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主權的展現－
民初至抗戰初期中國國際書刊交換問題（1911-1940）
Displays of Cultural Sovereignty: China’s Librar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Publications from 1911 to 1940
黃文德 Wen-de Huang 國家圖書館編輯
Editor,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E-mail: [email protected]
【摘要 Abstract】
1925 年至 1934 年期間，由於中國政府教育部出版品國際交換局，以及繼承它 的中央研究院國際出版品交換處效率不彰，導致北京大學圖書館等機構逐漸替代中 央政府機構執行業務，讓中國出版品對外國際交換業務無法統一，文化主權分散。
此現象至 1934 年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接收中研院國際交換處後開始轉變。作為國 民政府建構國家文化與教育發展的一環，央圖在抗戰前即試圖改變國際交換分散聯 繫的現象。1937 年抗戰爆發，為支援研究教學與宣傳中國學術成就，解決外文圖書 不足，同時維持國際條約義務，翌年央圖提出由教育部組織統籌國際交換構想。同 年 12 月，戰時徵集圖書委員會成立，並正式委託央圖國際交換處昆明辦事處負責國 際交換書刊的工作。至 1940 年底結束前，央圖透過組織調整擴張、規劃戰時資源統 制，終於達成結束中國國際交換體制不統一的現象，而最終達到建構文化主權，以 知識服務，支援抗戰學術需求之目的。
During the period from 1925 to 1934, due to the ineffectivenes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s well as of its successor, the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cademia Sinica,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and other institutions gradually supplanted these central government agencies, implementing similar services. Consequently, the exchange of Chinese
published materials abroad was unable to be adequately consolidated. Not until 1934 when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incorporated the latter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did this situation begin to shift. Being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by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he Central Library prior to the Chines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ttempted to improve the then dispersed forms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s the war broke out in 1937, the Central Library proposed a comprehensive plan regarding international exchange through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the following year in order to assist research and education, disseminate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scholarship conducted in China, resolve the dearth of foreign language materials, and finally, preserve previous obligations in international pacts. In December of the same year, the China’s Cultural Emergency Committee for the Solicitation of Books and Periodicals was established and formally entrusted with the task of exchanging published materials for the Kunming Office. By expanding the organization and managing its resources, the Central Library was finally able to unify China’s efforts to facilitat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ultimately, achieve its goals of providing knowledge services and assistance to academia during wartime as early as the end of 1940.
【關鍵詞 Keywords】
國立中央圖書館、袁同禮、蔣復璁、戰時徵集圖書委員會、出版品國際交換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Yuan, Tung-li; Chiang Fu-tsung; China’s Cultural Emergency; Committee for the Solicitation of Books and Periodicals;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Publications
一、前言
近代中國原無「出版品國際交換」（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publications）之 機制，1至 1925 年北京政府始在教育部設置專責機構出版品國際交換局，並於 1926 年 2 月正式加入國際協約。實際上，這項業務的執行是由教育部委託北京大學與北 京圖書館進行，1925 年熟悉國際圖書館界聯繫網絡的中華圖書館協會成立之後也加 入國際出版品交換的行列。由於前述三組織機構各自發展國際交換網絡，儼然替代 教育部出版品國際交換局職能，致使 1928 年以後賡續該局之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國 際交換處，對外無法代表中國行使國際交換任務，對內統籌能力也受到侷限。事權 分散發展的現象從 1928 年擴大，至 1933 年始因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創設後，在 1938 年底才獲得解決，逐步邁向統合之路。
