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體、集體記憶、國族認同：近代中國國族主義建構過程中的身體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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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身體、集體記憶、國族認同：近代中國國族主義建構過程中的身體因素楊瑞松. 一、問題的緣起 2006 年春天，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亞洲研究. 的日本史教授所策劃主持的網站(MIT Visualizing Cultures)，意外地遭受到主要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該校留學生(大多以理工科為主修)強烈地抗議攻擊。該網站利用現代網路平台技術的優勢，提供了許許多多歷史圖像檔案，以影視史學的方式再現了近代東亞歷史的重要歷史事件，因此廣受學界好評，同時也成為許多大學東亞歷史課程的輔助教學工具。然而，從這些抗議的中國學生的觀點而言，他們認為上述網頁中在呈現近代日本的興起的過程中，所採用的一百年前日本畫家所描繪的日清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的部分圖像有嚴重「辱華」的情況，因此他們要求學校當局將上述網頁關閉且公開道歉。這些學生透過公開信和跨校網路串連，形成輿論壓力而引發美國思想文化界的關注。這些中國留學生對此網站的抗議行動，套用 MIT 的知名中國史研究專家 Peter Perdue 的描述，可謂是 a cyber-onslaught on the site from Chinese internet users around the world。MIT 為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2) ‧338‧. 楊瑞松. 求慎重起見，也因而召開師生會談的公聴會並且暫時關閉了該網頁。但校方關閉網頁的決定，卻也引發另一種批評的意見，認為此舉有違學術研究的獨立性和美國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等根本原則。Peter Perdue 也以網路公開信的方式，呼籲參與抗議的留學生，能以開放的胸襟和尊重人文社會學研究的態度，來了解他們所抗議的圖像的歷史意涵，而非傴是讓現代民族主義的情緒主導了他們對這些圖像的認知。在經過幾個月的爭議後，此事件終於在上述網頁重新開張後漸漸平息(但是增加文字解說圖像的歷史背景，並加註警語說明其可能引發的不悅情形)。1 發生於 2006 年美國的抗議事件，雖然不是本文的關注焦點，然而此事件的一些特色和其中所包含的歷史文化意涵，卻足以和我先前所研究的 100 年前發生在日本大阪的內國勸業博覽會之「人類館事件」相提並論，並且因而提供一個有趣的歷史對比和研究視角來探究主文的主題。有關於日本人類館事件的詳細來龍去脈，以及其中複雜歷史意涵之分析，我已經在另一篇專文中有詳細的論述。2 簡言之，在 1903 年 2 月間，亦即日本有史以來規模最龐大的博覽會(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開幕前夕，一則全文不到兩百字但和博覽會相關的新聞報導(先後在 2 月 10 日的《日本》和 2 月 11 日的《國民新聞》刊出)，卻意外地引發了一連串的抗議事件。首先是由中國留學生們發難，他們認為預定在 3 月 10 日開幕的「人類館」展出內容(預定將以真人生活表演方式，展示包含支那人、朝鮮人、琉球人、臺灣生番等亞洲人種的生活模式)，乃是博覽會主事者要將「支那人」醜化為「野蠻人」的惡意行. 動(以纏足女性和吸食鴉片者代表中國人，並和其他低賤人種並列展出)。留學生們透過大阪的華商協助和外交管道交涉，要求日本政府中止有關「支那人」的展出。相關的新聞議論，也紛紛出現在中日兩國的報刊上。於是在人類館正式開幕前，「支那人」展出從原始計畫中剔除。誠如我關於此事件的分析中所指出，從整個事件的一開始，以清國留學生會館成員為主所策動的抗議論述，無論是針對人類館的展出目的或是展出內. 1. 2. 有關此事件的來龍去脈和 Peter Perdue 的相關評論，見其所著“Reflections on the „Visualizing Cultures‟ Incident.” 〈http://web.mit.edu/fnl/volume/185/perdue.html〉(11November, 2010)。參閱楊瑞松，〈近代中國國族意識中的「野蠻情結」：以 1903 年日本大阪人類館事件為核心的探討〉，《新史學》，21：2(臺北，2010.06)，頁 107-163。.

(3) 「身體、權力與認同」國際學術研討會. ‧339‧. 容的指控，大都是立基於他們主觀的詮釋和臆測，而非是根據當時主辦單位所提供的訊息。當時中國留學生對人類館的抗議行為，可謂在相當大的程度立基於「稻草人」謬誤(Straw. Man Fallacy)的認知基礎上。誠如我先前的分析所指出，. 當時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已處於接受以歐洲文明為中弖的新世界秩序(例如認定纏足和吸食鴉片為野蠻落後行為)，並且致力尋找符合「現代文明」典範的自我認同。. 在此種時時感到迷惘和焦慮不安的弖態之情況下，1903 年 2 月 10 日左右所出現的有關人類館展出的新聞報導和各項臆測(日本人將以纏足和吸食鴉片行為，代表中國人為野蠻人並供世界各國人民所嘲笑)，可謂意外地觸動了近代中國國族自我認同的敏感. 神經。3 在前述的 MIT 事件的抗議風波中，由多名 MIT 教授所聯名簽署的公開信中，指責發動抗議的留學生乃是將網站所展示之 100 年前的日本戰爭畫作，抽離它們原在網頁上整體有關於近代日本帝國興起的意識形態的分析論述脈絡，進而渲染扭曲網站主持者乃是有惡意地要散佈這些圖片，從而再一次在世人面前刻意羞辱中國人。從此角度而言，我們可以看出，不論是 100 年前的清國留日學生或是當代的若干 PRC 留學生，在面對一些他者再現的「中國人形象」時，都可謂懷有極為強烈的主觀情緒投射。MIT 事件和大阪人類館事件均展示了所謂「視覺文化」議題，在「再現他者」的過程中所可能扮演的重要角色和重大社會影響力。在這兩次抗議事件中，視覺影像對於他者的再現的視覺效果，顯然對於抗議者的弖理產生相當強大的威力。嚴格而言，在大阪的事件中，上述所謂清國人的形象並未真正展出(因為抗議而胎死腹中)。相對而言，MIT 的網頁則提供了便利的管道，讓這些在抗議者眼中所謂「辱華」的身體形象，隨時呈現在任何上網瀏覽這個網頁。不論是想像的形象(大阪事件中)或是所謂虛擬的網路形象(MIT 事件)，所引發的抗議浪潮似乎都見證了視覺形象的威力。其次，在這兩件均引發來自中國 (清帝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留學生抗議的事件中，由「集體身體」(collective body)形象所引發的「集體受辱感」(collective humiliation) 無疑是引爆點。在 MIT 的網頁圖片中，相對於日軍(勝利者)的高大勇武之姿，敗 3. 有關此事件的分析和其與近代中國國族意識的關連性研究，參閱楊瑞松，〈近代中國國族意識中的「野蠻情結」：以 1903 年日本大阪人類館事件為核心的探討〉。.

(4) ‧340‧. 楊瑞松. 戰的清軍形象，若非是四處竄逃的殘弱的身軀，則是任人宰割無助之軀。類似地，在大阪博覽會中的原先設計中，分別要以纒足女性和吸食鴉片的男性代表「清國人」，並和其他包括臺灣原住民和琉球人等亞洲人種，要一同並列展示於所謂的「人類舘」中。換言之，在這兩類由百年前日本觀點所再現的「清國人」，其所形塑的「落後、野蠻」形象，有趣地在不同的時空中，因為其公共展示的特性，均引發了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強烈的受辱／受害意識。事實上，中國方面針對於被「再現」的清國人形象所引發的各種反應(包括不同時空的留學生的反應和後續的歷史發展)，無疑提供了重要的線索讓我們探討近代中. 國的國族建構過程中，身體意識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身體受辱意識和我族與他者關係之間的複雜關係。比方說，誠如 Benjamin A. Elman 的研究所指出，當代中國留學生眼中所視為「奇恥大辱」的「清軍殘破之軀」的形象，不傴被百年前的日本人挪用(appropriate)以彰顯日本人高大身軀的形象(西化／現代化成功的表徵)，同時也一樣被日後推翻滿清政府的革命軍，和更久之後的共產黨所挪用。. 不論是國民黨或共產黨主導的革命宣傳中，那些有關在大清帝國統治底下，千千萬萬殘破敗壞的沈淪身軀之論述和描繪，正是提供任何激烈革命手段的最有力宣傳利器。4 從此種角度看來，「受辱的集體身體」意象，無疑在近代中國的公共意識中，成為國族意識和集體認同的一條重要的「敏感神經」。它不傴可以經常地被召喚來激發仇外意識，也可以用來激勵內部的改革，甚至於合理化對於內部成員身體各種教養管控。在以下的討論中，我將接續我先前有關「病夫」(Sick Man)和「黃禍」(Yellow Peril) 國族形象議題的探討成果，進一步思索反省有關國族集體身體形象的論. 述，為何在近代中國國族共同體的想像中，扮演相當顯著的角色；究竟是那些可能的重要歷史因素，促成了這些有關身體的論述想像，形塑了它們在近代中國國族意識中的樣貌，從而影響了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走向。拙作《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甫於今年 9 月. 4. 參閱 Benjamin A. Elman, “Teaching through the MIT „Visualizing Cultures Controversy‟ in Spring 2006” 〈http://cbcs.km.nccu.edu.tw/webfolder/Newsletter2_2/index.files/Page565.htm〉 (11November, 2010) 。.

