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良史」？從董狐到翦伯贊，兩千多年來，有其變也有其不 變。不變之處，首先強調能夠抗拒外來壓力的精神。今日而言，壓力有 兩種，一種是有形無形的威迫，另一種卻是利誘，良史應該具有強大的 抗壓性。其次，像司馬遷一樣，對於存留人間的史料充分掌握，對於許
118 汪榮祖，〈五四與民國史學之發展〉，收入氏編，《五四研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 版事業公司，1979），頁 221-233。
119 王學典，〈良史的命運〉，《讀書》1998 年第 12 期（北京），頁 56。
多看似混亂的事件提出一套有說服力的解釋，以及對於過去的真實，進 行完整、生動而優美的表述，這些標準是中外古今都不變的。用傳統的 用詞來講，就史文而言，簡約而有質感；就史事而論，則應詳瞻核實；
就史義而論，不虛美，不隱惡，掌握事理而好好敘述清楚。但是，這些 都是很抽象的說法，如何才算是有說服力？如何才可說是完整？更棘手 的是，何謂真實？
對於「真實」，後現代主義者（postmodernist）根本否認。不但如 此，他們還不承認有接近「客觀」的可能，一切作品充滿了權力的關係，
並且都是意識形態的產物。歷史的文本並未能指涉外在的世界，文字
（words）與世界（world）是不同的，歷史沒有定論，只是一種「論述」
（discourse）。120
這種後現代觀點，就其權力無所不在的主張而言，中國自董狐開始，
就很敏銳地掌握了政治權力及責任歸屬；至於對文字的疑問，甚至對真 相及客觀的否定，則傳統中國的史學家應該是完全無法認同的。雖然在
「良史」的界定上有所變遷，但他們似乎很樂觀地相信真相的存在，以 及好的史家完全可以用文字去客觀地重現。
「良史」的標準，歷來有所變異，就像倫理道德的標準隨時代變異 一樣，對於史學的要求也很不同。沒有人會要求古代史家注其史料出處 的，對於抄襲的概念及標準也很不一樣。學者嘗言：
如《漢書．武帝紀》之前的紀傳多用《史記》文，而即以為己作。
在文學上講，這是抄竊；在史學上講，這是由闕疑而引起的慎重，
雖有弊端，卻非過錯。西方史學家非常驚訝中國史學家的「不斷的 襲用舊史原文」，無止境的「重複既已確定的敘述」，如果他們知 道中國史學上的闕疑理論彌漫，就應當釋然了。121
120 Alun Munslow, “History Today, Critical Perspective,”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Historical Studi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 1-20, especially pp. 4-6.
121 杜維運，〈中西古代史學的比較〉，收入張越編，《史學史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 版社，2006），頁 65。杜氏所指的西方史學家，引用自 Herbert Butterfield, “History and
以上純粹就表述方法的變遷而論，或因闕疑慎重其事，或因不同歷史思 維下有不同的表述特質，而在時空環境變換之下，「其事核」應該有現 代的表現方式。
在傳達內容、描寫人物，甚至傳述真相方面，亦即「不虛美，不隱 惡」的實錄精神，亦為古今不變的要求。然而在具體的表現上，中國古 代卻有其特色。由於古代中國史學傳統是以「紀表志傳」為正史體例，
歷來史家皆以此為圭臬，也從這種體例中表述歷史，雖然有可能會一事 出現在好幾種不同的篇章中，但所謂史家稱美的「簡約」，並不只是表 面上的用字簡省，更重要的是在適當的脈絡中表述完整的事件，而儘量 減少重複。此種體例還有一種方便之處，由於有各種類名，史家可以將 真相化整為零，分別在不同的篇章中出現，甚至在列傳中不同的傳主內 出現，使讀者在整個看完「紀表志傳」後，尋繹出史家苦心孤詣在各篇 章中隱藏的蛛絲馬跡，拼湊成一個全面完整的圖像。
此外，中國史家在史文中的用字遣詞經過千年儒家義理的錘鍊後，
變得相當嚴肅而有深意，這也是他國史學所較缺乏的。在君權至上、政 教合一、嚴刑峻罰的帝制中國時代，史家追求敘事生動、用字精確、傳 達真相的精神是普遍的價值，但具體表現時，則有其在地的特色。史上 稱陳壽有良史之才，最著稱的是「善序事」，除了前面提到的例子外，
學者還點出其極重要的一點：
三國志及後漢書的荀彧傳，均對荀有褒無貶。陳壽號稱良史，他雖 因身為晉臣，對魏晉間許多史實有所顧忌，不敢明言，但字裏行間，
却儘可能寓褒貶之意。如他敘荀彧的官位為「漢侍中」。特加一「漢」
字，以寓褒美之意。又如他敘荀彧阻董昭擬請朝廷封曹操為魏公，
加九錫之議曰：「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中貞之誠，守退讓 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曹操由是心不能平。後來又敘 曹操伐吳，故意請獻帝派荀彧勞軍。「因輒留彧」，「彧疾留壽椿，
以憂薨」，「明年太祖遂為魏公矣！」寫得雖含蓄，卻把事情的底
Man’s Attitude to the Past,” Listener 21 (September, 1961).