1933 年籌備於南京的國立中央圖書館（National Central Library，以下簡稱 央圖），對內負有接受全國官書與書刊出版品作為法定送存（legal deposit）機構之 責，對外則受教育部委託承辦學術社團與官書國際出版品交換業務、徵集海外圖 書。在 1930 年代國民政府建構國家主體性，央圖也成為對外展現文化主權（cultural sovereignty）之一環。
抗戰期間，央圖奉教育部令遷址轉往川渝。為解決大後方全國高校與重要學術 機關、團體研究與教學所需，央圖於 1938 至 1945 期間，發起「戰時徵集圖書委員 會」，統籌海外聯繫、調查各校與機構資源，籌辦跨越國境執行運送交涉，使高等教 育學術研究所需圖書資源不因戰爭完全停擺。自 1936 年至 1945 年期間，央圖共收 交換書刊約 122 箱，交換國家達 50 餘國（汪雁秋，1993），此為其統籌自清末以來 中國出版品國際交換長期分散發展現象，聯合各界以文化抗戰之偉業，累無名之功。
目前有關中國如何組織抗戰時期出版品國際交換歷史之研究，主要依附在前國 立北平圖書館袁同禮（1895-1965）之事蹟討論，探討袁先生於 1938 年至 1940 年期 間對歐美各國捐募圖書（book-drive）之過程 （Zhou & Elliker, 1997） 以及 1942 年以 後之教育部國際學術文化資料供應委員會。惟就國際交換史實而言，央圖在戰時推 動國際交換與徵集圖書的成就，不只是藉由海外捐贈來強化館藏，也同時幫助戰時 受創的其它圖書館與學術機構重建於強化館藏。（Fung, 1983） 然目前學界對於央圖
1 為行文方便，本文所描述之國際交換均指紙本出版品國際交換。
承辦教育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於昆明、重慶、海防等地活動，執行戰時徵集圖書委 員決議，對外突破日本封鎖，輾轉將書籍運送至大後方之關鍵性角色，則多略而未 提。
本文認為，1933 年以後央圖作為當時國民政府建構國家主義，推動文化教育的 環節之一，在抗戰時期視「國家民族的責任」為重責，因此對內除持續掌握出刊出 版典藏，購藏珍善本古籍，對外則以「播通文化」為目標（蔣復璁，1935），全力 推動國際交換業務。在動盪的時局中，央圖藉由訓政建國與抗戰之歷史契機，統整 學術資源分散發展現象，終於在抗戰初期達到統整國際交換的目的，使教育部能掌 握戰時國內學術單位海外研究資源分配，支援大後方學術服務。因此，本文將先透 過近代中國出版品國際交換體制脈絡的演變，探討央圖如何在 1930 年代中期以後，
企圖收回國際交換主導權、推動書刊呈繳、1938 年底起執行戰時徵集圖書委員會決 議，在國際交換業務展現戰時資源統制的政府職能，達成終結自北京政府時期迄抗 戰初期國際交換體制分散發展現象。1941 年至 1945 年期間之出版品國際交換，則將 另外為文討論。
二、中國近代出版品國際交換權責組織的分歧發展
近代中國有關官方推動雙邊出版品國際交換之觀念建立，源自 1860 年代清政府 與國際社會的接觸。在此之前，就廣義而言，官方推動國際書刊交換最早可追溯到 法國神父白晉（Joachim Bouvet, 1656-1730）於 1697 年自清國返法後，將部分中文 圖籍如《尚書》呈送法王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但白晉所呈之書究竟 是代表他個人送法王之禮品，或者清政府？（Yang, 1990）尚有疑義。1860 年代清 政府因與俄國交涉邊界問題，故自 1860 年《中俄北京條約》議定後，雙方曾正式進 行多次圖籍交換，如 1861 年 9 月總理衙門收到欽差倉場侍郎成琦呈送互換中俄大小 地圖 3 張、記文 2 冊（咨送俄國互換地圖，1861）。此歷史事實較東亞圖書館學界將 1868 年美國政府贈書予清政府，翌年同治皇帝（1856-1875）回贈美國政府包括《本 草綱目》和《梅氏叢書》等 10 種中文線裝古籍之政府間的出版品國際交換（范邦 瑾，2011），更早五年。兩國之間互贈圖籍的互動，從帝制跨入民國後依然不墜，但 雙方並未簽署任何協議，也無專責機構負責。對清政府而言贈書目的在於交際，而 非文化交流。
1886 年 3 月 15 日，包括美國、比利時、巴西、西班牙、義大利、葡萄牙、塞 爾維亞、瑞士等國元首及代表在比利時布魯塞爾（Brussels）簽屬「國際交換公牘 科學文藝出版品」（Convention for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official documents scientific and literary publication）、「國際迅速交換官報與議院紀錄及文牘公約」
（Convention B for the Immediate Exchange of Official Journals, Public Parliamentary Annals and Documents）（以下兩約簡稱「1886 年布魯塞爾公約」）。國際交換公約的 訂定，確立了各國出版品國際交換組織、內容與推展文化交流目的（出版品國際交 換局函外交部，1926）。當時清國駐外使臣因正困於處理英國併吞緬甸之交涉，故如 其他世界主要國家一樣，並未締約。
（一）北京政府時期兩公約入約交涉
至 1923 年為止，參與「1886 年布魯塞爾公約」之國家僅有 8 國，與中國一樣屬 未正式參與而有實際履行公約之國家計有 23 國。由於中國政府體制缺乏專責對外統 籌國際書刊交換的機構，中國學術界主要透過學術團體、辦理洋務之官署取得外國 官方出版品與書刊，如成立於 1914 年的中國科學社至 1922 年為止，曾獲得美國政 府捐贈 60 種，並與日本化學社、數理會、地理學會、植物學會等社團進行長期書刊 交換（日本外務省文化事業部，1931）。其它政府單位如海關總稅務司、財政部、外 交部，甚至地方公共圖書館也各自與海外機構聯繫交換事宜。當時同中國一樣未正 式加入「1886 年布魯塞爾公約」，而政府體制亦無單一統籌國際交換機構或組織的國 家並非少數，如德國遲至 1969 年才簽署加入；英國是以大英圖書館對外個別簽署交 換協議徵集外國圖書，並未簽署該項條約（Sternberg, 2002）。
為了強化各國文化交流，1919 年成立之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簡稱 國聯）秘書處曾於 1921 年與 1923 年 2 月兩度發函外交部（國際交換公牘科學文 藝出版品、國際快捷交換官報與議院紀錄及文牘公約，1925），盼中國政府能夠簽 署參與此國際公約。簽約案的訂定經當時正大力推動修約外交（Treaty Revision Diplomacy）、積極參與國際組織的外交部（唐啟華，1998）轉教育部後，教育部在 國務院會議中提案認為：國際交換為潮流趨勢，各國政府積極提倡，中國如加入可 廣收外國學術資料，同時對外宣傳國內學術研究成果，避免誤解，裨益國際學術地 位的提升（國際聯合會代表處轉送行政院主席函，1923）；本案如能實行，可收溝 通文化、互審國情、對於社會不無利益，也解決中國學術單位典藏西文研究書刊缺
乏的問題（咨國際聯合會代表處轉送行政院主席函，1923）。因此，國務院會議遂 在 1923 年 3 月 29 日通過提案，通知國聯，我方願加入國際出版品公約（國務院，
1923）。
（二）簽署增訂條約草案的烏龍與出版品國際交換局的成立
