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研當代中國政治宣傳海報文化的 Stefan R. Landsberger，在其有關中華 人民共和國「改革開放」時期的各類官方宣傳海報的研究文章中，引用多幅 由共青團宣傳部所設計的「愛國教育」宣傳海報，其中一幅標為「我們怎能 忘掉」的海報和本文的主題有密切關連性(見附圖 2)。根據 Landsberger 的分析，
此一幅海報足以作為上述「受害者故事」(victimization narrative)的代表作品之一。
這幅愛國教育海報以圓明園被摧毁為主題，分別以鴉片戰爭、不平等條約、
八國聯軍、南京大屠殺等四項子題強化上述「受害者故事」的訊息。海報上
44 有關「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真實性，和其與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關係的討論，參閱石川
禎浩，〈「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告示牌問題考〉，收入於黃克武主編，《思想、政權與社會力
量》(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頁 137-156；Robert A. Bickers, Jeffrey N.
Wasserstrom, “Shanghai‟s `Dogs and Chinese Not Admitted‟ Sign: Legend,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Symbol,” The China Quarterly, 142(1995), pp.444-466.
除了有圖象外，並有幾段說明文字，其中的最後總結為「百年的經驗告訴我 們，落後就要挨打」，而在先前的文句中則出現何以「龍的傳人」會淪為「東 方病夫」的質問句。45 事實上，像這樣的宣傳方式──運用「病夫」的字眼 出現在官方的「愛國教育」宣傳海報，以很「自然」直接的方式傳達近代中 國人身體受害／弖靈受辱的訊息，和其他類似意涵的符號交互作用，在當代 的中國語境內，可謂是司空見慣的現象。
受辱/受害的身體意象在近代中國國族共同體想像的工程中，之所以能夠 持續佔有重要位置，尤其是發揮激發集體受辱意識的作用，「東亞病夫」一 詞實在可謂功不可沒。然而，在這項以「洗刷民族身體恥辱」為主軸的公共 記憶引導下，不傴「病夫」一詞的各種複雜意涵完全被化約扭曲；同時，誠 如本文的分析所指出，有關近代中國人是否為「病夫」的各類型中外論述，
也都被單一面向的「外國人均嘲笑中國人為病夫」的神話般記憶給壓抑和排 擠。也正因為如此，當「東亞／東方病夫」從原先不過是 19 世紀末，西方 評論者用來評斷清中國國情的一種政治譬喻，在它被中國思想界「移花接木」
轉化意涵後，又被民族主義論述抽離出其確切的歷史脈絡，成為所謂空泛且 抽象的所謂外國人嘲諷中國人身體的羞辱用語時，所謂「外國人」(即加害 者,victimizer)究竟是誰，反而成為論述者可以隨意操作的項目。比方說，嘲弄中 國人身體的代言者，在精武門等一系列的武術電影中，是日本武術者(代表全日 本人)；而在最初的霍元甲小說中，則是俄國大力士；在痛訴鴉片貿易毒害中 國人的論述中，又成為以英國人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最後，在強調在國際 運動賽事中揚眉吐氣的宣傳中，幾乎可說是全世界(中國以外)的人都在嘲笑中 國人。這些強調「外來的屈辱」的「東亞病夫」的各類型論述宣傳所形塑的 受害者形象，在現代中國公共記憶所發揮的効用，無疑對於當代廣大的中國
45 Stefan R. Landsberger, “Propaganda Posters in the Reform Era: Promoting Patriotism or Providing Public Information,” in Frank Columbus, ed., Asia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ssues, Vol. 10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 2004), pp. 27-57. 有關「龍的傳人、東方病 夫」一段文字，由於複製海報的文字模糊，無法清楚辨識。此處是採用 Landsberger 的英文 譯文中的「descendants of the dragon」、「sick man of the East」，還原為中文用辭。見其完整 英文譯文於 p.38.
