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史憑誰定良窳？──試論「良史」的變與不變

撰史憑誰定良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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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良史」的變與不變

古 偉 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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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自從孔子（551-479 B. C.）稱讚晉之董狐為良史之後，司馬遷（135-86 B. C.）、班固（32-92）、陳壽（233-297）以降，多有人被稱為具良史 之才，之後，且有不少人士談論良史的品質與特色。清中葉的章學誠 （1738-1801）及民初的梁啟超（1873-1929）也談良史，到底良史的具 體標準是什麼？這些標準又是誰定的？經過兩千多年，良史的定義有無 變化，而其變化的原因何在？ 本文想就良史在各時代所代表的意義加以分析討論，旨在說明「良 史」的標準有其變與常，常的是其基本的無懼真誠，而變的則恰恰呈現 該時代及人物的文化特色與歷史意識。 關鍵詞：良史 史學 史料 史才 史學 史識 史德 歷史意識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10617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4 段 1 號；E-mail: [email protected]。

一、「良史」的出現

二、宋朝以前的「良史」觀

三、宋朝以後的變化

四、明清的「良史」討論

五、二十世紀以來的新「良史」

六、結束語

一、「良史」的出現

《左傳．宣公二年》載： 乙丑，趙穿攻（晉）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 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 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 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境 乃免。」1 這是中國史學中最早出現「良史」的記載。其中有兩大突出之點，首先， 這種「趙盾弒其君」的記載不是歷史上發生的事實，而只是道義上的說 法。孔子認為董狐捕捉到了歷史的核心精「義」，歷史的義有比歷史的 事實更高的價值，如此的陳述可以達到歷史的功用，故稱讚他是良史。 其二則是這種「良史」的稱謂，極為精簡有力，但也極為簡略，只說書 法不隱，表現不畏強權的精神，並沒有其他的發揮，因此後人對於良史 的令名雖很嚮往，但也因其太簡略，而對其代表的意義有了一些延伸及 討論。

1 〔周〕左丘明撰，〔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氏傳》，收入〔清〕 阮元校，《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第 6 冊，卷 21，〈宣公二年〉， 頁 365。

相對於董狐，在中國歷史上，雖無「良史」之名，但為人稱道的另 一種史學傳統，即是「在齊太史簡」。此事記載於《左傳．襄公二十五 年》： （齊）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 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 矣，乃還。2 此點與「在晉董狐筆」相比，相同之處在於都充滿了不畏強權的精神， 但明顯的不同處，則為「太史簡」所體現的是史學的一種據事直書的精 神。這種精神與董狐筆，或許源於個人的道德勇氣，盡忠職守，亦或許 源於春秋各國間赴告制度的社會支持。3然而這兩種典型，分別代表了傳 統史學的求真與求道的二重性質，或稱之為實錄的歷史與義理的歷史，4 構成傳統史學的兩大傳統。5 利用今日電子全文檢索提供的方便，6我們從二十五史全文中尋找 「良史」二字，前後提到良史的，計有 109 處，排除一些不具史學意義 或是重複出現的幾筆；另外再補充一些古人文集隨筆中找到有關「良史」 的文獻，以下就以宋朝為界，分別探討有關「良史」的問題。

二、宋朝以前的「良史」觀

除了孔子贊董狐，歷史上最具體談到良史的是班彪（3-54）及班固

2 左丘明撰，杜預注，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氏傳》，卷 36，〈襄公二十五年〉，收入 阮元校，《十三經注疏》，第 6 冊，頁 619。 3 關於赴告制度的討論，請參考徐杰令，〈春秋赴告制度考述〉，《文史哲》2003 年第 2 期（濟南），頁 79-84。 4 也有學者稱為敘事的歷史與理學化的歷史，見錢茂偉，《明代史學的歷程》（北京：社 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 10-15。 5 汪高鑫著，吳懷祺主編，《中國史學思想通史．秦漢卷》（合肥：黃山書社，2002）， 頁 282-283。 6 中央研究院建置的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hanchi.ihp.sinica.edu.tw）。

（32-92），而又以班固所提的最清楚具體。班固著《漢書》，於〈司馬 遷傳〉之贊中言：「自劉向、揚雄博極　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 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 故謂之實錄。」7 〈史記正義．序〉中提及《史記》優點的另一種說法：「裴駰服其 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 故謂之實錄。自劉向、揚雄皆稱良史之才。況墳典湮滅，簡冊闕遺，比 之春秋，言辭古質，方之兩漢，文省理幽。」8裴駰認為，在史料不足的 情況下，《史記》仍能寫成相當紮實的歷史，在言辭上比起《春秋》要 古樸，與《漢書》及《後漢書》相較，其文字又簡省，然而其所顯示出 的道理卻很豐厚。 「善序事理」在歷來史家中，多只被看成「善序事」，9這裡史家忽 略了一個重點，亦即「理」字。其實事事物物皆有其理，史家除了能敘 述事物外，應該更進一步從紛紛亂亂的世事中，為人指點出其中的道 「理」來。司馬遷不只會敘事，且善於敘其「理」，亦即事物表象後的 真實，漢人稱讚司馬遷，是包括「理」在內的。班彪稱：「孝武之世， 太史令司馬遷……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 良史之才也。」然而司馬遷未能「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因

7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97 影印中華書局點校 本），卷 62，〈司馬遷傳〉，頁 2738。（本文所使用《二十四史》，均收入楊家駱主 編，《中國學術類編》〔臺北：鼎文書局，1994-1998〕，後不另註）雖然近人有將歷 史上對司馬遷的良史之才加以稱述後，整理出有「才識兼備、會通古今、經世致用」等 標準，但這是後來之人以後來之標準及好惡加上去的。（張桂萍，〈司馬遷與中國史學 的良史思想傳統〉，《學術研究》2004 年第 3 期〔廣州〕，頁 83-89）本文擬就班固當 年所定，作為漢代的標準。 8 〔唐〕張守節，〈史記正義序〉，收於〔漢〕司馬遷撰，〔南北朝〕裴駰集解，〔唐〕 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97 影印中華書局點校 本），頁 11。 9 瞿林東，《中國簡明史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頁 348-349；汪高鑫 著，吳懷祺主編，《中國史學思想通史．秦漢卷》，頁 391、393。

此離理想尚有一間，未能到位。10 《後漢書．班彪傳》中，范曄（398-445）又對司馬遷及班固進行了 比較：「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 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 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猒，信哉其 能成名也。」11此中特別提到班固敘事的風格與司馬遷的激詭抑抗、高 低起伏不同，較平穩翔實，卻很完整。 《後漢書．李固傳》中有一段：「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 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 矣，夫復何言！」12這裏的良史指的是不能有私心，勇於公開報導與政 權安危有關的大事，使亂臣賊子知所警惕。 當時最常為人稱道的良史是陳壽（233-297），他在《晉書》本傳裡 是如此被寫的： 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 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 「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時所重如此。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 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 之，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 髠，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 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13 這種傳言對陳壽頗有傷害，但無其他旁證可證明陳壽收賄寫史或故意貶 損諸葛家人。不過，這段話倒是再度肯定了陳壽善於敘事寫人的才華。

10 〔南朝宋〕范曄撰，〔晉〕司馬彪撰志，〔唐〕李賢等注，〔南朝梁〕劉昭注志，〔清〕 陳浩等考證，《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97 影印中華書局點校本），卷 40，〈班 彪列傳〉，頁 1325。 11 范曄，《後漢書》，卷 40，〈班彪列傳〉，頁 1386。 12 范曄，《後漢書》，卷 63，〈李杜列傳．李固〉，頁 2087。 13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95 影印中華書局點校本），卷 82， 〈陳壽傳〉，頁 2137。

陳壽善於通過大量選載有關人物的上疏或者言論，以表達自己的思 想。他最先寫出了當時並存的魏、蜀、吳三國歷史，又在文中品評描述 人物容貌、氣質與品格，較之其他史書，可以看出陳氏用字之謹慎。正 因為如此，所以《晉書．陳壽傳》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14 學者曾舉一實例來說明陳壽描寫人物之才能：「他為陳登立傳，也 只寫了寥寥十數行。就在這十數行文字中，把陳登的人品、抱負以及其 與劉備（161-223）相知之深，都用大筆勾勒出來了。」15這段極精簡的 文字如下： 陳登者，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又掎角呂布有功，加伏波將軍， 年三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 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謂表曰：「許君論是非？」 表曰：「欲言非，此君為善士，不宜虛言；欲言是，元龍名重天下。」 備問汜：「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 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牀下。」備曰： 「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主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 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 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邪？」表大笑。 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16 北魏時期對陳壽的才華仍有如下的敘述：「浩……與共論說，言次，遂 及陳壽三國志有古良史之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皆揚于王廷之言， 微而顯，婉而成章，班史以來無及壽者。」17