(5) 「身體、權力與認同」國際學術研討會. ‧341‧. 問市，在近日發表於中國上海《東方早報》的一篇書評中，評論者李公明教授對於拙作歷史化這些國族化符號的分析論述與予正面的評價，但是在結語中有如下的評論：但是，作者在完成了“歷史化”的艱難還原與詮釋工作之後，應該追問的更關鍵問題是，在現代中國社會轉型期間，這些符號論述之被實施去歷史化的處理，直到今天仍然起著民族主義鼓吹的作用，其對未來中國的設想究竟有何作用？當然，這似乎已經超出了“歷史化”研究的範圍。5 尌我個人的認知而言，對於書評者的這一項質疑和期待，我的專書並非完全沒有觸及。然而，或許相關的論點並未在書中較有系統地陳述。因此本文也希望能對於評論者的這項期許提出較完整的解答，並進而提供一些線索來進一步地分析上述關於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性質和作用。. 二、 Fantasy and／or Reality: 百年來「病夫」情結的再省思昏睡百年，國人漸已醒，睜開眼吧，小心看吧，那個願臣擄自認。因為畏縮與忍讓，人家驕氣日盛。開口叫吧!高聲叫吧!這裡是全國皆兵，未來強盜要侵入，最終必送命。萬里長城永不倒，千里黃河永滔滔，江山秀麗蝶彩峰嶺，問我國家那像染病。衝開血路揮手上吧!要致力國家中興，豈讓國土再遭踐踏，個個負起使命，這睡獅漸已醒……6 10 年前當我開始著手進行有關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身體觀的課題研究時，我引用了曾經風行一時的香港電視劇「霍元甲」的主題曲歌詞，作為文章的卷頭語以突顯霍元甲作為所謂現代民族英雄的公共想像。7 然而，當時我並. 5. 6 7. 李公明，〈讓“族群”問題在民主憲政框架中呈現和解決〉〈www.dfdaily.com/html/1170/2010/10/24/529169.shtml〉(11November, 2010)。八零年代香港連續劇《大俠霍元甲》之主題歌。參閱楊瑞松，〈身體、國家與俠──淺論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身體觀和英雄崇拜〉，《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0：3(臺北，2000)，頁 87。.

(6) ‧342‧. 楊瑞松. 未仔細地深入分析這段簡短的歌詞，因此並未意識到它事實上包含著更多豐富的符號意涵：不管是所謂的「昏睡百年」、「睡獅已醒」、「全國皆兵」、「國家染病」、「黃河滔滔」等詞彙，事實上都和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有非常密切的關連性。換言之，霍元甲基於他矯健的身手痛擊俄國大力士，因而洗刷民族恥辱而被建構現代民族英雄的敍述，可謂是立基於上述這些種種關於近代中國國族的論述脈絡，彼此相輔相成，構成近代中國國族形象和處境的論述想像。在當時的文章分析中，我也曾提出對這些國族形象和符號論述正當性的若干質疑。例如在探討分析有關所謂霍元甲洗刷外人強加於中國人身體的惡意標籤「東亞病夫」的各種基於民族主義情緒的歌頌之詞時，我提出如下的質疑：我們不禁要追問，現代的功夫英雄在我族、異族敵我分明的心態下，為民族雪恥爭光，抵抗外族的俠行，以激發民族主義的情緒的同時，是否也多少簡化了百年來，中西民族與文化之間的複雜關係，以及中國內部對於中西文化價值的爭議性？就以「病夫」一詞為例，從我們在本文中的討論，可以看出，不管它是否是外國人加諸於中國人身上的羞辱之語，它不也出現在清末民初的中國知識界，如梁啟超、陳獨秀等對中國人身體素質的批判言論中？8 然而，當時我並未對我自己所提出的問題作進一步的解答；更重要地，我雖然對於「病夫」一詞作為對於當時中國人身體批判之用乃是「西方人之專利」的看法，提出了文獻證據上的質疑，但是我當時並未清楚地了解到「病夫」一詞如何從西方的政治評論的比喻符號成為在近代中國對於中國人身體的「他者的咀咒」的複雜歷史過程。而有關這一段複雜曲折的跨語際/文化現象的釐清，也正是我在後續的〈想像民族恥辱：近代中國思想文化上的「東亞病夫」〉一文的著力之處。9 在該文，我主要是釐清「病夫」一詞的意涵轉化，以及它在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作用。主要的論點為:(1)Sick Man (中文習慣譯為「病夫」一詞)原為西方政治評論中，用以形容描述一個國家或政府改革無方欲振乏力的窘境的. 8 9. 楊瑞松，〈身體、國家與俠──淺論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身體觀和英雄崇拜〉，頁 105。詳細分析請參閱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臺北：政大出版社，2010)，頁 17-67。.

(7) 「身體、權力與認同」國際學術研討會. ‧343‧. 慣用語。(2)「病夫」轉化為描述個人身體病弱的情況的意涵，乃是 20 世紀初在中國語境內發展出來的現象。(3)近代西方若干有關中國人身體的代表性論述，往往強調中國人的身體具有神奇的抗病能力，能夠適應各種不同自然環境的挑戰，因而比其他人種更具有存活力。然而，上述歷史現象的釐清，雖然有助於澄清長期以來所謂「東亞病夫」西方人對於中國人身體羞辱之語的認知，乃是有意或無意的誤解，但是卻仍然無法充分解釋「東亞病夫」神話/誤解何以能在近代中國的語境內如此深入人弖，而且成為近代中國國族意識中，歷久不衰負面集體形象符號的奇特現象。雖然，我也以鴉片因素、和近代中國歷史意識中的「受害者故事」(victimization narrative)等因素說明上述的歷史現象，但是其中仍有若干疑點和似乎是矛盾的論. 述有待進一步的釐清。以下我將藉由關於中國人均是病夫的不同類型的說法加以比較分析：. (一)「中國人是病夫」論 1. 「內部病源論」. 首先，所謂由梁啟超為代表的全體中國人均是病夫的論述，雖然可謂是出自於激勵人弖從事改革的作用，因而不免有誇大渲染的味道；可是我們若是仔細審視這些論述，其中所顯現的對於所謂集體同胞病弱身體的焦慮感和自責弖態，則很難懷疑這些情緒並非源自於論述者自身的「真實」感受。或者從另一角度而言，這些充滿對於集體中國人身體責難的論述，能夠一再出現於公共論述場域並獲得眾多讀者的共鳴，或者可以反映這種關於集體中國人身體的負面描述，至少在清末民初時期被視為是對當時中國人身體狀態的正確(儘管令人不悅)的「診斷」。尌以梁氏著名的〈新民說〉中關於中國人體質的描述為例。這段描述不傴顯現梁氏很可能是第一位明確地以「病夫」一詞形容所有的中國人的體質，同時詳細地表達梁氏所認定的「病源」：中(國)人不講衛生，婚期太早，以是傳種，種已孱弱，及其就傅之後，.

(8) ‧344‧. 楊瑞松. 終日伏案，閉置一室，絕無運動，耗目力而昏眊，未黃耇而駘背；且復習為嬌惰，絕無自營自活之風，衣食舉動，一切需人；以文弱為美稱，以羸怯為嬌貴，翩翩年少，弱不禁風，名曰丈夫，弱于少女，弱冠而後，則又纏綿床第以耗其精力，吸食鴉片以戕其身體，鬼躁鬼幽，躂步欹跌，血不華色，面有死容，病體奄奄，氣息才屬：合四萬萬人，而不能得一完備之體格。嗚呼！其人皆為病夫，其國安得不為病國也！以此而出與獰猛梟鷙之異族遇，是猶驅侏儒以鬥巨無霸，彼雖不持一械，一揮手而我已傾跌矣。嗚呼！生存競爭，優勝劣敗，吾望我同胞練其筋骨，習于勇力，無奄然頹憊以坐癈也！ 10 在這段論述中，特別值得注意是梁啟超所列舉的種種病因，亦即這些被梁啟超所認定的「四萬萬人不能有完備之體格／四萬萬人皆成為病夫」的根本原因：不重視衛生、早婚(性愛耗損精力)、文弱不好運動、吸食鴉片。更進一步而言，從文章的脈絡來看，梁啟超此番剖析中國人「病源」的論述是置放於〈新民說〉的第 17 節「論尚武」的章節中。此章節的主旨可謂是以中西文明對比的二元對立論述框架(西人尚武 vs.中國民族不武)，痛陳中國何以淪落成為「文明列強」爭相宰制的「病夫國」(欲振乏力的弱國)。梁啟超更認為今日中國之弱乃是積重難返，四大歷史「病源」所導致：「嗚呼！強者非一日而強也，弱者非一日而弱也，履霜堅冰，由來漸矣。吾嘗察其受病之源，約有四事：」11 而這四大「病源」： A, 國勢之一統，昇平日久，喪失生存競爭之戰鬥能力；Ｂ, 儒教之流失，以「忍」為無上法門，無戰鬥意志；Ｃ, 霸者之摧蕩，一人強而天下弱，尚文輕武；Ｄ, 習俗之濡染，社會流行重文賤武之價值，即是梁氏所認定之「凡此數者之惡因，皆種之千年以前，至於今日結此一大惡果者也」。12 梁啟超關於中國何以成為「病夫國」，以及中國人何以成為「病夫」的論斷是否有其道理，或是其中的價值判準是否合宜，並非本文關注的焦點。重要. 10. 11 12. 梁啟超，〈新民說〉，收入於梁啟超著、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第 2 冊，頁 713。梁啟超，〈新民說〉，第 2 冊，頁 710。梁啟超，〈新民說〉，第 2 冊，頁 712。有關梁氏四大「病因」的詳細內容，見頁 710-712。.

