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前階段
（一）南朝
在南朝階段所著錄的三部書：《文心雕龍》、《詩品》、《文章緣起》，〈提要〉對三書的負面 評價不多，倒是針對後代輯注者（如《文心雕龍》的黃叔琳）、補註者（如《文章緣起》的張 績、陳懋仁），多指陳誤謬之處。針對原作者而加以辨正的，只見〈詩品提要〉20：
所品古今五言詩，自漢魏以來一百有三人，論其優劣，分為上、中、下三品。每品之 首，各冠以序，皆妙達文理，可與《文心雕龍》並稱。近時王士禎，極論其品第之間 多所違失。然梁代迄今，邈踰千祀，遺篇舊製，什九不存，未可以掇拾殘文，定當日 全集之優劣。
史稱嶸嘗求譽於沈約，弗為獎借，故嶸怨之，列約中品。案約詩列之中品，未為排抑。
惟序中深詆聲律之學，謂「蜂腰，鶴膝，僕病未能；雙聲、疊韻，里俗已具」，是則攻 擊約說，顯然可見，言亦不盡無因也。
《詩品》為作家分品的批評方法與論述，是鍾嶸評價詩歌的主要特色。在分品中，館臣先徵 引王士禎認為該書「品第之間，多有違失」21之語，做攻擊《詩品》的例證，後復以文獻散 佚的情形，試為鍾嶸辯護。事實上，縱然在文獻散逸的狀況下，後人不宜僅依殘存篇章論斷
《詩品》之得失，但亦不能就此肯定王士禎之說盡為屈枉。王氏屈枉與否，應自理論內部進 行對駁，因此，館臣的辯說顯得氣弱。縱是如此，此亦表露館臣保守地同意鐘嶸優劣之論。
所謂保守，乃在文獻主義的立場下，謂無足夠的史料即難以斷定前人的違失。當然，館臣也 非摒去主觀意識，一味迴護鍾嶸詩學。《詩品》將沈約列於中品，館臣便認為《詩品》的評文，
確無貶抑之意，但〈序〉文卻有批評聲律說的跡象，故史傳鍾嶸抱怨之說，亦有因緣，只是 館臣並未對史傳內容再行評價。總之，館臣對創造「詩文評類」形式的濫觴作品，並無積極 批判的現象。
（二）唐朝
至於唐代兩部著錄書：《本事詩》《詩品》，館臣認為孟綮《本事詩》雖有失實之處，但「唐 代詩人軼事頗賴以存，亦談藝者所不廢也。」實自有其貢獻之處。至於對司空圖《詩品》，則 較有詩學思想層次上的討論，〈詩品提要〉22云：
〈與李秀才論詩書〉謂「詩貫六義，諷諭、抑揚、渟蓄、淵雅，皆在其中。惟近而不
20 《總目》卷一百九十五，「集部四十八‧詩文評類一」，頁 5（冊）－217-218。
21【清】王士禎：《漁洋詩話》云：「鍾嶸《詩品》余少時深喜之，今始知其踳謬不少。嶸以三品銓叙作者，自 譬諸九品論人、七畧裁士。乃以劉楨與陳思並稱，以為文章之聖。夫楨之視植，豈但斥鷃之與鯤鵬耶？又置曹 孟徳下品，而楨與王粲反居上品。他如上品之陸機、潘岳宜在中品。中品之劉琨、郭璞、陶潛、鮑照、謝朓、
江淹，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下品之徐幹、謝莊、王融、帛道猷、湯惠休，宜在中品。而位置顛錯，黒白淆 譌，千秋定論，謂之何哉？建安諸子，偉長實勝公幹，而嶸譏其以莛扣鐘，乖反彌甚，至以陶潛出于應璩，郭 璞出于潘岳，鮑照出于二張，尤陋矣，又不足深辯也。」館臣或指此說。（《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 商務 1986.3），頁 1483（冊）－865-1483（冊）－866。
22 《總目》卷一百九十五，「集部四十八‧詩文評類一」，頁 5（冊）－219-220。
浮，遠而不盡，然後可言意外之致。」又謂：「梅止於酸，鹽止於鹹，而味在酸鹹之外。」
其持論非晚唐所及，故是書亦深解詩理。凡分二十四品，曰雄渾、曰沖淡、曰纎穠、
曰沉著、曰高古、曰典雅、曰洗錬、曰勁健、曰綺麗、曰自然、曰含蓄、曰豪放、曰 精神、曰縝密、曰疎野、曰淸奇、曰委曲、曰實境、曰悲慨、曰形容、曰超詣、曰飄 逸、曰曠達、曰流動，各以韻語十二句體貌之。所列諸體畢備，不主一格。王士禎但 取其「采采流水，蓬蓬遠春」二語，又取其「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二語以爲，詩家 之極則，其實非圖意也。
