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過這些文件之後，對於有關南投陶發展的一些歷史要重新檢討。日 本時代幾份官方或半官方文獻資料都可以看到，當時的殖民政府都把龜岡安 太郎到南投來的事，當作殖民政府在臺的治績。為了提升南投陶業的技術，
總督府特別撥下補助金，成立了有如今天的職訓局性質的技術者養成所，招 募學徒，從日本聘請技師龜岡前來指導，並輔導業者改進技術，開拓市場，
而且績效良好，使南投燒聲名大振。這樣的說法一直為戰後研究南投陶瓷發 展的學者所引用，從來沒有質疑過。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
從〈南投燒廣告〉和〈南投陶器所定款〉中都說明工廠成立宗旨之一 是在養成職工。在〈南投陶器所沿革䔏述及收支決算書〉和〈明治三十七年 南投陶器所第三回收支計算報告書〉中，多次提到「徒弟」入所受訓與就業 的事實。林俊達給龜岡書信的信封上，地址也寫著「臺灣南投廳南投陶器 所」。可見由臺中縣成立的「技術者養成所」事實上是為南投陶器所培訓新 進的員工，而不是針對一般南投陶器工廠培訓技術人員，以普遍提升製陶技 術。
在劉案章的口述中，知道龜岡在南投時，成立了1個「陶器窯」。此點 在簡榮聰、蕭富隆與梁志忠等幾篇論著中都有同樣的敘述。然而在劉案章的 敘述中，使人將「陶器窯」說成1種「窯爐」的設施，加上日本時代的文獻 資料的誤導，而把「技術者養成所」理解為有如現在的專門職業訓練班，而
把「陶器窯」理解為訓練班內的1種窯爐教學設備，而從來沒有想到那是1家 器窯」之後，曾經到臺中大甲東的窯場工作，到大正7年（1918）才回到南 投創立「協德陶器工場」，52距離1899年「南投陶器所」成立的時間已有20 概要》，頁18；蕭富隆，〈日據時期劉家「南投燒」〉，《南投文獻叢輯》，第38輯（1993年 6月），頁13；蕭富隆，〈臺灣本土陶瓷工藝耕耘者劉案章－兼談日據時期劉家「南投燒」特 色〉，《藝術家》，第213期（1993年2月），頁375；梁志忠，〈南投陶沿革〉，頁6；梁志忠，
〈浴火鳳凰歷久彌新－南投陶〉，《深度惑動南投陶》（南投：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1999 年），頁33；梁志忠，〈南投陶歷史沿革與文物藝術特徵〉，頁35-36、104。
52 蕭富隆，〈日本時代劉家「南投燒」〉，頁14。
夥股東之一。這樣的事實都與過去我們所理解的官方與劉案章的說法相去甚 遠。
南投陶器所的成立有許多令人不解的地方。依據〈南投陶器所定款〉，
此陶瓷廠的總資本額定為3,000圓，在〈南投陶器所沿革䔏述及收支決算 書〉中，實際募得的總資本額為2,692圓，而在〈明治三十七年四月南投陶 器所第三回收支計算報告書〉中，全部股東的出資總額為2,735圓。依據古 賀貞二的〈臺灣の陶器業〉及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的〈陶磁器ニ關スル調查〉
1901（明治34）年總督府給臺中州的補助金為1,500圓。53然而在《南投陶器 所沿革畧述及收支決算書》提到陶器廠以吳銘元等9人的名義向臺中縣申請 到的補助金數額卻只有1,000圓，中間有500圓的差距。筆者推測，由於龜岡 安太郎的月薪為55圓，由總督府支付，這500元可能是作為龜岡的薪資補助 款。無論如何，如果南投陶器所成立時的實收資本額只有二千六、七百圓，
