者（從藤田豐 八、古城貞吉、到笹川種郎）的文學史觀―認為南北風土的差異對國民 性與思想、文學產生極大的影響，也能立足於批判先行文學史的立場，考 慮時代性、說明文學的發展過程；33對於歷來受到輕視的戲曲小說，尤能 從時代與文類的廣泛例證中，揭示其文學史的意義；34相較於先行的文學 29 摘自久保舜一，〈久保天隨〉，收入久松潛一編，《鹽井雨江武島羽一大町桂月久保天隨笹川 臨風樋口龍峽集》，《明治文學全集41》（東京：筑摩書房，1977），頁381-384。張寶三撰 述，〈久保得二先生傳〉，收錄於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 史稿1929-2002》（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2002），頁185。 30 芳村弘道，〈久保天隨とその著書『支那文學史』〉，收錄於川合康三編，《中國の文學史 觀》（東京：創文社，2002），頁63。 31 「大約在1901年前後，日本輿論界出現了『赤門文士』的稱呼。「赤門」是東京帝國大學本鄉 校園西側的標誌性建築，這一稱呼不無揶揄意味，指出身於最高學府卻從事文藝或批評的人 士。」當時主要以藤田豐八、小柳司氣太、田岡嶺雲、白河次郎、久保天隨五人為代表。詳 陸胤，〈明治日本的漢學論與近代「中國文學」學科之發端〉，《中華文史論叢》總第102期 （201.12），頁106-115。 32 久保先生的《支那文學史》有兩種版本，第一部是由東京的人文社於明治36年（1903）11月15 日發行，內容從漢民族的發生與易、書、詩的三代文學談起，到清末的文學狀況為止；第二部 則在執筆早稻田大學的講義錄《支那文學史》的基礎下，將前書進行修訂增補而成，全書共分 上下冊，由東京的早稻田出版社於明治40年（1907）發行。主要增加從六朝到唐代的佛典翻譯 與影響、支那文獻的九大散亡、印刷術的發明、元雜劇、明清小說的研究。而中國文學史中戲 曲小說獲得重視實與久保先生的研究姿態密切相關，在明治時期諸家所治的《支那文學史》 中，久保先生的《支那文學史》是將戲曲小說的分野進行詳論，內容最為完備者。詳芳村弘 道，〈久保天隨とその著書『支那文學史』〉，頁63-79。 33 同前註，頁69。 34 同前註，頁69-70。相關論點另見黃得時，《久保天隨博士小傳》，《中國中世文學研究》卷2 （廣島：中國中世文學研究會，1962），頁51-52；李慶，《日本漢學史（貳）：成熟和迷途》
史撰述，此書幾乎以評論寫成，是適合中高級讀者閱讀的文學史，因而備 受推崇。35大正年間，久保先生因工作之便，得以大量閱覽內閣文庫及宮 內省圖書寮的圖書，後累積大量《西廂記》及戲曲相關資料，撰成了「西 廂記の研究」（1925）獲得博士學位，後又在此基礎修編而成《支那戲曲 研究》（1928），由弘道館發行。36至昭和4年（1929）4月，因時任臺北 帝大文政學部長藤田豐八（1869―1929）的推薦，受聘為臺北帝國大學文 政學部東洋文學講座第一位講座教授，於是偕同妻子與三子赴任。並曾於 1930年創設「南雅詩社」，為日人在臺最後一個漢詩社，與臺灣漢詩壇互 動密切。37未料先生於昭和9年（1934）6月1日因腦溢血過世，在臺北帝大 任職五年有餘，享年60歲。 圖2： 左：〔日〕久保天隨像38；右：〔日〕久保天隨著， 《支那文學史》封面（東京：人文社，1903）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4），頁436。 35 黃得時先生論及，「一般人撰寫文學史，都事先把作者生平介紹之後，引用作者的作品，作為 說明或評價之依據，因此較容易受讀者之瞭解。可是久保氏這部文學史，對於作者生平，約略 提一提之後，也沒有引用作品，馬上單刀直入評論作者在文學史上之地位及其作品之價值。」 比起古城貞吉、笹川臨風的《支那文學史》引例很多，適合初學者之閱讀，久保天隨的文學 史，水準較高，全書充滿議論，適合內行人參考。這是本書最大特色。此書也受到日本著名漢 學家青木正兒博士在所著《支那文學概說》的推崇。詳黃得時，〈百年來日人研究漢學名著提 要彙編〉，收錄黃得時作，江寶釵編，《黃得時全集11•論述卷五》，頁411-415。 36 仝婉澄，〈久保天隨與中國戲曲研究〉，《文化遺產》2010年第4期，頁54-59。芳村弘道， 〈久保天隨とその著書『支那文學史』〉，頁65。 37 可參見黃美娥，〈久保天隨與臺灣漢詩壇〉，《臺灣學研究》第7期（2009.6），頁1-28。 38 轉引自周延燕編，《臺灣大學久保文庫漢籍分類目錄》（臺北：臺灣大學圖書館，2012），圖 片頁。
在專長方面，久保先生早期以儒學史、文學史為研究範疇，中晚期 則著力於元曲研究，所著《支那戲曲研究》有極高評價。另有漢詩創作與 評釋、西歐作品翻譯集140部。其中《支那文學史》不僅在日本的人文社 （1903）、平民書房（1907）、早稻田大學（1907）先後出版，該書也在 同年的臺灣重要官報《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上連載，從1907年7月18開始， 到次年3月19日止，共連載150回，尤其這是以「文學士久保天隨述，雪漁 謝汝詮譯」的漢譯形式（圖3）進入臺灣的文化場域，雖說此次連載只有 「前編」百五十回，因編輯考量而缺漏了「後編」近百回，但這部帶著 實證史觀的文學史論，已然透過報刊連載譯介的形式使臺灣士子有機會透 過閱讀，學習文學史的研究方法與建構模式。待得1929年久保天隨成為臺 北帝國大學東洋文學講座教授，更以學科體制的必修課「東洋文學普通講 義」來親授「東洋文學史」。久保先生的文學史書寫橫向可連結起甲午戰 後帝國大學出身的少壯學者（如古城貞吉、笹川臨風、藤田豐八、田岡嶺 雲等人），嘗試以西歐文學史的研究方法，踴躍撰寫《支那文學史》，同 時也將小說、戲曲等文類納入中國文學史的範圍；另一方面則向下啟發臺 灣學子如黃得時等人展開「臺灣文學史」的思考與撰寫，可見意義非凡。 圖3： 〔日〕久保天隨述，謝汝詮譯：《支那文學史》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三版連 載，明治40年7月18日。