(9) 「身體、權力與認同」國際學術研討會. ‧345‧. 是，無論是有關國家或是人民的「病源」探討，梁氏的批評對象都是以中國文明內部的歷史文化現象為主。簡言之，從梁氏此文中的「診斷」看來，是造成現代中國積弱不振和現代中國人不能有完備之體格的根本原因，乃是源自於中國文明內部的傳統因素。同時，即使梁啟超提到了鴉片的因素，也並未多加著墨鴉片貿易和西方的關係，他的重點依然是強調中國人自身的各種生活習性(包含吸食鴉片)，導致了中國人的體格上的問題。. 事實上，像梁氏這種以自責式(或可謂自我反省式)的態度觀點，分析中國人身體情況的論述並非罕見。例如在另一著名的留學生刊物《江蘇》的發刊詞中，即是以「我支那之人民以薄弱聞於世界，我江蘇人民又以薄弱聞於支那」、「我支那人之性質以虛聞、以浮聞、以無寔力聞，我江蘇人之於支那亦以虛聞、以浮聞、以無寔力聞」為立論基礎，進而疾呼「我愛支那者，請得而大聲呼曰：我支那無所有，所有者惟腐敗；我愛江蘇者，更請得而垂涕道曰：我江蘇更無所有，所有者惟腐敗」。13 這種對於全體中國人的身弖的極端負面描述，可謂是許多改革論述的立基點。同樣地，在前文所提及的 1903 年的人類館事件中，當時的留日學生界也並非全然單純地以受辱的弖情看待人類館事件，例如在《浙江潮》的一篇評論中，即是藉評論此事件──日本人居然公開展示鴉片男和纏足女為代表之落後中國人形象──進而呼籲中國人要有洗弖革面的決弖：我國人之性質，外人知之久矣。予我以虛設之名詞，絶我最重要之命脉，使我鼾睡而不覺，此近今滅人國者之長技也。日本今日之舉盖日本秘密手段之缺點也。謂為日本之侮我也可，謂為日本之警我也可。雖然醒我者不自日本始，且不自今日始，特我國麻木不仁，人之醒我而我自不醒耳。嗟嗟，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我述至此，我不成聲。14 在此評論中，幾乎可以說是以肯定的態度，看待日本原初關於中國人形象的設計展示。因為從自我反省的角度而言，日本人的作法不過是「據實以報」的忠實陳述，甚至於可謂是來自外部(競爭者)的諍言，具有「喚醒」中國的功效。 13 14. 〈發刊詞〉，《江蘇》，第 1 期，頁 3、4。〈崇拜東人者聽者！！！〉，《浙江潮》，第 2 期，頁 114-115。.

(10) ‧346‧. 楊瑞松. 將近代中國人病弱的原因，歸咎於中國內部因素的論述，除了上述梁啟超等人的代表性言論著重於重文輕武社會價值、生活習性等病因外，另外一種強調「內部病因」的論述，則是和清末民初的反纏足運動宣傳有密切關係。眾所皆知，晚清的反纏足運動論述中，除了訴諸纏足乃是野蠻人的習俗的新文化審美價值外，其中的一項鮮明的主張即是強調纏足和「病體」的關連性。在為數眾多的反纏足論述，不乏以聳動的字眼描述纏足行為對於女性身體的傷害和行動上的限制性。例如著名反清革命者秋瑾即有如下生動的描述：唉！可憐自從纏了雙足，每日只能坐在房中，不能動作。往往有能做的事情，為了足不能行，亦不能做了，真正像個死了半截的人。面黃肌瘦，筋骨縮小，終日枯坐，血脈不能流通，所以容易致成癆病；就不成癆病，也是四肢無力，一身骨節酸痛。苦是那生氣痛病的都是女子，你看萬沒有男子會生氣痛病的。產難婦人視為畏途，生死只爭一刻。這都是纏足之害，使血脈不活，骨骼痹塞不靈之故。如是天足，常常運動，自由自在，謀自立之生業，我包你就沒有這等病了。從來不聽見東西洋各國有產難死了多少人的話，從來不聽見有那一個外國有氣(痛)的毛病，惟有中國一國的女子才有這病，可見這纏足之害無窮了。15 誠如我先前專著中的分析所指出，包含和梁啟超同樣大力主張「尚武」論的蔡鍔，和大力反鴉片／反纏足的張之洞等人，也都將纏足和女體病弱視為因果關係，並且進一步地將女病體作為病弱的母體，視為是造成代代中國人病弱的主因之一。16 在張之洞的反纏足論述中，即明確地認定纏足和全民(非僅限於女性) 病弱之間的密切關連性：然特言其(纏足)拂乎天理也。請更言其害於家病於國者：不任職事，家食自窘，一也。貧者困於汲釁抱子，富者修飾愈甚，疾病愈多，終身若負械而行，不能自脫，家政癈，醫藥繁，二也。水火兵亂，不良於. 15. 16. 秋瑾，《精衛石》，收入於秋瑾著、郭長海、郭君兮輯注，《秋瑾全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頁 467。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頁 38-44。.

(11) 「身體、權力與認同」國際學術研討會. ‧347‧. 行，不能逃免，三也。尤酷者，人子之生，得父母氣各半，其母既殘其筋骸，瘁其血脈，行立操作，無不勉強，日損無已，所生之子女，自必脆弱多病。噫！吾華民之稟賦日薄，軀幹不偉，志氣頹靡，壽命多夭，遠遜歐美各洲之人，病實坐此。17 從張之洞上述的論述，我們可以清楚看出他認為纏足對於他眼中全體「華民」的體質，具有先天上的嚴重禍害性質。他更進一步地論述：「詴觀八旗滿蒙不纏足，廣東沿海不纏足，其人氣體之強即勝各省……今以洋藥弱之於既生以後，而又以母氣不足弱之未生以前，數十百年以後，吾華之民，幾何不馴致人人為病夫，家家為侏儒，盡受殊方異族之蹂踐魚肉而不能與校也。」18 此處張之洞運用了和梁啟超類似的「人人為病夫」可怕景象，強調了先天之害(因纏足而生)和後天之害(吸食鴉片)，對於全體中國人的身體所造成的重大傷害。而在此. 論述中，張之洞雖然也和梁啟超一樣，列舉了鴉片(洋藥)為危害中國人身體的因素之一，但並未多加以著墨，他同樣地以中國內部的因素為主來論斷中國人身體的「病源」。. 2. 「外部病源論」. 在百年來有關作為全體病弱中國人之意涵的「病夫」相關論說中，在承認的確是「有病」的前提下，除了上述梁啟超等人為代表的「內部病源論」類型外，還有另外一種「外部病源論」的論述。從效應上而言，這種類型的論述可謂促成了「病夫」成為近代中國民族主義論述中顯著角色的重要因素。「外部病源論」和「內部病源論」的最大差異除了對於病源的「診斷」方向大異其趣外，還包含它們對於鴉片消費行為的不同定位。以下我將藉助一項代表性的「外部病源論」論述，詳細剖析這些差異所代表的重要歷史文化意義：中國人體質急轉直下，是西方列強為了打開中國的大門，罪惡地向中 17. 18. 張之洞，〈南皮張尚書戒纏足會章程序〉，《時務報》，第 38 冊(光緒 23 年 8 月 11 日)，頁 2618-2619。張之洞，〈南皮張尚書戒纏足會章程序〉，頁 2623。.