蘊都暗示出來了。122
又曹操赤壁敗後，為掩飾潰敗原因，與孫權書曰：「赤壁之役，值 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獲此美名。」魏書武紀，把疾病流 行，寫成曹操赤壁退兵的主因，且將對方的主將寫成劉備，故意不 提周瑜，是曹操回北方後羞為後生所敗，故意掩飾之辭，陳壽即據 以寫入武紀。但在周瑜傳中，又將實情寫出，這是良史此隱彼現的 寫法。123
雖然史上不乏人批評陳氏曲筆維護魏晉君主，但在晉主動不動就夷人三 族的淫威之下，陳氏之委婉傳真也是一種不畏強權卻能成事的能力及勇 氣了。歷史上稱讚史家「直而能婉」，或許就是此意。趙翼也因而為陳 壽說了一些公道話，如前所述。
同樣的情況，亦可見於唐太宗（599-649，626 即位）的「玄武門之 變」真相。雖然唐太宗三次「關切」歷史的記載，史書受到不少修改，
但綜合《舊唐書》、《新唐書》和《資治通鑑》的相關記載，還是可以 還原到相當程度的真相。124中國傳統史家委婉傳真，真可謂用心良苦。
由於董狐及史遷時代，歷史初萌，制度未備，許多方面尚未發展，
更談不上積澱，因此對良史的標準很簡單，只是大原則的提示。時間推 移後，歷史演變，經驗累積，制度形成，撰史者對於理想歷史的要求漸 漸增加，如何才能寫出可以使人理解的過去？只說據事直書，不虛美，
不隱惡，善敘事理，及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是不夠的；許多發展訴諸天 命也沒法說服別人；只談人事，不談制度，也無法解釋朝代變遷。唐朝 以後要求史家要有會通的精神，宋朝之後，尤其是明清，對於怪力亂神 的說法也漸少。更值得注意的是，到了清代，對理想歷史的要求與前朝 有極大差異，史家多數主張將事實釐清寫出即可，善惡在史實中自然呈 現，亦即顧炎武所講的寓褒貶於事實之中。錢大昕及王鳴盛都反對在史
122 禚夢庵，〈荀彧的心跡〉，收入氏著，《三國人物論集》，頁 101。
123 禚夢庵，〈赤壁周郎〉，收入氏著，《三國人物論集》，頁 58。
124 葛劍雄、周筱贇，《歷史學是什麼？》（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 192-205。
實之外，橫加論斷。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章學誠對於「良史」獨特的 看法，亦即史家的「心術」。此「心術」並不是現在常識性所謂安不安 好心的簡單說法，而是如何「盡其天而不益以人」，如何在對於涉及到 自己的利害時，仍能「氣平情正」的一種高深修養功夫。此種良史的主 張與孔子對董狐的肯定，並不衝突，但是中間經過了歷史的累積以及對 於人性更深刻的掌握。
兩千年來，「良史」的定義歷經不少變化。大體而言，唐朝建立史 館之後，官方修史，其要求與私人撰史大不相同。我們在前面看到了官 方所提倡的良史，多為四平八穩的套話，在不影響當朝的條件下，彰善 癉惡，作為後代的戒鑒；而私人史家則強調抗壓的、據事直書的精神。
前者以曾鞏的良史觀為代表，後者則屬劉知幾最為突出。今日政治情況 改變許多，以前史家所面臨的嚴刑峻罰早已消失，倒是意識形態及利祿 誘惑處處牽動著史家的「氣」與「情」，使得章學誠的史德更具時代意 義。目前應該是將「良史」看成是廣義的、具有常識意義的時候了。
何謂「良史」？亦或可以問成「什麼是偉大的歷史著作？」余英時曾 撰文特別介紹了英國十九世紀史家麥考萊（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1800-1859）作為理想史學家的幾項特徵：
第一、他的作品具體而微地展示出一個時代的性格和精神；第二、
作品中所敘述的事實和其中人物的言行，其真實性無不建立在充足的文 獻根據之上；第三、通過對史料的精心取捨和安排，他用小說家的巧妙 手段，說出整個故事的真相，讀來津津有味；第四、在他的敘事中，用 墨或濃或淡，或隱或顯，一切都遵守著適當的章法；第五、在人物描寫 方面，幅度的大小或輕重並不以他們的身分或地位之高下為標準，而是 看相對於闡明當時的社會狀態和一般人性而言，他們究竟可以發揮多少 作用；第六、對於人物的處理，他並不僅僅止於外在的描寫，而是讓讀 者對他們有親切的認識，有如曾面晤過其人一樣。125
125 余英時，〈激起巨變，也被巨變吞沒〉，《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07 年 1 月 19 日，
第 E7 版。
近年來恰好也有學者提出了一篇文章，討論〈什麼是偉大的歷史著 作？〉，文中認為偉大的歷史著作剛出版時往往並未引起極大的注意之 外，多具有下列的幾個特色：反映時代的精神和關心；反映國家（共同 體）人民的需要，和他們對自己的認同；運用生動的文字，引起讀者的 共鳴。126
西方的史家自己認為「好的歷史」（good history）有下列的標準：
「精準及充分地對於過去真實情況的『再現』（representation），『相 似』（verisimilitude）或『接近』（closeness）所描寫的事實，這些終究 是好的歷史的『唯一標準』（the measure）」。127這種看法是相當近代 的，以理性、邏輯及承認有接近客觀歷史及真相的可能。中國「良史」
「精準及充分地對於過去真實情況的『再現』（representation），『相 似』（verisimilitude）或『接近』（closeness）所描寫的事實，這些終究 是好的歷史的『唯一標準』（the measure）」。127這種看法是相當近代 的，以理性、邏輯及承認有接近客觀歷史及真相的可能。中國「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