神田喜一郎（Kanda Kiichirō，1897-1984）先生（圖4），號鬯盦，明 治30年（1897）10月16日生於日本京都市。神田家世代務商，為京都著名 之商家。祖父神田香巖，曾任京都博物館學藝委員，藏書甚豐，與中國的 羅振玉、王國維、董康等皆有往來。於大正6年（1917）進入京都大學文 科大學史學科就讀，10年（1920）3月自史學科畢業，四月進入同校大學 院，並在大谷大學任教。神田先生曾受教於狩野直喜與內藤虎次郎（為東 洋史學京都學派的創始人之一），為內藤先生的入室弟子，其學風傳承自 清代乾嘉樸學。39昭和1年（1926）3月辭去大谷大學教職，應日本宮內省 圖書寮之聘，編纂《漢籍目錄解題》，歷時3年完成。40昭和4年（1929） 因藤田豐八先生之推舉，赴任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東洋文學講座助教 授。至9年6月，久保先生過世，11月，神田氏升任為教授，並在12月以臺 灣總督府在外研究員之身分赴法、英兩國研究，11年8月返回臺北帝國大 學任教，「曾先後兼任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的特約講師，與東方文化研究 所的特約研究員」41。至昭和20年（1945）因日本宣布投降，二戰結束， 於是束裝返日，在臺灣任教近16年，42是神田氏一生中任職最久的單位， 至晚年還懷念不已。43 在帝大的教研工作方面，神田喜一郎先生則清楚展現「京都中國學 派」學風，舉凡考證學、為古文書進行考釋、乃至於敦煌學研究、戲曲研 究等方面皆可見其特色。另在指導帝大學生畢業論文方面，計有東洋史專 攻的何設偕一人，及東洋文學專攻的黃得時、吳守禮、稻田尹、藤原登喜 夫等人，論題涉及詩經語法、詞學與古典小說研究（詳第六節討論）；在 研究方面，據學者考察，神田先生在帝大任教期間（1929-1945）共出版 專著《支那學說林》（1934）一種，編輯《佚存書目》、《敦煌秘籍留 真》等專書二種，另有發表於臺日刊物單篇論文、雜記共56篇，其中刊登 於《臺大文學》者共有論文14篇，主要為〈本邦填詞史話〉系列文章，另 39 鄭樑生，〈日本漢學者―神田喜一郎的著述生活〉，收錄於梁容若、王天昌主編，《書和 人》第305期（1977.1.22），頁2。 40 同上註，頁1。 41 同上註。 42 摘自張寶三撰述，〈神田喜一郎先生傳〉，收錄於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國立臺灣大 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1929-2002》，頁189。 43 張寶三，〈任教臺北帝國大學時期的神田喜一郎之研究〉，收錄於張寶三、楊儒賓編，《日本 漢學研究初探》（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頁323。
圖4：神田喜一郎先生（右二）與吳守禮（右一）在文政學部前44 與島田謹二合著〈南菜園の詩人籾山衣洲〉共3篇（詳附錄3），前者梳理 日本十九世紀詞學之復興與發展，後者評介籾山衣洲（1855-1919，曾任 《臺灣日日新報》漢文主筆，神田與島田共推其為文壇祭酒）於總督別邸 「南菜園」的結社活動與創作，可見神田先生研究成果豐碩與著書之勤。 在帝大的教研工作方面，神田喜一郎先生則清楚展現「京都中國學 派」學風，舉凡考證學、為古文書進行考釋、乃至於敦煌學研究、戲曲研 究等方面皆可見其特色。另在指導帝大學生畢業論文方面，計有東洋史專 攻的何設偕一人，及東洋文學專攻的黃得時、吳守禮、稻田尹、藤原登喜 夫等人，論題涉及詩經語法、詞學與古典小說研究（詳第六節討論）；在 研究方面，據學者考察，神田先生在帝大任教期間（1929-1945）共出版 專著《支那學說林》（1934）一種，編輯《佚存書目》、《敦煌秘籍留 真》等專書二種，另有發表於臺日刊物單篇論文、雜記共56篇，其中刊登 於《臺大文學》者共有論文14篇，主要為〈本邦填詞史話〉系列文章，另 與島田謹二合著〈南菜園の詩人籾山衣洲〉共3篇（詳附錄3），前者梳理 44 轉引自陳奇錄等著，《從帝大到臺大》（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03），頁28。