1924 年 7 月 19 日至 24 日，中國駐國聯代表處向北京政府陳報國聯第 5 屆大會 中召開國聯智育互助委員會（Committee on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專家會議決 議：基於鼓勵文學家與研究，並改良大戰後之知識發展，又決議於原公約外另增訂 1. 彈性保留政府出版品交換，2. 敦促交換科學與文學出版品公約，3. 改良國際交換 機關，4. 推動國際交換免繳郵資（國際交換出版品案約，1924）。實際上，此專家會 議所提之內容係屬草案，國聯並未通過該案。不過，情報錯誤的北京政府在 1925 年 8 月 8 日，仍由臨時執政府秘書廳發出 1633 號命令通知外交部通過前述國聯增訂條 約提案內容（國際聯合會請加入交換出版物品之公約教育部決定加入一案業經國務 會議議決交教育部函達查照，1925）。
中國駐國聯全權代表朱兆莘（1879-1932） 發現增訂案尚未獲得國聯正式通過，
在程序上中國政府如貿然宣布加入不存在的條約，在國際上恐貽笑大方。因此，臨 時執政遂改在同年 9 月 1 日先公告「出版品國際交換局官制」，明訂該局直屬教育 部，掌國際交換出版品一切事務，依「1886 年布魯塞爾公約」內容行之（出版品國 際交換局官制，1925）。
1925 年 11 月下旬國聯正式照會中國邀請加入國際交換組織後，教育部出版品 國際交換局（Bureau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簡稱國際交換局）便與外交部條約 司進行有關國聯出版品國際交換新訂法規蒐集。臨時執政國務院會議也在 12 月 12 日「再度」通過入約，同時訓令駐國聯代表處代表朱兆莘、駐比公使王景岐（1882- 1941）兩人盡速與比利時駐北京公使館進行聯繫，完成簽署程序（1886 年交換出 版品公約已奉令加入咨行查照，1925）。翌年 2 月 6 日，中華民國政府至此完成入 約，惟同意增訂條約案則因比國反對而保留（出版品國際交換局函外交部，1926）。
「1886 年布魯塞爾公約」增訂條約案至 1928 年僅獲國聯成員國 10 國同意，起因 為主導國際交換的比利時政府堅持主張原條約內容已足用，無新增條約之必要。因 此，北京政府一方面探詢比國的觀點，另一方面則考量中國幅員遼闊，國際交換局 經費無法長期支應國外出版品寄往各地學術機構之鉅額郵資，故在 1928 年 4 月向國
聯智育互助委員會提出 4 項訴求，以減輕政府負擔：1. 凡屬普通性質全國圖書總誌 之一切通行目錄，得互相交換；2. 各國政府出版品可供國際交換者得編為目錄，互 相交換；3. 遞寄出版品之國，應由該國交換局將出版品直接寄往目的地，無須由受 贈國交換局轉寄，以省周折；2 4. 凡出版品寄往國外，供國際交換之用者得免收國際 間郵資。（關於改良國際交換出版物案，1928）北京政府對於國際交換由消極處置到 積極參與甚至提供國際成員參考意見，在觀念上有長足的進步。
（三）北京政府時期國際出版品交換局的失能與事權分散
北京政府時期國際出版品交換局成立後，對外很快就與美國、澳大利亞、瑞士 等國建立聯繫；對內也取得與整合國際交換資源在法律上的基礎，如 1926 年 4 月 2 日教育部令第 68 號公布〈出版品國際交換局辦事細則〉條文規範：「本國官署處所 及各學術團體需用外國出版品時由該局代為轉運，本國出版品暨交換締約各國時，
一切事宜由該局辦理。」（出版品國際交換局辦事細則，1926）。但此宣告實際並未讓 國際交換出現事權整合的效果，結果僅外交部提供有關各類條約與交涉案之英漢譯 本，如山東懸案交涉與通商條約、關稅特別會議，以及各類中外懸案交涉說帖等印 刷品。最後，該局因預算不足、機關編制人員少、專業能力有限，加上法規權威不 足，致使北京政府時期國際交換業務，仍未能達到事權統一的地步，處於長期失能 之窘境。
由於機關組織管理欠佳，北京政府國際交換局遂在 1926 年 3 月京師圖書館成 立後（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1939），3北京政府國際交換局便於同年 4 月 2 日發 函，委託代為典藏、分類編目，公開閱覽與各締約國交換到局之政府出版品（託由 國立北平圖書館笈藏之各締約國政府出版品及所編目錄交涉歸還，1934）。
實際上，京師圖書館之所以能承擔業務，係因熟悉國際事務的中華圖書館協會
（Chinese Library Association）協助，加上該館在創設之初受到中國官方與中華教育 文化基金董事會（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在 經費上共同支持。而聯繫這項業務的關鍵人物正是中華圖書館協會的領袖袁同禮，
2 有關國際交換採交換國直接遞送或集中遞送，孰優孰劣？根據李筱眉（1998）研究，國際圖書館協會 與機構聯盟（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IFLA）至 1972 年 才肯定「集中轉運」不如「直接郵遞」經濟且具時效。
3 1924 年，美國政府將第二次退還庚子賠款成立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議決商提撥三分一提供北洋政府擴 充圖書館。1928 年 6 月國立京師圖書館更名為國立北平圖書館。在該基金董事會報告中將屬於此圖 書館定位為與中國合辦事業。京師圖書館有時或被稱為北京圖書館。
他後來也成為京師圖書館副館長。1928 年起該館亦開始編印《北京圖書館現藏中國 政府出版品目錄》，由於掌握書目資訊，故廣受各國交換單位重視，有助於中國政府 落實國際合作之長期基礎。
除了京師圖書館，作為美國政府法定海外寄存圖書館（depository library）的 北京大學圖書館亦曾編印官書與出版品目錄，以作為該校提供美方與其他國家交換 書刊之指南。而中華圖書館協會因海外關係豐沛，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政府與國 際學術界代為處理聯繫國際交換。三機構各自發展國際書刊交換管道，儼然完全 取代國際交換局的職能。不過，政府機關職能為民間或其他機構取代，似乎不是 個案，甚至可以說是中國涉外關係的特色之一，如中國華洋義賑救災總會（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ttee）以國際性民間組織替代政府從事全國性社會 救濟與防災。
三、中研院經營國際交換之失敗與業務移轉至央圖
1928 年 6 月，國民革命軍進入北京，由軍閥所控制之中央政府垮台。同年 10 月，南京國民政府所屬之國立中央研究院接管教育部出版品國際交換局，並更名為 出版品國際交換處（以下簡稱中研院交換處），辦公廳舍位於上海亞培爾路 205 號，4 即該院駐滬辦公處（日本外務省文化事業部，1931） 。該處另外亦隨中研院部分單位 設書庫於上海白利南路愚園路底之曹家渡小萬柳堂。
（一）中研院交換處推動業務之初期狀況
中研院交換處創設初期典藏各國政府以及公私學會中西文出版品約萬餘冊，
但專業人員僅 1 人，而且設備「簡陋異常」，為上海圖書館界所詬病（馮陳祖怡，
1935）。此種經營陣容在建立對外聯繫與出版品交換聯繫網絡，著實不易。為了展 開對外交換，交換處自 1929 年 6 月開始編印官書與出版品目錄，第 1 期收錄約 452 種各機關與學校刊物，以為交換基礎（國立中央研究院，1929a）。此外，憑藉 著院內各研究所人員如負責該處業務的文學家林語堂（1895-1976）等人建立海外 聯繫網絡，希望獲得部分國家圖書館與研究機構支持，如美國史密斯森研究協會
4 另一說為 1933 年遷往上海亞培爾路 331 號。
（Smithsonian Institution，或稱史密斯森博物館）1929 年 9 月捐贈 10 箱圖書、日本 帝國圖書館交換局捐贈 2 箱公報計 4 種 66 冊；分發寄至國內各機關及個人書報則以 美國運來為大宗（國立中央研究院，1929b）。從 1928 年至 1933 年，計有美、日、
