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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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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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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日本時代臺灣陶瓷歷史的研究最大的問題在於文獻資料的不足，使得研究經常遇到開天窗的窘境。南投陶瓷發展的研究也出現同樣的問題。現在能看到的文獻資料就只有幾篇而已，而且內容大致雷同，顯見是同一來源的傳抄。如果有較多的資料，必可䤮補厥漏。

南投陶的起源甚早，在現存日本時代的文獻資料中，都提到南投陶創始於嘉慶元年（1796），是臺灣最早製作陶瓷的地方。南投陶從清代以來，即以陶缸、陶甕與陶缽等傳統陶器為主要產品，並以精美的信仰陶器如香爐、

香筒（圖1）、薦盒、筷筒等聞名全臺。到了日本時代，才在日籍技師的技術引進之下，生產具有日式風格的朱泥陶（圖

2）與樂燒陶（圖3），為南投陶注入一股新的氣象。目前有關朱泥陶與樂燒陶的文物在有志的學者專家努力之下，已經有豐富的文物資料可供參考與研究，然而對於這些文物的來源卻仍是一團迷霧，我們所知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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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日本時代的文獻中，最早提到南投燒發展的人是任職於總督府殖產局特產課的古賀貞二，他在《臺灣時報》上發表〈臺灣の陶器業〉1文，分上下兩期刊登，文中開頭即介紹南投的沿革史，指出明治31年（1898）南投辦務署長矢野武平致力於產業的開發，策劃改良南投燒。明治34年（1901）11 月，南投廳長小柳重道繼承前任者的方針，向總督府申請補助金，設立技術者養成所，從日本聘請技術者龜岡安太郎前來指導，改良製品，擴張銷路，

使南投燒一時名聞中外。¹同年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編製〈陶磁器ニ關スル調查〉，其內容與前文差異不大。²其後，任職於總督府中央研究所的服部武彥於1935年所撰〈臺灣の陶業〉³1文（本文後由蕭讚春與蕭富隆翻譯為〈臺

1　古賀貞二，〈臺灣の陶器業（下）〉，《臺灣時報》，第125期（1930年4月），頁103-104。

2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陶磁器ニ關スル調查〉，《商工彙報》，第3號（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30年），頁89。

3　服部武彥著，蕭讚春、蕭富隆譯，〈臺灣的陶業〉，《臺灣文獻》，第43卷第1期（1992年3 月），頁9-16。譯自〈臺灣の陶業〉，原文載於竹本伊一郎編纂，《臺灣經濟叢書》，3（臺北：

臺灣經濟研究會，1935年），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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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灣的陶業〉，發表於《臺灣文獻》）；遠藤東之助1935年著有《臺灣の代表するもの》1書；⁴南投郡役所1939年發行之《南投郡管內概況》；⁵以上4份論著都提及南投陶發展概況，內容都大致相同，顯為同一資料來源的傳抄。

這樣的說法為戰後研究南投陶發展史的學者所接受，並加以引用。包括顏水龍《臺灣工藝》、⁶江韶瑩〈臺灣早期陶藝發展小史〉、⁷簡榮聰〈南投陶瓷的歷史沿革與發展〉、⁸蕭富隆《泥土的故事——南投陶發展與變遷概要》、⁹梁志忠〈南投陶沿革〉，一直到2010年梁志忠的碩士論文〈南投陶歷史沿革與文物藝術特徵〉等，¹⁰都持同樣的觀點，認為日本時代殖民政府為了發展南投陶器產業，成立「技術者養成所」，並從日本聘請龜岡安太郎前來指導，結果收效很大，使得南投燒遠近馳名。由於這些日本的官方文獻都沒有提及龜岡安太郎到南投時活動的狀況，更沒有提及他曾經在陶瓷廠內工作，因此簡、蕭、梁3人在他們的論著中，都把現存日本時代南投燒的文物都認為是劉樹枝¹¹所經營的「協德陶器工場」所生產。這些觀點都幾乎已成為有關日本時代南投陶瓷發展史上的定論。

筆者過去也對此種論點深信不疑，直到2011年到常滑從事研究調查時，

從龜岡安太郎的孫媳婦龜岡美智子¹²處取得龜岡安太郎在臺灣時的幾份重要

4　遠藤東之助，《臺灣の代表するもの》（臺中：臺灣新聞社，1935年），頁52。

5　南投郡役所，《南投郡管內概況》（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影印版1939年南投郡役所版），頁 91-92。

6　顏水龍，《臺灣工藝》（著者發行，1952年），頁76。

7　江韶瑩，〈臺灣早期陶藝發展小史〉，《紅磚拾遺遺──臺灣磚燒文物專輯》（彰化：左羊，

1992年），頁7。

8　簡榮聰，〈南投陶瓷的歷史沿革與發展〉，《臺灣文獻》，第43卷第4期（1992年12月），頁17。

9　蕭富隆，《泥土的故事──南投陶發展與變遷概要》（南投：南投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頁 17。

10　梁志忠，〈南投陶沿革〉，收入南投縣立文化中心編《南投陶二百年專輯》（南投：南投縣立文化中心，1995年），頁6；梁志忠，〈南投陶歷史沿革與文物藝術特徵〉（彰化：大葉大學設計暨藝術學院碩士學位班碩士論文，2010年），頁27。梁志忠有關南投陶沿革的文章有多篇，分別刊載於不同的論著中，論述大致相同。

11　劉樹枝（1886─1961）南投街人，曾隨龜岡安太郎學藝，後來創立協德陶器工場，以生產精緻的陶器作品聞名。

12　龜岡安太郎的孫子，美智子的先生，龜岡和正已在2010年元月往生，因此筆者只見到美智子。美智子原名惠美子，後改名為美智子。

(6)

原始文件時，才發現這種定論是有問題的。從新獲得的文獻資料中，知道當時有一家「南投陶器所」或稱「南投陶器製造所」，是龜岡安太郎前來指導的窯場。由於日本的官方文獻不提此事，戰後的學者也都不知道有此一家陶瓷廠，才會完全接受日本時代官方的說法，未加質疑，因而導致錯誤的論述發生。本文的主要目的在將有關「南投陶器所」的相關文件資料內容整理後發表，並將此資料與過去舊有的文獻與論著作一比對，以期釐清、修正並補充日本時代南投陶發展的重要問題，供學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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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於2009年6月27日首次到日本常滑作初步的調查研究，在常滑市民俗資料館館長中野晴久的協助之下，初次見到龜岡美智子。由於事先沒有任何信息，無法事先聯繫，加上時間匆促，因而沒有取得什麼資料，只是作禮貌性的拜會而已。2011年9月10日再度到常滑龜岡府上，龜岡美智子出示幾份重要的文獻資料給筆者，筆者將這些文件拍照後帶回來作為研究資料，成為本研究的主要內容。這些資料中，除了龜岡安太郎生平資料之外，

與南投陶器所有關者有4份文件：《南投陶器所定款》、《南投陶器所沿革䔏述及收支決算書》、《明治三十七年四月南投陶器所第三回收支計算報告書》、與〈南投燒廣告〉等。其中，《南投陶器所定款》是南投陶器所的成立章程，由於上面沒有日期，只能根據此陶器廠成立的時間，判斷為明治 32年（1899）的文件。《南投陶器所沿革䔏述及收支決算書》是明治35年