日本十九世紀詞學之復興與發展，後者評介籾山衣洲（1855-1919，曾任 《臺灣日日新報》漢文主筆，神田與島田共推其為文壇祭酒）於總督別邸 「南菜園」的結社活動與創作，可見神田先生研究成果豐碩與著書之勤。 久保先生在臺北寓所溘然長逝後，神田先生又出國研究兩年，導致有 畢業生修課單位不足的情況，校方曾於昭和11年（1936）10月聘請東京帝 國大學鹽谷溫（Shionoya on, 1878-1962）先生以特聘教授的身分前來短期 講學一個單位，45以補足畢業生的修課學分。46鹽谷溫先生乃東京帝大出 身，曾前往德國、中國留學，頗受業師葉德輝與王國維先生影響，後以元 曲研究獲得博士學位（1920），自大正7年（1918）起便分擔東京帝大支那 哲學支那文學第一講座的助教授，大正九年（1920）起擔任支那哲學支那 文學第二講座助教授，並於大正13年（1924）升任教授。47著有《支那文 學概論講話》（1919）、《支那戲曲の沿革》（1921）、《支那小說史》 （1930），也曾譯註《琵琶記》（1923）、《桃花扇》（1924）等書。代 表作《支那文學概論講話》尤在笹川種郎《支那文學史》的基礎上，認同 通俗文學的「正統」文學地位，主要敘述戲曲小說之發展，隨著相關論著 之中譯本出版，對日後中國學者自撰中國文學史／小說史皆有深刻影響。48 而鹽谷先生前來帝大之講學，主要集中在昭和11年12月7日至22日的兩週 期間，以每天至少二小時密集授課的方式依序講授中國戲曲與小說史，聽 課學生則有東洋文學專攻二名，國文、英文等學生四、五人。課餘又安排 校內外演講活動，夜間除有各式歡迎會與帝大師生、臺灣詩壇交流，也曾 前往臺北放送局講演「楠公與賴山陽」。49透過鹽谷先生的親授課程，也 使中國戲曲、小說等通俗文學在東洋文學講座中獲得了系統的介紹。 原田季清（Harada Suekiyo）先生，文學士，兵庫縣人，其餘生平資 45 黃得時，〈《清代文學評論史》序文〉，收於黃得時作，江寶釵編，《黃得時全集1•創作卷 一》，頁648-649。人事聘任詳「敘任及辭令」：昭和11年10月22日特聘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塩谷 溫為講師，詳《學內通報》第百六十一號，昭和11年10月31日。 46 詳節山（鹽谷溫），〈臺灣遊記〉，《斯文》第19編第2號（昭和12年1月27日），頁1。 47 東京帝國大學編，《東京帝國大學五十年史》（東京：東京帝國大學，1932），頁917。 48 關於鹽谷溫的學術成就與在近代日本中文學界的地位，可參考陳瑋芬，〈大日本主義風潮下 的日本漢學者―鹽谷溫晚年的儒學觀與其〈臺灣遊記〉〉，收錄於宋鼎宗總編輯，國立成 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編，《第一屆臺灣儒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南：臺南市文化中心， 1997），頁137-166。 49 節山（鹽谷溫），〈臺灣遊記〉，《斯文》第19編第3號（昭和12年2月27日），頁7-12；《斯 文》第19編第5號（昭和12年4月27日），頁13-20。
料不詳。久保先生過世後，校方於昭和10年（1935）另聘外國東洋文學 講師原田季清正式遞補東洋文學講座的職缺。當昭和10、11年神田教授 在外研究兩年之際，原田先生曾獨力承擔東洋文學講座課程。至昭和14 年（1939）原田季清由外國講師轉為助教授，17年（1942）3月27日因戰 爭事起，原田氏從東洋文學講座退任返日，在臺灣任教七年之久，50返日 後可能在京都立命館大學任教。51相關著作有《話本小說論》（1938）及 《臺大文學》刊載之10篇論文，主要涉及小說研究、古詩平仄、小說與駢 文關係、戰爭文學、俗文學等議題。（詳附錄3）昭和18年（1943）4月間 日本東方文化學院所員豐田穰氏曾以臨時講師的身分來臺講學1個月，講 義題目為：東洋文學特殊講義「唐詩概說」，此間亦曾參與東洋文學會例 會，主講「舊唐書と新唐書」52，可知在原田助教授離臺後，校方亦曾安 排臨時講師以充實課程。 此外，久保、神田兩位先生對於今日臺灣大學圖書館的善本圖書收 藏亦極有貢獻。久保先生過世後，所藏圖書由校方購入，名為「久保文 庫」，內容主要為中國文學古籍，尤多戲曲善本資料，現存790餘種， 6900多冊；而神田先生任職臺北帝大期間，則致力於各種文獻資料之收 藏，曾參與「烏石山房文庫」及「久保文庫」的購入工作。「烏石山房文 庫」原藏者為清末福州烏石山房主人龔易圖（1836―1893），乃咸豐九年 進士，曾任山東濟南府知府、廣東布政使。龔氏藏書主要購自海甯陳氏遺 書，加上歷年所積，至其子孫售書總計已達2099部，34803冊，此中涵括 中國經、史、子、集各方面書籍，有不少明版善本。此批藏書乃1929年 （臺北帝大甫成立第二年）由神田先生帶領助手前嶋信次同往福州選購， 後以約1萬6800元美金購回。53鹽谷溫先生曾盛讚久保、神田兩套文庫以大 學藏書而言，其戲曲類實足以誇稱天下！54可知兩套藏書之珍貴。 50 退職紀錄見《學內通報》第285號，昭和17年4月15日，頁12。 51 此為馬幼垣先生的推論，因《立命館大學論叢》十五期（1943年8月）有刊登原田季清〈隋唐 興亡稗史考〉一文。詳氏作，〈原田季清對中國小說研究的貢獻〉，收於《中國小說史集稿》 （臺北：時報文化，1987年二版），頁314。原田季清之生平資料仍須進一步考察。 52 詳臺大文學會編，《臺大文學》第八卷第1號（1943.6.5），頁73。 53 神田本欲購買觀古堂主葉德輝的「觀古堂藏書」，因未能如願，後轉向福州的烏石山房主龔易圖 的後人恰購「烏石山房藏書」。關於購書過程，可參考張寶三，〈任教臺北帝國大學時期的神田 喜一郎之研究〉，頁341-345；鄭樑生，〈日本漢學者―神田喜一郎的著述生活〉，頁1。「久 保文庫」的詳細書目可見臺大圖書館網站，網址為：http://web.lib.ntu.edu.tw/speccoll/node/7。 54 節山（鹽谷溫），〈臺灣遊記〉，《斯文》第19編第5號（昭和12年4月27日），頁16。