館臣徵引〈與李生論詩書〉23，指出司空圖「味外之味」的思想，高於晚唐人之習見。又引
《詩品》中的二十體，並謂該書非專主一格，故王士禎所謂「詩家之極則，實非圖之意也。」
這樣看來，館臣大抵欣賞司空圖的詩學思想，不滿晚唐的主流詩學觀念。但對於清初取司空 圖思想的神韻派，又多所保留。事實上，本篇〈提要〉應該談論《詩品》的文字與內容，但 它卻涉入王氏取用《詩品》現象，實見《總目》借古論今的處理方式。館臣認為《詩品》並 列二十四種詩體，不專主一格，而王士禎卻以「釆釆流水、蓬蓬遠春」、「不著一字，盡得風 流」做為詩之最高準則，是一種出於偏頗的誤取。至此，館臣表露出對於清初神韻詩學的態 度，並試圖從文獻立場表達兼融並蓄的重要性。在去黨爭的意圖下，強調兼容並蓄自有其時 代意義，但此具針對性的議論，又壓縮了後世對前代詩學的自由選擇性。換言之，除非王士 禎是刻意扭曲或無心誤讀《詩品》，謂「采采流水」等為《詩品》之「極則」，否則「極則」
仍可視為王氏自行標出的理想準則，其雖受《詩品》啟示，但非欲以此囿限《詩品》的理論 格局。王士禎《香祖筆記》卷八24云：
表聖論詩，有二十四品，予最喜「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八字，又云「采采流水，蓬 蓬逺春」二語，形容詩境，亦絶妙，正與戴容州「藍田日暖，良玉生烟」八字同旨。
王氏謂「予最喜」，即可證其非以《詩品》「采采流水，蓬蓬逺春」（「纖穠」品）」、「著一字，
盡得風流」（「自然」品），做為司空圖理論的最高準則。故館臣所述，非無虛欠之處。
就此看來，《總目》不純為整理文獻的客觀文本而已，其更存有對治自我時代的主觀意圖。
至於四部存目之書《樂府有題要解》、《詩式》、《詩法源流》、《二南密旨》，館臣評價皆不高，
其主要原因乃後世偽託唐人之作，而作者見識不高，「議論荒謬，詞意拙俚」25。總之，館臣 對於唐人詩文評也無太大批判，惟〈提要〉涉及對王士禎的批評，此亦可見館臣的主觀意圖——
對治自我時代的文學走向。
二、宋朝階段
1、點明門戶之私的現象
23 【唐】司空圖〈與李生論詩書〉原為：「文之難，而詩之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為辨於味，而後可以 言詩也。江嶺之南，凡是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鹾，非不鹹也，止於醎而已。華之人 以充飢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者有乏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義，則諷諭、抑 揚、渟蓄、温雅，皆在其間矣。…….噫！近而不浮，逺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見氏著：《司空表 聖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3），卷二，頁 1083(冊)—494-1083(冊)—495。
24 【清】王士禎：《香祖筆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 1986.3），卷八，頁 870（冊）－479。
25 見＜二南密旨提要〉，《總目》卷一百九十七，「集部五十‧詩文評類存目」，頁 5（冊）－256。
《總目》關於宋代著作，收錄三十九著錄書、十七部存目書。館臣在這幾部書的〈提要〉 注、顧吉辰點校：《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北京：中華書局，2004.1)，卷 20，頁 715-716，所列之一一九人。