（1902）南投陶器所向相關主管單位提出的的營業報告書；《明治三十七年四月南投陶器所第三回收支計算報告書》是明治37年（1904）的營業報告書；〈南投燒廣告〉則是明治36年（1903）南投陶器所所發行的廣告文宣品。由於龜岡安太郎在明治37年（1904）返回日本，因此在這年之後有關南投陶器所的資料乃告中斷。

本論文的研究只是很單純地解讀這幾份文件，經過綜合整理後，描繪南投陶器所沿革史的主要輪廓。再將它們與日本時代的文獻資料及戰後學者的

(7)

研究作對比，以突顯過去文獻資料與研究上的問題，並提出較為正確的史實與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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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四份有關「南投陶器所」的原始文獻資料的內容概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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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陶器所定款〉（圖4）是南投陶器所成立的章程，內容中並沒有提到工廠成立的日期，只能依照後面兩份資料所敘述的內容，知道「南投陶器所」成立於明治32年（1899），因而判斷這是1899年工廠成立時的文件。

這份文件是鋼版刻字的油印本，封面用毛筆書寫「南投陶器所定款龜岡安太郎」，表示這是交給龜岡的資料。文件包括封面共有8頁，用紙繩穿洞裝訂。不過這個文件的日期還有討論的疑點。從文件的封面上有龜岡安太郎的姓名看，它的確是發給龜岡的文書資料。然而依據日本時代文獻資料與龜岡安太郎自己提出的〈履歷書〉，龜岡來臺的時間是在1901年，為什麼他會擁有在此年之前的成立章程？這種時間上的落差目前筆者還沒有辦法提出合理的解釋，有待未來繼續努力。

本「定款」是於工廠成立時，向股東集資募股的說明文件。全部的內容共分5章30條，成為理解南投陶器所的重要文件。第1章「總則」，說明工廠定名為「南投陶器所」（第1條），其成立的目的在於養成職工（即司阜），¹³製造并販賣陶器、土管、煉瓦（按：即紅磚）等（第2條），成立的地點在南投廳牛運堀庄，並可設分店或販賣商（第3條），投資的股東以股東名冊登記者為限（第4條）。第2章「資本金」，說明工廠的資本結構，全工廠的資本金為3,000日圓，分為100股，每股股金30圓（第5條），

13　「司阜」為「師傅」的臺灣本地用語。

(8)

並規定持股憑證（第6條）、增資的程序（第7 條）、股金繳納期限（第8條）、股權轉讓規則

（第9條）、股權繼承辦法（第10條）、股東的權利（第11條）、股票遺失或損毁的補發辦法（第12條）等，都屬於股金的運作準則。第 3章「職員」，規定陶器所設置董事與賬房各1 名，辦理工廠業務（第13條），制定各職員的產生方式、任期、補缺、酬勞、職責（第14條至第20條）等人事運作的準則。第4章「股友總會」，即股東大會，規定每年的開會日期，臨時股東大會召開的準則，開會的程序與議事規則等工廠的運作準則（第21條至第25條）。第 5章「會計以及配當金」，規定工廠資金的計算、運用、以及純益的分配等原則（第26條至第30條）。¹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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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份文件〈南投陶器所沿革䔏述及收支決算書〉（圖5）是明治35年（1902）度南投陶器所的營業報告書。內容是由毛筆書寫後，

用曬藍圖的方式複製，封面用毛筆書寫「南投陶器所沿革䔏述及收支決算書」。全文件包括封面共有18頁，用紙繩穿洞裝訂。

本文件的主要內容是從明治32年（1901）4 月到明治33年（1902）7月南投陶器所主要的營

14　南投陶器所，〈南投陶器所定款〉（南投：南投陶器所，約18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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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業概況報告。報告書的內容分為兩大部分，第1部分先敘述工廠成立後的經營狀況，第2部分再報告該年度的營業概況。對於工廠成立的經緯的內容大要為：

從明治32年（1901）年4月，南投地方人士吳銘九、曾長茹、吳逸卿、

施學賢、簡榮福等5人為了改良南投燒，共同出資270圓成立「南投陶器所」。然而由於技術欠佳以致發生虧損。明治33年（1902）12月，由兩位日本人加藤信次郎與青森秀松加入股東，兩人出資150日圓，加上其他新股東加入，增資為543圓，但經營績效仍然未見好轉。

明治34年（1903）1月臺中縣派遣陶器業教手1名，前來輔佐事業。這份文件只提到「教手」1名，並未提到龜岡安太郎的姓名，然而從官方文獻資料可知，此教手當然是龜岡。配合龜岡教手的到來，地方人士黃春帆、洪玉麟、林紹仁、施學曉、吳群英、李春盛等6名又再出資265圓，作為教手的事業試驗費及其他準備金。在龜岡到來之後，同年2月工廠已經見到產品的製出，經營狀況才告好轉。因此在此年4月新建陶器工場1棟，並有兩位本島人¹⁵「徒弟」進入工廠。

1903年5月，因為臺中市區改正（都市計畫）的工程實施，需要用到陶管，因此臺中縣知事木下周一派書記官前來，命令南投陶器所務必製出陶管，允諾在資金、設備、職工之養成、預估期望的利潤等方面給予協助，並承諾將來市區改正工程所需的全部土管，都由本陶器場製造。由於臺中市區改正工程將繼續5年，都會購買所需的陶管，前景看好。因此在當年6月以吳銘元等9人的名義，向公部門申請補助金1,000圓，並募集新股東，得到新資金二千二百餘圓。以此資金新築土管工場2棟，聘請日本內地的陶管技師1 人，本島人徒弟10人進入工廠，傳習技術。資料中並沒有提到這位新聘陶管技師的姓名，因而不知道其間的詳情。

同年10月，整體設備加以整頓，專門用於土管的製造與燒製。11月，

15　「本島人」為日本時代用語，意指臺灣本地人，與「內地人（日本國內人民）」為相對的用語。

(10)

臺中縣（政府）與南投陶器所「總代」¹⁶吳銘元簽訂陶管買賣契約；另一方面，又與臺中大墩街旭商店簽訂販賣陶器的契約，並提供無息資金貳百圓，

用於陶器方面的製造。然而由於技術不成熟，製品發生廢損，燒成率不到五成，致使交貨發生困難，乃至有違約的問題發生，經營仍然不順利。

文件的第 2 部分為〈南投陶器製造所收支計算書〉，敘述明治 3 2

（1899）4月到明治35年（1900）7月30日¹⁷陶器品製造所之收支決算書、損益勘定（即結算）表與新年度的收支計畫。收入的部分總額為10,526圓51錢 7厘；「支出之部」總額為8,136圓77錢1厘；與其他收支相抵後盈餘為1,204 圓86錢2厘。在損益結算表中除了庫存品與原料值之外，列出「工場五棟與其他附屬工場」。

比較有趣的是在文件最後列出工廠出資人名冊以及出資金額一覽表。依照此表，工廠股東計有濁水庄吳群英、土城庄黃春帆、南投街吳銘元、草鞋墩街李春盛、營盤口庄簡清同、臺中廳卞雅頭街蔡燦雲、南投廳內龜岡安太郎、南投街吳逸卿、南投街簡榮福、皮仔寮庄陳德馨、草鞋墩街李昌期、新庄洪玉麟、南投街施學賢、龍眼林庄李德六、新街陳維城、內轆庄曾長茹、