法、德、比、波、荷、匈、意、瑞士、西、捷克、蘇聯、阿根廷、埃及和瑞典等 26 個國家和國際聯盟等單位寄送出版品，共計 10 萬 9,772 磅（周雷鳴，2014）。
對於外國寄送到中國的交換書籍，中研院交換處其分配優先順序為中研院、政 府機關，最後為一般學術與教育機構（國立中央研究院，1929c）。然而，由於交換 處專業人力不足，加上海外指定代為分發幾乎集中在該院地質研究所、氣象研究所 與國立北平圖書館（原名國立京師圖書館，以下簡稱平圖），院外機構難以雨露均 霑；再者，轉寄國內與寄送海外郵寄資料錯誤太多，造成書籍存放與退還過多，也 形成寄送郵資經費龐大的負擔；最後，更大的壓力則來自於定期與該處進行交換之 海外單位除了美國史密斯森研究協會、日本帝國圖書館交換局外，其餘各國並未積 極展開回應。因此上海圖書館界對中研院交換處的評價並不高。
（二）中研院交換處業務的不彰與移轉
造成中研院交換業務無法推展的主因，綜合來說主要歸結以下幾項因素：
1. 圖書館專業人力不足，如前所述專業人員僅 1 人，設備「簡陋異常」，無法掌握 官書與政府出版品概況分發，而交換遞送失誤率無法改進，也增加開銷與行政 作業成本。
2. 當時中國對外國際書刊交換管道多元分散與管理事權不一，但各國對華學術資 源仍以平圖為國際交換交涉對象。國民政府在 1926 年發動北伐戰爭以前，各 國對中國聯繫窗口多以京師圖書館為主要交涉對象。京師圖書館雖地處軍閥 控制之北京，但基本上只接受教育部與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之華洋共治
（synarchy）或者是國際共管（international control）。北伐統一之後，在袁同 禮擘劃下，該館仍主張「國立圖書館雖歸行政系統，但其事業實屬專門科學，
應與政治脫離關係」（國立北平圖書館，1930），亦即不以南京國民政府領導 為尊。因此，該館延續過去積極推動國際書刊交換業務的領導地位，如參與國 際圖書館界編輯《國際官書總目》、《國際現代出版物目錄總目》工作，展現專 業。平圖不以政治桎梏為限的態度，獲得當時仍駐在北平的各國使館支持；其 中又以美國、荷蘭、法國、日本公使館捐贈較多，如日本使館於 1935 年贈《大
正新脩大藏經》，為早期中國佛學研究之重要研究資源，而這套書日方亦贈送教 育部圖書館與中央教育館，唯獨中研院交換處並未獲贈（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 處，1935）。類似此情形是否為個案，因各館受贈書目清單分歧，加上戰亂影 響，已不可考。
3. 從統籌「本國出版品暨交換」法規層面來看，1928 年至 1930 年初，包括國民政 府文官處與教育部曾多次發函通告，勸導政府機關、學術單位以及學術社團應
「以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國際交換處為正式收發機關」（教育部，1930）。但教育部 在 1930 年 3 月 28 日頒訂〈新出圖書呈繳規程〉之條文中，凡是新出圖書，出 版者單位須呈送各省市教育廳局 4 份，除廳局留存 1 份，其餘 3 份轉送教育部 分送教育部圖書館、中央教育館與中央圖書館；後兩館尚未成立前由教育部代 管（教育部，1930）。但這裡所指的圖書僅限於與教育部有關係的出版者。換言 之，即便是在中央政府層級書刊呈繳送存亦未達成共識（宋建成，2013）。
4. 中研院交換處另一個有關內部管理的問題是，時任中研院總幹事、社會科學研 究所所長楊銓，也是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籌備委員會副會長兼總幹事，經常以交 換處在亞培爾路 205 號之辦公室作為聯繫抗議政府人士的場所。楊氏更在 1933 年 6 月 18 日於交換處大門遇刺身亡。接替楊銓（1893-1933）擔任中研院總幹 事的丁文江（1887-1936），眼見交換處業務無法開展，在 1934 年上任未久後便 以 1886 年「布魯塞爾條約」規定交換品應公開閱覽，且各國多以國家圖書館辦 理國際交換業務為由（出版品國際交換處成立概述，1941），主張中研院不應處 理交換業務（蔣復璁口述、黃克武編撰，2000），迅速會同教育部商討後，便於 同年 6 月 30 日前將業務移轉到教育部（張力，1999）。於是，教育部出版品國 際交換處（Bureau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乃 於 7 月 1 日正式成立（免費裝運交換處書籍案，1934a）。至於中研院原單位則 在 9 月 4 日同步撤銷，同時移交印刷設備與館藏書刊。
（三）央圖爭取國際交換管轄與南北分治現象
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係於 1933 年 1 月 21 日由教育部指派留德背景出身之圖 書館學領域專家蔣復璁（1898-1990）為國立圖書館籌備委員。2 月後，教育部正式 核定「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組織大綱」，並於首都南京成立籌備處。
國際交換權責單位重新回到教育部所轄後，籌備主任蔣復璁過去留德期間
（1930-1932）曾於該國內政部所轄國際交換單位實習，因此上任後即蓄意仿德國制度
（蔣復璁口述、黃克武編撰，2000），而且在獲得教育部指令授權下，承接原中研院 國際交換處業務，遂以教育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為對外名稱，執行業務（國立中央 圖書館辦理出版品國際交換事項辦法，1947）。在南京成賢街館舍大門除了懸掛國立 中央圖書館名銜木牌，另外就是教育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為方便引述，以下以實 際委辦執行單位稱呼，簡稱央圖國際交換處）。
在央圖國際交換處成立前後，館方也採取策略，推展國際交換業務奠定經營基 礎，其方式包括：
1. 規劃修改出版法審查會議，使央圖正式成為官方法定出版品呈繳單位，掌握全 國新書書目。央圖因職掌國家文獻典藏，成立之前已為教育部在 1930 年 3 月 28 日頒訂〈新出圖書呈繳規程〉所指定三所出版品送存典藏館之一，如此可具 備掌握文教圖書出版狀況，做為未來編印書刊目錄，對外交換之發展基礎。
2. 在規劃可供國際書刊交換資源方面，他自 1933 至 1934 年期間主持印製《四庫 全書珍本》作為國際交換西文學術報刊憑介，以履行交換協定義務。九一八國 難之後，政府財政困難無法給予足夠經費購書，於是央圖一方面通告各國圖書 館，爭取官書與外文出版品捐贈；另一方面，館方以教育部移撥之國學書局所 存古籍雕版重印，以及以教育部為名與商務印書館等合作編選《四庫全書珍本 初集》出版，移撥其中百部，作為與各國交換之用，經營方式較北京政府時期 官書交換方式已有長足進步（蔣復璁，1935）。
3. 在財務開源與節流方面，爭取多方物資與經費支持。央圖國際交換處初期營運 狀況十分窘迫，在編制上僅設一員專責處理，其餘人事員額因央圖交換處籌辦 經費不足以支持業務規模，因此相關文書、庶務、會計、典藏外國政府公報，
均由央圖總辦事處負責（出版品國際交換處成立概述，1941）；而中研院亦持續 以經費補助教育部業務經費 1 年（陶英惠，2007）。同時為解決中研院交換處移 交之近 40 噸印刷設備、館藏書刊貨運到南京的經費無著落，蔣復璁還透過昔日 北大師長、時任鐵道部長顧孟餘（1888-1972）以及交通部招商局協商通融免費 裝運國際交換處書籍 80 餘箱（免費裝運交換處書籍案，1934b）。
上述策略的實施，可以說是蔣氏為規劃央圖接受移撥國際交換處業務奠定業務與交換 資源基礎。不過，從 1934 年迄 1937 年抗戰爆發前後，中國書刊國際交換體制仍然未 能統一，只不過由數機構各行其事，轉變為南北雙軌、中央與地方各自發展的局面。