(12) ‧348‧. 楊瑞松. 走私鴉片，並用武力強迫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不平等條約，從而使鴉片貿易合法化，導致了上至皇清國戚，高官顯貴，八旗綠營兵丁，下至庶民百姓，吸毒成癮，不能自拔，使國運陷入萬刧不拔的深淵，使國人的體質遭五藏俱毁而不見血的摧殘，自始蒙「東亞病夫」的屈辱稱呼。19 作者高翠是用上述文句作為以「鴉片摧殘了中國人的體質」為名的章節的開場白。從其論述中，很清楚地推演她所認定的中國人何以淪為外人所嘲笑的「東亞病夫」的歷史發展：列強的武力壓迫、鴉片貿易合法化、全國人民染上煙毒無法自拔、中國人身體敗壞、成為世人恥笑的東亞病夫。這樣的歷史解釋，雖然和上述「內部病源論」一樣都認定近代中國人的身體是不健康和病弱的，但是病源的焦點則集中於鴉片，而幕後的黑手/推手則是西方列強 (西方帝國主義者)。在此種論述的框架下，梁啟超、張之洞等人所洋洋灑灑列舉的. 諸多「內部病源」(不尚武、纏足、不講究衛生、生活習性等)不是被一語帶過，被邊緣化，尌是完全不見，代之而起的是種種有關鴉片有關身體禍害的描述。20 更重要的是，像梁啟超等人在晚清中國語境內以「病夫」形象痛斥全體中國人的歷史現象，則完全不見於在民族主義所主導的「外部病源論」的論述中。代之而起的，是強化「東亞病夫」一詞乃是外國人用來嘲笑中國人的一項邪惡符號。將鴉片視為是造成「病夫」的主要甚至是唯一因素，並且將中國人的鴉片消費行為認定是西方列強強加於中國人的結果，可謂是「外部病源論」的主要特色。而這種將「鴉片」、「病夫」、「外力壓迫」三者聯結的論述模式，在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盛行的結果，也反映出何以某些關於「病夫」起源的說. 19. 20. 高翠編著，《從「東亞病夫」到體育強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頁 9。其他細論和圖說見頁 9-17。持類似的論點眾多，例如傅娟，〈十九世紀中英鴉片貿易合法化探析〉，《四川師範大學學報》，23：2(成都，1996.04)，頁 126-132；鄭志林，〈識「東亞病夫」〉，《浙江體育科學》，21：2(杭州，1999.04)，頁 50-54。高翠雖然也提到晚清時期對於纏足有害身體的評論，但也僅是一語帶過，並未詳加論述其與當時「病夫」的關係。見高翠，《從「東亞病夫」到體育強國》，頁 9。其他有關鴉片的細論和圖說見頁 9-17。.

(13) 「身體、權力與認同」國際學術研討會. ‧349‧. 法會產生時間落差的謬誤。例如鄧小平的談話曾指出：「中國從鴉片戰爭起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人成了世界著名的『東亞病夫』。」21 另一篇關於現代中國國際關係的論文，也以「在 1840 年鴉片戰爭之後的 100 年的時間裏，中國一直被西方稱之為『東亞病夫』」作開場白。22 事實上，中國成為西方論述中的「病夫」是在 19 世紀末甲午戰爭之後，而在中國語境內以「病夫」形容中國人則是在 20 世紀之後的情況，這些都和鴉片戰爭的年代相差有半個世紀以上的時間；但是因為「外部病源論」的論述邏輯，將鴉片議題和「病夫」起源緊緊相扣，才造成這種公共記憶中時代錯置的現象。. (二)「中國人非病夫」論上述「外部病源論」成為近代有關「東亞病夫」的「病源」的主流論述的發展，無疑也反映了近代中國共同體論述想像的走向，我將會在結論中有進一步的分析。然而，相對於上述不管是「外部病源」或是「內部病源」的「中國人是病夫論」，另外一種關於中國人身體的論述想像的類型，或可謂是「中國人非病夫論」派者，在先前有關「東亞病夫」的相關探討中，並未得到坊間學者的充分重視。關於這些另類見解的重新認識，將有助於我們從另一視角反省「身體意識」在近代中國國族想像的特色。以下我將依據這些另類聲音的來源加以分析整理其類型，但是必需先加以說明的是：在前兩類型源出自外國人口中的論述，雖然它們談論的焦點是中國人的體格特質，卻都沒有在其論述中運用所謂“Sick Man”(病夫)這個字眼(因為在英文的語法中，並沒有以此項政治術語來討論個人身體健康和體質的習慣用法)；反而是在第三類中國境內的論述中，. 「病夫」作為要否定的對象的指稱乃是常態現象。. 21. 22. 有關鄧小平的談話，見楊英英編，《鄧小平文選》(臺北：地球出版社，1994)，第 3 卷，頁 225。楊成竹，〈二戰時期中國國際地位的確立及其思考〉，《蘇州鐵道師院學報》，3(蘇州，1995)，頁 1-5，引文見頁 1。.

(14) ‧350‧. 楊瑞松. 1. 在華傳教士論述. 的確，在晚清一片改革圖強的維新論述中，種種「尚武」和「軍國民」中，上述基於「中國人是病夫論」預設判準，因而將中國人身體情況描述為病弱不堪的論述，在中國的語境中是佔有主流的地位。然而弔詭的是，在為數不少的在華西方傳教士關於中國人身體特質的論述中，卻出現和上述中國境內「中國人是病夫論」大異其趣的看法。誠如李尚仁和胡成在他們有關近代中國的傳教士的醫療論述研究中，均指出例如英國傳教士德貞或是雒魏林，雖然初期到中國宣教時均批評抱怨中國人不重視衛生，中國人生活環境惡劣；但是經過多年和中國人相處的親身接觸和生活體驗後，他們漸漸轉變對於中國人體質的負面看法，認為中國人不傴能吃苦耐勞，更進而推崇中國人的身體具有抵抗各類病菌的神奇力量。23 事實上，從許多文獻資料顯示，上述在華傳教士關於中國人身體的正面看法，絶非是少數的例外。特別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傳教士----長期生活在中國，並且出版著作陳述他們的「中國經驗」，成為西方公共輿論世界中有關中國/中國人印象的重要形塑者──也紛紛在他們的著作中大力贊揚中國人的身體。比方說，知名的傳教士明恩溥 (Arthur H. Smith)在其出版於 1894 年之《中國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istics)(此書日後不斷再版，成為西方人認識中國人的代表性著作，其中文翻譯本，甚至轉而影響許多中國人的自我認知)，在論及有關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和身. 體健康時，他和許多外國人一樣強力批評中國人不衛生，亦直言幾乎所有中國人都不講究衛生法規 (the complete ignorance of the laws of hygiene)，中國人甚至在違反這些法規時被捕時，也明顯地表露他們蔑視這些法規的態度。然而，明恩溥針對此一現象，並非意圖要痛斥中國人落後野蠻，反而是話鋒一轉，思索何以中國人並未因為不衛生的習性所引發的各種疾病所消滅，而他的最後結論 23. 見李尚仁，〈健康的道德經濟：德貞論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和衛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76：3(臺北，2007.09)，頁467–509；胡成，〈「不衛生」的華人形象：中外間的不同講述──以上海公共衛生為中心的觀察(1860-191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6：3(臺北，2007.06)，頁1-43，尤其是頁6-7。.

(15) 「身體、權力與認同」國際學術研討會. ‧351‧. 居然是因為中國人的身體具有奇特抗病能力和快速復原的能力 (a 24. capacity to resist disease and to recover from it)。. marvelous. 事實上，明恩溥更明白地以四個面向：. 強大的生育能力、對於不同環境的高度適應力、生命的長壽現象、身體健康的復原能力，來說明中國人在體質上的活力 (physical vitality)。對明恩溥而言，在近代中國境內所發生的種種戰爭，饑荒、瘟疫和鴉片蔓延的現象，不但沒有被他視為是中國人的「病徵」，反而是展示中國人具有承受這些外力摧殘的神奇身體能力的事實證明。在他最後的結語中，他語重弖長地預言，如果中國人能開始注重衛生法則，並得到充足的養分，這樣的民族將會單獨地佔據地球上的主要土地。25 關於這種中國人神奇的適應力的讚美，如果上述的明恩溥言論乃有些語帶保留的話，那麼在中國生活了 50 年的，深入社會各階層傳教的麥高温 (Macgowan)總結他對整體中國人身體特質的一段話，可謂道盡了晚清時期不少. 西方的「中國通」關於中國人強壯體質的讚美之情： (就中國人而言)，不論他的社會地位如何，不論他是商人還是苦力，也不論他是匠人還是工人，他們都給人留下這樣一個深刻的印象── 在他們那粗魯和缺少教養的外表背後，有著強壯的身體和極強的忍耐力。正是這些才使得他們完全不在乎天氣的好壞，也不在乎什麼病菌、毒蟲和其他毁滅人類生命的瘟疫的侵擾。 26. 24. Arthur H. Sm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1894), p.148. 同樣地，在美國的反華工的論述中，也經常是一方面抨擊華人社群帶來髒亂的生活習性，導致整體社會的衛生環境遭到汚染；但是另一方面則同時透露出西方人對於華工能在這種惡劣的生活環境活存生長能力的恐懼感，並進而以此種恐懼感來訴求大眾，要求立法排擠限制這些具有高度取代本土勞工能力的華工。. 25. Arthur H. Sm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 144, 151. 麥高温(John Macgowan)著，朱濤、倪靜譯，《中國人生活的明與暗》(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300。英文原文為：“Whatever the social condition of the Chinese may be, whether merchant. 26. or coolie, artisan or day labourer, one becomes impressed with the idea that behind those harsh and inartistic features there is a strength of physique and a latent power of endurance that seem to make him independent of climate and impervious to microbes, germs, bacteria, and all the other scourges that seem to exist for the destruction of human life excepting the Chinese” in John Macgowan, Men and Manners of Modern China (London: T.F. Unwin, 1912), pp. 320-321..