南投街青森秀松、南投街加藤信次郎、鄉親寮庄廖水玉、頂茄老庄洪聯魁、

月眉庄林紹仁、臺中有田喜一郎、臺中長沢℮三郎、半山庄張汝忠、內轆庄阮仰山、龍眼林庄廖正欉、新庄洪夢元、北投埔林倚錐、草鞋墩庄林天龍、

八北仙庄廖正談、牛運堀庄林天地等31名。其中出資最多的人是蔡燦雲，持有十股半股權，其餘為吳群英、黃春帆、吳銘元、李春盛、簡清同、簡茂林、蔡春海與龜岡安太郎等人，各有5股。值得注意的是股東之中有5個日本人，都參與南投陶器所的經營，其中包括龜岡安太郎在內。這些內容對於南投陶器所成立之初的經營狀況有很詳細的描述，對於股東的成員也有基本資

16　依〈南投陶器所沿革䔏述及收支決算書〉原文照錄。文件中未指出工廠負責人之姓名，只在此部分提到吳銘元的身分為「總代」，其意應指負責人之類的職稱。

17　原文如此。至於為何是3個年度的營業報告書，原因未明，只知道它是工廠成立最開始的3年營業狀況。

(11)

料，成為很重要的參考資料。¹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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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份文件是〈明治三十七年四月南投陶器所第三回收支計算報告書〉

（圖6）是南投陶器所明治37年（1904）的營業報告書，期間從明治36年

（1903）4月1日至次（1904）年3月31日，是南投陶器所成立以來第3回的營業報告。本文件是用鋼版刻字的黑字油印

本，封面用毛筆書寫「明治三十七年四月南投陶器所第三回收支計算報告書」。文件連封面共有12頁，用紙繩穿洞裝訂。其內容為當年度的營業績效、收支計算書、

財產目錄及資本金額表，最後附錄為出資股東名冊及其出資額。

在一般事務處理的概要方面，文件指出南投陶器所從1903年開始，每個月都將收支計算書呈報給南投廳。在經營成績方面，陶器所以陶管與陶器參加 1903年3月1日到7月31日，由農商務省在大阪天王寺公園舉辦的第5回內國勸業博覽會，得到三等賞及褒狀。臺灣的陶瓷廠能以作品參加當時日本全國性的博覽會，

又能獲得大獎，成績相當亮眼，也被經營者視為莫大的榮耀。

同年5月前，分別與臺中大墩街有田喜一郎取銷1年期的販賣契約，而與南投街羅金海另立新約。同年5月新建陶器所附屬的陳列所倉庫以及宿舍兩落。10月有「徒弟」3名志願入所，學習製陶技術。明治37年（1904）1月合股人青森秀松以股金75圓交與吳銘元。

18　南投陶器所，〈南投陶器所沿革略述及收支決算書〉（南投：南投陶器所，19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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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營業概況方面，文件指出在前一年工廠第2次結算後，陶器部培訓

「徒弟」成為重要的工作，同時製造本島人所用之食器（餐具）。在陶管方面只有少數賣給地方人士，這似乎暗示著陶管的燒製並不順利，所以沒有賣給地方政府。紅磚方面，因為前一年公部門興建廳衙所需，燒製二十萬餘塊供應，獲利800圓，寄存於吳銘元處，作為公積金應用。前一年的燃料薪柴雖然漲價達5成以上，但製造紅磚有獲得適當的利益。

在收支計算書部分，當年總營業額達7千6百餘圓，收支相抵後，純益為 4千6百餘圓，獲利率超過4成5，也超過公司的資本額，經營狀況相當良好。

報告書中有「財產目錄」1節，內容除了現金、產品與原料價款以及機械設備的價金之外，還列出陶器所的不動產建築計有窯場兩處、工場5落及附屬建築、陳列所倉庫、以及宿舍2落。報告書最後依例列出出資股東名冊及出資額一覽表，當年度的股東計有濁水庄吳群英等29名，與前1文件中的股東成員大致相同，但是減少了兩人，而吳沛霖首次列入股東名冊中。¹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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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燒廣告〉（圖7）為鉛版印刷單頁廣告文宣品。其內容分為兩大部分，右邊前半部是「南投燒廣告」，左邊後半部是「南投燒沿革書」。

「南投燒廣告」部分的內容指出南投燒具有品質優美，堅牢高雅，適於實用等優點，適合作為禮品及土產品。接著提出產品的種類及其特點，指出其茶器類製品使用過後，永保美麗，顯現光澤，頗為雅致。花缽類栽培花卉草木最為適合，受到愛蘭人士的讚賞。花瓶與擺飾物作為室內裝飾品頗為雅致，是最適合的禮品。食器類產品價格低廉，優美堅固實用。陶管類產品質地堅固，適於用於暗渠以及下水道排水。南投燒產品參加第5回內國勸業博覽會展覽，榮獲三等獎獎牌及褒狀。最後指出其產品市場由南投街羅金海販賣，在南投街、臺中、彰化、鹿港、北斗、嘉義、斗六、林圮埔（今竹山）

19　南投陶器所，〈明治三十七年四月南投陶器所第三回收支計算報告書〉（南投：南投陶器所，

1904年）。

(13)

等地設有特約販賣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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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的第2部分是「南投燒沿革書」，指出南投燒陶器遠自清朝道光初年開始，生產糖瓶（糖漏）、水瓶（水缸）、（樟）腦瓶²⁰等製品。地方人士吳銘元與施學賢等人於明治32（1899）年4月，為了改良其品質，並提供當地居民就業機會，合資組成「南投陶器製造所」。由於設備技術不佳，

又無法招募到從業員工等因素，因而造成虧損的不幸命運。幸而受到當時南投辦務署長矢野武平的協助，向縣廳申請補助。明治34年（1901）1月縣廳派遣教師負責職工徒弟的養成訓練。其間幾經障礙，在當時南投廳長小柳重

20　此處的「瓶」日文應讀作「かめ」，與漢字字義不同，指的是陶甕類的製品。見中野晴久，〈近世末期の常滑における「瓶仲買眾」について〉一文，《常滑市民俗資料館研究紀要，Ⅲ》（常滑：常滑市教育委員會，1988年），頁4。

(14)

道的熱心獎勵之下，使經營逐漸趨於正常。文件最後署名「明治三十六年南投陶器製造所敬白」（1903年）。

這方面的內容與前一年（1902）〈南投陶器所沿革䔏述及收支決算書〉

有關「南投陶器所沿革䔏述」部分的內容相近。²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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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4份文件提供了幾個重要的訊息。這4份文件不僅有南投陶器所的成立章程，還有兩年度的營業報告書，而〈南投燒廣告〉則說明南投陶器所曾經努力地行銷自己的產品，可見「南投陶器所」的確存在的事實。

筆者還從龜岡惠美子那裡看到兩份手寫的〈龜岡安太郎履歷書〉，在此分別稱為〈履歷書（一）〉（圖8）與〈履歷書（二）〉（圖9）。〈履歷書（一）〉是1901（明治34）年9月6日龜岡初到臺灣時，提交給臺中縣知事木下周一的個人履歷資料；〈履歷書（二）〉則是他從臺灣回到日本之後，