四、戰時央圖與統籌徵集國際交換構想的提出
1934 年以後，中華民國對外書刊國際交換管道，北方有美國長期支持的國立北 平圖書館與北京大學圖書館、南方有央圖國際交換處，形成南北雙軌現象。從管理 體制而言，前者可說是延續北京時期華洋共治概念，而後者則代表南方國民政府推 動國家建構與收回文化主權的機構產物。在以打倒帝國主義，力倡革命外交的南京 國民政府眼中，為了建構中國主權形象，平圖對國際交換業務的影響力，在中央政 府鞏固文化主權的尺度下，勢必有所調整，轉而以央圖國際交換處為主體，統籌對 外聯繫。這項看似政策命令就能達標的任務，在抗戰爆發之前始終無法如教育部或 者說是蔣復璁所願，但中日之間的軍事衝突，圖書典藏的損失、對外書刊輸入的受 阻，則讓政府意識到加速此一發展方向的必要性，於是組織了跨政府部門與機構之
「戰時徵集圖書委員會」，間接完成央圖在戰時建館、國際交換上的長期願景。
（一）戰前央圖爭取統籌國際交換與平圖的反彈
在對日抗戰全面爆發以前，為了整合當時所有對外書刊國際資源，央圖在 1934 年 9 月 3 日正式發函平圖，要求歸還自北京政府時期教育部國際交換局至南北統一 之後中研院國際交換處存在期間，兩單位先後寄存於該館之各締約國交換之政府出 版品、編目資料等全數寄還央圖國際交換處（經費補助，1935）。然而，平圖對央圖 的要求，毫不理會；主持平圖館務之袁同禮，對於公私部門合作出版景印《四庫全 書珍本初集》作為國際交換項目，也不表贊同，他認為重新編印四庫出版是蔣氏因 襲他的構想，但袁氏與蔡元培主張應以善本替代四庫藏本作為景印的底本，故要求 教育部部長王世杰（1891-1981）介入調查。
袁同禮係於 1916 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並進入清華學校圖書館參考部工作，1917 年升任為清華學校圖書館主任，並於 1918 年獲選為北京圖書館協會會長。另一方 面，袁同禮在職務上雖長期擔任副手，但實質上等同於代理館長，對於平圖建立圖 書館專業形象的貢獻遠超越 1929 年至 1935 年擔任平圖館長的蔡元培（1868-1940）。
袁同禮的學生，戰後曾任國立羅斯福圖書館館長的圖書館學家嚴文郁認為，袁氏 對於經營平圖與中華圖書館協會在相當程度上受到美國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的影響，包括組織學會、創立專業期刊、促進國際交流（嚴文郁，
1995）。根據錢存訓（1910-2015）的回憶，平圖也曾以大同書店為名義，替國際重
要圖書館如美國國會圖書館、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購置東亞圖書館所需館藏
（雷強，2018）。在蔣復璁積極經營國立中央圖書館的過程中，其積極鋪建國際交換 所需國內外資源，自然要挑戰與袁同禮與及其領導的平圖的地位。因此，當袁同禮 抨擊蔣復璁景印《四庫全書珍本初集》一案時，與蔣氏關係密切的教育部次長段錫 朋（1897-1948）與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傅斯年（1896-1950），便立即在報刊公開支持 蔣氏駁斥袁同禮（蔣復璁口述、黃克武編撰，2000）。自此雙方因理念差異，在業務 互動方面形成對立，甚至在國際間爭取代表中國圖書館界領導之地位。
初期成立之央圖業務經費拮据，總體財務根本無法負擔國際交換所需之自身與 代轉各機關對外國際郵遞費用，再者人力也明顯不足，如 1935 年 6 月 11 日該館
「工作日誌」中所載國際交換官書，僅由圖書組西文採購館員毛宗蔭一人綜理（民 國 24 年 6 月籌備處日記，1935）。5至於交換業務相較於中研院交換處，也稱不上有 長足的進步，如寄送到海外的部分，1936 年美國國會圖書館僅收到由衛生署出版品 1 種（Librarian of Congress, 1937）；而日本國會圖書館則收到《中國海關華洋貿易 總冊，民國 19 年》等出版品 14 種（土屋紀義，2003）。另一方面，由於受到經濟大 蕭條影響，各國所能提供中國之出版品亦相當有限，為了購置外文圖書，維持中國 學術研究資源，蔣復璁曾請「中英文化協會」與「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Returned British Boxer Indemnity Commission）兩會總幹事的杭立武（1903-1991），居間聯繫 英國牛津大學，希望以景印《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對等價格書籍交換（民國 24 年 6 月籌備處日記，1935）。
（二）抗戰爆發初期圖書典藏的損失與書刊國際交換管道的阻塞
1937 年 7 月 7 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後，中國正式對日宣戰，8 月上旬平津完全陷 落。至 12 月底，全國約 108 所大學與專科學校所轄圖書、儀器，在日軍有計畫的破 壞下，折損逾半；其中 18 所學校無法續辦、73 校則遷往大後方勉強經營續辦，14 校遭受嚴重破壞。圖書損失的災情，國立學校損失 119 萬 1,447 冊、省立學校 1 萬 4,950 冊、私立學校 153 萬 3,989 冊；各校之中又以山東大學藏書 7 萬 6,724 冊毀於 津浦鐵路浦口車站，其餘在日本控制下的淪陷區原各學校、機關圖書館與江南藏書
5 毛宗蔭，約 1904 年出生，山東掖縣人，1925 年畢業於北平私立財政商業專門學校，1925 至 1927 年 出任北平燕京華語學校圖書館管理主任、1927 至 1934 年曾任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員，為當時圖書館界 重要西文編目專家，毛氏在 1949 年以後進入中國科學院。
家，其藏書未及撤出或遭劫掠者，超過千萬冊以上；撤至大後方之西文圖書不及萬 冊。日軍以學術機構為目標「整個消滅中國文化機構，使之無書籍可讀、無材料可 資研究」，但就連民間出版事業也慘遭荼毒，如位於上海之中華書局與世界書局，其 所擁有之門市與庫存千餘萬冊，在戰爭初期悉數遭日軍劫掠，使得遷往大後方之各 校無法購得書籍（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一月戰時徵集圖書委員會徵書緣起，1939）。
國民政府入川初期，所轄圖書館完整者僅川、桂、陝、甘等四省圖書館。這些 省分圖書資源缺乏，且不易購藏新書，特別是外文書籍，對於支援戰區與大後方高 等教育與學術研究工作，構成相當大的困難。在播遷大後方的旅途中，央圖國際交 換處原有國際交換業務完全停擺。而過去國際交換的要角，北平圖書館在 1937 年 7 月至 1941 年底期間，儘管為日軍控制，但在美國政府與民間的支持，還是低調的運 作，如 1938 年上半年美國國會圖書館還是持續收到透過美國駐廣州總領事館協助取 得之廣東、廣西省政府出版品（Librarian of Congress, 1939）。
（三）袁同禮率先於海外推動「為中國徵求圖書」運動