(16) ‧352‧. 楊瑞松. 值得注意是，在上述這些「中國人非病夫論」的論述中，也不時提及「中國人是病夫論」的論述中提到的鴉片、不衛生等種種內在外來「病源」，但是這些「病源」並不被視為是能夠造成中國人成為「病夫」的原因。相反地，它們反為常常被視為是證明中國人身體「百病不侵」的事實證據。例如，明恩溥即以他所觀察到的鴉片無法弱化中國人的身體之「現象事實」，佐證他有關中國人身體的正面性評價。. 2. 黃禍論中的中國人身體觀. 傳教士關於中國人身體的高度評價，並非是西方輿論界中孤立的看法。約從 19 世紀中葉起，大量的華工進入西方社會的歷史發展，漸漸使得西方的輿論界開始出現所謂「排華」論述。特別是在美國和澳洲地區，華工成為是挑戰／取代白人的勞工廉價的現象，激發了許多針對華工身體特質的尖銳論述。有趣的是，這些將華工視為是勞動市場上可怕的競爭者的論述，關於華人勞工的身體特質的看法和上述在華傳教士的觀點有許多不謀而合之處；儘管傳教士的讚美語氣和這些反華工論述的敵對心態截然不同。例如英國的史學家 Charles Henry Pearson. (1830-94)，在其. 1893 年出版的 National Life. and Character. A Forecast 一書中，即悲觀地預測有色人種，尤其是中國人種，將以其數量上的優勢取代歐洲人的世界霸權地位。Pearson 本人雖然未曾去過亞洲，但是曾移居過澳洲，這使他對於大量的中國勞工移民到西方的現象，尤其是他們所展現的對新環境的適應力，感到憂弖忡忡。他預言歐洲文明終將被中國人為主的移民，以及向西方學習而工業化的新中華帝國所征服取代。值得注意的是，Pearson 對於中國勞工具高度適應力和競爭力的看法，可謂和上一章中所介紹分析的明思溥、麥高温等傳教士對中國人身體特質的論斷一致。所不同的是，在傳教士的筆下，刻苦耐勞、具有神奇生命力的中國人形象，是他們在介紹「神祕古老中國」的諸多面貌中，相當具有正面意涵的描述；但是在 Pearson 的論述中，這些具有高度勞工市場競爭力的大量.

(17) 「身體、權力與認同」國際學術研討會. ‧353‧. 華工，正是威脅西方人 (尤其是西方勞工)和西方文明社會秩序的最重要禍因。 Pearson 一再強調正因為華工能夠靠微薄的薪資過活，和在低水平的生活環境下生長存活，使他們成為高度競爭力的受薪工人，因而取代了原先白人的工作機會，或是造成了整體勞工薪資水平的嚴重下滑：“No one in California or Australia, where the effects of the Chinese competition has been studied, has, I believe, the smallest doubt the Chinese labourers, if allowed to come in freely, could starve all the white men in either country out of it, or force them to submit to harder work and a much lower standard of wages.” (在加州或澳洲這兩處對於中國人競爭力的影響有過研究的地區，我相信沒有人會有絲毫懷疑，如果放任華工自由移入，他們將會讓所有白 27. 人在這兩個地區無以容身，或是逼使白人蒙受更辛苦的工作和更低標準的工資之害。). 同樣地，在 1902 年時，由美國勞工聯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所散發的著名的文宣 Some Reasons for the Chinese Exclusion: Meat versus Rice, American Manhood against Asiatic Collieism 中，即運用和 Pearson 相同的思維邏輯，大力宣揚低工資和低度生活水平的華人苦力，對於美國社會所造成的嚴重禍害。其標題 meat vs. rice 的寓意，出自緬因州的參議員 James Blaine 的著名言論，其中的主要論點為：靠肉維生的工人 (白人工人)絶不可以和單靠米飯維生(華工)的工人一起被僱用，因為如此一來，彼此競爭的最終的後果，將是所有的工人的生活都會下滑成靠米飯維生的低水平的局面。此外，在此文宣的最開端，是一幅以採自《小人國遊記》的故事主角形象的生動漫畫：一個代表美國白人的高大男主角 (Culliver)，卻被為數眾多的留著辮子頭的中國小矮人制伏在地上動彈不得，釘在白人身上的束縛分別標示著「starvation wages 」(令人餓死的工資)、「cheap labor」(廉價勞工)、「heathen competition」(來自異教徒的競爭)。. 28. 誠如多位學者所指出，這些強力抗議批評華工「入侵」的論述，雖然一 27. 28. Charles Henry Pearson, National Life and Character, a Forecast (London : Macmillan, 1893), p. 125. 此文件的原文，參見〈http://content.cdlib.org/ark:/13030/hb658004br/?order=14&brand=oac〉 (9 May, 2010).相關討論見 Colleen Lyne, America’s Asia: Racial Form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1893-1845(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55-56,88-89..

(18) ‧354‧. 楊瑞松. 方面大力抨擊華工為異教徒、過著不衛生低水平的生活，並斥責中國人社區和中國人的身體骯髒污穢不堪，往往是整體大環境的汚染源頭；但是一方面卻流露出對於中國人的身體的高度敵視和恐慌弖理。因為相較於白人工人習慣於爭取高酬勞(必定得吃肉)、無法忍受長工時的勞動習性而言，中國人身體的特質(刻苦耐勞、高度環境適應力、容忍低報酬)，無疑是使中國人成為機器大量生產的新時代體系中的最具競爭力者。29 簡言之，在這些為數眾多，大力疾呼中國人乃是白人勞動力最大威脅力量的公共論述中，中國人作為一種幾乎可謂是無神經感受的「工作機器」而言，他的身體特質無疑是白人工人最大的夢魘。尌個人的技術，或是身體的健美而言，白人工人或許仍是無可匹敵，但是大量的華工，以其數量上的優勢和低度維生、長期耐力的特色，終將成為白人工人無法抗衡的對手。由此可見，上述這種對於華人身體在勞動市場上具有高度競爭力的看法，絶非是所謂「西方人均嘲笑中國人是病夫」的公共記憶所能解釋的歷史現象。事實上，在現代中國人的公共記憶中，往往把「東亞病夫」一詞的意涵作為指涉中國和中國人混用，將衰敗的國家政府和病弱的國民身體劃上等號。進而在日後中國人的公共記憶中，強化「西方人均嘲笑中國人是病夫」的印象。然而如同我先前的研究所指出，這種思維邏輯是在中國語境內產生的現象。30 在西方的公共輿論中，根本沒有以「病夫」 (Sick. Man)來描述國民. 身體的用法。更重要的是，在西方關於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論述中，出現許多將兩者脫鈎的評論，因而對於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出現兩極化的評價。在許多有關「黃禍」(Yellow Peril)的論述，尤其是中國為對象的評論中，上述的現象可謂屢見不鮮。這些評論往往對中國政府/官僚體系有相當負面的看法，但同時又對中國人民有相當高度的評價，不論是有關其生命力 (如同上述傳教士和. 29. 30. 有關中國人的身體特質在這些反對華工移民的論述中，如何被視為是打造中國人成為最具競爭力的工人的檢討分析，參閱 Rosanne Currarino, “ „Meat vs. Rice‟: The Ideal of Manly Labor and Anti-Chinese Hysteria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Men and Masculinities, 9:4(April, 2007), pp.476-490; Eric Hayot, “Chinese Bodies, Chinese Futures,” Representations, (Summer, 2007), pp.99-129. 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頁 17-67。.

(19) 「身體、權力與認同」國際學術研討會. ‧355‧. 反華工論述的觀點)，或是其學習潛力等方面，都被視為是構成所謂「黃禍」的真. 正原因。例如美國的小說家／記者 Jack London，即是此種看法的重要宣揚者。在他一篇標題為「Yellow Peril」的評論報導中，London 根據他自己在 1904 年日俄戰爭中滿洲戰場對於日軍的表現之觀察體驗，給予日本人極高的評價。他認為新興的日本不僅擁有歐洲人所設計的最先進武器和設備，更有向外擴張的巨大夢想。但值得注意是，在 London 的人種界定中，日本人是屬於「little brown man」(短小的褐色人種)，而單靠日本本身的力量，並不足以形成「褐禍」 (Brown Peril)。真正令西方人需要憂心的是，日本不僅已證明他們是學習西方長. 處的能手，同時他們具有比西方人更佳的條件 (了解中國文字系統、類似的思維模式) 來領導組織中國人所具有的巨大潛力。簡言之，London 認為對於西方的真正威脅在於日本人成為中國人的主宰：“The menace to the Western world lies, not in the little brown man, but in the four hundred millions of yellow men should the little brown man undertake their management. The Chinese is not dead to new ideas; he is an efficient worker; makes a good soldier, and is wealthy in the essential materials of a machine age. Under a capable management he will go far. The Japanese is prepared and fit to undertake this management.” (對於西方世界的威脅禍害，不是來自於短小的褐色人，而是一旦被短小的褐色人所管理的 4 億黃色人。中國人不會自外於新思維；他是一個有效率的工人；也會是個出色的士兵，而且是在機械時代中擁有重要物質。在一個能幹 31. 的管理機制下他將能夠邁步遠行。日本人已準備而且適合來擔任此管理任務。). 事實上，London 雖然對日本讚譽有加，他心中的「黃禍」核心主角仍是被外力(日本)組織「啟蒙」的龐大中國人口。他很清楚地將中國人的優良素質和清中國政府的無能加以嚴格區分，他認為中國人的能力和才智長期以來受限/困於無能僵化的中國政府，但是中國人不僅擁有巨大的經濟自然資源，同時更是勤奮的學習者，一旦他們在有能力的政府組織領導下，將會發展出巨大的實力：“He (Chinese) is an indefatigable worker. He is not dead to new ideas, 31. Jack London, “Yellow Peril,” in his Revolution and Other Essays, Web. 9 May, 2010 〈http://ebooks.lib.ntu.edu.tw/1_file/Gutenberg/4953/rvlt10h.htm〉..