當然，如歐陽修、陳師道、呂本中等未列於黨人名單者，但仍屬視為舊黨人士，唯本文以嚴格意義來看待《餘
則須再追問其為消極迴避論斷文學是非的空白論述31，還是一種另有積極開創文學價值的追
沈松勤：《北宋文人與黨爭——中國士大夫群體研究之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2），頁 181-235。
35 《總目》卷一百九十五，「集部四十八‧詩文評類一」，頁 5（冊）－240。
36【宋】李耆卿：《文章精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3），頁 1481(冊)—804。
上的積極意義，並以此為重要準則；至於對宋代洛、蜀之別，也能清楚檢別，亦無做出任意
建安、陶、阮以前詩，専以言志。潘、陸以後詩，専以詠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
言志乃詩人之本意，詠物特詩人之餘事，古詩、蘇、李、曹、劉、陶、阮，本不期於 詠物，而詠物之工，卓然天成，不可復及。其情真、其味長、其氣勝，視三百篇幾于 無愧，凡以得詩人之本意也。潘、陸以後，専意詠物，雕鐫刻鏤之工日以増，而詩人 之本旨掃地盡矣。（卷上）
國朝諸人詩為一等，唐人詩為一等，六朝詩為一等，陶、阮、建安七子、兩漢為一等，
風騷為一等，學者須以次參究，盈科而後進可也。黄魯直自言學杜子美，子瞻自言學 陶淵明，二人好惡，已自不同。魯直學子美，但得其格律耳；子瞻則又専稱淵明，且 曰：曹、劉、鮑、謝、李、杜諸子，皆不及也。夫鮑、謝不及，則有之，若子建、李、
杜之詩，亦何愧于淵明？（卷上）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世儒解釋終不了。余嘗觀古今詩人，
然後知斯言良有以也。〈詩序〉有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 動于中而形于言。」其正少，其邪多，孔子刪詩取其思無邪者而已。自建安七子、六 朝、有唐及近世諸人，思無邪者惟陶淵明、杜子美耳，餘皆不免落邪思也。（卷上）
上列文獻，可見「五等」之說，然「五等」是否帶有價值高下之區判呢？館臣〈提要〉中指 出《歲寒堂詩話》五等詩時，並無特別提及其是否帶有價值區辨。但在《歲寒堂詩話》中，
確明顯有價值區別的痕跡。在五等中，「六朝」應指南北朝而言，如此方可與「陶、阮、建安 七子、兩漢」做出區別，又可與張戒論「思無邪」時所謂「六朝顔、鮑、徐、庾」相合。縱 然如此，第二則引文謂「建安、陶、阮以前詩，専以言志。潘、陸以後詩，専以詠物」似有 時間上的衝突性，即陶淵明屬潘、陸之後的詩人，且潘、陸又非南朝詩人。唯若以「五等」
不純為時間之區分，其亦包涵文學風格之意義，即可化解此一衝突性，換言之，在兩晉時期，
存著「言志」與「詠物」消息生長的過渡性。事實上，「五等」的文學風尚，張戒並非平等對 待，「言志」明顯高於「詠物」。因此，「國朝」詩人蘇、黃，相較於六朝外之〈風〉〈騷〉等 三等，終有不及之處，此在「＜國風＞＜離騷＞固不論，自漢、魏以來，詩妙于子建，成于 李杜，而壞于蘇、黄，余之此論，固未易為俗人言也。子瞻以議論作詩，魯直又専以補綴奇
存著「言志」與「詠物」消息生長的過渡性。事實上，「五等」的文學風尚，張戒並非平等對 待，「言志」明顯高於「詠物」。因此，「國朝」詩人蘇、黃，相較於六朝外之〈風〉〈騷〉等 三等，終有不及之處，此在「＜國風＞＜離騷＞固不論，自漢、魏以來，詩妙于子建，成于 李杜，而壞于蘇、黄，余之此論，固未易為俗人言也。子瞻以議論作詩，魯直又専以補綴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