四、課程設計
在課程設計方面，自昭和3年（1928）起，「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 規程」55便有相關規定，除了文政學部設置哲學科、史學科、文學科、政 學科四學科外，也規定修業年限：「文政學部學生的在學期間，最短三 年，最長六年，但休學期間不計入。」在文學科的必修科目與單位項目 下，便列有「東洋文學專攻者必修科目（單位數）」（參考附錄1），內 容是「東洋文學概論」（一）、「東洋文學史」（二）、「東洋文學講讀 及演習」（三），除此，還有「國語學、國文學」（三）、「英文學概 論」（一）、「言語學」（一）、「哲學科、史學科、文學科及政學科所 屬科目之選修」（七），共七科必修科目，合計十八個單位。可見東洋 文學專攻者除了自己的東洋文學專業外，也要對文學科的其他4個講座科 目、文政學部的其他3科課程進行一定比例的選修，使學子能對人文學科 產生全面性的理解。類似的安排，我們也可在「國語學、國文學專攻者必 修科目」、「英文學專攻者必修科目」中看到同樣的精神。然而，我們若 以單位數（即學分數）的比例來看，東洋文學專攻科目與總學分數的單位 比是6:18，佔1/3，專業學科的比重並非太高。相較而言，國語學、國文學 科目與總學分數的單位比卻是9:18，即1/2；英文學專攻科目與總學分數的 單位比也是9:18，即1/2，可見同在文學科中，東洋文學講座的專業課程確 實有被壓縮、減低比例的狀況。 「東洋文學」講座是從昭和4年（1929）開始正式上課，新聘教師為 久保得二教授與神田喜一郎助教授。自昭和6年（1931）起，文政學部對 於各科課程進行調整，除了各講座的必修科目，各學科又另列「共通必修 科目」，如文學科設立有：「文學概論」（一）（島田謹二）、「哲學概 論」（一）（務臺理作、岡也留次郎）、「言語學」（一）（小川尚義、 淺井惠倫）三門課，各占一單位；同時，「東洋文學專攻者必修科目」也 調整為「東洋文學普通講義」、「東洋文學特殊講義」、「東洋文學講讀 及演習」（七）、「國語學，國文學」（二）、「東洋史」（一）、「哲 學科、史學科、文學科及政學科所屬科目之選修」（七），共6科。此時 55 收錄於《臺北帝國大學一覽》（昭和3年）（臺北：臺北帝國大學，昭和3年），頁46。共同必修與專攻必修科目提高為20個單位，東洋文學專攻科目與總學分的 單位比成為7:20，大致維持1/3強的局面，國語學，國文學專攻或英文學專 攻與總學分的單位比則調整成10:20，依舊是1/2的比例。此制沿用至帝大 結束為止。 我們可在講義題目的資料中（詳附錄2）進一步瞭解各科目下的授課 內容。其一，所謂「東洋文學普通講義」指一般性之基礎課程，56主要傳 授的是「東洋文學史」（久保得二、原田季清、神田喜一郎）（以下為行 文簡省，僅標注姓氏），另有漢詩概說（神田）。如前文所述，久保先生 所撰《支那文學史》在同輩明治少壯學者中，既有傳承，又能開新，尤其 能為歷來被輕視的戲曲小說立章言說，是一部以評論為尚的文學史；神田 先生則在京都帝大的學風下，能對戲曲小說等中國俗文學標舉出實證研究 的方向。 其二，「東洋文學特殊講義」為就某專門之範圍進行講授，類似專 題的課程，曾開設有：「清朝ニ於ケル古典研究ノ發達」（中譯：清朝古 典研究之發展）（神田）、小說概說（原田）、韻文通俗文學序說（原 田）、清朝隨筆•小說研究（原田）、唐代の古文（神田）、「唐詩概 說」（豐田穰）等課程。神田先生於東洋文學講座開設的第一門課「清朝 ニ於ケル古典研究ノ發達」（1933），便清楚展現出京都帝大對於清朝考 證學的重視，57而原田先生則在韻文、通俗文學與小說研究上耕耘著力。 其三，另設有「東洋文學講讀及演習」課程，「講讀」指由教師講 解某部書籍，「演習」乃就某書訓練學生仔細閱讀、譯成日文並查閱典故 及相關資料的課程。「東洋文學講讀及演習」曾開設有：支那戲曲「琵 琶記」、甌北詩話、詩品（久保）、尚書正義（神田）；「東洋文學講 讀」的課程除有詩選、戲曲講讀，也兼及詩論、文論、書論等文藝批評的 範疇，曾開設有：藝舟雙楫、昭昧詹言、古詩源、六朝麗指、元雜劇、 56 張寶三曾對東洋文學講座之課程性質進行訓解，關於「普通講義」、「特殊講義」、「演 習」、「講讀」之意涵本文從之，下文不另作註。詳氏作，〈任教臺北帝國大學時期的神田喜 一郎之研究〉，收錄於張寶三、楊儒賓編，《日本漢學研究初探》，頁332，註24。 57 京都帝大學者除了以敦煌文書對戲曲小說等中國俗文學的初期歷史進行實證研究，以義和團賠 款於京都設立的東方文化研究院京都研究所，則由狩野直喜博士主持，曾於昭和4年（1929）成 立初期，從天津著名的藏書家陶湘（1871-1940）處購入書籍17939冊，奠定了研究所藏書與中 國學研究的良好基礎，並在此基礎上，蒐集清朝考證學研究成果的方針亦得以確立，代表學者 為倉石武四郎（1897-1970）。詳高津孝，〈京都帝國大學的中國文學研究〉，頁93-106。
