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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陶詩》中的避世意念

在文檔中 對此,方以智也不例外 (頁 23-30)

透過《飲酒詩》的創作,陶淵明藉著飲酒的率真,表達對隱居的嚮往,或是 對世俗的輕蔑。尤其是藉由酒醉的隱喻,將個人的苦悶予以排遣。因此,《飲酒 詩》二十首,可以說是陶淵明託言於酒,寄情放言的感懷作品,表達出對於人生 的反省,尤其是多難的人生際遇。歷經多年顛沛流徙的嶺南生活,方以智走過了 含冤未明、大病垂死的困境,經歷了清兵追索、避禍深山的窘迫,更有兵刃環侍、

生死立判的險境。對比青年時期的前半人生,宛如斷裂的兩截,墜落於世間哀愁 苦難的盡頭。眾多的不幸,伴隨著明清交替的動亂時代,降臨在方以智的人生當 中,令人有世間無常的感嘆。因此,透過閱讀方以智《和陶詩》,可以想見其個 人尋求解脫世局牽絆的期待。

(一)表達隱世的思想

面對明末鼎沸魚爛之局,方以智雖曾矢志為國盡忠,卻經常在言談中流露出 獨木難撐的無力感。94此後流徙嶺南,出入永曆朝廷,方以智既不願捲入政爭,

也不願為難在鄉親族,於是選擇避居山林,屢辭朝廷徵聘。此中心情,可於《和 陶詩》第十首的感嘆見之:

自然林藪命,何論天一隅?風波卷地起,篷海皆危塗。一進不能退,枉 為世所驅。到處容木塌,抱膝原無餘。自非甯靜者,廣廈難安居。

「一進不能退,枉為世所驅」的困境,使得方以智的思想轉趨老莊退隱之道來尋 求個人心性的解脫。如此一來,方以智在屢辭閣銜的上疏中,表明自己生性「疎

94 早自崇禎十六年(1643)時,方孔炤應詔入京,特上《芻蕘小言》十二策以言國事,卻不被崇 禎帝採納。此時父子二人在京,面對朝政紊亂,烽火日熾,卻是有志難伸,歸隱不得。對此,

方以智甚感疑惑的說:「嗟乎!余又感矣,上不能如陳涉江請纓殺賊;次不能見天子,言胸中 所欲言,又不能退身遠引,為古高士之行;下不能交遊要人,以澤其身。父子相依,跼促輦 下,佯狂不可,避世不能」文中「佯狂不可,避世不能」顯見方以智為人臣子的兩難。語見

《浮山文集前編》,卷 7〈送周農父還故鄉序〉

易」、「不羈」,性情「淡泊恬退」而喜好「自任糜鹿」。95種種陳詞反映了方以智 日趨隱逸的心境。尤其方以智在粵期間,「放情山水,殤詠自適,與客語不及時 事」的狂放行徑,96引得時人側目。對於方以智來說,固然縱情放浪引來譏訕,

卻又何嘗不是一種「應世」的態度呢?學者李素娓認為,此時方以智所表達的「疏 達」之性,類似於莊子「曠達」的性格,因而強調方以智亡國以前對於莊子思想 的愛慕,大都表現在狂放的性格之上;北都淪陷以後,對於莊子思想的詮釋則重 在胸襟曠達的處世態度。97無論是行世或是遯世,方以智均能以豁達的胸襟泰然 處之,既不因容於世而喜,也不因不見容於世而憂。類似的心境,在《和陶詩》

中多可見到,比如第三首所云:

人生此世間,安得言無情。詩書何以傳?名山何以名?見性行至性,達 生期無生。儻然遇虎狼,徒步能無驚。安坐愛邊幅,問道何年成?

方以智以為唯有「見性行至性」,才能放達自任,逍遙自得,因而「見性行至性,

達生期無生」的豁達心態,能使人堅強的去面對困境與挫折,亦是方以智期許自 己「徒步能無驚」的寫照。此一觀點,從方以智寄寓嶺南之時所做的〈曠達論〉,

可以進一步說明他個人的處世態度。方以智反對世人對於曠達的一般理解,尤其 往往往歸咎於「動越禮法」的偏頗。對此,方以智提「至人之曠達,正所以成其 謹介」的論點。他說:

富貴貧賤之間,人情易遷,故欲其謹介,然後能淡然有以自處,合于禮 法也。曠達之士,自行至性,而大不踰閑。黃金千駟,軒冕公侯,視之 漠如,不易其所有。故其遠覽世外,旁若無人者,要以淡然于利祿,不 動心也。淡然於利祿,聖人許之矣。聖人之教,以謹介致其淡然。至人 之道,以曠達致其淡然,其致一也。98

95《浮山文集前編》,卷 10〈猺峝廢稿‧十辭疏〉,頁 16a-b。收於《叢刊》,總頁 646 下。

96 根據瞿共美(字叔獻)〈六十初度自述〉自述中記載:「昔在粵時,與桐城方密之相得甚歡。一 日,余與密之裸裎披髮,闖大司馬門,效漁陽三撾,張別山(同敞)倉皇從別竇出,造留守府 言狀。大師則置酒小東皋,召我兩人,意欲別山面規我倆耳。密之則拍檀板,肆口高唱。余 則作小石布棋局。張亦無可奈何。」轉引自李素娓,《方以智「藥地炮莊」中的儒道思想研究》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8),頁 12。

97 同上註,頁 13。

98

由上可知,方以智認為「謹介」與「曠達」實是殊途同歸。所謂「淡然」心境,

其途徑並非唯有謹介自守一途,如能目空一切富貴利祿,而不動心,亦能以「曠 達致其淡然」,於是「聖人之道」與「至人之道」因此相通。由此而論,「曠達」

與「謹介」既然可以實踐淡然的心境,即方以智所謂「曠達正所以成其謹介」, 寓謹介於曠達,寓曠達與謹介,兩者並不衝突,可以和諧而並立。基於此論,方 以智進而抨擊當代的儒者、達士。他說:

