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制度的性質的掌握問題，實已牽涉到認知的概念工具或理解方式的 層次。循此，在本文中作者的問題更清楚一點說也就是要問：在操作上，我 們應該或可以用什麼方法對這個制度變遷的歷程加以理解、掌握？我們認 為，若非針對上述制度面的問題給以完善的解答，或者，針對中國歷史長遠 的制度傳統提出一個清晰可辨的認識框架，則吾人將難以藉由對象的確認，
來析清現實制度與歷史發展之間的邏輯關聯。本文所理解中國傳統制度的組 合模式、演變趨向略述如上，但對於當代的歷史研究，有何意義？能提供什 麼樣的參考價值？可以進一步深究。28在論證上，本文的中心理路是制度框
28 上述三個制度因子與三種種組合模式的說明或許容易讓人聯想到以金觀濤為代表的對於中 國社會的「超穩定系統」的描述，以及其所發展的「社會結構調節原理」理論。但兩者在 內涵與方法上都是不同的。金氏所稱的社會結構是一個整體概念，含攝經濟結構、政治結 構和意識形態結構（文化）三個子系統。三個子系統「功能耦合」，相互協調，使社會趨於 穩定。他認為，三個子系統之內容的變化會使三者彼此牽動，一起演變以形成不同的歷史 階段和不同的文明。金觀濤的學說係根據系統論、控制論等新興學科而給予歷史社會學方 法上一個的極大的創新，這是不能不予以肯定的。但是，「歷史」就其定義，本身即屬於一 個變動不居的歷程，對於作為無時不處於變動之中的歷史而言，以一種的「靜態」的社會 學的概念加以描狀，方枘圓鑿，本不相入。總地說，金氏理論的困境包括兩個層次，第一：
人們很難在一組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結構的耦合，和另一組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結構 的耦合之間在概念上做出明確的區分，很顯然，在詞語構造的組合上，它們沒有什麼不同，
金氏沒有很好地說清楚這一點。因此，或許已引發一個嚴重問題，即結構調節理論的循環 論證：我們已知一套三個子系統會自發演變而形成另外一套三個子系統，但為何一變全變？
其中動能何在？卻無人能給予一個恰當解釋。且這彷彿是說，結構的原因出於結構自身，
而其結果則又是再一個結構。無可否認地，在知識上，在理解上，這種循環論證既沒有、
也不能再多提供什麼新的內容。另一個困境是出於其所謂「子系統」中的內涵，細目、分 類太多，紛繁無窮，則是在方法上根本違背了理論構造的簡化原則。這一點，不能不說經
試論中國歷史制度變遷 架的分析，而它的前提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或假定：制度是作為一種社會的遊 戲、博弈規則，因而提供了人群的行為模式的準據。我們的認知是，遊戲規 則的改變，將造成人類行為模式的改變，儘管他們的初始的行為特質是一樣 的。然則在不同的遊戲規則中，總的行為的變化，造成文明系統的發展的路 徑同樣產生了變化，造成不同的經濟、文明後果。這就是制度的力量。
無疑地，經濟制度決定了人類參與經濟活動的行為規則；在分析上，制 度的變化也預示了行為規則的走向。本文以政府（或國家）和市場來分析制 度，再以「集權政治」、作為社會中層的「精英管理權」，以及「市場式經營」
三個制度的構造原素彼此之間的消長演變來為傳統制度的性格作出定位，也 說明了處在不斷的制度均衡演變中的歷史特質。依據上文的分析，我們可以 逐步推導出具有分析價值的諸多制度史命題，而且意識到，傳統制度歷史所 呈現的正是從一個均衡到另一個均衡的動態過程。希望以上之解析，能有助 於動態地理解傳統制度史發展的本質內涵。
當然地，對於任何人而言，全面的歷史描述都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目 標。這種說法同樣適用於制度變遷的歷史。前面說過，歷史的決定因素很多，
更基本的是現實上制度的遷移變化萬端複雜，認真說來遠遠超出任何個人的 認知能力。然而我們既不能希冀全盤地掌握歷史的每一個細節，因此概念化 和模型化的過程自有其認識上的必要性。29在這裡，我們也明瞭，歷史發展
濟學家佛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對於方法學的思考可以給以最大的教益：佛氏認為世 界雖複雜，但如果說複雜的現象須以同樣複雜的理論來解釋，則理論性的建構無異多餘，
因為就其本義，理論很大程度即是為了知識的去蕪存菁和腦力的節約而提出的。其實，金 氏後來也承認他的理論的盲點，見其與劉青峰合著，《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超穩定結構 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變（第一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頁xiii。參見：Milton Friedma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金觀濤、