清人詩話、毛詩注疏、支那戲曲、元曲、畫禪室隨筆（神田）、唐詩別裁 集、李太白全集、杜少陵集詳註、杜少陵全集、白話註釋唐詩三百首讀本 （原田）等課程；「東洋文學演習」曾開設有文心雕龍、尚書正義、畫禪 室隨筆、奈良朝時代の漢文（神田）等。以上課程除了久保先生乃是在翻 譯《琵琶行の戲曲》（東京：弘道館，1927）的基礎上開設「支那戲曲 『琵琶記』」（1933）；神田先生主授的「元曲」講讀課（1940、1943） 尤其是京都大學的狩野直喜（1868―1947）自明治43年（1910）起每年開 設的重要課程，至今元曲研究在京都大學仍然興盛；58神田先生對於中國 詩文書畫所展現的文藝批評趣味，又與同時間京都大學文科大學的青木正 兒（1887-1964）頗有呼應；59原田先生則從「唐詩別裁集」、「唐詩三百 首」讀本的選讀，慢慢進入專家詩「李太白全集」、「杜少陵集詳註」的 講讀。 由此可見，東洋文學講座的課程已涵括文學史、經學、詩選、專家 詩、戲曲、小說、通俗文學、文藝批評、學術史、日本漢文等豐富的面 向。課程安排不僅帶出了東京與京都兩所帝國大學的學風，也清楚反映出 明治漢學研究者對於俗文學小說、戲曲的重視。 另在課程教材方面，久保得二除自撰《支那文學史》外，也曾使用 ［明］臧晉叔《元曲選》、［清］趙翼的《甌北詩話》、吳梅《中國戲 曲概論》60做教材；神田喜一郎曾使用［清］陳奐的《詩毛氏學傳疏》 （1935）、［清］胡克家刊本《昭明文選》61、［清］沈德潛編《古詩 源》做教材；原田季清曾使用沈德潛編《唐詩別裁集》、［清］仇兆鰲 註：《杜少陵集詳註》、譚正璧《中國小說發達史》、「李太白全集」中 央書店國學基本文庫本、以及（白話註釋）唐詩三百首讀本做教材，可見 教材來源有來自中國明清至民國的學者所出版的圖書，也有日本學者自著 58 同前註，頁99。 59 青木正兒，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文學科畢業，師事狩野直喜和鈴木虎雄。曾成立畫會「考槃 社」，進行南畫鑑賞和創作。於1938-1947任職京都帝大文科大學。所著《金冬心之藝術》（京 都：匯文堂，1920）即囊括詩文書畫及音樂等所有藝術領域，對中國文學藝術進行研究；《支 那近世戲曲史》（東京：弘文堂，1930）則填補王國維《宋元戲曲考》關於明清戲曲史的空 白；《支那文學思想史》（東京：岩波書店，1943）則承繼鈴木虎雄的文學理論研究。詳高津 孝，〈京都帝國大學的中國文學研究〉，頁103。 60 從宜生（吳守禮），〈「臺北帝國大學」與「東洋文學講座」〉，《臺大校友雙月刊》18期 （2001）。 61 林秀美，〈為學問而學問的吳守禮教授〉，《臺大校友季刊》第6期（1998），頁6。
的國學基本文庫本。此中，值得注意的是，原田季清在1937年第一次開 設「小說概說」時，主要參考了出版於1935年由譚正璧編的《中國小說 發達史》，等到第二年（1938年）再上「小說概說（續）」時，他已出 版了自己撰寫的《話本小說論》（日文）（臺北：臺北帝國大學，1938 年3月），此書列為臺北帝大的「文學科研究年報（言語ト文學）」系列 叢書的第二輯（詳附錄3），可見其教學研究之勤。此書應是最早的話本 小說專論，內容探討宋至清初的短篇白話小說，美國漢學家馬幼垣曾為 文力讚作者功力之深，「能在三十年代，話本研究才甫開始的時候，寫 出這樣一部紮實的書，把話本小說發展的過程考述得清楚簡明，並談到 這種短篇小說的特質和各種重要本子的情形」，可說考證與評論兼備，62 可惜乏人問津，埋藏在臺大總圖的特藏室中，至1975年臺北的古亭書屋曾 經重印出版，似乎也沒有引起太大的迴響，僅有美國漢學家韓南（Patrick Hanan）、馬幼垣以及樂蘅軍為文提及。63 若要論及東洋文學講座的師生互動與上課情形，吳守禮先生的經驗 或可讓我們領略一二，吳先生提到自己雖有小時候私塾念詩歌的經驗，高 校透過日本的漢字音來讀論、孟的基礎，64但讀起中國古籍來還是根基薄 弱，因此，神田教授由基礎開始訓練： 神田喜一郎教授相當年輕，只大我一紀年（12歲），當時東洋文學 的講座教授是久保天隨，他是日本一流詩人，研究戲曲。神田喜一 郎則是助教授。但是在我畢業那一年久保教授過世，神田先生升為 講座教授，至法國留學兩年才回來。……我主修的東洋文學科，經 常是我和神田教授一對一上課。有時即使和國文科（按：日本語 62 馬幼垣，〈原田季清對中國小說研究的貢獻〉，《中國小說史集稿》（臺北：時報文化， 1987），頁312。 63 同前註，頁311-315。樂蘅軍，《意志與命運―中國古典小說世界觀綜論》（臺北：大安出版 社，2003），頁163，註73。感謝陳翠英教授提醒。 64 將中國古文標注日本漢字音與和音，再進行閱讀的方法，稱為「訓讀」。這是自日本江戶時代 從武士階級到社會慢慢普及的基礎訓練，透過訓讀方法學習中國四書五經等古籍，並將之內化 為教養的訓練。至京都帝大的青木正兒提出「漢文直讀論」（1920），認為在學習中國古文 時，應當用現代漢語發音，不應依賴訓讀，明顯展現京都中國學因取法歐洲中國學，故而將 中國古典視為外國文化進行客觀的實證研究角度。詳高津孝，〈京都帝國大學的中國文學研 究〉，頁104-105。