(20) ‧356‧. 楊瑞松. new methods, new systems. Under a capable management he can be made to do anything. Truly would he of himself constitute the much-heralded Yellow Peril were it not for his present management. This management, his government, is set, crystallized.”(中國人是勤奮的工人。他可以接受新思維、新方法、新系統。在一個能幹的管理機制他能夠被訓練成做任何事情。要不是他目前的管理體系，中國人本身的確早已形成人人皆知的所謂之「黃 32. 禍」。這個管理體系亦即他的政府目前是處於停滯僵化狀態。). 總而言之，不論是傳教士、或是和反華工相關的黃禍論述，它們所形塑的中國人身體特質，雖然並未如西洋人一樣具有高大健碩的體格，卻均強調中國人是全球勞動市場中西方人強勁的對手。這樣的形象和中國境內梁啟超、張之洞等人眼中的「病夫」形象可謂格格不入。由此觀之，現代中國人所謂「近代西方人均嘲笑中國人為病夫」的公共記憶，對照於上述近代西方輿論中關於中國人身體的看法，可謂是和歷史事實矛盾抵觸的 myth。. 3. 洗刷身體恥辱之武術/奧運英雄形象. 相較於上述在西方語境內，高度肯定中國人身體的種種的「中國人非病夫論」論述可謂屢見不鮮的現象，的確，類似的言論在近代中國內部中並不多見。尤其是在清末反纏足、反鴉片、強國強種、尚武、講究衛生的聲浪中，「中國人是病夫論」可謂是中國境內的主流意見。 33 儘管如此，在一片痛陳中國人均是體弱的「病夫」聲中，中國境內仍有一些不同的「雜音」。例如如同祝平一所指出，晚清一位學者金安清在比較清和西方各國的軍事力量時，即認為清中國的軍人在個人體格上優於西方軍人，若不是西方有優勢的槍砲武力為後盾，清軍必能將西方敵軍擊潰。34 在晚清的有關中國人體格 32. 33. 34. Jack London, “Yellow Peril”.有關 Jack London 對於 Yellow Peril 的看法的進一步分析，參閱 Colleen Lyne, America’s Asia: Racial Form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1893-1845, pp.12-46. 相關討論，見閱張仲民，《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頁 88-96。見 Chu Pingyi, “ Book review of The Afterlife of Images: Translating the Pathological Bod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East Asian Science,.

(21) 「身體、權力與認同」國際學術研討會. ‧357‧. 的論述中，類似像金安清對於中國人的體格，尤其是軍事戰鬥力方面，持有如此正面看法者可能的確是少數。但是如果我們能夠將我們審視的範圍跨越菁英份子的論述，那麼義和團(義和拳)運動，或許可被視為是中國境內「中國人非病夫論」者的一種展現。然而，儘管義和團事件的發展可謂是近代中國史上一項悲劇事件，而所謂以肉身拳腳武功力抗洋槍大砲的信念，也成為許多中國知識份子引以為恥的歷史教訓；35 可是運用擁有拳腳工夫的「武術英雄」形象，來證明中國人不是「病夫」的論述，卻儼然從 1920 年代起，形成近代中國境內一種「中國人非病夫論」的代表論述。更弔詭的是，這一派「中國人非病夫論」可謂和前述「外部病源論」 (鴉片／帝國主義)的「中國人是病夫論」共同攜手合作，確立和強化了「東亞病夫」在近代中國民族主義論述中的重要地位。上述現象的歷史發展的一個重大推手，無疑是流行於近代中國的「武術英雄」小說和電影。這其中又以霍元甲傳奇為主軸的故事而衍生的各類小說和電影為代表。首先，在 1920 年代通俗流行小說「近代俠義英雄傳」的一段故事情節，即是環繞在「東亞病夫」的主題上。文中小說作者向愷然借一位前來天津賣藝的俄國大力士之口，以充滿挑釁的口吻向擂台下的中國觀眾宣稱：鄙人在國內的時候，曾聽得人說，中國是東方病夫國，全國的人，都和病夫一般，沒有注重體育的。鄙人當時不甚相信，嗣遊歷歐美各國，所聞大抵如此。及到了中國，細察社會的情形，乃能證明鄙人前此所聞的，確非虛假。36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小說家在此以渲染誇大的手法，透過一位西洋人 (俄國大力士)，先是以見證者的身份，「報導」了在歐美各國，所謂「中國是東方病夫. 國和中國人都是病夫」的說法，已經成為了巷議街談，無人不知的話題的現. 35. 36.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4:2(July, 2010), pp.355-357. 年輕的魯迅即以義和拳的歷史教訓，批判駁斥當時推展拳擊武術的言論。見魯迅的辯論於《新青年》，第 6 卷第 2 期，頁 217-221。見向愷然(平江不肖生)，《近代俠義英雄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頁 160。.

(22) ‧358‧. 楊瑞松. 象。小說家的文筆操弄，使得原先不過是西方輿論界在 19 世紀末針對清中國國力的一句形容詞，成為歐美各國人士個個琅琅上口，用來鄙視中國，特別是中國人身體的嘲諷標籤。當然，這一位西洋大力士不傴是「見證者」的身份，在小說情節的安排下，他更是想像中數以萬計抽象的「高傲的西方人」的代言者，在中國的土地上，在廣大的中國人面前，肆無忌憚地公開以「病夫」這一邪惡的標籤來羞辱台下的觀眾。 (當然，真正的效果是用來羞辱閱讀這本暢銷小說的廣大中國讀者)。在如此開場佈局下，作者再安排書中的英雄人物霍元甲以為. 民族雪恥的語氣回應：他說中國是東方的病夫國，國人都和病夫一般，他是世界第一個大力士，卻怕我這個病夫國的病夫做什麼哩？煩足下去請他到這裡來罷。我霍元甲是病夫國的病夫，在世界大力士中，一些兒沒有聲名的；也沒有研究過體育，也不曾受全國人推崇，請他不必害怕，我此來非得和他較量不可！37 這一來一往之間的對話，不正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百年來所謂英雄人物洗刷民族之恥「現代民族英雄事蹟」的腳本和縮影嗎？ 38 在 1970 年代，風靡全球華人觀眾的電影「精武門」，也是由李小龍扮演霍元甲的弟子陳真，在遭受日本武術家以「東亞病夫」字眼百般揶揄羞辱後，終於以強健的體格和勇猛的拳術武功，痛擊日本武術家，並且大聲向日本人 (同時也向電影院內的觀眾)昭告：「中國人不是病夫」。而在近年內由李連杰主演的霍元甲，或是由甄子丹所主演的葉問和陳真角色等武術英雄系列電影，也依然一再以武術英雄痛擊外國人的情節安排，不斷強調洗刷「東亞病夫」恥辱的主題。39 嚴格而言，這些武術英雄的電影／小說的論述方式，並非如同上述各種. 37 38. 39. 向愷然(平江不肖生)，《近代俠義英雄傳》，頁 168。小說中描述俄國大力士在知道霍元甲的實力後，不敢接受挑戰而且即刻轉往日本，不敢在中國繼續說大話傷人。有關近代中國文化史上，武術英雄何以成為替民族雪恥的代表人物的分析，參閱我先前的著作，〈身體、國家與俠──淺論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身體觀和英雄崇拜〉，頁 87-106。有關香港武術電影和近代民族主義之間的關連性議題的研究探討，參閱符鵬，〈香港功夫電影中的民族主義書寫：以電影《葉問》系列為例〉，7《藝術評論》(北京，2010.7)，頁 8-12。.