向常滑有關單位所提出的個人資料。〈履歷書（二）〉上沒有記載文件本身提出的年代，但從其敘述最後資歷的內容推斷，此一文件提出的年代當在明治38年（1905）返回日本之後不久。兩份〈履歷書〉都提到龜岡於明治33年

（1900）12月31日被任命為臺中縣陶器業教手，而在〈履歷書（二）〉中又提到他被任命為「南投陶器製造所」勤務。

21　南投陶器所，〈南投燒廣告〉（南投：南投陶器所，1903年）。

(15)

另有兩份都是臺中縣廳於明治33年（1900）12月31日所發給辭令（類似今日之聘書、委任狀），其一是任命龜岡安太郎為「陶器業教手」（圖 10），其一則任命他擔任「南投陶器製造所勤務」之職（圖11），其內容與龜岡的〈履歷書（二）〉相同，可視為文件上的證據。²²

22　〈龜岡安太郎履歷書（一）〉（手稿，1901年9月6日，未出版）；〈龜岡安太郎履歷書（二）〉

（手稿，約1905年，未出版）；臺中縣，〈龜岡安太郎陶器業教手辭令〉（臺中縣，1900年12月 31日，未出版）；臺中縣，〈龜岡安太郎南投陶器製造所勤務辭令〉（臺中縣，1900年12月31 日，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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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此外，龜岡安太郎在南投時的「徒弟」中，劉樹枝、林俊達與簡錫珠等3人，在他離臺之後，都曾寫信給他，表達思慕懷念之情。其中林俊達在明治37年

（1904）10月30日寫給龜岡書信的信封上寫的地址，也是「臺灣南投廳南投陶器所內」。（圖12）

從以上的資料都證明同一件事：當時南投牛運堀的確有1家「南投陶器所」或稱「南投陶器製造所」的陶器工廠存在，這家陶器工廠就是龜岡安太郎服務的場所。尤其是兩個年度的事業報告書，證明陶器所的成立確有其事，而官方派令文書更是明確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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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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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廠的沿革

綜合4份文件可知，南投陶器所成立於明治32年（1899）4月，主要的創始者有吳銘元、曾長茹、吳逸卿、施學賢、簡榮福等5人。由於技術不成熟，發生虧損，因而在次（1900）年工廠增資改組，有青森秀松與加藤信次郎兩位日本人及其他地方人士共同參與投資，但經營狀況仍然沒有起色。明治34年（1901）向縣廳申請補助，在南投廳長小柳重道的獎助之下，才免除了拮據經營的窘境。同年臺中縣派遣陶器業教手龜岡安太郎，前來輔佐事業並培訓員工。經由龜岡的技術指導之後，工廠的經營才告起色，並敢於增資新建廠房。因此，龜岡安太郎是南投燒技術最重要的引進者。

（二）主要的股東

南投陶器所的股東約有30人左右，其中大部分的人物到目前為止，只能查到四人的生平資料。其中有3位吳姓人士，都是南投名間鄉「延陵宗祠」

吳姓家族的後裔。吳銘元（1854-？）在《南投縣人物誌稿》稱他是南投堡茄苳腳（今南投市嘉興里）人，生於咸豐4年（1854），自幼力學為秀才，

稍通經史百家，設塾於南投街，訓詁童蒙，樂善好施，頗孚眾望。日據初授南投辦務署參事，治蹟不尠。明治35年（1902）授佩紳章。²³由此可知，吳銘元曾參與地方事務。從這幾份南投陶器所的文件資料中看到，南投陶器所由吳銘元為代表，與臺中縣簽定供應陶管的合約，日籍合夥人青森秀松將股金交付給他，而工廠的公積金也由他保管。由此判斷，他應該就是南投陶器所對外的負責人。

在〈南投陶器所沿革䔏述及收支決算書〉以及〈明治三十七年四月南投陶器所第三回收支計算報告書〉的後面都有股東名冊，其中排名第1位的都是濁水庄的吳群英。筆者於2013年10月28日到南投名間鄉吳姓「延陵宗祠」

調查時，知道他是名間鄉濁水村人，在地方上是個望族，曾經是當地信仰中

23　劉枝萬，《南投縣人物誌稿》（南投：南投縣政府，1962年6月），頁78。

(18)

心福興宮媽祖廟的重修委員。在福興宮還保留一個「聖德配天」的匾額，落款日期是「明治²⁴四十年蒲月吉日」，以及「重修首事吳羣英清在吳固金端粗皮劉德仝叩」。在幾位重修委員人名中他列為第1位，說明他在地方上的地位。又據福興宮廟祝說：吳羣英的後代大都移居美國，這家廟宇前面廟埕的土地是向吳羣英的後代購買的，可見他財富的一斑。然而當地的人士都指出，吳羣英沒有經營過陶器工廠。由此判斷，他在南投陶器所中，完全是一個投資者，而沒有參與實際的經營。

另一位南投陶器所的股東是吳沛霖²⁵（1888-1936），在地方上也是旺族。他本來是南投街的人士，後來遷居名間。《南投縣人物誌稿》稱他：

「吳沛霖為沙連下堡湳仔（今名間鄉中正村）人，家本素封。及長，精於理財之術，創辦彰南鐵路公司、南投輕鐵公司、湳仔信用合作社等，熱心公益。1915（大正4）年授佩紳章。後任名間庄長，建樹不尠。」²⁶這份資料時間上比較晚，已談到他在名間的事蹟，而未提及他在南投街的經歷。岩崎潔治《臺灣實業家名鑑》指出吳略歷中有Ԅ⑀☲㕰⑇⹓㫼ἓ㱈琪哎万ᴮㅏ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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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風俗志宗教篇稿》敘述南投市配天宮的歷史時，提到配天宮於大正6年（1917）因街區改正，乃由林文智、吳沛霖、簡克長、吳智記、

高金知及其他五名倡首，遷建今址，並將後殿充作慈雲寺。²⁸筆者於2013年 10月28日到南投市配天宮媽祖廟去作調查，看到廟前有「南投配天宮沿革」

碑，也記載1917年配天宮重建時，吳沛霖為重修委員之一，其內容與《南投縣風俗志宗教篇稿》相同。可見他也是南投街有名望的士紳之一。

筆者於2013年11月13日在名間吳弘昌的協助之下，以電話聯絡上吳沛霖的長孫吳煥京。吳煥京在電話中表示，他從來沒有聽父親說過吳沛霖有經營

24　匾額中「明治」兩字因為被塗抹而不清，但仍可辨識出為「明治」。

25　吳沛霖在南投陶器所股東名冊中名字為「吳沛淋」，而在劉枝萬《南投縣人物誌稿》及配天宮碑文中稱為「吳霈霖」或「吳沛霖」，本文依吳煥京口述採用「吳沛霖」。

26　劉枝萬，《南投縣人物誌稿》，頁85。

27　岩崎潔治，《臺灣實業家名鑑》（臺北：臺灣雜誌社，1912年），頁383。

28　劉枝萬，《南投縣風俗志宗教篇稿》（南投：南投縣政府，1961年6月），頁92-93。

(19)