文）的學生一起上課，但是人數依然很少。65 可知當年東洋文學講座的師生神田喜一郎先生與吳守禮，不僅年齡差距 小，師生比也高，常是一對一上課的情形，文學科學生的人數確實極少。 此外，在吳先生就讀的過程中，也打破了過去學習中文的經驗，他 提及： 要讀政治法律也和我的個性不合，讀中文的話，至少這是咱自己的 語言，較易研究。但是，沒想到入學東洋文學科後，學習經驗完全 不同。我自小學、中學、高校對中文的印象，漢文是讀四書五經， 是科舉考試的世界，進去這個領域後才瞭解，中國的學問不只是四 書五經，不只是吟風弄月，還有其他的，所謂文科的科學，就是現 在所謂的漢學，日本當時叫支那學。也就是說，漢文除了吟詩作文 科舉之外，還有一個學問方面的領域可以發展。66 由此可知，東洋文學講座的課程已跳脫中國傳統以科舉考試引導四 書五經的學習模式，並進入「文科的科學」、「漢學」或「支那學」的範 疇，不再吟詩作文考科舉，開始要發展學問了。 據黃得時先生研究指出，日本漢學研究自明治維新以來為了朝向文科 的科學化，曾經過幾個階段的發展，從第一期的衰落時期（明治元年至20 年，1869―1887）專注於「文明開化」運動，完全排斥漢學研究；到第二 期的復活時期（明治21年至40年，1888―1907），尤其在日清戰爭（中日 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大獲全勝之後，重新反省盲目的歐化主義，重新估 量孕育日本文化的漢學價值，開始在東京與京都兩所帝國大學及相關學校 設置漢學科以研究中國哲學、史學與文學；至第三期則進入漢學研究的科 學化時期（明治41年至大正7年，1908―1918），在大學執教的教授或學 生開始透過外語訓練與歐美文學的視野，不再墨守成規，開始展開科學化 的漢學研究。此時清末兩位碩儒王國維與羅振玉長久避居京都，民國時期 的新文學革命，皆使日本學者開始關注戲曲與小說的研究；第四期則進入 65 吳守禮，〈我與臺灣語研究〉，收錄於陳奇祿等著，《從帝大到臺大》，頁13-14。 66 同前註，頁13。
了漢學研究的「支那學」化時期（大正8年至昭和20年，1919―1945）， 此時期漢學研究採取法式的支那學Sinology的研究方法，最早由京都大 學提倡，終於風靡全國而成「京都學派」。京都學者不僅組織「支那學 會」，發行《支那學》雜誌，也在東北、九州、京城、臺北等地陸續設立 帝國大學並創置漢學科，以「支那學」的視野研究中國學問。67在此脈絡 中，臺北帝國大學的設置與發展正處於日本漢學研究的「支那學」化時 期，並由久保與神田兩位先生現身說法，直接傳承東京與京都兩所帝國大 學的研究視野。比起晚清官員透過赴日考察並模仿日本學制，在接受的程 度上自有被動與主動，直接與間接的差異效果。 另在黃得時先生的經驗中則談及： 考進了日本的帝國大學以後，我專攻中國文學。其時，有位日本教 授叫神田喜一郎老師講授「清代考證學的發達」。我為了要知道整 個清代的學術情形，就讀了梁任公的名著《清代學術概論》和《中 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這兩部書，給予我的影響實在太大了。68 黃先生透過課堂上的學習，課後也能尋書積極自修，圖書來源除有中國近 代重要思想家梁啟超的重要著作，也同時關注日本方面的最新出版，如黃 先生也曾留意當時東京弘文堂書店出版的一套「支那學入門叢書」，執筆 者皆是京都帝國大學出身的著名教授，黃先生尤其專注閱讀青木正兒博士 的著作，並得到極大的啟發。69事實上，我們只要翻閱昭和時期的日本報 刊，如鹽谷溫先生所主編的《斯文》月刊，便可看見「彙報」欄目中所羅 列的「東亞學術思想界」，其內容即是日本與民國的新刊圖書與雜誌的出 版訊息，除有書目外，更有「新刊紹介」的書評文字，可讓讀者同步掌握 日本與民國的最新學術發展。70可知臺北帝國大學透過日本帝國大學一脈 的學術研究與教學傳承，所傳遞的是帝國視野下跨越地域、語言、政治疆 67 摘自黃得時，〈日本明治維新以來之漢學研究―一百年來日本漢學研究之科學化〉，收錄於 黃得時作，江寶釵編，《黃得時全集10•論述卷四》，頁396-398。 68 黃得時，〈梁任公遊臺考〉序文，收錄於黃得時作，江寶釵編，《黃得時全集9•論述卷三》， 頁296。 69 黃得時，〈《清代文學評論史》序文〉，收錄於黃得時作，江寶釵編，《黃得時全集1•創作卷 一》，頁647-648。 70 「東亞學術思想界」，收錄於《斯文》第19編第6號（昭和12年），頁62-70。
界的恢弘知識版圖，在中日臺之間，帝國／殖民詭譎對立的政治氣氛下， 能樹立起這樣的論學氛圍，無疑是展現殖民現代性的最佳實例，使得中國 文學研究在臺灣有了很不一樣的起點。然而，這畢竟是極少數菁英才能享 有的受教特權。
五、相關學術活動
除了課堂上例行的正規教學，平時文學科也藉由各種學會舉辦學術演 講活動，以下僅就《學內通報》、《臺大文學》等報刊資料整理與東洋文 學講座相關演講，表列如下： 表2：東洋文學講座相關學術活動 活動名稱 時間 講者 題目 地點 出處 漢文學會 昭和6年 11月13日 アランデル‧デ ル‧レ 文藝批評の原理と 其の適用 教育會 館 《學內通報》 46號 國文談話會 昭和7年 11月21日 工藤好美 現代文學の一展開 臺日社 三階 《學內通報》 70號 國文談話會 昭和8年 11月20日 藤谷芳太郎 文學と思想問題 本學親 交會俱 樂部 《學內通報》 92號 演講 昭和11年 9月28日 神田喜一郎 英佛二國に存在す る敦煌古書の話 臺北鐵 道ホテ ル 《學內通報》 160號 演講 昭和11年 12月18日 一、西晉一郎 二、鹽谷溫 一、 歷史の性質 二、 日本精神と世 界平和 附屬圖 書館內 式場 《學內通報》 164號 東洋文學會 昭和12年 1月23日 一、鹽谷溫 二、原田季清 一、 國文と漢文と の交涉 二、 情史について 南方土 俗特別 教室 《學內通報》 165號 東洋文學會 昭和12年 5月1日 一、吳守禮 二、 神田喜一郎 一、 王靜安先生逝 去十週年紀念 講演 － 王靜安先生の學 問とその影響 － 王靜安先生を憶 ふ 二、 王靜安先生遺 著遺墨並びに 關係資料展覽 土俗學 人種特 別教室 《學內通報》 173號； 《臺大文學》 第2卷第3號三、 神田喜一郎教 授が巴里よぃ 齎せる巴里國 民圖書館所藏 敦煌古寫本寫 