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 年布魯塞爾條約」實施後，國際出版品交換成為各國傳遞文化，鼓勵學術 研究交流的重要管道之一。在近代中國的案例中，國際交換從不受重視到抗戰時期 提升到維繫民族知識存亡與貢獻國際義務之位階，其轉變饒富意義。因此，本文旨 在透過近代中國出版品國際交換體制脈絡的演變，探討從教育部國際交換局、中央 研究院國際交換處，以及由教育部委辦之國立中央圖書館國際交換處，歷經不同世 代之交替，從機構失能到力圖建立國際交換權威地位之過程。最後，央圖如何在抗 戰初期，統整南北分歧的事權機構，達成溝通文化樞紐，履行國際協約義務，以達 知識服務支援抗戰之迫切目的。
1925 年北京政府在國際聯盟鼓勵下，始認真思考參與該約之重要性，並在教育 部設置出版品國際交換局作為專責機構，積極參與協約，與各國聯繫書刊交換，履
行國際義務。但北京政府時期，囿於整體經濟環境欠佳、該局人員編制有限、專業 能力有限，使得原受該局委託編印目錄與聯繫之北京大學圖書館、京師圖書館，加 上中華圖書館協會，逐漸替代政府執行業務。1928 年至 1937 年期間，中國國際交 換事權分散，且形成南北各自發展。此現象至 1934 年央圖接收中研院國際交換處後 開始轉變，然而在戰前猶未能改變國際交換分散聯繫的結構現象。1937 年抗戰爆發 後，遷往大後方之各校與研究機構外文圖書資源嚴重不足，因此 1938 年中國圖書館 界南北兩大圖書館央圖與平圖，遂各自在國際間展開戰時徵集與募書計畫。
過去研究探討戰時國際交換，一般研究多以平圖館長袁同禮於 1938 年在美國推 動的募書運動作為典範。本文認為，其對於國家與民族知識之貢獻，殆無疑義。然 而，實際上這批書籍真正抵達中國土地卻是在抗戰結束以後。再者，中國在抗戰初 期由平圖或者中華圖書館協會主導對美進行遊說工作，也反應了自 1925 年至抗戰 期間教育部未能掌握國際交換，視其為展現政府在國際文化交流主權觀念的一環。
抑或者是表露出央圖與平圖兩館之間競爭，從國內出版品呈繳，延燒到海外國際交 換對口單位的競爭？由於央圖館長蔣復璁在籌備建館時，對於國際交換至為重視故 在抗戰之前已積極在法規、景印古籍作為國際交換物品採取新作法，甚至是刻意壓 制、要求平圖返還外國政府出版品寄存，企圖建立央圖在國際交換領域的優勢地 位。也因蔣復璁與教育部、中英庚款董事會關係密切，讓央圖在抗戰初期能重啟國 際交換業務，並於 1938 至 1940 期間於昆明設置辦事處，為日後推動戰時圖書徵集 委員執行業務奠定基礎。
央圖與戰時徵集圖書委員會以抗戰為名，高揭公理，宣傳日軍對華破壞，企圖 消滅整個中國文化機構，使之無書籍可讀、無材料可資研究之罪惡，不僅獲得英美 等國支持，也解決央圖在抗戰前積極統合國際交換分散的目的。在戰時支援學術研 究與國際交換之職能，透過組織調整擴張、規劃戰時資源統制，整合各方海外活動 成果，同時也獲得平圖支持，終結自 1925 年北京政府後期迄抗戰初期國際交換體制 分散現象，達成國際書刊交換體制的統合。
附記
本文初稿「國立中央圖書館與抗戰初期書刊國際交換（1933-1940）」，曾發表於中國社 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6 年 8 月 28 日舉辦之「第一屆中華民國史 青年論壇」，經修改後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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