14 房玄齡等撰，《晉書》，卷 82，〈陳壽傳〉，頁 2137。 15 禚夢庵，〈陳登與孔融〉，收入氏著，《三國人物論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 頁 39。 16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臺北：鼎文書局，1997 影印中華書 局點校本），卷 7，〈陳登傳〉，頁 229-230。 17 〔北齊〕魏收，《魏書》（臺北：鼎文書局，1998 影印中華書局點校本），卷 43，〈毛 脩之列傳〉，頁 960。

一直到清朝，主流學界仍稱陳氏為良史，《四庫全書總目》給予高 度評價，認為其「簡質有法，古稱良史」。18 此外，另有《三國志．方技傳》中提及閻續伯為良史：「近有閻續 伯者，名纘，該微通物，有良史風。為天下補綴遺脫，敢以所聞列于篇 左。皆從受之於大人先哲，足以取信者，冀免虛誣之譏云爾。」19閻之 長處為才思敏銳，將有根據的史實寫下，以補充歷史的空白缺失。此論 點仍與前述相似，並不強調作為良史的董狐精神。 《三國志》另一提及「良史」之處為：「昔魯人雖有齊怨，不廢喪 紀，春秋善之，謂之得禮，誠良史之所宜藉，鄉校之所歎聞。」20這同 樣也是鼓勵歷史撰寫的完整性。 而裴松之注《三國志》時，亦有一提及「良史」之處，他引傅暢《晉 諸公贊》稱美華嶠（？-293）之語：「華嶠字叔駿，有才學，撰後漢書， 世稱為良史。為祕書監、尚書。」21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的「良史」特 點在於才學，而非不畏強權的精神。三國時期敢於對抗魏晉皇室的史家， 結局都十分悲慘，良史的重心有所轉移是可以理解的。 魏晉南北朝時期，許多史家把宣揚儒家倫理觀視為編撰史著的目 的。例如，常璩（約 291-361）宣稱：「夫書契有五善：達道義、章法 戒、通古今、表功勳，而後旌賢能。」他自稱編撰《華陽國志》，係「博 考行故，緫厥舊聞」，以便「憲章成敗，旌昭仁賢；抑絀虛妄，糾正謬 言；顯善懲惡，以杜未然」。22袁宏（328-376）則欲「通古今而篤名教」， 他宣稱：「夫史傳之興，所以通古今而篤名教也。丘明之作，廣大悉備。 史遷剖判六家，建立十書，非徒記事而已，信足扶明義教，網羅治體，

18 〔清〕紀昀編纂，《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第 2 冊，卷 45，〈史 部一．正史類一〉，頁 974。 19 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卷 29，〈方技傳．管輅〉，頁 828。 20 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卷 49，〈劉繇傳〉，頁 1185。 21 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卷 13，〈華歆傳〉，頁 406。 22 〔晉〕常璩撰，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卷 12，〈序志〉，頁 723、733。

然未盡之。班固源流周贍，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遷，無所甄明。荀 悅才智經綸，足為嘉史，所述當也，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 高義，韞而未敘。」23《左傳》、《史記》、《漢書》及《漢紀》雖足以「扶 明義教，網羅治體」，但未能闡揚名教之本，因此編撰《後漢紀》，「因 前代遺事，略舉義教所歸，庶以弘敷王道，補前史之闕」。24 而劉勰（465-約 532）以為「然史之為任，乃彌綸一代，負海內之責，而贏是非之尤， 秉筆荷擔，莫此之勞」，25史家撰史就是要通過闡揚儒家倫理，維持秩 序，並承擔文責。 劉勰認為，編撰史著的目的是為了彰善癉惡，垂訓後世，歷史著作 只有做到以事實紀錄呈現，才能達到此一目的，因此，他提出歷史認識 的標準是實錄。在《文心雕龍》中，劉勰大量倡導實錄，26將「宗經徵 聖」作為撰史原則，又以其作為論史依據，並宣稱：「是立義選言，宜依 經以樹則，勸戒與奪，必附聖以居宗。然後詮評昭整，苛濫不作矣。」27他 進一步指出，《春秋》「舉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標勸戒，褒見一字， 貴踰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28在劉勰看來，撰史與論史都要依 據經典之言與聖人之語。29他讚揚司馬遷的《史記》「實錄無隱之旨」， 稱道司馬彪撰史「詳實」，華嶠撰史「準當」，倡導「直歸南、董」， 即要求史家撰史如同南史、董狐之「直」，宣稱「奸慝懲戒，實良史之 直筆」，如同「農夫見莠，其必鋤也」一樣。劉勰稱讚實錄直書為「萬

23 〔晉〕袁宏撰，《後漢紀》，收入王雲五主編，《四部叢刊．初編》（臺北：臺灣商務 印書館，1965），史部，第 23 冊，卷首，〈原序〉，頁 1。 24 袁宏，《後漢紀》，收入王雲五主編，《四部叢刊．初編》，史部，第 23 冊，卷首， 〈原序〉頁 1。 25 〔南朝宋〕劉勰撰，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臺北：明倫出版社，1970），卷 4， 〈史傳第十六〉，頁 287。 26 龐天佑著，吳懷祺主編，《中國史學思想通史．魏晉南北朝卷》（合肥：黃山書社，2003）， 頁 293。 27 劉勰撰，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卷 4，〈史傳第十六〉，頁 286。 28 劉勰撰，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卷 4，〈史傳第十六〉，頁 283-284。 29 龐天佑著，吳懷祺主編，《中國史學思想通史．魏晉南北朝卷》，頁 127。

代一準」，給予最高的評價；30又稱道陳壽的《三國志》是「文質辨洽」。 劉勰另一方面強調史家要有文采，讚揚司馬遷編撰《史記》富於文采， 稱其「麗縟成文」，稱道「二班（班彪、班固父子）兩劉（劉向、劉歆 父子），弈葉繼采」，「張衡通贍，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 「孫盛、干寶，文勝為史，準的所擬，志乎典訓」，提出史家的文采要 效法《左傳》。31劉氏的良史觀顯然將當時認為史家應具有的美德全然 置入，例如直言無隱、文采盎然等，其目的在為維護名教。 而張輔（?-306）對遷、固的評價，則為尊遷貶固： 又論班固、司馬遷云：「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 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 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監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 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 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范睢、 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辭藻華靡，敘 實錄則隱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32 上段可見良史的長處有三，一為文字簡省，二為敘事傳人精要恰當，三 為體例創新，此三點班固均不及司馬遷也。 干寶（317-420）也被稱為良史： 王導請為司徒右長史，遷散騎常侍。著晉紀，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 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33 史臣曰：古之王者咸建史臣，昭法立訓，莫近於此。若夫原始要終， 紀情括性，其言微而顯，其義皎而明，然後可以茵藹緹油，作程遐 世者也。34丘明既沒，班馬迭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

30 劉勰撰，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卷 4，〈史傳第十六〉，頁 287。 31 劉勰撰，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卷 10，〈才略第四十七〉，頁 698-699、701。 32 房玄齡等撰，《晉書》，卷 60，〈張輔傳〉，頁 1640。 33 房玄齡等撰，《晉書》，卷 82，〈干寶傳〉，頁 2149。 34 電子佛典，《一切經音義》（http://www.cbeta.org/result/normal/T54/2128_088.htm，2009