陶瓷廠的經歷，因此對此事一無所知。吳煥京提及吳沛霖經營二水到南投的彰南鐵路公司，以及濁水到南投的南投輕鐵公司。其中二水集集線的火車現在還在行駛之中，而輕便鐵路在戰後臺糖公司的糖廠停工之後不再經營。吳沛霖在南投時，可能經營過礦油行，與南投老陶師張土城所說的一致。吳沛霖在日本時代已經搬到臺北定居，很少再回到名間。吳沛霖的侄兒吳棟龍也沒有聽說吳沛霖經營過陶器廠之事，他成為南投陶器所應該只是純粹投資的性質，並沒有參與實際的經營。他們都知道吳沛霖在日本時代曾經當過名間庄庄長的事實。²⁹

從以上3位吳姓人士的資料可知，南投陶器所的主要股東大都不是陶師或陶瓷廠經營者之類的人物，而是地方上有名的士紳與望族，甚至是具有官方身分的人。他們的投資可能都因為主事者看到他們的地位與財力，所以力邀入股。然而他們都有自己的事業，所以不太在意陶器廠的經營，只是純粹當個投資者。

南投陶器所的股東之一是龜岡安太郎（1872─1936）。從他的兩份履歷書中知道，他生於明治5年（1872）9月25日，³⁰是日本愛知縣尾張國知多郡常滑町北條人。他於1887年從小學畢業後，進入當地的「常滑美術研究所」，跟隨教師寺內信一學習。明治21年（1888）離開常滑美術研究所，

進入當地製陶名家渡邊由五郎門下，學習「小細工物」³¹的製作，成為他的主要專長。明治26年（1893）繼承家業，從事陶器的製作與販賣。明治33 年（1900）12月31日轉到臺灣，擔任臺中縣陶器業教手及「南投陶器製造所」勤務。龜岡安太郎在臺灣居留4年後，於明治37年（1904）10月回到日

29　陳新上，〈臺北吳棟龍電話訪問紀錄〉（2013年10月27日）；陳新上，〈臺北吳煥京電話訪問紀錄〉（2013年11月13日）。

30　根據〈龜岡安太郎履歷書（二）〉，他出生於明治5年9月25日，但在他的〈龜岡安太郎履歷書

（一）〉中，他出生於明治5年1月。確實日期待考，但出生於明治5年應無疑問。他的卒年根據寺內信一，《尾張瀨戶•常滑陶瓷誌》（東京：學藝書院，1937年），頁150。

31　所謂小細工物是常滑燒常見的名詞，專指小型的陶器作品，如花瓶、茶器、酒器、食器等，不同於當地大型的陶管、陶缸、酒甕等陶器作品。參見瀧田貞一，《常滑陶器誌》（愛知縣常滑町：

常滑町青年會，1912初版，1976再版。），頁41；及柿田富造，〈近代博覽Ểに見る－常滑燒小細工品の流れ〉，《常滑市民俗資料館研究紀要》，VIII（1998年），頁35。

(20)

本後，進入常滑陶榮株式會社工作，其後再創立自己的事業龜岡製陶所。³²

〈南投陶器所沿革䔏述及收支決算書〉和〈南投陶器所第三回收支計算報告書〉的股東名冊中，龜岡安太郎都是工廠的股東，他所擁有的股權與創始股東吳銘元等人的股權數相同，都投資225圓，股份有「七株（股）半」。這些文件證明當時龜岡安太郎即是在「南投陶器所」工作，甚至還是工廠經營圈的大股東之一。

從文件中也知道，在龜岡到南投時，南投陶器所已經有加藤和青森兩位日本股東，並可能參與陶器的設計與生產。此外還有許多臺籍股東，可惜對於這些日籍與臺籍股東的生平事蹟，目前還沒有他們的具體資料，因而對於股東的組成仍然不清楚，有待未來繼續研究。

（三）窯場地點

〈南投陶器所定款〉文件中，第1章總則第3條中記載，南投陶器所設置於南投廳牛運堀庄，至於實際的地點並未說明，但是從1904年的營業報告書中知道這是一家頗具規模的窯場。龜岡安太郎的二弟龜岡義次郎戶籍登記資料中的居住地址為南投廳南投堡牛運堀庄16番地。由於義次郎到臺灣的時間晚於安太郎，依據劉案章口述，義次郎來臺之後，即住在安太郎的家。龜岡安太郎來臺時間不長，應該沒有購置自己的房屋，可能就住在工廠的員工宿舍，因而龜岡義次郎的住址應該即是南投陶器所工廠之所在，至少也離此地址不遠。再者，若從下文「四、南投陶器所的後續發展」1節所述，則這家陶器工廠即為後來的「南投製磁公司」，也就是位於今署立南投醫院後方附近，原址應是清代南投陶「頭窯」的故地。

（四）主要的產品

綜合幾件文獻資料可知，南投陶器所的產品主要為陶管、紅磚與陶器3 大類。這些產品中，以紅磚獲利最多，在〈明治三十七年四月南投陶器所第

32　〈龜岡安太郎履歷書（一）〉；〈龜岡安太郎履歷書（二）〉；寺內信一，《尾張瀨戶•常滑陶瓷誌》，頁150。

(21)

三回收支計算報告書〉已經提及此事，可惜到目前為止，都沒有看到南投燒的紅磚文物留存下來。陶器類的產品包括茶具、花盆、花瓶、擺飾物、餐具等，產品品質相當高，在參加日本國內的博覽會時獲得很好的成績，所以經營狀況也可能不錯。這類產品中都有文物保存下來，數量還相當多。這些作品的圖片可參考南投縣立文化中心的《南投陶二百年專輯》（1995年）、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的《深度感動南投陶》（1999年）及南投縣民俗文物學會的《臺灣早期民間工藝——南投陶文物風華》（2002年）等著作裡的圖錄，以及各公私單位的典藏品。

至於在陶管方面，〈南投陶器所沿革䔏述及收支決算書〉中提到，1902 年臺中市區改正工程時，需要使用到大量陶管，這是促成南投陶器所生產陶管最重要的因素。《臺中廳管內概要》記載：臺中市街改正計畫是明治33年

（1900）1月臺中縣知事木下周一所提出，要開闢寬達5間與10間的主要道路，整頓道路、橋樑、下水道設施、以及土地整理等工程。³³由於計畫規模宏大，對於陶管的需求量很高。為此，明治34年（1901）5月臺中縣知事命令書記到南投，要求南投陶器所務必製出陶管，承諾市區改正所需的陶管都向南投陶器所採購。這暗示著南投陶器所成立的重要目的之一即著眼於陶管的龐大商機，陶管成為南投陶器所初期的主要產品之一。³⁴現存於南投縣政府文化局南投陶文物館典藏1件「南投燒」款陶管，即是實物上重要的證據。

陶管在當時的日本也是很新的產品。明治時期，常滑當地的製陶家鯉江方壽改良常滑過去當地稱為「土樋」的陶管，並獲得專賣權，在明治5年

（1872）用於東京與橫濱之間鋪設鐵路的排水系統。明治18年（1885），東海道線鐵路新設，需要用到大量陶管，當局利用此機會解除鯉江家的陶管專門製造權，使當地各窯戶競相製造陶管，成為常滑燒當時最重要的產品。³⁵