由於各大學與學術機構圖書資源受創嚴重，致使遷往大後方各校師生研究與教 學推展困難；又肩負典藏國家文獻的央圖，已自顧不暇，既無法兼顧各館災情，且 無力推動對外交涉。此時，圖書館界積極透過常態性的國際交換與臨時性的募書運 動取得外文書刊，維繫戰時知識服務工作。1937 年 11 月 19 日，率平圖人員遷至 湖南長沙的袁同禮館長首先提出對外徵書構想。他以中華圖書館協會名義致書美國 圖書館協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簡稱 ALA）會長 Harrison Warwick Craver（1875-1951）及執行秘書 Carl H. Milam（1884-1963），提出希望該會能組 織特別委員會為中國向美國各地圖書館與私人進行募書，同時協助運送至華。美國 圖書館協會最初並未意識到此為中國燃眉之急，故拖延逾半載，北美地區圖書館界 亦未有任何作為。翌年，袁氏為平圖古籍運美之事，離開長沙轉往香港大學馮平山 圖書館。5 月 29 日他再度致書美國圖書館協會，希望將其請願提交到該會 60 屆年 會中討論，此案後來獲得曾於 1925 年受到北京政府教育部與推動新圖書館運動的韋 棣華（Mary Elizabeth Woo, 1861-1931）共同邀請訪問中國的前 ALA 會長鮑士偉
（Arthur E. Bostwick, 1860-1942）支持始成案。鮑士偉同時也是在 1925 年促使美 國國會同意讓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以庚子賠款（Boxer Indemnity Fund）部分 用於中國圖書館事業，推動公共圖書館與各類圖書館示範計畫的推手（Yu & Davis,
1998）。6
1938 年 9 月 ALA 特別委員會宣布從 10 月 1 日起啟動為期 3 個月「為中國徵求 圖書」（Books for China）活動。本案最後募得 1 萬 1,000 冊圖書與報刊，計畫運往 香港轉往中國內陸（Zhou & Elliker, 1997）。這批書籍最後因戰爭受阻，直到 1947 年才抵達中國（Fung, 2004; Quinn, 2014）。
（四）蔣復璁於大後方規劃恢復與拓展國際交換制度
自 1937 年 11 月 18 日奉教育部令西遷大後方，經歷多次轉折遷徙跋涉，央圖遷 館人員陸續抵重慶後，為維持對外履行國際交換義務，處理各國書刊交換，1938 年 2 月 12 日國際交換處首先租用上清寺聚興村 18 號民房，後又租借 22 號民房作為辦 公地點（黃文德，2015），當時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物理研究所之兩單位人員職工 宿舍也在同一地點。三個單位共聚於狹小民房，物質環境極為艱困。同年 3 月初，
央圖基於國際交換肩負「溝通文化樞紐，履行國際協約義務」之責，很快就啟動整 理停擺將近半年的交換業務。但政府財政困難，使央圖無法負擔昂貴運費與郵資，
於是蔣復璁轉向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提出請求，將原用於南京興建館舍之補助款 項，每月提撥補助 1,500 元，以半年為期，支持央圖交換處運作所需。
組織穩定後，央圖交換處首先發函「1886 年布魯塞爾條約」簽約國將交換來華 書籍由英國治理之九龍進入中國內陸，或經雲南蒙自轉重慶；另外，為解決仍留存 於上海江海關的國際交換郵件，交換處另派員駐滬優先處理已到之美、義、瑞士、
捷克、荷蘭等國 26 箱 200 餘件，以及即將到滬之美、法、德、波蘭 70 餘件。上述 轉口運費高達 7,000 元；而這還不包括央圖代國內各學術機構與戰時宣傳機構轉寄出 39 國之刊物（國際交換處報告，1938）。
至 1938 年 5 月，重新營運的央圖交換處在重慶計收到海外寄贈圖書 185 冊。
在經費短絀的限制下，郵寄相關業務幾乎停擺（編送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工作報告 一份，1938），影響中華民國政府履行國際交換。此事後引起美國國會圖書館的重 視，該館於是透過美國駐華大使館與央圖取得聯繫，央圖允諾持續提供本國政府出 版品，美方也回應將由史密斯森研究協會彙整各學術機構出版品清單，提供重慶方 面進行交換（詢問國際印刷品交換送往美國國會圖書館事，1938）。但弔詭的是，
6 韋氏在 1925 年與北京政府共同邀請鮑士偉博士訪問中國。
當 1937 年 7 月 29 日日軍完全控制北平以後，儘管北京大學師生大批離開北平，
校園人去樓空，美國國會圖書館仍以該校圖書館為在華唯一的出版品寄存圖書館，
此情形持續至 1939 年 1 月偽臨時政府教育部恢復「北京大學」後，美方仍未改變
（Librarian of Congress, 1940）。
1938 年 10 月 21 日，日軍全面占領廣州、斬斷國民政府僅存的唯一國際港口，
而央圖也失去港九作為交換書籍之登陸地點。自此維繫大後方與外國之陸運交通，
僅剩雲南昆明經滇越鐵路通往海防，以及從昆明經滇緬公路到仰光等兩條路線。其 中滇越鐵路為戰時各類海外物資進入大後方之匯聚之地，當時在四川、雲南、貴州 等地大學院校所需之外國圖書、儀器，幾乎都是透過此路線進入中國，但因交通混 亂、越方管制嚴格，使得學校機關貨物往往遭越方海關與郵局擱置數月，甚至無法 入境，而來自中國學術出版品送至海外亦無法倖免，國際交換陷入膠著狀態。
（五）央圖主導下的「戰時徵集圖書委員會」與海外徵集圖書啟動
為了加速國際出版品的進出，至少維持戰前規模，央圖籌備主任蔣復璁在大後 方積極統籌各學術機構出版品國際交換，爭取外國學術資源，同時使國外明瞭中華 民國學術文化在戰時損失與需要援助情形。蔣復璁也在同屬浙籍且熟識的中國國民 黨中央宣傳部主持者潘公展（1895-1975）的支持下，聯繫教育部、外交部、管理 中英庚款董事會、國際出版品交換處、中華圖書館協會，以及學術機構與機關包括 中央大學、中華農學會、中國地理教育研究會、地理學會、國立中山大學、國立藥 專、中央工校、文華圖書專科學校、中國紡織學會、國民黨中央黨部圖書館、中國 工程師學會、南開學校、復旦大學、中國哲學會、四川省立教育學院。在 1938 年 12 月 6 日於央圖辦事處所在之重慶川東師範學院召開「戰時徵集圖書委員會」（以下簡 稱徵集委員會）發起人會議（戰時徵集圖書委員會發起人會議，1938）。
會議由在渝之天津南開學校校長張伯苓（1876-1951）擔任主席，而熟悉大後方 教育發展的四川省教育廳長郭有守（1901-1978）代表教育部報告發起向國外徵集 圖書運動經過，並以英文 China’s Cultural Emergency Committee for the solicitation of books and periodicals 作為對外交涉正式名稱，同時提出「徵書緣起」（China’s Appeal for Books）說帖、委員會章程以及選出執行委員，包括中宣部代表江康黎、
教育部代表郭有守、外交部代表李俊迪、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代表杭立武、中華圖 書館協會理事長同時也是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國際出版品交換處主任蔣復璁，
另外來自高校者則包括中央大學樓光來（1895-1960）、南開學校校長張伯苓；張氏與 郭氏分別被推舉為正副主任委員，聯絡地址設於重慶上清寺聚興村 18 號，即央圖國 際交換處所在。
央圖在此次啟動會議中也正式配合委員會決議，於 1939 年 10 月初在昆明設置 國際出版品交換處辦事處（以下簡稱昆明辦事處）負責實際業務徵集與分發。同日 下午，徵集委員會第 1 屆執行委員會召開。此後約以 30 天左右為期召集執行委員會 會議。
五、戰時出版品國際交換統一體制的形成與昆明辦事處的存廢
1938 年 12 月初戰時徵集圖書委員會成立，一方面固然展現國民政府在戰時施行 資源管制表現在國際圖書與文化輸出的具體成果，另一方面亦可視之為 1928 年以來 國民政府以建構國家為由，企圖回收或排除早期因政府失能而出現的資源分散的國 際交換組織，將文化主權、利權收回之積極策略。
為了運用有限資源進行布局，在館藏方面央圖爭取國際書刊資源，於 1934 年即 逐步要求平圖與北京大學圖書館歸還寄存官書與編印目錄資料，回收典藏與公開閱 覽權；在法制方面，透過命令塑造央圖交換處為政府唯一專責單位，並統整其他單 位如平圖與中華圖書館協會徵集圖書之成果；在組織活動方面，則採取跨境交涉。