自斯已降，分明競爽，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令升（干 寶之字）、安國（孫盛之字）有良史之才，35而所著之書惜非正典。 悠悠晉室，斯文將墜。36 文字精簡，呈現史實，但卻以一種委婉方式表達，這是在中國政治壓力 很大的情境中，所能表達真相而傳至後世的一種較佳方式。 北魏時期的韓顯宗（？-499）與其國君孝文帝（467-499，471 即位） 有一段相關的討論： 帝曰：「卿為著作，僅名奉職，未是良史也。」顯宗曰：「臣仰遭 明時，直筆無懼，又不受金，安眠美食，此優於遷、固也。」帝哂 之。後與員外郎崔逸等參定朝儀。37 《隋書》中也有提及「良史」： 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楚靈王與右尹子革語，左史倚相趨而 過。王曰：「此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然則諸 侯史官，亦非一人而已，皆以記言書事，太史總而裁之，以成國家 之典。不虛美，不隱惡，故得有所懲勸，遺文可觀，則左傳稱周志，

年 11 月 5 日檢索）。茵藹：茵，阜粦反，鄭注《禮記》：「茵，蓐也。」藹，哀葢反， 《爾雅》：「藹，容止也，又盛也。」《說文》：「從艸，謁聲。」（http://www.cbeta.org/result/ normal/T54/2129_005.htm，2009 年 11 月 5 日檢索）緹油：上〔緹〕，弟矣反。鄭注《周 禮》云：「綠色繒也，又云淺紅也。」《說文》：「帛，赤黃色也。」下「油」者，謂 絹油也，古人用色絹油以書記事也。此句意為可以好好地寫下歷史，作為後世的模範。 35 此應指孫盛直書桓溫之事，據《資治通鑑》卷 102 記載：「大司馬溫發徐、兗州民築廣 陵城，徙鎮之。時征役既頻，加之疫癘，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秘書監太原孫盛作《晉 春秋》，直書時事；大司馬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 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 有軌度，子孫雖斑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為百口切計。盛大怒，不 許，諸子遂私改之。盛先已寫別本，傳之外國。及孝武帝購求異書，得之於遼東人，與 見本不同，遂兩存之。」〔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卷 102，〈太和四年〉，頁 3227。 36 房玄齡等撰，《晉書》，卷 82，〈干寶傳〉，頁 2159。 37 〔唐〕李延壽，《北史》（臺北：鼎文書局，1999 影印中華書局點校本），卷 40，〈韓 顯宗傳〉，頁 1448。

國語有鄭書之類是也

。

38 此處對良史的描述，是指將傳統文獻掌握得很好的人，而文中對於史家 的其他要求也都是官方文獻中常見到的套話。 中國古代著名史學理論家劉知幾（661-721），39在《史通．惑經》 篇裡說： 蓋明鏡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嬙之面或有疵瑕，而寢其鑒也； 虛空之傳響也，清濁必聞，不以綿駒之歌時有誤曲，而輟其應也。 夫史官執簡，宜類於斯。苟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 斯為實錄。觀夫子修《春秋》也，多為賢者諱。狄實滅衛，因桓恥 而不書；河陽召王，成文美而稱狩。斯則情兼向背，志懷彼我。苟 書法其如是也，豈不使為人君者，靡憚憲章，雖玷白圭，無慚良史 也，其所未諭三也。40 劉昫（887-946）在《舊唐書．劉知幾傳》是如此講他的： 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 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 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賢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 準，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楊令公則云「必須 直詞」，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事難行；一國三 公，適從焉在？41 由於劉知幾較具有歷史主義的時代異同感（anachronism），因而指出不 同的作者有不同的良史標準，並對唐朝的修史、撰史風氣十分不滿，受

38 〔唐〕魏徵，《隋書》（臺北：鼎文書局，1996 影印中華書局點校本），卷 32，〈經 籍志一〉，頁 904。 39 對劉氏史學思想的評價，請參閱閻鴻中，〈義例、名教與實錄──劉知幾史學思想溯義〉， 《臺大歷史學報》第 31 期（2003，臺北），頁 77-122。 40 〔唐〕劉知幾，《史通》，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第 685 冊，卷 13，〈外篇．惑經〉，頁 104。 41 〔後晉〕劉昫，《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5 影印中華書局點校本），卷 102， 〈劉子玄傳〉，頁 3169。

維護名教的強烈道德感之驅使，他主張史學的最高境界是董狐的實錄史 學。42 唐朝最早被提及的良史之才則為魏徵（580-643）： 初，有詔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穎達、許敬宗撰隋史，姚 思廉撰梁、陳史，李百藥撰齊史。徵受詔總加撰定，多所損益，務 存簡正。隋史序論，皆徵所作，梁、陳、齊各為總論，時稱良史。 史成，加左光祿大夫，進封鄭國公，賜物二千段。43 唐朝的敬播（？-663）在《舊唐書》中也被稱為良史：「時梁國公 房玄齡深稱播有良史之才，曰：『陳壽之流也。』玄齡以顏師古所注漢 書，文繁難省，令播撮其機要，撰成四十卷，傳於代。尋以撰實錄功， 遷太子司議郎。」44其之馭繁就簡，萃取精華，為良史之一標準。 吳兢（670-749）也是當時的「良史」： 兢敘事簡核，號良史。晚節稍疏牾，時人病其太簡。初與劉子玄撰 定武后實錄，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 璟等邀勵苦切，故轉禍為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為相，讀之， 心不善，知兢所為，即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 奈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 聞者歎其直。說屢以情蘄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 不改。世謂今董狐云。45 其特色為敘事簡核，且抗壓性強，堅持據事直書。 另有一位也被視為良史的是李至遠。《新唐書》記載其：「少秀晤， 能治尚書、左氏春秋，未見杜預釋例而作編記，大趣略同。復撰周書， 起后稷至赧，為傳紀，令狐德棻許其良史。」46李至遠從小就能整理古

42 劉知幾講求實錄直書，亦可由《史通》之〈直書〉、〈曲筆〉兩篇看出。 43 劉昫，《舊唐書》，卷 71，〈魏徵傳〉，頁 2549。 44 劉昫，《舊唐書》，卷 189 上，〈儒學上．敬播傳〉，頁 4954。 45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98 影印中華書局點校本），卷 132，〈吳兢傳〉，頁 4529。 46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 197，〈循吏．李至遠傳〉，頁 5620。

書，萃取其精華，而與名家相符合，只算是具備了史家編纂技術層面的 熟練。值得注意的倒是唐朝能譽人以「良史」美稱的是房玄齡（579-648）、 令狐德棻（583-666）等太宗時的賢相名臣，這些權臣所給的名號，當時 一般人也都接受。

三、宋朝以後的變化

宋代在中國史學史上是一個有許多新的改變的萌芽時代，歷史變遷 意識、敘事及史料蒐羅考證方面都有較高的發展，但終究受到道學家超 越性的道德標準所影響，而無法過渡到具有近代意義的境地。47_有關「良 史」的討論，可以見到宋人的理想性。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鞏（1019- 1083），對「良史」定義如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 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 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這種條件及境界，他認為只有在三 代之時才有，而司馬遷「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 豈少哉？」而且「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 矣」。48曾氏認為歷史之作用在於：「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 為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但所託非 人，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則無法達到 彰善癉惡之效果。49 此段有趣之處乃在於曾氏上給皇帝的文字，述及史者目的乃為統治 服務，作為體制內的「史官」，他的是非褒貶不能「謬於聖人」，因而 司馬遷的看法遭到批評，據事直書，不虛美，不隱惡，不畏強權的精神

47 李弘祺，〈北宋歷史思潮的新方向〉，收入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編，《鄧廣銘 教授百年誕辰紀念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49-75。 48 〔宋〕曾鞏，〈南齊書目錄序〉，收入氏著，陳杏珍、晁繼周點校，《曾鞏集》（北京： 中華書局，1984），第 1 冊，卷 11，頁 187-188。 49 曾鞏，〈南齊書目錄序〉，收入氏著，《曾鞏集》，第 1 冊，卷 11，頁 187。