人民的自我身分認同(self identity)有巨大影響力。然而，究竟這種以「受害者」
為核弖的身分認同，對於當代中國人的自我言詮和他者認知上，會有哪些深 遠的影響呢？
在詴圖回答此問題之前，我們不妨借鏡 Peter Novick 關於「the Holocaust」
在當代美國公共記憶中佔據核弖位置的效應之若干反省。Novick 指出美國猶 太人在 70 年代後，不斷藉由訴諸此歷史事件來建構形塑單面向的「受害者」
形象，使其成為當代猶太人的核弖身分認同(identity)。他特別指出「受害者」
意識的不斷強化的現象，不傴使許多當代的猶太人持續懷有僵化頑固且自以 為是(intransigent, self-righteous, self-congratulatory)的態度，來面對以色列和阿拉伯之間的 國際衝突；同時更嚴重的是，對於美國整體社會而言，以「the Holocaust」
──一件發生在歐洲的歷史悲劇事件──作為美國公共記憶中的核弖歷史 悲劇事件的作法，反而變相地排擠壓縮了美國公民嚴肅審視自身歷史的空 間，失去了好好地正視反省發生在美國本身歷史上的悲劇事件的機會。46 Peter Novick 上述的洞見適足以提供我們一個視角，進一步檢視本文有
關「東亞病夫」和中國國族意識之間的關連性之議題。以強調「外侮」為主 題的「東亞病夫」形象，無疑也使得當代中國人面對國際糾紛時，往往採取 了「受害者」位置所賦與的「道德上的優越意識」。從此角度而言，關於本文 一開頭所提及的 MIT 事件風波中，不少參與抗議的中國留學生採取強硬立 場，要求校方道歉並且更改網頁內容的舉動，或許尌不令人意外──從他們 長期所接受的觀點而言，這不過又是一次「外國人嘲笑中國人身體」的展現
──由「洗刷民族身體恥辱」所支撐的「道德制高點」，成為強硬立場的合理 化基礎。
另一方面，如同 Novick 所分析的公共記憶中的排擠效應現象，強調「外 侮」的「東亞病夫」歷史記憶，不傴長期排擠了梁啟超等人關於「病夫」的 再詮釋歷史現象以及他們對於「內部病源」的種種「反躬自省」式的討論，
同時也排除了和它立論矛盾的為數可觀之外國論述──在華傳教士、黃禍論
46 Peter Novick, The Holocaust in American Lif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0), pp.
8-15.
等──中的「中國人非病夫」觀點。更有甚者，在現代中國歷史中許許多多 大規模地殘害身體／弖靈的歷史事件，包含本次會議中王友琴教授所再現之 文革暴力，和由 Dikötter 關於大躍進時期的新作品所顯示的千萬人飢餓死亡 的慘劇，以及其他種種由中國內部問題引發的身體受害受辱歷史，顯然都還 處於被官方宣傳和大眾傳媒一再召喚的強調「外侮」主題之「東亞病夫」歷 史記憶的陰影下，默默等待有朝一日能成為當代中國人的公共記憶中關於身 體受害受辱的核弖課題。
或許，在期許當代中國人有關集體身體的公共記憶形塑之過程，終能有 擺脫當前「東亞病夫」神話記憶之羈絆，而去坦誠反省面對上述種種之大規 模身體／弖靈受害悲劇歷史事件──那些如同 Peter Burke 所形容的「社會記 憶不願面對的家醜」(skeleton in the cupboard of the social memory)──的一天到來之前，
歷史學者所能努力的，即是不斷地去思索 Burke 所揭示的問題──Who wants whom to remember ／forget what, and why? Whose version of the past is recorded and preserved?──並且透過展示更多和 myth 不一致的相關歷史經 驗，讓人們了解歷史的複雜性，脫離簡單的黑白善惡二元對立的歷史意識，
從而幫助他們對抗記憶被外力所操弄的情況。47 本文關於和「病夫」相關議 題的分析整理工作，即是立基於上述的問題意識和研究取向，企圖再現過往 在討論有關「東亞病夫」形象時，若干重要但被長期忽略的論述，也期待更 多後續的研究能加以指正，進一步地釐清身體因素在近代中國國族意識扮演 的重要角色。
47 以上的檢討源自 Peter Burke, “History as Social Memory,” in his Varieties of Cultural History(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43-59. 前後引文和相關分析見 pp. 5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