33　臺中廳，《臺中廳管內概要》，（一）（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影印1919年版），頁301。

34　南投陶器所，〈南投陶器所沿革略述及收支決算書〉。

35　松井武敏、安藤慶一郎監修，《常滑市誌．文化財編》（常滑：常滑市誌編委員Ể，1983年），

頁428-29。

(22)

陶管在臺灣也是全新的產品，在此之前沒有製作的經驗，由於技術上的問題，南投陶器所雖然取得臺中縣陶管的買賣合約，卻發生製品廢損，燒成率不到五成，交貨發生困難，乃至有違約的問題發生。³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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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聘請龜岡安太郎到南投

為了解決陶管生產方面的技術問題，南投陶器所乃向官方請求協助。由於陶管是政策上的需要，臺中縣知事乃轉向臺灣總督府請求支援，一方面獲得總督府1,000日圓的補助金，一方面促成龜岡安太郎的來臺指導。龜岡安太郎到南投時的月薪是55圓，³⁷在當時算是相當高的待遇，而南投陶器所的總資本額為3,000圓，因此官方補助的1,000圓決非小數目。龜岡安太郎來臺又由臺灣總督府支薪，以公款支付私人企業員工的薪資，並不是常見的事。

其目的當然是為了讓都市改正的政策能順利進行，否則總督府沒有理由大手筆支援一家私營的陶瓷廠。

由於常滑是當時日本陶管最重要的生產地，殖民政府當然會到常滑尋找人才。依據龜岡的〈履歷書（一）〉，龜岡家族自古以來從事真燒³⁸土管與瓶類³⁹的製造與買賣業，他自己也有在當地陶管製造廠「陶榮」工作的經驗。因此，他對於陶管的製作技術相當熟悉，成為到南投指導技術的理想人選，臺中縣才會聘請他指導陶管的製作技術，陶管即是經由龜岡安太郎將技術引進南投陶器所。

（二）南投設立所謂的「技術者養成所」

由於南投當地沒有陶師能夠製作陶管，南投陶器所必須培訓新進員工才

36　南投陶器所，〈南投陶器所沿革䔏述及收支決算書〉（南投：南投陶器所，1902年）。

37　明治34年（1901）11月30日臺灣總督府給龜岡安太郎的派令。

38　「真燒」是常滑當地陶器的用語，指燒成溫度較高，質地堅硬的石陶器（stoneware）製品，與燒製溫度較低稱為「赤燒」的陶器是相對的名詞。

39　此處「瓶類」指涉的意涵與一般花瓶的「瓶」字不同，讀作「カメ（KAME）」，相當於「甕類」，製品的形制較大。

(23)

能有充足的人力生產，因此在陶器工廠內成立一個部門，由龜岡安太郎指導新進員工。〈南投陶器所定款〉中寫得很清楚，陶器所成立的宗旨在於養成技術員工以及製造及販賣陶器、陶管與紅磚等產品。日本官方文獻上所謂的

「技術者養成所」其實就設在這家「南投陶器所」之內，目的在為工廠訓練新進的員工，使生產工作可以順利進行。

明治33年（1900）12月31日由臺中縣政府同時發給龜岡安太郎的兩份任用令可知，他在南投陶器所一方面要指導技術，另一方面要培訓員工。

在劉案章⁴⁰的口述中也提到，南投廳在南投成立「技術員講習會」，聘請龜岡安太郎前來指導。龜岡安太郎為了教導學生，在牛運堀尾窯附近築了1個

「陶器窯」，和「技術員講習會」是同一個組織機構。這個「陶器窯」就是在教學生時，所用的窯爐。⁴¹劉案章的口述和〈南投陶器所定款〉的記載相同，只是他把官方所稱為「技術者養成所」說成「技術員講習會」而已。然而他把「陶器窯」當作是「養成所」內的1個窯爐設備，而不知道這個「陶器窯」就是1家陶瓷廠，這就與事實有相當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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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岡安太郎在南投工作4年⁴²之後，於明治37年（1904）回到日本。

〈陶磁器ニ關スル調查〉在敘述南投陶的發展時，稱龜岡安太郎為「技術者」，又稱「技術者」歸國後，南投陶業面臨失敗的命運。⁴³這意指龜岡離開後，南投陶器所的經營可能就走下坡。南投陶器所在龜岡離開後還經營一段時間才告結束。由於文獻資料缺乏，我們不知道南投陶器所結束的明確時

40　劉案章（1909─2005）南投人。父親劉樹枝是龜岡安太郎的徒弟之一，後來在南投創立協德陶器工場，又在魚池創立協德第二工場。他送劉案章到日本常滑學習製陶技藝，是臺灣最早赴日學陶之人。劉案章回國後協助劉樹枝經營協德陶器工廠與魚池第二工廠，後任職北投金義和公司，退休後回魚池從事陶藝創作自娛。筆者與劉案章作過多次訪談，從中得到許多寶貴的資料。

41　陳新上，〈南投劉案章錄音訪問紀錄〉（1993年8月12日）；陳新上，〈南投劉案章錄音訪問紀錄〉，1994.2.22；陳新上，〈南投南投劉案章錄音訪問紀錄〉（1995年4月13日）。

42　寺內信一在《尾張瀨戶．常滑陶瓷誌》（頁150）中記敘龜岡安太郎在臺時間為5年，事實上他在明治33年12月年底到臺灣，並不宜視為1年，而他在明治37年10月離臺，實際滯臺期間只有4年。

感謝匿名審查委員的指正。

43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陶磁器ニ關スル調查〉，頁89。

(24)

間。不過現存文物中，臺北市秋惠文庫典藏一件鉛釉雲龍紋瓶（圖13），

上面有「臺灣南投」四方形印款，並以白土鑲嵌的技法落上「明治四十二年」（1909）的時間款。另1件私人典藏的「延陵宗祠」香爐也有「臺灣南投」方形印款，同樣以白土鑲嵌的技法落有「明治庾戍」（43年，

1910）時間款。由於「臺灣南投」印款是南投陶器所所使用，因此可以證明直到1910年時，這家工廠還在經營中。1910年可視為南投陶器所結束年代的上限。

現存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的《工場名簿》中，最早的1份出版於昭和6年

（1931）。從歷年《工場名簿》的內容判斷，臺灣向公部門登記的工廠起始年代都在大正時期。南投陶器所是頗具規模的工廠，在這些《工場名簿》中卻都沒有見到這家工廠的資料，必然是因為在昭和6年（1931）已經結束經營，所以才沒有向官方登記。再者，南投陶器所結束後，員工也告離開。龜岡安太郎的徒弟中，劉樹枝於大正7年（1918）8月在南投創立「協德陶器工場」。⁴⁴因此，1918年可視為南投陶器所結束年代的下限。

南投陶器所關閉的原因不難推斷，主要仍然是技術上的老問題。前述南投陶器所的3類產品中只有紅磚對於品質的要求最低，因此可以順利生產並獲利。可是最重要的產品陶管就不是那麼簡單了。用於鋪設道路的陶管在品質上有其荷重的物理條件，荷重強度不足的話，便無法應用。陶器要達到理想的荷重強度時，燒製溫度必須要高。燒製溫度要高，坯土原料的品質必須