無由強調，而是採取一種極高調的標準談「良史」，到了聖人的地步。 在《宋史．李清臣傳》中，李清臣（1032-1102）受到宋神宗（1048- 1085，1607 即位）稱讚為有「良史」之才，其特色為「文直事詳」： 作韓琦行狀，神宗讀之曰：「良史才也。」召為兩朝國史編修官， 撰河渠、律曆、選舉諸志，文直事詳，人以為不減史、漢。同修起 居注，進知制誥、翰林學士。元豐新官制，拜吏部尚書。50 另有袁樞（1131-1205）在宋朝被視為良史，因為他敢於據事直書， 不因同鄉關係而有所維護： 兼國史院編修官，分修國史傳。章惇家以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 樞曰：「子厚為相，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 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相趙雄總史事，見之嘆曰：「無愧古良 史。」51 再者，宋代吳縝的《新唐書糾謬》一書，則可看出當時對於史書的 要求。他指出構成歷史的主要部分有三：「事實」、「褒貶」及「文釆」， 「有是事而如是書，斯謂事實；因事實而寓懲勸，斯謂褒貶；事實、褒 貶既得矣，必資文采以行之，夫然後成史」。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事得 其實」，「至於事得其實矣，而褒貶、文采則闕焉，雖未能成書，猶不 失為史之意。若乃事實未明，而徒以褒貶文采為事，則是既不成書，而 又失為史之意矣」。吳氏認為當時修撰《新唐書》「紀、志」的史官， 「專以褒貶筆削自任」，而修撰「列傳」者則「獨以文辭華采為先」， 不相通知，各從其所好。結果黑白方圓，全書自相矛盾之處甚多。52 吳氏具體提到「良史」標準之處，則是在〈進《新唐書》表〉中， 其所自豪的「其事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他認為這兩者都是古良史 之法：「蓋增事者，廣記備言之謂也；省文者，詳略適中之謂也。廣記

50 〔元〕脫脫，《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98 影印中華書局點校本），卷 328，〈李 清臣傳〉，頁 10562。 51 脫脫，《宋史》，卷 389，〈袁樞傳〉，頁 11935。 52 〔宋〕吳縝，《新唐書糾謬》（蘇州：吳古軒出版社，2004），〈序〉，頁 6-7。

備言，則後世得以考案；詳略適中，則無重複叢冗之弊，後世有所矜 式。」53吳縝認為，史書所記載之事應該包含「必繫乎興亡治亂、禮樂 政刑、褒貶勸懲、賢愚邪正，有益於名教，有考於後人，則雖多書而無 害」，不應記載像是「安樂公主覽鏡作眉，林蘊矜氏族之類」，「雖連 編累牘，書之何補於事乎？是徒汙簡策，而貽譏誚也」。54 吳縝的說法乃傳統中國官修正史的要求，所討論的多為抽象的理想 呼籲；其中對「良史」的看法只有文省事增、博採眾說，但要避免重複， 詳略適中，對於史家可能遭受的政治壓力則絲毫未提。 宋代程朱理學對經史關係的看法，基本上是「經本史末」、「先經 後史」。例如二程認為史學的根本任務是識「理」，程頤（1033-1107） 說：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 《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 也。55 他認為「看史必觀治亂之由，及聖賢修己處事之美」。56 朱熹（1130-1200）就說：「讀書須是以經為本，而後讀史。」57 他 甚至嘲笑與他同時而意見相左的思想家陳亮（1143-1194）是被史書誤 了，「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處？陳同父一生被史壞了」。58 當然朱熹並非反對讀史，只是要人以治經為先。元初許衡（1209-1281） 的看法大體和朱熹相同，認為讀史要以六經為標準來區別是非。他也像 朱熹一樣，並不忽視史學的作用，認為「讀史傳事實文字，皆以往粗跡，

53 吳縝，《新唐書糾謬》，卷 12，頁 1 上。 54 吳縝，《新唐書糾謬》，卷 13，頁 2 下。 55 〔宋〕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收入氏著，王孝魚點校，《二程集》（北京： 中華書局，1981），第 1 冊，卷 18，頁 232。 56 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收入氏著，王孝魚點校，《二程集》，第 1 冊，卷 24， 頁 313。 57 〔宋〕朱熹，《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94），卷 122，〈呂伯恭〉，頁 2950。 58 朱熹，《朱子語類》，卷 123，〈陳君舉〉，頁 2965。

但其中亦有理在」。59由此可知，強調經為本，史為末，從史實中找尋 義理所在，是南宋史學特色。 金朝的孟浩則以為良史應該寫下君主的一言一行，而且國君不應該 自己「觀史」，以免造成史家的恐懼，進而造成撰史的歪曲： 上謂宰臣曰：「海陵時，修起居注不任直臣，故所書多不實。可訪 求得實，詳而錄之。」參政孟浩進曰：「良史直筆，君舉必書，自 古帝王不自觀史，意正在此。」辛亥，詔罷復州歲貢鹿筋。60 浩對曰：「良史直筆，君舉必書。帝王不自觀史，記注之臣乃得盡 其直筆。」浩復奏曰：「歷古以來，不明賞罰而能治者，未之聞也。 國家賞善罰惡，蓋亦多矣，而天下莫能知。乞自今凡賞功罰罪，皆 具事狀頒告之，使君子知勸以遷善，小人知懼以自警。」從之。61 這兩段話內容類似，但有兩種意思。前段國君抱怨史臣不直，但孟浩認 為史臣不直恰恰是因為國君太「關心」，甚至有意無意干涉史臣的撰史。 第二種意思，就是史家認為人們遷善改過，乃因國家能賞善罰惡，故應 於史書中明述其「賞功罰罪」之緣由，「具事狀」讓天下週知，才有可 能達到目的，亦即主張將具體的事實及過程透明化。 金世宗看完《資治通鑑》後，很讚賞司馬光（1019-1086），因為他 「編次累代廢興，甚有鑒戒」，其「用心如此，古之良史無以加也」。62 由此可見，金朝國君的歷史意識倒是很強的。 元朝為蒙古入主中原之時，但修史之制仍行。由於歷史發展至今， 有相當多的積累；人事變化上，各種人物的性格陸續出現；而在制度上， 也經歷過千年的淬鍊。因此史家在史學意識上，感覺到有穿過史傳人物 表象，進入其內心世界的必要；而制度的取捨，則有會通因仍之道。《元

59 〔元〕許衡著，王成儒點校，《許衡集》（北京：東方出版社，2007 點校本），卷 1， 〈語錄上〉，頁 3。 60 〔元〕脫脫，《金史》（臺北：鼎文書局，1998 年影印中華書局點校本），卷 6，〈世 宗本紀上〉，頁 143。 61 脫脫，《金史》，卷 89，〈孟浩傳〉，頁 1980。 62 脫脫，《金史》，卷 7，〈世宗本紀中〉，頁 175。

史．揭傒斯傳》中，記載擔任史館總裁官的揭傒斯（1274-1344）心目中 的修史之本： 詔修遼、金、宋三史，傒斯為總裁官。丞相問：「修史以何為本？」 曰：「用人為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 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為本也。」 且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雖小善 必錄，小惡必記。不然，何以示懲勸？」由是毅然以筆削自任，凡 政事得失，人材賢否，一切律以是非之公。至於物論之不齊，必反 復辨論，以求歸於至當而後止。63 馬端臨（1254-1323）在《文獻通考》的〈自序〉中，提出了「會通 因仍」的宗旨，強調史學的「會通因仍之道」。貫通相因的通史家風， 是司馬遷所創立的優良史學傳統，為唐宋史家劉知幾、鄭樵（1104-1162） 所表彰，更為司馬光的《通鑑》所發揚。馬端臨指出了《史記》作為良 史的會通特點，批評自班固以後斷代為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 之」，64他因此撰寫《文獻通考》一書，以整合歷史，使「經邦稽古」 者可以參考。 受程朱觀史以求義理的影響，虞集（1272-1348）的史學思想具有理 學的傾向。他也認為治史目的在從歷史的盛衰治亂中，考察變通之理。 他說：「夫古今治亂之跡不考，則無以極事理之變通，又史學之不可不 講者也。」65

63 〔明〕宋濂，《元史》（臺北：鼎文書局，1998 影印中華書局點校本），卷 181，〈揭 傒斯傳〉，頁 4186；〔元〕歐陽玄，《圭齋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集部，第 78 冊，卷 10，〈揭文安公墓誌銘〉，頁 28；〔元〕 黃溍撰，〔元〕危素編，《金華黃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集部，第 77 冊，卷 26，〈文安揭公神道碑〉，頁 16。 64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10 冊，〈自序〉， 頁 1 下。 65 〔元〕虞集，《雍虞道園類稿》（北京：北京圖書館，2006 影印明初葉覆刊元至正五年 〔1345〕撫州路儒學本），卷 21，〈送饒則明序〉，頁 4。