真公開 金曜會 昭和13年 3月11日 工藤好美 文學史の成立と發 展 親交會 俱樂部 《學內通報》 193號 臺北比較法 學會 昭和13年 5月15日 神田喜一郎 經學の研究と比較 法治史學 公會堂 集會室 《學內通報》 196號 夏期講習會 昭和13年 7月13-23日 原田季清 漢字音ト振假名法 本學 《學內通報》 198號 夏期講習會 昭和13年 7月13-23日 原田季清 支那戲曲小說講讀 本學 《學內通報》 198號 東洋文學會 第七回例會 昭和13年 10月29日 一、黃得時 二、原田季清 一、 廣東出身の二 大學者─康 有為と梁啟超 二、 中國歷代戰爭 文學雜觀 土俗學 人種特 別教室 《臺大文學》 第4卷第1號 東洋文學會 第八回例會 昭和14年 2月18日 一、稻田尹 二、中村忠行 一、 「 紅 樓 夢 研 究」以後 二、 帝舜傳說の一 展開─主と してその民間 傳說的一面に ついて ◎ 當 日 會 場 亦 有 「紅樓夢」相關 文 獻 的 展 覽 ： 一、テキスト； 二、紅樓夢に取 材 せ る 戲 曲 ； 三、翻譯；四、 圖 詠 ； 五 、 評 論。 土俗學 人種特 別教室 《臺大文學》 第4卷第1號 東洋文學會 第九回例會 昭和14年 4月2日 一、稻田尹 二、 神田喜一郎 三、原田季清 四、中村忠行 一、 遊仙窟研究以 後 二、 遊仙窟の作者 と傳本 三、 駢文と小說と の關係 四、 「遊仙窟」と 「ふじのいは や」 土俗學 人種特 別教室 《臺大文學》 第4卷第2號
◎ 當日，會場亦展 出與遊仙窟相關 文獻： 第一部 一、テきスト； 二、名家手澤本； 三、その他。 第二部研究論文 一、 一般；ロ、日 本文學との交 涉；ハ、國語 學的研究及び 注の研究； 二、 諸本解說及び 校勘記；ホ、 作 者 ； へ 、 雜；ト、支那 に 於 け る 研 究。 第三部雜（資料） 夏期講習會 昭和15年 7月15-24日 原田季清 支那俗文學雜話 本學 《學內通報》 244號 東洋文學會 第十二回例 會 昭和15年 10月26日 一、稻田尹 二、 來賓李騰獄 博士 一、 臺灣歌謠につ いて 二、 南管と北管に ついて 土俗學 人種特 別教室 《臺大文學》 第5卷第5號 南方土俗學 會 昭和16 年6月12日 助手稻田尹 臺灣歌謠の採集に ついて 土俗學 人種學 研究室 《學內通報》 268號 國民精神文 化講習會 昭和16年 9月15日 神田喜一郎 日本精神に關する 漢詩文の講讀 地點不 詳。 （按： 此活動 由臺灣 總督府 主辦） 《臺大文學》 第6卷第4號 東洋文學會 昭和18年 4月15日 豐田穰（東方文 化學院所員） 舊唐書と新唐書 土俗學 人種特 別教室 《臺大文學》 第8卷第1號
透過《學內通報》與《臺大文學》的資料，我們可看到與東洋文學 講座師生最為密切相關的幾場學術活動。首先，是神田喜一郎在昭和11年 （1936）9月28日假校外臺北鐵道ホテル（臺北鐵道飯店）（圖5）所舉辦 的演講，講題為「英佛二國に存在する敦煌古書の話」（英法兩國所存 敦煌古書之演說）。神田喜一郎在昭和9年（1934）11月，由助教授升任 教授，擔任東洋文學講座，同年12月，則以臺灣總督府在外研究員的身分 赴法、英兩國留學兩年，至昭和11年8月才返抵臺北帝國大學繼續任教。 臺北帝國大學在籌畫之初，本有「教授候補者在開講前赴歐美留學，對 有關專門方面加以研究或視察之必要，其留學年限為二年」71的規定，因 此這是神田喜一郎升任教授後，極為重要的學術任務，而神田氏所選擇的 研究議題便是前往法、英兩國探究敦煌古籍。眾所皆知，自1907、08年間 英國探險家斯坦因（A. Stein, 1862-1943）與法國考古家伯希和（P. Pelliot, 1878-1945）先後前往敦煌莫高窟搜羅大批敦煌文物返國後，舉世譁然！ 敦煌眾多珍貴佛教文物從此流落世界各地，尤以英法兩國為甚。而在伯希 和返國前，曾取道北京，認識了羅振玉，羅氏為這批奇寶驚嘆之餘，也曾 留下攝影十餘種，並積極促成敦煌劫餘文物運往北京學部保存，於是羅振 玉與王國維諸友人也成為中國最早接觸敦煌文物的學者。稍後，於1910年 更有由日本京都大學文科學者所組成的團隊―狩野直喜、內藤虎次郎 （兩人與羅氏本是舊識）、小川琢治、富岡謙藏、濱田耕作等人聞訊趕來 北京調查敦煌古籍，連帶地也引發了日本學界，尤以京都帝大的漢學家為 主的敦煌學熱潮。72京都帝大出身的神田喜一郎便是在母校的學術氛圍影 響下，73決定前往英法兩國進行兩年的研究調查。等到昭和11年8月返臺， 隨即在9月28日由臺北帝大所舉辦的職員懇親會上，假臺北鐵道ホテル舉 行公開演說，題名「英佛二國に存在する敦煌古書の話」，會中不僅詳述 71 松本巍撰，蒯通林譯，《臺北帝大沿革史》，頁7。 72 詳張曉生，〈王國維留日時期的學術與生活〉，《新埔學報》第19期（2002），頁213。另神 田喜一郎著，《敦煌學五十年》，高野雪、初曉波、高野哲次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4），一書中載有敦煌學緣起的各種細節，有興趣者可參看。 73 神田喜一郎在〈敦煌學五十年〉一文中便提及，大正元年（1912）京都大學的狩野先生出差赴 歐洲，調查巴黎、倫敦等地的敦煌古書；同時東京大學的瀧精一博士也前往歐洲專門調查繪 畫；內籐虎次郎、石濱純太郎於大正13年（1924）前往歐洲，帶回許多貴重材料；在韓國的京 城帝國大學的大谷胜真教授及九州帝國大學的重松俊章教授等人也紛紛專程赴巴黎和倫敦參觀 敦煌古書。詳氏作，〈敦煌學五十年〉，收於神田喜一郎著，《敦煌學五十年》，高野雪、初 曉波、高野哲次譯，頁22-23。
