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本研究探討北宋士人的族葬。所謂「族葬」，在此指士人為入葬親族，營建 以一定次序排布之群聚墓地的行為。本文將族葬定位為一連串行為的集合：自決 定採取族葬方式入葬親族、購買土地並規劃族墓，至入葬個別族人、對族墓進行 維護與後續建設等，皆被視為族葬。與之相對應的，為逝者單獨舉行喪葬儀式，
且單獨葬於無其他同族入葬的墓地者，在本文中稱為獨葬。需要說明，族葬主要 以是否存在族墓作為判斷依據。因此，士人家族營建族墓後，單獨為個別族人入 葬於族墓的行為，亦屬於族葬。
本研究擬拆分為兩個主要議題：其一，士人族葬的目的；其二，族葬的過 程。族葬並非北宋士人家族的必然選擇：即使在大型士族中，亦不乏個別、分散 入葬的案例。經營族葬意味著較高的經濟投入與更多的人力成本。例如，族葬需 要至少一處較大規模的族墓；入葬首批族人前，營葬者需排定各墓穴位置，且通 常會營建其中的一批族墓和相關建築，如明堂地心、影壁、拜殿等。又如，族葬 的使用與維護牽涉額外人力。不少士人家族會僱傭他人維護族墓、代行歲時祭 祀；當仕宦族人於外地過世時，需由子嗣、親族迴護棺槨回到族葬地。北宋初期 特殊的時代背景為族葬增添了額外困難：五代戰亂頻繁，家族成員因逃難而四 散，有在遷徙過程中過世而草草入葬者；也有早期使用的族墓因此而荒廢棄置 者。經營族葬一般需要尋訪先人故塋並遷葬至新族墓。不論何者，族葬的成本皆 較高，則為何家族願意經營族葬？為了應對族葬的額外支出，士人家族又需要做 哪些準備？
相較於獨葬，族葬的特點在於「聚族」，這對營葬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就族 墓而言，除了較常見的需求，如：土地平整寬闊；位於僻靜之處，不易受外界打 擾；地形地貌符合棺槨保存需求外，還要滿足額外需求。如：即使在設計之初預 留了足夠的空間，隨著家族規模的增長，墓地範圍畢竟有限，故在規劃時即需考 慮合葬、未來開闢新墓區等方案；墓穴之間需有明確的排布次序，以恰當地呈現 出不同代際、同代際不同支係之間的差異，使家族譜系通過族葬呈現。因此，營 葬者多需參考權威理論，例如風水喪葬，以規劃、營建族墓。觀察其營建過程，
得以了解喪葬理論在實際運用時的情形。
宋代涉及族葬的主要理論即風水理論。其自唐代沿襲而來，迨至北宋，官方 下令王洙編撰《地理新書》，內容基本延續唐、五代的風水學說，並納入當代見 解。《地理新書》以「五音姓利」法為主要理論。自考古材料中可見，南、北宋
皇陵皆以此法修建，亦多見當世士人對其之討論，可見其流行程度。判斷一處族 墓是否依循風水標準，可依靠考古與文獻材料。考古材料如明堂地心遺址、買地 券或地心磚等，皆是典型的僅風水葬法使用之建築與陪葬器物；亦可以部分風水 葬法所呈現的明顯墓穴排布特征作為依據，如「墩葬臥馬」法即依一明堂地心為 起點，沿特定方向（東北、東南、西北、西南）斜向後行入葬，整體排布規整，
易於分辨。文獻材料則主要見逝者之墓誌銘、神道碑銘等身後紀念文件：風水葬 法以干支標定方位，配合特定術語對墓穴位置進行描寫。
族葬過程可以體現士人家族的內部權力結構與互動關係。在北宋時期，家族 領袖是否必然為族葬之主持者？進一步地，在存在主持者的情況下，逝者的相關 親屬是否對主事者的決定產生影響？此外，士人家族中的其他族人是否參與到族 葬事務中？這些這些逝者的非直系親屬具體承擔了哪些具體工作？討論族葬之過 程，得以回答上述問題，進而自一微觀視角，呼應現有家族史研究。
本研究之考察對象，擬限定於北宋中原地區的三個士人家族：大名柳氏、相 州韓氏與昭德晁氏，其中以三組代表人物與其活躍時代作為考察重點，即柳開、
韓琦與晁補之、晁說之兄弟。選擇中原地區，因其地形地貌以乾燥平原為主，營 葬者受到地形限制的影響較小，較能配合風水理論經營墓地。且大多數葬法都註 明其主要使用地區，如北宋時期著名的風水書《地理新書》中，對於「昭穆貫魚 葬」這一常見葬式即載：「惟河南、河北、關中、隴外並用此法」。1為契合其標 準，故選取中原為例。
選取的三個家族，分別代表了不同時代、相近的地域與迥異的家族發展形 態。柳開仕宦於太祖、太宗朝，其經營族葬始於太宗朝中晚期；韓琦是仁宗朝宰 相，在世時主持多次集體族葬，橫跨仁宗朝中期至神宗朝初年；以晁補之、晁說 之為首，由其參與經營族葬的時段集中於哲宗朝中期至北宋滅亡。三個時段基本 覆蓋了整個北宋朝。雖皆在中原地區，但三個家族的族墓仍相距一定距離：柳開 家族墓地位於河北大名（今河北省邯鄲市）；韓琦家族墓地位於河南安陽（今河 南省安陽市），且在該地有多處墓區，如新安塋、豐安塋等；晁氏家族的墓地較 為分散，除早年使用的開封祥符墓（今河南省開封市）外，尚有濟州任城墓（今 山東省濟寧市）與鄭州新城墓（今河南省鄭州市）兩處。