元代文獻徵實方面表現突出，為後世保存不少史料。蘇天爵（1294- 1352）就認為：「若復曠日引年，不復記載，將見勛舊盛烈泯沒無聞， 為史官者無逃其責矣。」他以史官的強烈責任感，看到了廣收文獻的迫 切需要，因而上疏要求及早徵集資料，編修功臣列傳。他以為「近代作 為實錄，大抵類乎編年」，如果能在編寫各朝實錄時，也將諸臣事跡編 為列傳，便可「備二者之體」，使「君臣善惡得失，以為監戒者也」。 他讚揚司馬遷撰寫《史記》時，「網羅天下放失舊聞，遺文古事，靡不 畢集」，認為《史記》能達到其文直、其事核，謂為「實錄」的崇高境 界，基礎在「貴乎網羅」。66 此外，蘇氏認為當時的朝廷對於歷史只報喜不報憂，因而無法達到 「亂臣賊子懼」的效果： 一史之為書，善惡並載。善者所以為勸，惡者所為戒也。故《春秋》 成而亂臣賊子懼。後世史臣亦云：「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 今修史條例只見採取嘉言善行，則奸臣賊子之事將不復登於書歟？ 彼奸臣者固不恤其書與否也，今從而泯滅之，是使奸計暴行得快於 一時，無所垂戒於後世，彼又何憚而不為惡乎！67

四、明清的「良史」討論

明朝建立後，太祖（1328-1398，1368 即位）即下令「今命爾等修 纂，以備一代之史，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 戒」。68這是一種政治套話，開國時都會如此宣揚，但若涉及自己的歷 史時，就不見得可以「直述其事」了。

66 〔元〕蘇天爵，《滋溪文稿》（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0 影印元代文集珍本彙刊）， 卷 26，〈修功臣列傳〉，頁 1033。 67 蘇天爵，《滋溪文稿》，卷 26，〈修功臣列傳〉，頁 1035-1036。 68 〔明〕李景隆等撰，《明太祖實錄》，收入易行、孫嘉鎮編，《鈔本明實錄》（北京： 線裝書局，2005），卷 39，〈洪武二年二月丙寅朔詔修元史〉，頁 212。

知識分子則有自己的見解，王褘（1322-1374）〈唐起居郎箴并序〉 云： 起居郎，古左史也，人君動則左史書之，是非之權衡，公議之所繫 也。禹不能褒鯀，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 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記善惡以志鑒誡，自非擅良史之才者， 其孰能明公議以取信於萬世乎？故人主極天下之尊，而公議所以攝 人主；公議極天下之正，而史官又所以持公議者。69 又於〈文訓〉云： 文之難者，莫難於史，故良史之才，古今或無。70 將良史視為公議持守者，而將其權置於君權之上，雖君親亦不能動搖。 王褘對於史學的這一認識，與後來晚明焦竑（1540-1620）在〈論史〉說 道「以至當世之大人顯者，勢力烜赫，或可逭於王誅，而卒莫兆於史 筆」，71以及余繼登（1544-1600）在〈修史疏〉提出的，史學「非一人 之書，而天下之公也，非一時之書，而萬世之公也，故是非虛實之間， 子不得私諸其父，臣不得私諸其君，而後可以言公」72等等，皆主張史 權高於政權、君權的理想。 明代聞人詮對劉昫撰寫《舊唐書》的稱讚： 李唐嗣興，萬目畢舉，其經畫之精詳，維持之慎密，雖未上躡周軌， 亦足並驟漢疆。晉史臣劉昫氏者，爰集館寮，博稽載典。纂修二十 一本紀，首高祖以迄哀帝，而汶哲具昭。旁修十一志，始禮儀以終 刑法，而巨細畢舉。列傳一千一百八十有奇，內以紀后妃之淑慝，

69 〔明〕王禕，《王忠文公集》，收入〔清〕胡鳳丹輯，《金華叢書》（臺北：藝文印書 館，1968），第 63 冊，卷 12，〈唐起居郎箴并序〉，頁 33。 70 王禕，《王忠文公集》，收入《金華叢書》，第 63 冊，卷 15，〈文訓〉，頁 19。 71 〔明〕焦竑，《焦氏澹園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集部別集類，第 1364 冊，卷 4，〈論史〉，頁 51。 72 〔明〕余繼登，《淡然軒集》，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集部，第 1296 冊，卷 1，〈修史疏二〉，頁 169。

外以悉文武之臧否。宗室族屬，互以時敘；外戚、宦官，各以類別。 良吏、酷吏，鑒戒具昭；忠義、孝友，褒論悉當。儒學、文苑，表以著 達；方伎、隱逸，兼以察微。詳傳列女以彰婦順，分傳蠻狄以立大 防。卷凡二百一十有四，統名之曰唐書。識博學宏，才優義正，真 有唐一代之良史，秦、隋以下，罕有其儷，固後世之刑鑒具在也。73 此處之良史乃指劉氏之學識廣博、所撰史冊內容周延以及褒貶恰當而 言。其中「鑒戒具昭」，彰婦德之從順，立華夷之大防，為政權服務之 功能十分明顯。 胡應麟（1551-1602）則強調史學主體對於史學的影響，提出「公心」、 「直筆」二善說，發展了唐代劉知幾有關史家應具「才、學、識」三長 的史學理論。在整個史學理論的體系中，他格外注重對於史學家素養中 道德意識的探討，提出「公心」說和「直筆」說： 才、學、識三長足盡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筆焉。五者兼之， 仲尼是也。董狐、南史，制作亡徵，維公與直，庶幾盡矣。秦漢而 下，三長不乏，二善靡聞。左、馬恢恢，差無異說，班《書》陳《志》， 金粟交關；沈《傳》裴《略》，家門互易。史乎？史乎？74 在胡應麟看來，歷史上董狐、南史可以說是「二善」俱備的史家，左丘 明、司馬遷也基本上做到了「二善」，至於班固、陳壽、沈約（441-513） 和裴子野（469-530）四人所撰之史，則不無私心曲筆之嫌。 那麼，所謂「公心」與「直筆」這兩個範疇間存在著怎樣的關係呢？ 胡氏繼續分析道： 直則公，公則直，胡以別也？而或有不盡符焉。張湯、杜周之酷， 附見他傳，公矣，而筆不能無曲也；裴松、沈璞之文，相訐一，直 矣，而心不能無私也。

73 劉昫，《舊唐書》，〈附錄．明重刻舊唐書聞人序〉，頁 5403。 74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叢書集成續編》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第 10 冊，卷 13，乙部，〈史書佔畢一．內篇〉， 頁 270。

夫直有未盡，則心雖公猶私也；公有未盡，則筆雖直猶曲也。其聖 人乎？彼子西不害其為公，禮昭公無損其為直。75 胡應麟舉例說：「仲尼謂臧孫不仁三、不智三。然春秋世遠出文仲下， 夫子亟稱也，而以文仲之賢而弗為少諱。」因為「公心」與「直筆」是 史學家的素養，更是史學家的責任，所以胡氏感嘆道：「甚矣，史之不 易也！寸管之搜羅，宇宙備焉，非以萬人之識為一人之識不可也。隻詞 之褒貶，天壤流焉，非以萬人之衷為一人之衷不可也。」由於對歷史事 實做出道德判斷是非常困難的，「史百代者，搜羅放軼，難矣，而其實 易也；史一代者，耳目聞，易也，而其實難也，予奪褒貶之權異也。」76 寫當代史之所以更難，是因為褒貶之權因人而異，未能蓋棺論定。 對於與「良史」有關的文章繁簡問題，胡應麟有其主張： 史惡繁而尚簡，素矣。曷謂繁？叢脞冗闒之謂也，非文多之謂也。 曷謂簡？峻潔謹嚴之謂也，非文寡之謂也。77 可知胡氏已穿透文字多寡的表象，而深入到繁簡的史學意義。 而明末清初的顧炎武（1613-1682）則更清楚地表達了他對史文寫作 繁簡的看法。顧炎武認為語言的繁簡，不能刻意追求，要順其自然，該 簡即簡、該繁即繁，最關鍵的是要「達」。他引劉器之（1048-1125）的 話說：「《新唐書》敘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病 也。且文章豈有繁簡邪？昔人之論謂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78「史 家之文，例無重出，若不得已而重出，則當斟酌彼此，有詳有略，斯謂 之簡。」79他對褒貶的主張後來更成為清代的主流，應像司馬遷那樣， 「不待論斷而序事之中即見其指」。80