（一）國際交換統一體制的形成
有鑑於廣州淪陷後，昆明已成為國民政府所轄境內水陸空運重要出入門戶，
1938 年 9 月 13 日，央圖國際交換處陳厚吉奉命由重慶經貴陽抵昆明，聯繫西南 聯合大學，除於該校拓東路迤西會館設置辦事處，7必要時則前進越南海防與中國 駐當地總領事館就近辦理交涉（陳厚吉報告，1938a）。未久，昆明當地迭遭日軍空 襲，聯大圖書館建築因目標顯著，建築受損嚴重，加上平圖人員與部分圖書亦遷入 該校圖書館，原有空間已不敷使用（陳厚吉報告，1938b），故陳氏遂改租用城北螺 峰街 88 號民房，並於 10 月 23 日遷入，繼續整理自海關提出書籍（陳厚吉報告，
7 陳厚吉，約 1912 年生，江西贛縣人，北平輔仁大學西洋語文學系畢業。1934 曾任國立北平故宮博物 院辦事員。根據國立浙江大學竺可楨（1890-1974）的說法，陳厚吉另一個身分是蔣復璁姪女的夫婿。
竺可楨在 1939 年與央圖圖書組館員陳汲結婚。
1938c）。辦事處初期因經費不足，除陳厚吉以外，職員僅練習生李思恭 1 人，無法 聘用多餘人力（主任條諭，1938）。
戰時徵集圖書委員會在同年 12 月 6 日召開第 1 次執行委員會，會中通過承認央 圖國際交換處昆明辦事處統籌當地業務徵集與分發後，該處正式成為國境上處理書 刊交換業務前哨站。不過，在央圖企圖統籌書刊國際交換全局之前，平圖袁同禮館 長在 1938 年已獲得 ALA 支持，募得 1,100 冊圖書與報刊，並計劃於 1939 年初運到 中國。此數量高過央圖透過國際交換所得之數十倍，但此案能否納入戰時圖書徵集 管理範圍之內，不僅攸關央圖能否在戰時解決國際交換多頭馬車的現象，也決定蔣 袁兩位圖書館界領袖在大後方之地位，以及國際交換、「為中國徵求圖書」等計畫能 否並存發展或者陷入資源分配爭奪！
1939 年 1 月 14 日戰時徵集圖書委員會執行委員會舉行第 2 次會議，上述問題 答案揭曉，該會議中清楚宣布：「已對外國募集圖書之團體，均請加入，對於已徵集 之圖書，則由教育部最後分配。」這項兩項決議明顯係針對袁同禮所領導之平圖與中 華圖書館協會，以及兩單位在美國所募得之萬餘種圖書、期刊而發。袁同禮館長雖 擔任執行委員，該次並未與會，故由文華圖書專科學校沈祖榮（1883-1976）轉達說 明（戰時徵集圖書委員執行委員會第二次會議，1939）。未久這項決定就在同年 3 月 7 日所舉辦之執行委員會第 4 次會議中獲得張伯苓校長的支持與正面回應，他並指示 在西南聯大的平圖館員進駐昆明辦事處，支援協助辦事處進行開箱、西文編目與造 冊。
有平圖、中華圖書館協會的加入，央圖主導的國際徵集圖書運作，不僅有助於 央圖運用兩單位專業人力，彌補昆明辦事處之人力資源，同時拓展海外徵集據點，
讓雙方關係由競爭轉化為合作一致。從本研究掌握之 1938 年 12 月 6 日至 1940 年 4 月 13 日期間 9 次執行委員會會議決議內容（參見表 1）觀察組織運作，可知 1928 年 以來，國民政府先後透過中研院，以及教育部所屬央圖，緩慢建構統籌國際交換統 一體制終於在教育部的統制下成形，而實際策劃執行書籍貨運交涉，使物品能進入 國境，轉發到各地的力量卻是來自於央圖國際交換處，加上其他組織與機構的協助。
表 1
1938 年至 1940 年期間 9 次戰時徵集圖書委員會執行委員會會議決議內容
屆數 日期 會議地點 重要決議
1 1938.12.6 川東師範 (1) 由中宣部負擔國際品宣傳印刷費，並定期向海外各學 術機關分發。
(2) 在各國設置委託中心組織，辦理徵集，費用由教育 部、外交部與中宣部各撥款 500 元作為開辦費。
(3) 調查各大學最需要之圖書與期刊，啟動短期對外徵集。
(4) 與已辦理徵集圖書之機關團體聯繫。
(5) 本案組織所徵得圖書分配由教育部為最後決定。（戰時 徵集圖書委員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1938）
2 1939.1.14 兩路口管理中 英庚款董事會 玉川別業
(1) 文華圖書專科學校沈祖榮代表中華圖書館協會理事長 袁同禮報告該會對美募書成果。
(2) 通過組織成立以前，已對外國募集圖書之團體，均請 加入該會，對於已徵集之圖書，則由教育部最後分 配。請沈祖榮向袁同禮館長說明。
4 1939.3.7 松柏廳 (1) 因中華圖書館協會對美募書成果豐碩，因此決議全權 委託該會辦理；而所募得之書籍由徵集委員會交由教 育部決定如何分配。
(2) 關於書籍運送路線：英國所贈圖書到越南海防後，由 國際交換處負責運往內地。美國所贈圖書到香港後，
由北平圖書館辦事處負責運往內地。
(3) 各學校所需圖書由袁同禮、蔣復璁、沈祖榮等人審 查。（ 戰 時 徵 集 圖 書 委 員 執 行 委 員 會 第 四 次 會 議，
1939）
5 1939.4.20 教育部會議室 (1) 英倫中國協會張似旅來函，稱英國捐贈圖書已有四箱 於下月初到海防，請國際交換提取暫存。
(2) 國民政府外交部派駐英、德、比利時等地使館協助當 地徵集工作與組織各國委員會進行聯繫。
(3) 英國牛津大學教授石博鼎（H. N. Spalding）推動該校 萬 靈 學 院（All Souls College） 發 起 每 月 捐 贈 200 英 鎊，期間 5 年之購書捐贈中國計畫，並已捐贈 2,000 英 鎊圖書。首批將撥給西南聯合大學。
(4) 正式對海外進行發送徵集圖書英文宣傳，印製 2,000 份。另外，擬定法德語文稿。
(5) 由參與徵集委員會之各校提供有聯繫之海外學術機 構。同時獲得 17 校提供圖書需求目錄。（戰時徵集圖 書委員執行委員會第九次會議，1939）
（續下頁）
屆數 日期 會議地點 重要決議
9 1939.7.28 教育部會客室 (1) 袁同禮來函說明美方將派白朗教授前來視察各大學現 況，袁氏建議妥善編目、整理書籍，裨益提高良好印象。
(2) 牛津大學募得 12 箱計 1,500 冊書。
(3) 通 過 由 駐 比 利 時 謝 壽 康 協 助 向 美 國 卡 內 基 基 金 會
（Carnegie Foundation）提出 50 萬元購書案。
(4) 邀請駐美大使胡適以及張伯苓校長胞弟張彭春（1892- 1957）參與計畫。（戰時徵集圖書委員執行委員會第九 次會議，1939）
10 1939.9.2 教育部會客室 (1) 比利時募得 500 冊、英國 20 箱圖書已抵海防。
(2) 歐洲戰事即將爆發，張似旅恐圖書無法運出，故委員 會決議如有困難請妥善保存。
(3) 英國各界經張似旅所寄出所捐贈第 2 批圖書，因遺失 領物單，無法提取。
(4) 英國本土已經組成徵集圖書協調委員會 （British Co- coordinating Appeal Committee），目前已募到 1500 冊 書籍。（戰時徵集圖書委員執行委員會第十次會議，
1939）英國認為透過海防轉運，速度有限。因此希望 中國給予意見。（戰時徵集圖書委員執行委員會第十一 次會議，1939）
11 1939.11 教育部會客室 (1) 國際交換處報告英方所寄第 1 批書籍已收到、第 2 批 6 箱待提貨單補正後可領取、第 3 批 14 箱已提領、第 4 批 20 箱因海關作業緩慢而尚未解決。
(2) 調整報關行，因壁雅洋行辦事不力，委員會決議改由 中國華僑實業公司，透過中國駐河內總領事館，協助 寄送事宜。（戰時徵集圖書委員執行委員會第十一次會 議，1939）
12 1940.1.31 兩路口管理中 英庚款董事會 玉川別業
(1) 香港大學表示已收到英國牛津大學寄到之書籍 18 箱，
計 2,300 冊。英國雖因進入戰爭狀態，徵書總會疏散至 鄉間後仍持續進行為中國徵募圖書之計畫。
(2) 央圖已派遣人員赴河內，確認英國寄送第 4 批書籍仍 在海關，交涉取回圖書。書籍運回昆明後將由袁同禮 會同西南聯合大學、雲南大學圖書館兩館主任策劃合 辦展覽，以利宣傳。