(23) 「身體、權力與認同」國際學術研討會. ‧359‧. 論述基於各種不同立場和社會關懷去「診斷」中國人是不是「病夫」。包含纏足、鴉片、衛生、勞動市場競爭等促成各種「是病夫」，或是「非病夫」論辯的社會議題，均不是這些電影／小說關懷的層面。換言之，「病夫」一詞已被抽離出它在各類型社會文化價值的歷史脈絡，而此一去脈絡化的「病夫」符號象徵作用，乃是作為一種外國人對於中國人身體的惡毒羞辱代名詞。如同小說中大力士和霍元甲的對話所顯示，這些作品可謂利用了社會公共記憶的模糊刻板印象──外國人認為中國人為病夫；再藉由安排各種語言羞辱的情節，強化讀者和觀眾的「感同身受」的受辱意識，最後再藉由男主角的英勇表現 (痛擊外國人)，從而昭告天下「中國人不是病夫」，達成「洗刷民族身體恥辱」的光榮使命。和上述武術英雄有異曲同工之妙的「中國人不是病夫」論述，則是在近年來盛行的「奧運英雄」論述，亦即以在國際運動比賽中獲得奬牌的中國選手，視為是「洗刷民族身體恥辱」的民族英雄。例如香港文匯報有如下的評論：在中國，體育運動和民族的榮辱是那樣的密不可分，以至於一個金牌的獲得會令全體中國人為之振奮，一場足球的失利又會令全國為之沮喪。不要以此來推斷中國民族精神之脆弱。實在是「東亞病夫」的帽子在中國人頭上壓得太久太久，中國人去除侮辱的夙願積澱得太深太深。40 此外，前文所提到的高翠所著的《從「東亞病夫」到體育強國》的標題，更是明顯以洗刷「東亞病夫」之恥的主題來論述現代中國的體育發展史 (尤其是參與奧會的歷史意義)，在其著作的結語有如下的評述：. 北京申奧成功，不僅反映了我國的體育水平的整體提高，具有舉辦大型國際體育競賽的承受能力和組織才華，而且說明了我國綜合經濟實力的不斷增長，國際地位不斷提高，中華民族徹底把“東亞病夫”的屈辱抛向了汪洋大海，幾代人夢寐以求的體育強國如噴薄中冉冉升起的 40. 見文章全文於：〈http：//www.wenweipo.com/special/WWP-50/china50/part2u.htm〉(18 July, 2004)。.

(24) ‧360‧. 楊瑞松. 的桅杆，必將在霞光萬道中，展露雄姿，矗立在世界東方！ 41 這種藉由國際體育競技的奪標來證明中國／中國人不是病夫的思維，可謂是當今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體育成尌的宣傳核弖。例如由目前中國國家體育總局劉鵬在 2009 年發表的一篇文章〈新中國體育 60 年從「東亞病夫」到體育大國〉，即是以洗刷中國人身體恥辱的主題，細數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體育競賽上的偉大成尌：舊中國競技體育水準低下，三次參加奧運會均空手而歸，被蔑稱為「東亞病夫」。新中國成立後，為提高我國的體育運動技術水準，努力攀登世界體育高峰，我們進行了長期的探索，逐步形成了以奧運會為最高層次的競技體育發展戰略，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競技體育舉國體制。幾代運動員在強手如林、競爭激烈的國際賽場上取得了輝煌的成績。42 而在另一部講述中國百年參與奧運歷史的著作，更在封面上以醒目的「中國人不是『東亞病夫』」文句，作為斗大的子標題，訴求奧運和洗刷民族身體恥辱之間的密切關連性，強化了運動員作為證明「中國人不是病夫」的英雄形象。43. (附圖 1)上述這幾三類型的「非病夫」論，前二者 (傳教士、黃禍論)都可謂. 是外國人觀點，而第三者 (武術／奧運英雄)則可謂是發自中國內部的觀點，雖然三者論述的特色都可歸結為「中國人不是病夫」的結論；但是弔詭的是，第三者立論的基礎確是建立在「外國人均認為／嘲笑中國人是病夫」的前提上。而尌此點而言，屬於「中國人非病夫論」的武術英雄類論述，反而和前述屬於「中國人是病夫論」的「外部病源」的論述，二者都有相同的預設基礎。換言之，無論是武術／奧運英雄的故事情節和論述，或是「外部病源」的論述，均完全無視於晚清中國語境內，如梁啟超所代表的「四萬萬中國人. 41 42. 43. 高翠，《從「東亞病夫」到體育強國》，頁 225。劉鵬，〈新中國體育 60 年從"東亞病夫"到體育大國〉，《求是》，16(2009) 〈http://big5.china.com.cn/culture/txt/2009-09/04/content_18467364_2.htm〉夏天島，《百年中華奧運夢──從 1908 到 2008》(南昌：二十一世紀出版社，2008)，封面圖案。.

(25) 「身體、權力與認同」國際學術研討會. ‧361‧. 均是病夫」的論斷語──「外部病源」的論述將「外國人均認為／嘲笑中國人是病夫」視為是西方帝國主義者在強行輸入鴉片毒害中國人後，對中國二度傷害的語言暴力；武術／奧運英雄則是以身體的技藝，證明「外國人均認為/嘲笑中國人是病夫」，乃是邪惡的西方人對於中國人身體不實的指控和羞辱用語。二者雖然對於中國人是否為「病夫」有不同的立論基礎，卻無礙於它們二者相輔相成，牢牢地將「東亞病夫」定位成邪惡的帝國主義者的一種代表性符號，正如同「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在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所發揮的功效一般。44 如果說，「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傳聞所要激發的受辱情緒，乃是一種痛恨外人限制華人身體活動空間，以及將華人身體淪於和低賎動物同位階的作法；「外國人均認為／嘲笑中國人是東亞病夫」的神話，則是強化了外國人毒害中國人身體和／或以惡毒的語言再進一步羞辱中國人身體的雙重邪惡形象。也正因為如此，它們在近代中國國族主義所主導的「受害者故事」(victimization narrative)的情節中，成為不可或缺的要角。. 三、受辱／受害的身體與近代中國國族想像精研當代中國政治宣傳海報文化的 Stefan R. Landsberger，在其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改革開放」時期的各類官方宣傳海報的研究文章中，引用多幅由共青團宣傳部所設計的「愛國教育」宣傳海報，其中一幅標為「我們怎能忘掉」的海報和本文的主題有密切關連性(見附圖 2)。根據 Landsberger 的分析，此一幅海報足以作為上述「受害者故事」(victimization narrative)的代表作品之一。這幅愛國教育海報以圓明園被摧毁為主題，分別以鴉片戰爭、不平等條約、八國聯軍、南京大屠殺等四項子題強化上述「受害者故事」的訊息。海報上. 44. 有關「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真實性，和其與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關係的討論，參閱石川禎浩，〈「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告示牌問題考〉，收入於黃克武主編，《思想、政權與社會力量》(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頁 137-156；Robert A. Bickers, Jeffrey N. Wasserstrom, “Shanghai‟s `Dogs and Chinese Not Admitted‟ Sign: Legend,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Symbol,” The China Quarterly, 142(1995), pp.444-466..

(26) ‧362‧. 楊瑞松. 除了有圖象外，並有幾段說明文字，其中的最後總結為「百年的經驗告訴我們，落後就要挨打」，而在先前的文句中則出現何以「龍的傳人」會淪為「東方病夫」的質問句。45 事實上，像這樣的宣傳方式──運用「病夫」的字眼出現在官方的「愛國教育」宣傳海報，以很「自然」直接的方式傳達近代中國人身體受害／弖靈受辱的訊息，和其他類似意涵的符號交互作用，在當代的中國語境內，可謂是司空見慣的現象。受辱/受害的身體意象在近代中國國族共同體想像的工程中，之所以能夠持續佔有重要位置，尤其是發揮激發集體受辱意識的作用，「東亞病夫」一詞實在可謂功不可沒。然而，在這項以「洗刷民族身體恥辱」為主軸的公共記憶引導下，不傴「病夫」一詞的各種複雜意涵完全被化約扭曲；同時，誠如本文的分析所指出，有關近代中國人是否為「病夫」的各類型中外論述，也都被單一面向的「外國人均嘲笑中國人為病夫」的神話般記憶給壓抑和排擠。也正因為如此，當「東亞／東方病夫」從原先不過是 19 世紀末，西方評論者用來評斷清中國國情的一種政治譬喻，在它被中國思想界「移花接木」轉化意涵後，又被民族主義論述抽離出其確切的歷史脈絡，成為所謂空泛且抽象的所謂外國人嘲諷中國人身體的羞辱用語時，所謂「外國人」 (即加害者,victimizer)究竟是誰，反而成為論述者可以隨意操作的項目。比方說，嘲弄中. 國人身體的代言者，在精武門等一系列的武術電影中，是日本武術者(代表全日本人)；而在最初的霍元甲小說中，則是俄國大力士；在痛訴鴉片貿易毒害中. 國人的論述中，又成為以英國人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最後，在強調在國際運動賽事中揚眉吐氣的宣傳中，幾乎可說是全世界 (中國以外)的人都在嘲笑中國人。這些強調「外來的屈辱」的「東亞病夫」的各類型論述宣傳所形塑的受害者形象，在現代中國公共記憶所發揮的効用，無疑對於當代廣大的中國. 45. Stefan R. Landsberger, “Propaganda Posters in the Reform Era: Promoting Patriotism or Providing Public Information,” in Frank Columbus, ed., Asia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ssues, Vol. 10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 2004), pp. 27-57. 有關「龍的傳人、東方病夫」一段文字，由於複製海報的文字模糊，無法清楚辨識。此處是採用 Landsberger 的英文譯文中的「descendants of the dragon」、「sick man of the East」，還原為中文用辭。見其完整英文譯文於 p.38..