75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 13，乙部，〈史書佔畢一．內篇〉，頁 270。 76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 13，乙部，〈史書佔畢一．內篇〉，頁 271。 77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 13，乙部，〈史書佔畢一．內篇〉，頁 271。 78 〔清〕顧炎武著，〔清〕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5）， 卷 19，頁 13-14。 79 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卷 26，頁 21。 80 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卷 26，頁 10。

與劉知幾反對史書立表的看法迥異，顧氏主張「表以紀治亂興亡之 大略，書以紀制度沿革之大端」。因此，他對表、志尤其重視，主要是 由於它們對表現歷史治亂興衰有特殊價值，因為「紀、傳，一人之始末； 表、志，一代之始末」。再者，撰寫表、志，也最能體現史家的識力與 功力，「非閎覽博物者不能為。其考訂之功，亦非積以歲月不能遍」。 有沒有表、志，是評價一部史書優劣的重要標尺，「夫無志不得為完史， 有志而不淹貫，不得為良史矣」。81此論可說是對於劉知幾的實錄史學 之一大補充。 王夫之（1619-1692）發現歷代史書曲筆者甚多，「孟子曰：『盡信 書，則不如無書。』《尚書》刪自仲尼，且不可盡信，況後世之史哉」。82 他指出，歷代史書在史實記載上主要存在兩個問題，一是溢美，二是增 惡，王夫之認為此舉使得歷史的教育意義盡失： 論史者有二弊焉：放於道而非道之中，依於法而非法之審，褒其所 不待褒，而君子不以為榮，貶其所不勝貶，而奸邪顧以為笑，此即 淺中無尚之失矣，乃為弊，尚無傷於教，無賊於民也。仰有纖曲嵬 瑣之說出焉，謀尚其詐，諫尚其譎，徼功而行險，干譽而違道，獎 詭隨為中庸，誇偷生為明哲，以挑達搖人之精爽而使浮，以機巧裂 人之名義而使枉，此其於世教與民生也。災愈於洪水，惡烈於猛獸 矣。83 「若王莽、曹操、朱溫輩之為大惡也，昭然見於史策，匹夫匹婦得 以詬厲於千載之下，而又何俟論史者之喋喋哉！」又說：「漢高之 興，項羽之亡，八王之亂，李、郭之功，史已詳紀之，匹夫匹婦聞 而與知之。極詞以贊而不為加益，聞者不足以興；極詞以貶而不為

81 王記錄著，吳懷祺主編，《中國史學思想通史．清代卷》（合肥：黃山書社，2002）， 頁 101；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卷 26，〈作史不立表志．沈氏曰〉， 頁 11。 82 〔明〕王夫之，《讀通鑑論》（臺北：世界書局，1962），卷 16，〈齊鬱林王〉，頁 321。 83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末，〈敘論三〉，頁 665。

加損，聞者不足以戒。」84 再者，王夫之對於邵雍（1011-1077）所言天開於子時、地闢於丑時、 人生於寅時等虛妄之論，也從徵實的角度進行了批駁。總之，王夫之反 對在史書編纂中載入虛妄的內容，這可說是對劉知幾、鄭樵等人史學思 想的進一步發展。85 萬斯同（1638-1702）認為史書是由史家撰寫的，史家主觀的「好惡 之心」，必然影響到史事記載及評價的正確。為防止「好惡因心而毀譽 隨之」，他指出只有史家在主觀上做到「平心」，不偏不倚，才能修出 萬世信史。86 清代名史家王鳴盛（1722-1797）的史學主張屬於反對褒貶的主流， 強調「直筆無隱」，贊成「惡而知其美」。其《十七史商榷》〈自序〉云： 大抵史家所記典制，有得有失，讀史者不必橫生意見，馳騁議論， 以明法戒也。但當考其典制之實，俾數千百年建置沿革，瞭如指掌。 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擇焉可矣。其事跡則有美有惡。讀史 者亦不必強立無法，擅加與奪，以為褒貶也。但當考其事跡之實， 俾年經事緯，部居州次，紀載之異同，見聞之離合，一一條析無疑， 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貶，聽之天下之公論焉可矣。書生胸臆，每患 迂愚，即使考之已詳，而議論褒貶，猶恐未當，況其考之未確者哉？ 蓋學問之道，求於虛不如求於實，議論褒貶，皆虛文耳。作史者之 所記錄，讀史者之所考核，總期於能得其實焉而已矣，外此又何多 求邪？87 並強調「作史貴據直書，詳明整瞻」，直書史事是史家的天職，為此，

84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末，〈敘論二〉，頁 664、665。 85 王記錄著，吳懷祺主編，《中國史學思想通史．清代卷》，頁 126。 86 〔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 1438 冊， 卷 38，〈萬先生斯同傳〉，頁 116-117。 87 〔清〕王鳴盛撰，陳文和等校點，《十七史商榷》（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序〉， 頁 1。

必須做到「不以人廢言，惡而知其美」。他認為，《史記》在〈封禪書〉、 〈平準書〉中對漢武帝（156-87 B.C.）進行嚴厲批評，而在〈儒林傳〉 中則盛稱漢武帝延攬人才，這正是「惡而知其美」的典範。 王鳴盛指出：「此等措詞之妙，班直不讓馬矣。吁，自有馬班，而 二人之惡，孝子慈孫，百世不改，若非良史，則為善者懼，為惡者勸， 史權不亦重哉。」88_{他所謂的「史權」，實際上是指史家對史事的處理} 和看法。懲惡勸善是「史權」的目的和中心。對此，他多次講：「史家 之列，原無一定，要足以載事實，明勸戒足矣。」89_{還說：「凡史，宜} 據事直書，不必下褒貶，然分析倫類，則不可無。」90_{「合聖人之經者，} 以心不以跡，得良史之體者，在適不在同。編年、紀傳、係於時之所宜 耳，何常之有？夫是非與聖人同，辨善惡得天下之中，不虛美，不隱惡， 則為紀傳、為編年，皆良史矣。若論不足以折皇極，辭不足以垂無窮， 雖為紀傳、編年，斯皆罪人。」91 清代史家章學誠（1738-1801）所提出的「良史」觀，與前人頗不類 似。《清史稿》對他描述如下： 章學誠，字實齋，會稽人。乾隆四十三年進士，官國子監典籍。自 少讀書，不甘為章句之學。從山陰劉文蔚、童鈺游，習聞蕺山、南 雷之說。熟於明季朝政始末，往往出於正史外，秀水鄭炳文稱其有 良史才。繼游朱筠門，筠藏書甚富，因得縱覽羣籍，與名流相討論， 學益宏富。著文史通義、校讎通義，推原官禮而有得於向、歆父子 之傳。其於古今學術，輒能條別而得其宗旨，立論多前人所未發。 嘗與戴震、汪中同客馮廷丞寧紹台道署，廷丞甚敬禮之。92 章氏所撰《文史通義》一書，集中反映他的「經世致用」思想：

88 王鳴盛撰，陳文和等校點，《十七史商榷》，卷 6，〈公孫弘等〉，頁 29。 89 王鳴盛撰，陳文和等校點，《十七史商榷》，卷 51，〈奸臣叛臣逆臣〉，頁 293。 90 王鳴盛撰，陳文和等校點，《十七史商榷》，卷 59，〈皇子概作合傳為非〉，頁 354。 91 王鳴盛撰，陳文和等校點，《十七史商榷》，卷 99，〈正史編年二體〉，頁 725。 92 〔清〕趙爾巽等編撰，柯紹忞編，《清史稿》（臺北：洪氏出版社，1981），卷 485， 〈文苑二．章學誠〉，頁 13398。

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經同出於孔子，先儒以為 其功莫大於《春秋》，正以切合當時人事耳。後之言著述者，捨今 而求古，捨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學者不知斯義，不 足言史學也。93 載筆之士，有志《春秋》之業，固將惟義之求，其事與文，所以藉 為存義之資也。94 作史貴知其意，非同於掌故，僅求事、文之末也。才、學、識三者， 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難，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職是故也。……能 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夫穢史者所以 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素行為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魏收之矯 誣，沈約之陰惡，讀其書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於甚也。所患 夫心術者，謂其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底於粹也。夫有君子之心， 而所養未粹，大賢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猶患於心術，自非夫子 之《春秋》，不足當也。以此責人，不亦難乎？是亦不然也。蓋欲 為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 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而文史 競言才、學、識，而不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夫史所 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於為 事役也。蓋事不能無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則出入予奪相奮摩 矣。奮摩不已，而氣積焉。是不能無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則 往復憑吊生流連矣。流連不已，而情深矣。凡文不足以動人，所以 動人者，氣也。凡文不入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氣積而文昌， 情深而文摯，氣昌而情摯，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 可不辨也。95