而南投陶器所從臺灣總督府得到1,000圓的補助金，超過工廠總資本額的三 分之一，決非小數目。殖民政府以公款補助並支付私人企業員工的薪資與獎 金，是很不尋常的事。臺灣一般的陶瓷廠都是家庭式的獨資工業，企業主絕 大部分都是具有專業技術的陶師。而南投陶器所的股東達30人左右，這些人 大都是地方士紳富賈。他們幾乎都沒有製陶經驗，卻都同時投資陶瓷廠，又 不太在意工廠的經營，這樣的股東成員在當時全臺的陶瓷界都是很奇怪的 事。
這個疑團可能要從〈南投陶器所沿革䔏述及收支決算書〉的資料中尋 求答案。這份文件指出南投陶器所成立的主要原因是為了執行臺中市街道改 正工程的政策，需要用到大量的陶管，因而在臺中縣的主導之下，邀集地方 士紳出資，共襄盛舉所得的結果。這種為了配合政策需要，而要求地方士紳 支持的情形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的臺灣並非特例。矢內原忠雄在《日本帝國
53 古賀貞二，〈臺灣の陶器業（上）〉，頁121；臺灣總督府殖產局，〈陶磁器ニ關スル調查〉，
頁90。
主義之下的臺灣》1書中，即清楚地指出「臺灣不但是日本的投資地，同時 也是日本有益的吸資地。」在政策的需求之下，許多臺灣的事業都由殖民政 府委託地方廳長以下各支廳長等不遺餘力地多方「勸誘」。其中出資者大都 為臺灣人，而經營實權與利潤主要獲得者則為日本資本家。54因此，筆者相 信，南投陶器所的成立即是為了執行臺中市街改正政策上的需要，而由臺中 縣政府主導，「勸誘」地方士紳參出資而成立。由於工廠成立後，缺乏技術 人員，在經營上發生問題，因此才由臺中縣出面，向當時的兒玉源太郎總督 求援，促成補助金的撥放與龜岡的聘請。這應是總督府撥發補助金與地方士 紳參與投資背後真正的原因。
南投陶器製造所經營的時間並沒有很久，龜岡安太郎在南投4年之後即 於明治37年（1904）10月回到日本。南投陶器所在龜岡離開後，估計繼續 經營不超過15年即告轉手。其原因應與陶管、朱泥陶及樂燒陶等產品燒製的 失敗有關。南投陶器所在龜岡離開後，他所開發出來的產品後來在南投除了 有劉樹枝的協德陶器工場短期製作之外，55幾乎都不再生產，而回頭生產南 投傳統陶器。也就是說，龜岡安太郎在南投所開發出來的產品基本上是失敗 的，對於整個南投陶瓷的生態而言影響並不大。這與日本官方文獻上所宣稱 他們如何「改良製品，擴張銷路，使南投燒一時名聞中外」的說法大相逕 庭。這種對於特定陶瓷廠的補助與輔導，卻被統治者誇飾為對於整個南投地 方陶瓷產業輔導的政績，並視為統治者對於被殖民者的恩典，實為統治者對 於殖民地誇耀與籠絡的一種官樣文宣品，而沒有太大的實質的意義。
雖然清代以來南投就有頭、中、尾窯等陶器工廠的說法，然而實際上到 了日本時代初期一直都沒有窯場存在的史料，直到昭和初年才有6家窯場的 記載。從〈南投燒廣告〉的內容看來，明治時期成立的南投陶器所可能是當
54 矢內原忠雄著，林明德譯，《日本帝國主義之下的臺灣》（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 會，2007年），頁61、119。
55 協德陶器工場在劉案珍經營期間，又回頭製作傳統水缸陶甕之類的產品，不再生產小型陶器。
時南投唯一具有規模的陶器工廠。南投陶器所的後續經營者為張難的南投製 磁公司，據當地耆老的說法，南投製磁公司為當地6家陶器廠最早的1家，其 後才由這裡的陶師出去創業，變成多家窯場的出現，形成新的產業競爭。因 此南投陶器所可視為日本時代南投陶的源頭，具有開創性的地位，其重要性 不容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