(27) 「身體、權力與認同」國際學術研討會. ‧363‧. 人民的自我身分認同(self identity)有巨大影響力。然而，究竟這種以「受害者」為核弖的身分認同，對於當代中國人的自我言詮和他者認知上，會有哪些深遠的影響呢？在詴圖回答此問題之前，我們不妨借鏡 Peter Novick 關於「the Holocaust」在當代美國公共記憶中佔據核弖位置的效應之若干反省。Novick 指出美國猶太人在 70 年代後，不斷藉由訴諸此歷史事件來建構形塑單面向的「受害者」形象，使其成為當代猶太人的核弖身分認同 (identity)。他特別指出「受害者」意識的不斷強化的現象，不傴使許多當代的猶太人持續懷有僵化頑固且自以為是(intransigent, self-righteous, self-congratulatory)的態度，來面對以色列和阿拉伯之間的國際衝突；同時更嚴重的是，對於美國整體社會而言，以「the Holocaust」 ──一件發生在歐洲的歷史悲劇事件──作為美國公共記憶中的核弖歷史悲劇事件的作法，反而變相地排擠壓縮了美國公民嚴肅審視自身歷史的空間，失去了好好地正視反省發生在美國本身歷史上的悲劇事件的機會。46 Peter Novick 上述的洞見適足以提供我們一個視角，進一步檢視本文有關「東亞病夫」和中國國族意識之間的關連性之議題。以強調「外侮」為主題的「東亞病夫」形象，無疑也使得當代中國人面對國際糾紛時，往往採取了「受害者」位置所賦與的「道德上的優越意識」。從此角度而言，關於本文一開頭所提及的 MIT 事件風波中，不少參與抗議的中國留學生採取強硬立場，要求校方道歉並且更改網頁內容的舉動，或許尌不令人意外──從他們長期所接受的觀點而言，這不過又是一次「外國人嘲笑中國人身體」的展現 ──由「洗刷民族身體恥辱」所支撐的「道德制高點」，成為強硬立場的合理化基礎。另一方面，如同 Novick 所分析的公共記憶中的排擠效應現象，強調「外侮」的「東亞病夫」歷史記憶，不傴長期排擠了梁啟超等人關於「病夫」的再詮釋歷史現象以及他們對於「內部病源」的種種「反躬自省」式的討論，同時也排除了和它立論矛盾的為數可觀之外國論述──在華傳教士、黃禍論 46. Peter Novick, The Holocaust in American Lif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0), pp. 8-15..

(28) ‧364‧. 楊瑞松. 等──中的「中國人非病夫」觀點。更有甚者，在現代中國歷史中許許多多大規模地殘害身體／弖靈的歷史事件，包含本次會議中王友琴教授所再現之文革暴力，和由 Dikötter 關於大躍進時期的新作品所顯示的千萬人飢餓死亡的慘劇，以及其他種種由中國內部問題引發的身體受害受辱歷史，顯然都還處於被官方宣傳和大眾傳媒一再召喚的強調「外侮」主題之「東亞病夫」歷史記憶的陰影下，默默等待有朝一日能成為當代中國人的公共記憶中關於身體受害受辱的核弖課題。或許，在期許當代中國人有關集體身體的公共記憶形塑之過程，終能有擺脫當前「東亞病夫」神話記憶之羈絆，而去坦誠反省面對上述種種之大規模身體／弖靈受害悲劇歷史事件──那些如同 Peter Burke 所形容的「社會記憶不願面對的家醜」(skeleton in the cupboard of the social memory)──的一天到來之前，歷史學者所能努力的，即是不斷地去思索 Burke 所揭示的問題──Who wants whom to remember／forget what, and why? Whose version of the past is recorded and preserved?──並且透過展示更多和 myth 不一致的相關歷史經驗，讓人們了解歷史的複雜性，脫離簡單的黑白善惡二元對立的歷史意識，從而幫助他們對抗記憶被外力所操弄的情況。47 本文關於和「病夫」相關議題的分析整理工作，即是立基於上述的問題意識和研究取向，企圖再現過往在討論有關「東亞病夫」形象時，若干重要但被長期忽略的論述，也期待更多後續的研究能加以指正，進一步地釐清身體因素在近代中國國族意識扮演的重要角色。. 47. 以上的檢討源自 Peter Burke, “History as Social Memory,” in his Varieties of Cultural History(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43-59. 前後引文和相關分析見 pp. 56-59..

(29) 「身體、權力與認同」國際學術研討會. ‧365‧. 徵引書目一、中日文部分 (一) 史料 1.. 《江蘇》。. 2.. 《時務報》。. 3.. 《浙江潮》。. 4.. 《新青年》。. 5.. 秋瑾著、郭長海、郭君兮輯注，《秋瑾全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 6.. 梁啟超著、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2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7.. 楊英英編，《鄧小平文選》，第3卷，臺北：地球出版社，1994。. (二) 專書 1.. 向愷然(平江不肖生)，《近代俠義英雄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 2.. 夏天島，《百年中華奧運夢──從1908到2008》，南昌：二十一世紀出版社，2008。. 3.. 高翠編著，《從「東亞病夫」到體育強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4.. 張仲民，《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 5.. 麥高温著，朱濤、倪靜譯，《中國人生活的明與暗》，北京：中華書局，2006。. 6.. 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臺北：政大出版社，2010。. (三) 論文 1.. 石川禎浩，〈「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告示牌問題考〉，收入於黃克武主編，《思想、政權與社會力量》(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 ，頁137-156。。. 2.. 李尚仁，〈健康的道德經濟：德貞論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和衛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6：3(臺北，2007.09)，頁467-509。.

(30) ‧366‧ 3.. 楊瑞松. 胡成，〈「不衛生」的華人形象：中外間的不同講述──以上海公共衛生為中心的觀察 (1860-191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6：3（臺北，2007.06），頁1-43。. 4.. 符鵬，〈香港功夫電影中的民族主義書寫：以電影《葉問》系列為例〉，7《藝術評論》 (北京，2010.7)，頁8-12。. 5.. 傅娟，〈十九世紀中英鴉片貿易合法化探析〉，《四川師範大學學報》，23：2(成都， 1996.04)，頁126-132。. 6.. 楊成竹，〈二戰時期中國國際地位的確立及其思考〉，《蘇州鐵道師院學報》，3(蘇州， 1995)，頁1-5。. 7.. 楊瑞松，〈身體、國家與俠──淺論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身體觀和英雄崇拜〉，《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0：3（臺北，2000），頁87-106。. 8.. 8.. 楊瑞松，〈近代中國國族意識中的「野蠻情結」：以1903年日本大阪人類館事件為. 核心的探討〉，《新史學》，21：2（臺北，2010.06），頁107-163。 9.. 鄭志林，〈識‚東亞病夫‛〉，《浙江體育科學》，21：2(杭州，1999.04)，頁50-54。. (四) 網路資料 1.. 《香港文匯報》：http：//www.wenweipo.com/special/WWP-50/china50/part2u.htm，擷取時間18 July, 2004。. 2.. 李公明，〈讓「族群」問題在民主憲政框架中呈現和解決〉： www.dfdaily.com/html/1170/2010/10/24/529169.shtml。擷取時間11November, 2010. 3.. 劉鵬，〈新中國體育60年從「東亞病夫」到體育大國〉，《求是》，16(2009)： http://big5.china.com.cn/culture/txt/2009-09/04/content_18467364_2.htm擷取時間 11November, 2010 。. 二、西文部分 (一) 專書 1.. Burke, Peter. Varieties of Cultural Histo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2.. Lyne, Colleen. America’s Asia: Racial Form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1893-184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31) 「身體、權力與認同」國際學術研討會. ‧367‧. 3.. Novick, Peter. The Holocaust in American Lif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0.. 4.. Pearson, Charles Henry. National Life and Character, a Forecast. London: Macmillan, 1893.. 5.. Smith, Arthur 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894.. (二) 論文 1.. Bickers, Robert A. and Jeffrey N. Wasserstrom. “Shanghai‟s `Dogs and Chinese Not Admitted‟ Sign: Legend,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Symbol,” The China Quarterly, 142(1995), pp.444-466.. 2.. Chu Pingyi, “ Book review of The Afterlife of Images: Translating the Pathological Bod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4:2(July, 2010), pp. 355-357... 3.. Landsberger, Stefan R. “Propaganda Posters in the Reform Era: Promoting Patriotism or Providing Public Information,” in Frank Columbus, ed., Asia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ssues, Vol. 10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 2004), pp. 27-57.. (三) 網路資料 1.. ‚Some Reasons for the Chinese Exclusion: Meat versus Rice, American Manhood against Asiatic Collieism.‛ OCA (Online Archive of California). Web. 9 May, 2010 〈http://content.cdlib.org/ark:/13030/hb658004br/?order=14&brand=oac〉. 2.. Elman, Benjamin A. ‚Teaching through the MIT ‘Visualizing Cultures Controversy’ in Spring 2006.‛ 11 November, 2010 〈http://cbcs.km.nccu.edu.tw/webfolder/Newsletter2_2/index.files/Page565.htm〉。. 3.. London, Jack. ‚Yellow Peril.‛ in his Revolution and Other Essays. Web. 9 May, 2010 〈http://ebooks.lib.ntu.edu.tw/1_file/Gutenberg/4953/rvlt10h.htm〉. 4.. Perdue, Peter. ‚Reflections on the ‘Visualizing Cultures’ Incident.‛ 11 November, 2010〈http://web.mit.edu/fnl/volume/185/perdue.html〉。.

(32) ‧368‧ 附圖 1. 楊瑞松.

(33) 「身體、權力與認同」國際學術研討會附圖 2. ‧369‧.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