93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內篇二．浙東學術〉，頁 122。 94 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四．言公上〉，頁 202。 95 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五．史德〉，頁 265-266。

關於章學誠的「史德」，討論的人已有很多。基本上，他已超越了 主客觀的二分法，對於人性的表裡精粗有深刻的認識，雖然良史不虛美、 不隱惡、文直事核的要求，人人都可以琅琅上口，但是這些標準的最根 本是要能氣平情正，盡其天而不益以人，是一種不斷磨練的修養工夫。 能著手培養這些德行，史文才能工，史事才能傳，才能感動人心。章氏 的良史觀可謂提高了史家的境界。 趙翼（1727-1814）也有相關的評論。他討論《三國志》的得失：一 方面指出該書「多迴護」，另一方面又指出該書「雖多迴護，而其翦裁 斟酌處，亦自有下筆不苟者。參訂他書，而後知其矜慎也」。96在閱讀 完整部《三國志》並參考其他資料後，他有了較正面的評價，認為其「文 直事核，所以稱良史也」。另外，在《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一〈袁崇煥 之死〉中，趙翼指出《明史》對袁崇煥（1584-1630）蒙冤而死，乃因清 朝設間，由於有所依據，「直書其事，而崇煥之冤始白」。97 錢大昕（1728-1804）提出了「博采慎取」的資料採獲標準。他通過 對歷代史書的研究，發現「自古史家之患，在於不博」。98錢大昕歸納、 剖析《春秋》義例，指出《春秋》從不在文字上論褒貶，而是「直書其 事，使人之善惡無所隱而已矣」。他批評歐陽修（1007-1072）編纂《新 唐書》、朱熹編纂《紫陽綱目》使用《春秋》筆法的作法，認為二人之 書既掩蓋了歷史的真實，又褒貶不當，給讀史者造成極大困難，因此主 張：「史家紀事，唯在不虛美，不掩惡，據事直書，是非自見。若各出 新意，掉弄一、兩字以為褒貶，是治絲而棼之也。」總之，以《春秋》 褒貶大義治史的觀念受到了批判。宋人由重義理而重《春秋》筆法，清 人由重考實而反對《春秋》筆法，反映了宋、清間史學由重闡發向重事

96 〔清〕趙翼撰，《廿二史劄記》（臺北：洪氏出版社，1978），卷 6，〈三國志書事得 實處〉，頁 76。 97 趙翼撰，《廿二史劄記》，卷 31，〈袁崇煥之死〉，頁 459。 98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 1438 冊，卷 18， 〈記琉璃廠李公墓誌〉，頁 608。

實的轉變。 龔自珍（1792-1841）則言「良史之憂憂天下」，99「出乎史，入乎 道，欲知大首，必先為史」，100要探究治亂興衰之「道」，必須首先研 究社會歷史。他說：「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書，則能以良史之憂憂天 下，……探世變也，聖之至也。」又說：「史之材，識其大掌故，主其 記載，……以教訓其王公大人。」從探究歷史盛衰之道、經世致用的角 度出發，龔自珍給予司馬遷高度評價。他認為，司馬遷褒漢德、記群臣， 存歷代創制之過程，繫歷代文獻之歸旨，探歷代興衰之根本，厥功甚巨， 「真卿云之在九霄矣」。101 龔氏從較客觀的制度面及較實際的經世觀來看歷史，因而對於神鬼 災異之說頗為排斥，他提到孔子在《春秋》中並未講天人感應，「孔氏 上承《堯典》，下因魯史，修《春秋》，大書日食三十又六事，儲萬世 之曆，不言凶災」。102他也嚴辭批評劉向（77-6 B.C.）《洪範五行傳論》、 班固作《漢書．五行志》之宣揚災異，說「劉向有大功，有大罪，功在 《七略》，罪在《五行傳》」，103故主張「摧燒漢朝天士之謬說」，「班 氏《五行志》不作可也」。104

99 〔清〕龔自珍，《定盦文集》，收入氏著，王佩諍校，《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1999），第 1 輯，〈乙丙之際箸議第九〉，頁 7。 100 龔自珍，《定盦文集》，收入氏著，王佩諍校，《龔自珍全集》，第 1 輯，〈尊史〉， 頁 81。 101 龔自珍，《定盦文集》，收入氏著，王佩諍校，《龔自珍全集》，第 1 輯，〈大誓答問 第二十三〉，頁 75。 102 龔自珍，《定盦文集》，收入氏著，王佩諍校，《龔自珍全集》，第 1 輯，〈乙丙之際 箸議第十七〉，頁 9。 103 龔自珍，《定盦文集》，收入氏著，王佩諍校，《龔自珍全集》，第 1 輯，〈非五行傳〉， 頁 130。 104 龔自珍，《定盦文集補編》，收入氏著，王佩諍校，《龔自珍全集》，第 5 輯，〈與陳 博士箋〉，頁 346。

五、二十世紀以來的新「良史」

進入二十世紀，梁啟超（1873-1929）的歷史意識是很有影響力的， 他面對中國的貧弱環境及日益低下的國際地位，加上受到西方學術及日 本維新後的衝擊，對於中國歷史持負面的看法，學者以為可以從「民族 主義史學家」的角度來看梁啟超的史學思想。105梁啟超思想終其一生， 變化不少，從早期的強調進化論，到晚年的相對主義及對因果關係的懷 疑最為顯著。106然而，很多較激烈的歷史主張的確可以從民族主義的角 度來理解，若再加上啟蒙運動的色彩，或許更能體現作為一位民族主義 者對於西方史學的肯定與引介。 梁氏直接提到「良史」的地方有下列幾則：「吾中國所以數千年無 良史者，以其於進化之現象，見之未明也。」107史家要做到敘述歷史進 化現象而求得其演變規律，就必須具備歷史哲學素養，重視史學理論。 梁啟超說：「歷史與歷史哲學雖殊科，要之，苟無哲學之理想者，必不 能為良史。」108他認為，史學的「資鑑」作用應當體現在「讀其史，於 其國之浸強弱，與其所以強弱之故，粲然秩然，若數白黑而指經緯」， 這樣的史書才可稱為「良史」。109所以梁氏認為西洋各國的歷史也應該 達到如下目標：「泰西之良史，皆以敘述一國國民系統之所由來，及其 發達、進步、盛衰、興亡之原因結果為主。」110

105 彭明輝，《臺灣史學的中國纏結》（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頁 23。 106 胡逢祥，〈梁啟超史學理論體系新探〉，收入張越編，《史學史讀本》（北京：北京大 學出版社，2006），頁 240-255。 107 梁啟超，〈新史學．史學之界說〉，《飲冰室文集》之九，收入氏著，《飲冰室合集》 （北京：中華書局，1989），第 1 冊，頁 8。 108 梁啟超，〈新史學．史學之界說〉，《飲冰室文集》之九，收入氏著，《飲冰室合集》， 第 1 冊，頁 10。 109 梁啟超，〈續譯列國歲計政要敘〉，《飲冰室文集》之二，收入氏著，《飲冰室合集》， 第 1 冊，頁 60。 110 梁啟超，〈新史學．論正統〉，《飲冰室文集》之九，收入氏著，《飲冰室合集》，第