唐若昕，《西方的躍起⎯⎯西方社會結構的演變》（臺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89）；以及 金觀濤、劉青峰，《興盛與危機》（臺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91）。
29 不言自明的，史學家的首要職志是追求客觀和真相，但必須承認，任何客觀的研究背後均 不可能沒有理論預設的存在和作用。理論（概括）、預設無所不在，此理同樣是不言自明的。
所以，預設的澄清實應先於「客觀」的實證研究。歸結言之，新一代的史學研究需要的可 能是一套新的預設或判準。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期
有無必然的方向，或所謂規律，是一個頗受爭議的問題；而且所謂的規律與 必然，往往意味著在方法上、觀念上已墮入反歷史的境域之中。因此，本文 並不企圖發展出一套關於歷史規律的學說，而僅簡單的希望在認識上，尋求 可以簡化中國長遠歷史流程中紛繁的內容，而呈現出以一種概念性框架，以 求有助於增益對於中國傳統歷史之根本性的理解。事實上，這種史實或現象 的化約（reduction）、精煉過程正是任何社會科學研究所必經的步驟與要求，
彷彿地圖的繪製與掌握先於而且有助於旅行者踏上另一階段的實際旅程一 樣。
退一步看，本文是一種政治經濟學式的探討，或許是過去歷史學研究中 較為少見的。理論是一種概括，而概括不必然與實證的歷史研究相刺謬。誠 如法國史學家凡納（P. Veyne）所指出的：「史學家的才智一半是為了發明概 念」；「（20 世紀）史學的進步……，在於對非事件的解釋和概念化」。30這讓 我們瞭解史學研究之中，除了史料的輯證、史實的搜討以外，理論思維、概 念性的建構仍不可偏廢。諾斯也已指出，「事實並不能解釋我們周遭的世界；
解釋世界需要理論⎯⎯並不一定是自覺的、明確的理論，但仍然是理論。」
31本著諾斯以理論解釋世事的精神，本文展開傳統制度史的一種新的探討。
基本上，上文所提的制度結構的內涵隱含傳統政治經濟諸層次，在目的 上，與過去舊的主流社會史研究可以有很大的重疊，都在於整體的社會變遷 過程的揭示。然而，本文之分析模式，與民國以來的社會史研究，在解釋的
30 凡納還認為；對科學化的史學來說，「概念化和形式化是兩個基本的知識智力態度」。凡納 試圖說明，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是科學研究的第一義，此一態度在歷史研究中同樣 適用。再者大家應該都會同意，根本上，學術上所謂「概念」，如前面提到的，本來就都屬 於 Max Weber 所說的「理想型」（ideal type）的抽象構造，嚴格地說現實上不存在符合此 類構造的具體事物，本文所舉市場與國家的模型同樣如此。然而，將雜多的具體材料系統 化以造成知識，又非鎔鑄現象以塑成概念不能為功。除了這裡的三個制度原素之外，本文 提出國家與市場的二極模式，目的也在試圖找尋中國史認識與分析的方便法門，均無非是 試探性的概念提煉工作。這是必須說明清楚的。參見姚蒙、李幽蘭編譯，《法國當代新史學》
（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3），頁 47、49。
31 諾斯著，劉瑞華譯，《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頁 54。
試論中國歷史制度變遷 方法和視角的投注方向上是有很大差別的。上面這些理論性的探討在歷史分 析上究竟有何作用，還有待深入闡發。至少，從它可以看出單純用封建地主 制或封建領主制來認識中國傳統制度是不夠的，因為就如同前文所表明，在 兩千多年的帝制時代歷史之中仍可能有三種完全不同的制度類型存在。另 外，如過去史學所討論的，傳統歷史之中土地屬於國有或私有，這樣的問題 大多數也是在歷史演變之中財產權之實質並未完全清楚之下進行的，而產權 的實質定位的前提是制度框架的本質性探討，否則難以說明其究竟。顯然，
這樣的過程不單屬於傳統制度史的實證研究問題，同時也應已關係到史學研 究範式發展的問題。無論如何，本文所設定的主題偏於對傳統的制度框架給 以宏觀、總體而動態的把握，並未侷於靜態的、單一歷史事實的具體探討。
本 文 所 提 出 的 是 一 個 可 以 對 歷 史 作 進 一 步 分 析 的 基 礎 性 的 理 解 模 型
（
model
），從而真正的歷史研究的實證工作則可以從現在開始。責任編輯：張 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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