44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工場名簿》（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31年），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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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良好，否則必然會在燒成的過程中發生扭曲變形的危險。

南投陶土與常滑陶土的品質相去甚遠。依據《常滑窯業誌》，常滑燒朱泥陶所用的水簸黏土的化學成分為：硅酸（石英）60.54%、礬土（氧化鋁）21.04%、氧化鐵12.13%、石灰0.55%、苦土（氧化鎂）0.17%、加里

（氧化鉀）1.17%、曹達（氧化鈉）3.52%。⁴⁵黏土原料中氧化鋁的成分決定其耐火度。常滑黏土中氧化鋁的含量高達21%，使用溫達可達攝氏1,230度左右，坯體可達石陶器的品質。這樣的黏土經由高溫燒出來之後，質地十分堅硬而緻密，很適合真燒陶管的製作。

反觀南投陶土的品質就沒有那麼優良。依據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對於全島的黏土資料，南投黏土的化學成分百分比為灼熱減量為8.48%、內水分3.59%、硅酸（石英）62.76%、礬土（氧化鋁）17.88%、氧化鐵7.26、石灰0.47%、苦土（氧化鎂）0.55%、加里（氧化鉀）1.51%、曹達（氧化鈉）

1.30%。⁴⁶此一資料中，南投陶土的氧化鋁含量在17.88%，不算太低，然而事實上恐非如此。同一資料中，北投黏土的氧化鋁含量只有15%與17%。

筆者認為南投土氧化鋁的含量不會高於北投土的15%，其燒成溫度在攝氏 1,050度以下，屬於低溫的陶土。這類紅陶土大都用來燒製磚瓦與傳統的水缸陶甕之類的日用陶器，但如果超過這個溫度，會導致坯體歪曲變形的缺陷。

燒製陶管不但超過傳統陶器的溫度，而且在裝窯時都要疊上3、4層（在常滑要疊到4層）。陶管的體積很大，重量很重，如果坯土的品質不佳，在高溫燒製時坯體會軟化變形，甚至有倒塌的危險。在〈南投陶器所沿革䔏述及收支決算書〉中，已經指出當時製品燒成率不到5成，致使交貨發生困難，便可證明南投陶土不適合用來製作陶管。這使得陶管的市場大幅縮減，

經營狀況遠不如預期。

45　松井武敏、安藤慶一郎，《常滑窯業誌常滑市誌別卷》（常滑：常滑市誌編委員Ể，1974 年），頁115-116。

46　古賀貞二，〈臺灣の陶器業（上）〉，《臺灣時報》，第124期（1930年3月），頁131。

(26)

在陶器產品方面，也遇到同樣的問題。在日本時代的文獻資料討論臺灣陶器時，日本人眼中的臺灣陶器都是「幼稚」、「粗惡」，品質極差，甚為鄙視。因此龜岡到南投時，便引進常滑燒的另1個特產品朱泥陶，用於日用陶器的生產。常滑燒的朱泥是將黏土作水簸處理，除去砂粒後，得到細緻的石陶器（stoneware）質的原料，可用以製作朱泥急須（按：即側把茶壺）

與朱泥龍卷（按：即雲龍紋花瓶）。⁴⁷他們看到南投的黏土含氧化鐵量也很高，燒出來的陶器呈磚紅色，與常滑燒十分相似，因此也想要如法泡製，生產朱泥陶。

如前述常滑的黏土品質很高，經過精製後，用來製造「急須」或「朱泥龍卷」都十分適合。然而南投陶土則不然，因為品質的關係，無論製作花瓶、茶具或餐具都很容易發生滲漏的缺點，無法達到實用上的要求。因此龜岡安太郎想到在產品上施釉，以改善滲漏的現象。他求好心切，為了使產品達到精緻美觀的要求，不使用南投傳統的鉛釉，而另外引進樂燒釉。這種樂燒釉要應用在有色的紅陶坯體上，必須先淋上1層白色化粧土後，再施以有色樂燒釉，才能顯現鮮明的釉色。然而樂燒釉是1種低溫鉛釉，而白色化粧土的燒成溫度較高。此時又會遇到1個棘手的問題，要把化粧土燒到成熟溫度時，樂燒釉已經過燒，會發生流釉的缺陷；若是只燒到樂燒釉的成熟溫度，則化粧土成為不成熟的生燒。⁴⁸在這種兩難的窘境之下，龜岡只能選擇較低的溫度，把樂燒釉燒到成熟溫度，形成光亮平滑的釉層。可是這樣的燒成方法會使化粧土因為生燒而無法與坯體緊密結合，經過一段時日後，便會產生釉層剝離的現象。現存許多樂燒釉陶的作品都發生釉藥剝落的情形，成為重大的瑕疵，便是在這種狀況之下燒成的結果。生產作業的不順利可能是促使龜岡離臺返日的重要因素，也由於朱泥陶與樂燒釉陶的使用都發生技術上的困難，因此在龜岡離開後，在本島人的經營之下，南投陶器所後期的產

47　常滑市民俗資料館，〈茗壺．急須ノト〉，《常滑市民俗資料館研究紀要》，XII（1998年），

頁115。

48　「過燒」與「生燒」是陶瓷燒製上的缺點，前者指燒成溫度過高；後者指燒成溫度不足。

(27)

品中又回到過去南投傳統的鉛釉陶。前述秋惠文庫所藏的鉛釉雲龍紋瓶與延陵宗祠香爐都是這種新轉向的具體證據。後來劉樹枝創立協德陶器工場時，

便不再生產樂燒釉陶，而以鉛釉陶為主要產品，這應該是有了前車之鑑的結果。也就是說，南投陶器所的陶器類生產無論是朱泥陶或樂燒釉陶也都不順利。

總而言之，產業技術的引進必須考慮當地的物質條件，不能毫無條件的橫向移植，否則很容易導致水土不服而失敗的結局，陶管、朱泥陶與樂燒釉陶都是活生生的例子。主政者與投資者投入南投燒的生產時，都低估了陶管與陶器生產在技術上的難度，沒有考慮到兩地陶土材料上與技術上的差異，

而將這些產品生吞活剝地移入，以致成為失敗的投資，使南投陶器所最後不得不走向結束的命運。古賀貞二提到日本人最初對於本島的陶業都具有相當的憧憬，有兩、三件投資額相當高的窯場投入生產，卻沒有留意到臺日兩地製陶條件上的差異，即使有日籍優秀的技師，也在最初的一、兩年試製後，

無法得到預期的成績，而把全部投入的資金用磬，事業中止。⁴⁹他指出新竹窯業株式會社與北投窯業株式會社都是這種情境下的犧性者，而南投陶器所何嘗不是另一個犧性者？

南投陶器所的規模相當大，結束經營後，窯場當然不會憑空消失。據筆者的調查，其後續的經營者為張難。張難所經營的「南投製磁工場」位於牛運堀，又稱南投「マルコ」，就是在1個圓圈內寫著日文「コ」字。據張難的兒子張土城說：日據時代這裡是最早燒陶器的地方，一般居民稱之為「頭窯」。在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的〈陶磁器ニ關スル調查〉中，這家窯場稱為「南投製陶公司」與「張難陶器工場」，在古賀貞二的〈臺灣の陶器業（下）〉也稱為「南投製陶公司」。該陶器廠昭和10年（1935）的事業報告書（圖14）中，工廠名稱為「南投製磁公司」。這家工廠往來的舊明信片上，有稱「マルコ陶器工場」，也有稱「マルコ製磁公司」者。從