以重點觀察人物的活躍時代而言，三個家族的發展情形迥異。柳開為家族中 以仕宦發跡的第一代，其經營族葬時，家族成員與其中仕宦族人皆較少。相較之 下，韓琦、晁補之等時代的兩家族，則有大量族人，族中仕宦者也不在少數。其 差異主要在於家族發展趨勢：作為當朝宰相，韓琦擁有大量的政治聲望與社會資 源，家族在北宋仁宗至神宗年間持續高速發展；晁補之作為家族發跡後的第五代
1 王洙等撰，畢履道、張謙校，金身佳整理，《地理新書校理》（湘潭，湘潭大學出版社，2012），頁 369。
族人，仕宦生涯不暢、任官品秩較低，且類似情形普遍出現於北宋末年的晁氏仕 宦族人中。以上述三個既存在共性，又有顯著不同的士人家族作為案例，可深入 研究各種因素對於族葬的具體影響。
二、研究回顧
（一） 、相關家族研究
本研究主要回應北宋家族史與風水喪葬理論等兩個主要議題。早期家族史研 究多集中於對組織制度的分析。如有學者注意到同居共財的大家庭，即「義門」
之研究。漆俠對浦陽鄭氏的研究、許懷林對江州陳氏、金溪陸氏、浦陽鄭氏的研 究皆屬此類。1對於組織制度的研究有助於在家族史研究的開端時期快速釐清「家 族」概念，歸納出同一般核心家庭之間的典型區別。但不論「義門」，還是族 規、族譜等記載家族組織制度的文獻，都存在缺陷：一是作為一種「理想化」的 規範，在執行過程中必然面臨與實際情況的偏差；二是不同地區的家族，組織生 活形態有明顯不同。黃寬重、張邦煒等人認為「義門」制度不能普遍適用於北宋 社會，與其將其視為一種宋代興起的家族組織形態，更類似「魏晉隋唐門閥士族 的遺風餘緒」。2
部分學者將族葬視為家族制度的一部分，觀察其實踐。遠藤隆俊於〈宋元宗 族的墳墓與祠堂〉中給出了一例示範。3其以蘇州范氏為例，藉《范文正公集》、
《家乘》等文獻，梳理范氏家族的多處族墓，考察了蘇州天平山、洛陽萬安山兩 處大規模葬地的入葬情形：兩處墓區皆以風水理論入葬，並在入葬者的選擇上表 現出了強烈的階級性。遠藤氏認為，北宋時期宗族制度並沒有在社會中廣泛建 立，國家和族產的保護等優遇還沒有執行。范氏族人只能利用墳寺這一官方協助 興建的祭祀中心舉行家族和宗族儀式凝聚家族意識，並要求朝廷提供優惠措施以 保護墳寺和墳墓，維護家族地位。王善軍也關注到族葬與宗族祭祀，認為族葬被 時人視為傳統宗法制度的自然延續。王氏認為，宗族祭祀是「收族」的重要手 段，加強了宗族制度下的封建族權統治，也能夠約束族人的社會活動。藉由「代 祖先言事」，族長與宗子在祭祀中不斷強化自身的絕對權威，加強其族內統治的 正當性。4這一觀點隱含一個前提：除族長與宗子外的其他成員在家族集體行為上
1 漆俠，〈宋元時期浦陽鄭氏家族之研究〉，收入氏著《知困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頁 196-210；許懷林，〈財產公有制家族的形成與演變——以宋代江州義門陳氏、撫州義門陸氏為例〉，《大陸雜 誌》，1998：2-4（北京，1998），頁 33-48；43-48；39-48。
2 張邦煒，〈宋代家族史研究的來龍與去脈——黃寬重新著《宋代的家族與社會》讀後〉，《歷史研究》，
2007:02（北京，2007），頁 170-179；黃寬重，《宋代的家族與社會》（台北：東大出版社，2006），頁 211。
3 遠藤隆俊，〈宋元宗族的墳墓與祠堂〉，《中國社會歷史評論》，9：01（北京，2008），頁 63-77。
4 王善軍，〈宋代的宗族祭祀與祖先崇拜〉，《世界宗教研究》，1999：03（北京，1999），頁 114-124。
應當也具有決策與建議權。與本研究主要研究族葬的過程不同，遠藤氏與王氏之 研究，集中於族葬的功能性：族葬與家族祭祀聯繫到一起，在維持家族形態上的 具體作用。但兩人皆過於強調族葬對於家族的必要性，本文擬對其進行考察與修 正。
家族史研究的一個主要趨勢，是關注個別家族的長時段發展，即所謂「家族 興衰」；其中，多以特定發展階段最具代表性的個別人物為錨，進行深入分析。
例如黃寬重對明州袁氏的研究，討論袁氏開基立業、家道中落、光耀門庭的過 程，從經濟、婚姻、教育等三個方面分析了對家族發展的作用與影響。在每一個
例如黃寬重對明州袁氏的研究，討論袁氏開基立業、家道中落、光耀門庭的過 程，從經濟、婚姻、教育等三個方面分析了對家族發展的作用與影響。在每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