(3) 美國公民 T. L. Cole 捐贈礦業書籍 3 箱，目前書已到 美國駐昆明領事館，經委員會決議直接寄往辰谿分配 予湖南礦治大學工學院礦治系，費用由徵集委員會與 該校分攤。（戰時徵集圖書委員執行委員會第十二次會 議，1949）
表 1（續）
（續下頁）
屆數 日期 會議地點 重要決議
13 1940.4.13 教育部會客室 (1) 中華圖書館協會於 2 月 26 日報告已向美國捐到書籍 210 箱，書籍已到香港。
(2) 英國所寄第 2 批書籍提領單尋獲，將由華僑實業公司 提領圖書後寄回。但英國贈書仍有 44 箱未到昆明，此 案將由張伯苓校長前往昆明協助處理。
(3) 另外，袁同禮館長 3 月 23 日與國際交換處 4 月 5 日 電文報告牛津大學捐贈圖書 18 箱已運到昆明，由北平 圖書館及西南聯大點收。該批書籍經沈祖榮分類造冊 後，依據各校需求進行分送。西南聯大因有石博鼎捐 贈 2000 英鎊圖書，故此次不予分贈。
(4) 通過接受馬來西亞聯邦華人 Cheng foo-wha 代徵集委 員會於該地區進行活動。（戰時徵集圖書委員執行委員 會第十三次會議，1940）
（二）交換處昆明辦事處的存廢
1940 年 3 月 16 日，昆明辦事處因考量典藏與郵寄業務穩定後，各項郵件數量 逐月攀升，但螺峰街 88 號房舍空間又不敷所需，且房東數度調整租金，已接近原租 金兩倍，故經人介紹改承租格局「富麗堂皇」之原交通部技術室橋梁設計科課職員 宿舍之登華街 18 號作為新辦公廳舍（陳厚吉報告租房狀況，1940）。在平圖與西南 聯大人員的協助下，總計昆明辦事處從 1939 年 8 月至 1940 年 6 月，不到一年的時 間內接受戰時徵集圖書委員會委託，聯繫英國徵集圖書經香港轉越南海防再到昆明 者，總計 5 批 62 箱。此批 40 箱圖書經執行委員會討論後，依學校性質、戰時受損 狀況，分配至重慶、昆明、貴陽、成都、城固等地學術機構。
另外，在書刊交換方面，自 1939 年以後擬運至該處進行交換之書籍，包括美 國 6 批計 69 箱、瑞士 1 箱、匈牙利 1 箱。由於貨物管理不當、郵件難以取出，加 上滇越鐵路部分路段經常遭山洪摧毀，後來又遭日軍轟炸，邊境交通中斷。該處曾 多次前往海防與中國領事館共商進行交涉，終於在 1940 年 4 月 27 日、5 月 13 日分 批取得英、美、瑞等國交換書刊，合計 75 箱（教育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工作報告，
1940）。又因法國維琪政府（Vichy Government）迫於日本恫嚇，數度關閉邊界同年 6 月至 9 月日本逐步在越南擴張影響勢力，而其主要打擊目標正是斷絕中國透過海防 對外聯繫（Faure & Schwab, 2008）。
表 1（續）
由於日本阻擾，加上國軍拆除鐵路防止日軍進逼利用，滇越鐵路交通中斷短 期難以恢復，故央圖存放於海防尚未入境之書籍剩餘 58 箱，其中包括來自英國 22 箱、美國 35 箱與匈牙利 1 箱（昆明國際交換處致華僑實業公司，1940），這些書籍 則委由當地華僑實業公司代為保管（昆明國際交換處工作通報，1940a）。期間一度 華僑實業曾建議改由英美兩國駐海防領事擔保，協助貨運該國。當時恰好有西南聯 大教授陳序經（1903-1967）將前往越南調查聯大與南開存放於海防之近 3 百餘件物 件取回交涉，情況並不樂觀（昆明國際交換處工作通報，1940b）。同年 9 月 4 日，
日、法簽署協議，日本接收法國在越南設置之港灣與重要軍事基地，其中包括海 防。自此日本轟炸機遂得以無所忌憚空襲昆明，結果造成市區建築幾近全毀，教育 部在 9 月 15 日派員訪視後，鑑於兩地交通無法恢復，當地透過海防對海外進行郵 件收發已不可能進行，遂建議該處隨國立藝專遷回重慶，結束在昆明之業務（昆明 國際交換處工作通報，1940c）。同月 30 日，日軍空襲昆明，受災範圍與規模，前所 未有，昆明辦事處雖未遭到波及，但周邊環境已面目全非，辦事處遷返重慶已成定 局，蔣復璁館長指示在 11 月底撤離昆明。1940 年 11 月 7 日，該處除雅安村尚存放 部分中文交換書刊，陸續將人員與其他書籍撤往重慶辦公（昆明國際交換處工作通 報，1940d），至 12 月底完全結束。至 1946 年 7 月，正式成立後之央圖修正其組織 條例，至此國際交換處始正式納入編制（國立中央圖書館，1947）。
六、結論
「1886 年布魯塞爾條約」實施後，國際出版品交換成為各國傳遞文化，鼓勵學術 研究交流的重要管道之一。在近代中國的案例中，國際交換從不受重視到抗戰時期 提升到維繫民族知識存亡與貢獻國際義務之位階，其轉變饒富意義。因此，本文旨 在透過近代中國出版品國際交換體制脈絡的演變，探討從教育部國際交換局、中央 研究院國際交換處，以及由教育部委辦之國立中央圖書館國際交換處，歷經不同世 代之交替，從機構失能到力圖建立國際交換權威地位之過程。最後，央圖如何在抗 戰初期，統整南北分歧的事權機構，達成溝通文化樞紐，履行國際協約義務，以達 知識服務支援抗戰之迫切目的。
1925 年北京政府在國際聯盟鼓勵下，始認真思考參與該約之重要性，並在教育 部設置出版品國際交換局作為專責機構，積極參與協約，與各國聯繫書刊交換，履
行國際義務。但北京政府時期，囿於整體經濟環境欠佳、該局人員編制有限、專業 能力有限，使得原受該局委託編印目錄與聯繫之北京大學圖書館、京師圖書館，加 上中華圖書館協會，逐漸替代政府執行業務。1928 年至 1937 年期間，中國國際交 換事權分散，且形成南北各自發展。此現象至 1934 年央圖接收中研院國際交換處後 開始轉變，然而在戰前猶未能改變國際交換分散聯繫的結構現象。1937 年抗戰爆發 後，遷往大後方之各校與研究機構外文圖書資源嚴重不足，因此 1938 年中國圖書館 界南北兩大圖書館央圖與平圖，遂各自在國際間展開戰時徵集與募書計畫。
過去研究探討戰時國際交換，一般研究多以平圖館長袁同禮於 1938 年在美國推 動的募書運動作為典範。本文認為，其對於國家與民族知識之貢獻，殆無疑義。然 而，實際上這批書籍真正抵達中國土地卻是在抗戰結束以後。再者，中國在抗戰初 期由平圖或者中華圖書館協會主導對美進行遊說工作，也反應了自 1925 年至抗戰 期間教育部未能掌握國際交換，視其為展現政府在國際文化交流主權觀念的一環。
抑或者是表露出央圖與平圖兩館之間競爭，從國內出版品呈繳，延燒到海外國際交 換對口單位的競爭？由於央圖館長蔣復璁在籌備建館時，對於國際交換至為重視故 在抗戰之前已積極在法規、景印古籍作為國際交換物品採取新作法，甚至是刻意壓 制、要求平圖返還外國政府出版品寄存，企圖建立央圖在國際交換領域的優勢地 位。也因蔣復璁與教育部、中英庚款董事會關係密切，讓央圖在抗戰初期能重啟國 際交換業務，並於 1938 至 1940 期間於昆明設置辦事處，為日後推動戰時圖書徵集 委員執行業務奠定基礎。
央圖與戰時徵集圖書委員會以抗戰為名，高揭公理，宣傳日軍對華破壞，企圖 消滅整個中國文化機構，使之無書籍可讀、無材料可資研究之罪惡，不僅獲得英美 等國支持，也解決央圖在抗戰前積極統合國際交換分散的目的。在戰時支援學術研 究與國際交換之職能，透過組織調整擴張、規劃戰時資源統制，整合各方海外活動 成果，同時也獲得平圖支持，終結自 1925 年北京政府後期迄抗戰初期國際交換體制 分散現象，達成國際書刊交換體制的統合。
附記
本文初稿「國立中央圖書館與抗戰初期書刊國際交換（1933-1940）」，曾發表於中國社 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6 年 8 月 28 日舉辦之「第一屆中華民國史 青年論壇」，經修改後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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