49　古賀貞二，〈臺灣の陶器業〉，（下），頁103-104。

(28)

昭和6年（1931）到昭和18（1943）年總督府殖產局的《工場名簿》中，所登記的名稱都是「南投製陶公司工場」或「南投製磁公司工場」，負責人為張難，工廠成立的日期是大正9年（1920）7月。無論是「南投製陶公司」或「南投製磁公司」，它的名稱實與

「南投陶器製造所」使用「南投」為工廠名稱有高度相似之處。在1931年的《工場名簿》中，南投登記有案的陶器工場只有這家工廠稱為「公司」的。這樣的工廠名稱與公司組織都指向「南投製磁公司」的前身應是南投陶器所。

據當地耆老李元的孫子李瑞朋說：頭窯在張難以前就有人經營了。張難的兒子張土

城則說：張難的工廠本來是吳沛霖的。他提到吳沛霖是南投的名人，當時在南投街經營礦油行，是地方上最富有的人。因為工廠的經營情況不好，所以把股權讓出來，由工人和老闆各佔一半，合夥經營，老闆仍然是「沛霖」，

張難是「師傅頭」。因為工廠沒有獲利，所以工人聯合起來把工廠頂下來，

合夥經營。吳沛霖讓出經營權後，才遷居到名間鄉。陶師接手經營後，工廠年年賺錢，因此牛運堀衍生出6、7家窯場，包括原來在張難的窯場擔任會計的李元所出去經營的信成陶器工廠。多家陶瓷廠競爭的結果，使獲利減少。由於張難有四個兒子，都有製陶的技術，人力充足，因此合夥人建議張難把工廠頂下來獨力經營，成為最後的經營者。⁵⁰這家陶瓷廠在1941年之後的《工場名簿》改稱「製磁陶器工場」，負責人也改為謝通爐，即張難的長

50　陳新上，〈南投曾文、白清琪錄音訪問紀錄〉（1994年2月22日）；陳新上，〈南投李瑞朋錄音訪問紀錄〉（1994年2月22日）；陳新上，〈南投張土城錄音訪問紀錄〉（1994年2月22日）；

陳新上，〈南投劉案章錄音訪問紀錄〉（1995年4月13日）；陳新上，〈南投張土城錄音訪問紀錄〉（1995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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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張土城的口述與吳煥京及吳棟龍的口述內容不同，但由於張土城一直住在牛運堀，而且年紀也較長，又從事陶瓷事業，加上前述文獻資料的佐證，

因此筆者採信他所敘述的事實，認為吳沛霖後來成為南投陶器所的主要經營者，並將窯場展轉讓渡給張難。張難的「南投製磁公司」經營到戰後才全部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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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過這些文件之後，對於有關南投陶發展的一些歷史要重新檢討。日本時代幾份官方或半官方文獻資料都可以看到，當時的殖民政府都把龜岡安太郎到南投來的事，當作殖民政府在臺的治績。為了提升南投陶業的技術，

總督府特別撥下補助金，成立了有如今天的職訓局性質的技術者養成所，招募學徒，從日本聘請技師龜岡前來指導，並輔導業者改進技術，開拓市場，

而且績效良好，使南投燒聲名大振。這樣的說法一直為戰後研究南投陶瓷發展的學者所引用，從來沒有質疑過。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

從〈南投燒廣告〉和〈南投陶器所定款〉中都說明工廠成立宗旨之一是在養成職工。在〈南投陶器所沿革䔏述及收支決算書〉和〈明治三十七年南投陶器所第三回收支計算報告書〉中，多次提到「徒弟」入所受訓與就業的事實。林俊達給龜岡書信的信封上，地址也寫著「臺灣南投廳南投陶器所」。可見由臺中縣成立的「技術者養成所」事實上是為南投陶器所培訓新進的員工，而不是針對一般南投陶器工廠培訓技術人員，以普遍提升製陶技術。

在劉案章的口述中，知道龜岡在南投時，成立了1個「陶器窯」。此點在簡榮聰、蕭富隆與梁志忠等幾篇論著中都有同樣的敘述。然而在劉案章的敘述中，使人將「陶器窯」說成1種「窯爐」的設施，加上日本時代的文獻資料的誤導，而把「技術者養成所」理解為有如現在的專門職業訓練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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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陶器窯」理解為訓練班內的1種窯爐教學設備，而從來沒有想到那是1家陶器工廠。從這些文件的內容可知，所謂「陶器窯」不是南投技術者養成所內的1種教學設備，而是這家「南投陶器所」。這種誤解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大家都不知道當時的南投有這一家「南投陶器所」所致。

這種誤解的結果是把日本時代有關「南投燒」的產品歸屬弄錯。簡榮聰、蕭富隆與梁志忠等人在幾篇論著中都依據劉案章的口述，指出當時在南投幾家窯場之中，使用「南投燒」之印款者只有劉樹枝創立的協德陶器工廠1家而已，因而把這些南投燒的作品都歸於劉樹枝所經營的協德窯所生產。⁵¹然而從龜岡安太郎的留下來的文件，並檢視現存南投陶文物時，就會發現這樣的論點有待商榷。首先，〈南投燒廣告〉的發出者是「南投陶器製造所」，文宣中很明確地把自家生產的陶器稱為「南投燒」。這份廣告證明，所謂的「南投燒」即是「南投陶器製造所」的產品。劉樹枝離開「陶器窯」之後，曾經到臺中大甲東的窯場工作，到大正7年（1918）才回到南投創立「協德陶器工場」，⁵²距離1899年「南投陶器所」成立的時間已有20 年。這使人很難相信「南投陶器所」會沒有文物留傳下來，必須等到協德窯創立之後，才生產南投燒作品。因此現存南投燒的作品應有一大部分屬於

「南投陶器所」的產品，是很顯然的事實，不應把「南投燒」的全部文物都歸於協德窯。

從這些文件中可知，龜岡安太郎在南投不是公部門聘來指導一般的陶瓷技術人員，而是專為南投陶器所培訓新進員工的技術者。他的到來也不是為全部南投廳境內的陶器業界改良品質，拓展銷路，而是為南投陶器所技術指導，並開發新產品。他在南投陶器所不只是一個技術指導者，更是重要的合

51　簡榮聰，〈南投陶瓷的歷史沿革與發展〉，頁18；蕭富隆，《泥土的故事－南投陶發展與變遷概要》，頁18；蕭富隆，〈日據時期劉家「南投燒」〉，《南投文獻叢輯》，第38輯（1993年 6月），頁13；蕭富隆，〈臺灣本土陶瓷工藝耕耘者劉案章－兼談日據時期劉家「南投燒」特色〉，《藝術家》，第213期（1993年2月），頁375；梁志忠，〈南投陶沿革〉，頁6；梁志忠，

〈浴火鳳凰歷久彌新－南投陶〉，《深度惑動南投陶》（南投：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1999 年），頁33；梁志忠，〈南投陶歷史沿革與文物藝術特徵〉，頁35-36、104。

52　蕭富隆，〈日本時代劉家「南投燒」〉，頁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