此外，梁啟超還在〈敬告我同業諸君〉一文中說： 西哲有言：「報館者現代之史記也。」故治此業者不可不有史家之 精神。史家之精神何？鑒既往，示將來，導國民以進化之途徑者也。 故史家必有主觀客觀二界，作報者亦然。政府人民所演之近事，本 國外國所發之現象，報之客觀也；比近事、察現象而思所以抽繹之， 發明之，以利國民，報之主觀也。有客觀而無主觀，不可謂之報。 主觀之所懷抱，萬有不齊，而要之以嚮導國民為目的者，則在史家 謂之良史，在報界謂之良報。111 他提出史家的主觀與客觀問題，認為寫史與辦報，都不只要客觀報導事 實，更要具備主觀的立場來「嚮導國民」。在此時，梁氏較看重歷史與 新聞的教化功能。 然而，到了 20 年代，梁氏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則以較冷靜的角 度，來看待歷史的主客觀問題：「吾以為今後作史者，宜於可能的範圍 內，裁抑其主觀而忠實於客觀，以史為目的而不以為手段。夫然後有信 史，有信史然後有良史也。」112梁氏的「良史」觀是由「主客交融」到 「客觀撰史」，充分表露其思想的變化以及當時的時代需求。 另一位大師章太炎（1869-1936）對史學的要求，則不像梁氏早期對 中國史學傳統的全盤否定。113他的主觀意見很強，好惡也很分明。章氏 提到「良史」之處，諸如 1912 年，他在〈新紀元報發刊詞〉中對「史家 辦報」思想作了進一步的闡釋，「日報之錄，近承乎邸鈔，遠乃與史官 編年繫日者等」，「今史官既廢而不行，代有日報」。就是說，古代史 官的職責，今天完全由日報來承擔了。因此，他提出記者必須具備良史

1 冊，頁 21。 111 梁啟超，〈敬告我同業諸君〉，《飲冰室文集》之十一，收入氏著，《飲冰室合集》， 第 2 冊，頁 39-40；徐新平，〈史家辦報——中國資產階級報業的主導思想〉，《求索》 2002 年第 5 期（長沙），頁 203-205。 112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臺北：里仁書局，1984），頁 79。 113 瞿林東，〈繼承傳統與走向近代：章太炎史學思想的時代意義〉，《學術研究》2003 年第 4 期（廣州），頁 83-88。

之品德，如果「復有穢史同跡者，則貽害於國滋大」。章太炎認為，記 者要完成「匡國政而為史官所取材」的神聖職責，就應該做到「事不可 誣，論不可宕，近婦言者不可聽，長亂略者不可從，毋以膚表形相而昧 內情，毋以法理虛言而蔽事實，毋以眾情湧動而失鑒裁」。114這可說是 章氏對於理想史家的要求，與古今史家訴求的標準，只有文字上的差異。 然而章氏對梁啟超的史學是很有意見的，其中最突出的是他認為梁 氏之文不能入史： 民國二十年夏，謁餘杭章先生滬寓，先生論文曰：「文求其工，則 代不數人，人不數編，大非易事，但求能入史斯可矣。若梁啟超輩， 有一字能入史耶？」115 章太炎謂梁任公的文章不能入史，學者認為：「蓋嫌其文太繁。古時寫 書艱難，入史的文章須要精練，只記一個人的大事大節，其餘無足輕重 的事情記不勝記，都可以略去。但作為一個歷史家，取材須有眼光，有 些片言瑣事，反足顯出一個人的品節，有些例行的大事（如典禮朝會之 類）反倒無足輕重，這就要看你的選擇如何。」116章氏對梁啟超的評論 太過，今人恐怕無人會否認梁啟超之文可以入史。至於章氏之文也不例 外，只是他用典過多，讀起來十分費力，較不易吸收其真知灼見。不過， 孫中山（1866-1925）在民初曾大力推薦章太炎擔任國史館長，因為章氏 不懼強權，有「良史」之風。117 二十世紀中國經歷很大的變化，語文由文言文演變為文白夾雜、終 至白話文之確立，對於文字之優美，標準也有了變化，習古文者不喜白 話，難怪章氏對梁啟超的文字反感很深。除此之外，史學也經歷了歐美 化的過程，歷史學成為大學學科裡的一支，其訓練受十九世紀西方大學

114 徐新平，〈史家辦報——中國資產階級報業的主導思想〉，《求索》2002 年第 5 期，頁 204。 115 徐一士，〈談章炳麟〉，見氏著，《一士類稿》，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 刊正編第一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第 6 冊，頁 68。 116 禚夢庵，〈陳登與孔融〉，收入氏著，《三國人物論集》，頁 39。 117 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91），上冊，頁 1013。

教育的影響，趨於形式化、專業化及學院化。118在西方的文化霸權下， 西方所樹立的歷史學的規範與訓練，在世界上成為了一種標準，並成為 各國史學家所模仿的目標。諸如對於檔案史料的追求、對於原手史料與 二手史料的區別以及史料的批判，加上自然科學的啟發，歷史研究愈來 愈走向科學化，往往造就出從事專題研究的學者，以社會科學的分析架 構進行歷史書寫，撰寫史料豐富、推論謹嚴但多半枯燥無味的作品。以 往重視文字優雅的傳統，在專題研究的形式下無法表現。然而由於這種 撰述方式適合時代的需求，也能對許多具體的問題提出解釋，再加上白 話文學的確立，昔日以文言文表述，以紀、表、志、傳為體例撰寫的歷 史，恐怕引不起今日讀者的興趣了。 史家若能廣蒐域內外史料，並有宏觀及微觀兼具的視野，以流暢的 白話文撰寫史著，倒能得到許多人的肯定。例如陳寅恪（1890-1969）的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與張蔭麟（1905-1942） 的《中國古代史》，都被認為是好的史著，然而並不是「良史」。二十 世紀後期為人稱道的「良史」，是文革時自殺的翦伯贊（1898-1968）。 學者稱其能將唯物史觀與史料學派融合治史，更重要的是他的強項精 神，侯外廬即曾說：「翦伯贊是我們這個時代『德才學識四者兼備的良 史』。」119

六、結束語

什麼是「良史」？從董狐到翦伯贊，兩千多年來，有其變也有其不 變。不變之處，首先強調能夠抗拒外來壓力的精神。今日而言，壓力有 兩種，一種是有形無形的威迫，另一種卻是利誘，良史應該具有強大的 抗壓性。其次，像司馬遷一樣，對於存留人間的史料充分掌握，對於許

118 汪榮祖，〈五四與民國史學之發展〉，收入氏編，《五四研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 版事業公司，1979），頁 221-233。 119 王學典，〈良史的命運〉，《讀書》1998 年第 12 期（北京），頁 56。

多看似混亂的事件提出一套有說服力的解釋，以及對於過去的真實，進 行完整、生動而優美的表述，這些標準是中外古今都不變的。用傳統的 用詞來講，就史文而言，簡約而有質感；就史事而論，則應詳瞻核實； 就史義而論，不虛美，不隱惡，掌握事理而好好敘述清楚。但是，這些 都是很抽象的說法，如何才算是有說服力？如何才可說是完整？更棘手 的是，何謂真實？ 對於「真實」，後現代主義者（postmodernist）根本否認。不但如 此，他們還不承認有接近「客觀」的可能，一切作品充滿了權力的關係， 並且都是意識形態的產物。歷史的文本並未能指涉外在的世界，文字 （words）與世界（world）是不同的，歷史沒有定論，只是一種「論述」 （discourse）。120 這種後現代觀點，就其權力無所不在的主張而言，中國自董狐開始， 就很敏銳地掌握了政治權力及責任歸屬；至於對文字的疑問，甚至對真 相及客觀的否定，則傳統中國的史學家應該是完全無法認同的。雖然在 「良史」的界定上有所變遷，但他們似乎很樂觀地相信真相的存在，以 及好的史家完全可以用文字去客觀地重現。 「良史」的標準，歷來有所變異，就像倫理道德的標準隨時代變異 一樣，對於史學的要求也很不同。沒有人會要求古代史家注其史料出處 的，對於抄襲的概念及標準也很不一樣。學者嘗言： 如《漢書．武帝紀》之前的紀傳多用《史記》文，而即以為己作。 在文學上講，這是抄竊；在史學上講，這是由闕疑而引起的慎重， 雖有弊端，卻非過錯。西方史學家非常驚訝中國史學家的「不斷的 襲用舊史原文」，無止境的「重複既已確定的敘述」，如果他們知 道中國史學上的闕疑理論彌漫，就應當釋然了。121

120 Alun Munslow, “History Today, Critical Perspective,”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Historical Studi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 1-20, especially pp. 4-6.

121 杜維運，〈中西古代史學的比較〉，收入張越編，《史學史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 版社，2006），頁 65。杜氏所指的西方史學家，引用自 Herbert Butterfield, “History 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