敦煌學的由來，英法兩國所存敦煌古書近一萬五千卷的樣貌，也從歐洲帶 回千枚寫真，期待早日出版以供學界研究云云。74後來完成了《敦煌秘籍 留真》（京都：小林寫真製版所，昭和13年；京都：臨川書店，昭和48 年）及《敦煌秘籍留真新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47）兩本書。75 而選擇在臺北鐵道ホテル舉行，尤有盛大舉辦、隆重歡迎之意。蓋「臺北 鐵道ホテル」乃臺灣第一家西式大飯店，由總督府鐵道部直營，位於今 臺北車站的斜對面「表町二丁目」的位置（今新光三越站前店），飯店於 1908年11月1日落成，「總面積共三層樓三千餘坪，共有27間客房，每一 層樓還有讀書室、集會室」，「一樓則有容納三百人的大餐廳，可以舉辦 各種集會和宴會，鐵道部還特別聘請法國廚師主廚」76，其英國式典雅的 建築風格與內部氣派講究的裝潢，加上昂貴的價格，很快便成為皇親國戚 與政商名流（如林獻堂）宴會、議事、演講與交流的重要場合。77而神田 氏既以臺灣總督府在外研究員的身分出國，這次職員懇親會的與會聽眾應 以總督府官員及臺北帝大的專家學者為主，由此可略探帝國知識與政治權 力結構如何緊密連結。 圖5：臺北鐵道ホテル78 74 當天所舉辦的講演共有兩個講題，除神田喜一郎外，還有前往南洋出差的農林專門部教授深谷 留三氏講演「南洋に於ける邦人栽培事業の現狀」。相關報導詳見《學內通報》第百六十號 （昭和11年10月15日），頁3。 75 神田信夫曾言及，《敦煌秘籍留真》乃先考神田喜一郎於昭和10年到11年約1年半的時間，前往 法國國立圖書館調查所留下的資料。此書最早於昭和13年由京都的小林寫真製版刊行，至昭和 48年則由京都的臨川書店複印出版；所記〉，收錄於神田喜一郎，〈敦煌學五十年〉，收於神 田喜一郎著，《敦煌學五十年》，高野雪、初曉波、高野哲次譯，頁23。 76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出版，2011），頁352。 77 同前註。另可參考陳柔縉，《臺灣西方文明初體驗》（臺北：麥田出版，2005），頁98-105。 78 轉引自Jon:「不朽經典，經典不朽―臺灣鐵道ホテル（上）」，影像提供：FormosaSavage。 網址：http://jonyao1978.pixnet.net/blog/post/23855274―不朽經典，經典不朽―-臺灣鐵道ホ
除了這場極具象徵意義的演講，在校內主要有「東洋文學會」與「夏 季講習會」所舉辦的學術活動。就目前資料顯示，「東洋文學會」的例會 似乎都安排二至四位講者演講，如昭和12年（1937）1月23日邀請鹽谷溫 講論「國（日）文與漢文的關係」，原田季清則講論「關於情史」。《情 史》為［明］詹詹外史（馮夢龍）所評輯，收有歷來筆記、小說、史籍 等豐富的情史資料，可作為小說研究之參考，原田季清以《情史》作為 講題發表演說，隨即於校內刊物《臺大文學》二卷一期（1937年3月）刊 行〈情史に就て〉（頁53-60）一文，三個月後另有一文〈增廣智囊補に 就て〉在《臺大文學》2卷3期（1937年6月）（頁48―53）出版（詳附錄 3），將馮夢龍的《情史》與《智囊補》進行專論研究，正可與當年他所 講授課程「小說概說」與稍晚的專書《話本小說論》出版相互參照，藉此 也可見到原田季清用功之勤與不凡的眼光。79 另一值得注意的活動，是在昭和12年（1937）5月1日由「東洋文學 會」在土俗學人種學特別教室舉辦的兩場演講，分別由吳守禮（時擔任副 手）主講「王國維的學問及其影響」，神田喜一郎先生主講「追憶王國 維」兩個題目，同時並有王靜安（國維）先生遺墨與巴黎國民圖書館所藏 的敦煌古寫本寫真的展覽。80我們若略加考察神田氏與王國維的關係，可 知神田家族為京都著名商家，祖父神田香巖喜愛收藏中日古籍，曾與羅振 玉、王國維等人交往；81加上神田喜一郎所屬的京都大學，在羅、王避居 日本期間（1911-1916年），因羅振玉透過藤田豐八的名義，在淨土寺町 購地建造宅邸「永慕園」與書庫「大雲書庫」（號稱有五十萬卷豐富藏 書），因此在敦煌學的前緣基礎上，再次聚集了京都大學的東洋學者在此 テル（上） 79 馬幼垣稱，在原田季清之後過了四十年，討論《情史》和《智囊補》的專論，仍然只有原田氏 的著作，韓南先生雖稍有引用兩書，卻未有專論研究。直到胡萬川先生〈從智囊、智囊補看馮 夢龍〉一文，收於氏編，《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專集》1期（1979.8），才有新的考察。詳馬幼 垣，〈原田季清對中國小說研究的貢獻〉，頁313-315。 80 關於這場講演與展覽的內容，詳見《學內通報》第百七十三號（昭和12年5月15日），頁6。 81 神田喜一郎與王國維第一次見面是在大正4年（1915），王國維當時為避武昌革命，與羅振玉一 家在日本京都暫居（1911-1916年間），而神田氏還是高等學校的學生，主要為祖父傳遞古籍。 神田喜一郎：〈憶王靜安師〉，收錄於陳平原、王風編，《追憶王國維》（增訂本）（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頁319。另參張寶三，〈任教臺北帝國大學時期的神田喜 一郎之研究〉，頁3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