世為儒者,多有二病,窮理而不博學,聞道而不為善。故其所言,未嘗 不至精,而所謂粗者,正恐未必能淡然也。世之所為達士,專以任誕自 便于聲色貨利之場,豈非老子之罪人哉!仲尼不貴詭異之行,名教本非 苦難之事,拘守苦難以尊禮法,與好作詭異,以超越禮法者,皆好名之 徒,桎梏其至性為之者也。99

方以智所強調的是「不拂其性」,以順應「人情」,並非「好名」而限制本性。他 認為世儒矯情守禮或任誕不羈,兩者皆矯作而流於極端,並不符合「曠達而謹介」

的想法。對此方以智曾說道:「賢者立節,惟在皎然不欺其志,而不必為所極難;

達者自行至性,樂在俯仰無愧,而不必傷其天以為名。」100強調個人心性,不受 世俗牽絆的自在,正是方以智歷經流離嶺南挫折之後的人生感悟。

因此,逃禪做為「人生進路」,用以脫離嶺南生涯所面對的進退兩難,方以 智此時所做的《和陶詩》,並未有僧人看破紅塵世事的空無,反倒存有退居隱世 的心情與期待,反映在對於陶淵明「栗里遺風」的追慕,安閒悠適的欣賞。例如

《和陶詩》中的第六首:「帶索與披裘,素心只如是。被髮如佯狂,高冠不妨毀,

葛巾漉更著,古人聊復爾。大布苟御寒,自不用紈綺。」此處「帶索」、「披裘」

乃指古代隱者榮啟期,101在陶淵明《飲酒詩》中,多次提到他,102顯見陶公對於 榮啟期甘於貧寒的嚮往。此處方以智追和陶詩,也表達出對於榮啟期「固窮節」

的欽慕,以及對陶淵明隱逸田園,任真恣意的欣賞,甚至希望引為異代的知己。

類似追尋退隱避居的意念的詩作,還有第八首:

99 同上註。

100 《浮山文集前編》,卷 8〈又答衛公〉,頁 7a。

101 《列子‧天瑞篇》記述:「榮啟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之,行年已九十 矣。」

102 如第二首:「九十行帶索,飢寒況當年!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第十一首:「顏生稱為 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飢至於老。」

庭前養白鶴,枉昔凌雲姿。珊瑚拖鐵網,安貴瓊樹枝。寄信三青鳥,所 言何大奇。頹然厭斯世,長年復何為?山中愛神駿,不用黃金羈。

此外,在《飲酒詩》中也可以看到感嘆人生無常的無奈:

子安問黃鵠,萬里將安飛?四海紛茫茫,中路能無悲。三萍飄大海,風 波還相依。安得如海潮,朝夕自言歸。一經離亂中,盛年忽已衰。有心 不敢椎,有口常猗違。(其四)

十年避亂走,畏聞人語喧。天地已傾覆,何論東南偏。網羅不可脫,殺 戮到深山。有路不早達,无家何用還。所以蝸牛廬,十問無一言。(其 五)103

透過對於古代隱士的追慕,方以智在《和陶詩》中寄託的是避居隱逸的期望。尤 其詩中所謂「十年避亂走」、「盛年忽已衰」,感嘆因流離顛沛的生活而逐漸衰老,

而「十問無一言」則反映了方以智對於永曆朝廷十次徵聘大學士的推辭。種種陳 述顯現的是方以智個人求退隱居、獨善保身的心志。

(二)勘破生死的無常

對於方以智來說,逃禪是不得已的選擇,也是面對無常人生的挑戰。如同上 節所論,對於置身嶺南的困境,方以智曾說:「吾歸則負君,出則負親,吾其緇 乎?」沒想到一語成讖,以智最終仍以逃禪跳脫世局牽絆。對此,在方以智《和 陶詩》中第十二首有云:「生有幸不幸,士誠難此時。……一當刀鋸前,風流誰 在茲。」歷經鼎鑊刀鋸下的生死淬煉,誰還能保有風流故態?在清兵「脅之以刃,

誘之以袍帽」的威逼下,方以智既不願薙髮降清,又不能退隱還鄉孝親,遂以逃 禪做為仗節完名的兩全之道。

關於「生死」,方以智認為「生死即此心也」,所謂的「心」實出於性情。透

103 詩中「子安問黃鶴」典出南朝梁人蕭子顯撰《南齊書‧州郡志》「仙人子安乘黃鶴過此上也。」

實是唐人崔顥《黃鶴樓》一詩中,黃鶴樓的命名由來。而蝸牛盧典出《三國志‧魏書》的「管 寧傳」。根據裴松之註引《魏略》記載,東漢末年隱士焦先「自作一瓜(筆者:「蝸」的別字)

過方以智北歸桐城途中所做的《東西均》,104可以瞭解他對於生死的看法:

東西聖人千百其法,不過欲人性其情而已。性其情者,不為情所累而已。

情至生死而盡,故言生死,出生死者,不為生死所累而已;出世者,不 為世所累而已;舍身者,不為身所累而已;心空者,不為心所累而已。

累因此身,身為世累;世無非物,物因心生。105

在方以智看來,儒、釋、道說法歸一而論,都是要人盡行情志,即所謂「性其情」。 無論是「出生死者」、「出世者」、「舍(捨)身者」、抑或「心空者」,皆是跳脫身 外之牽累,而此中的牽累則是從心所生。在方以智的觀點中,「生死」伴隨心生,

在方以智看來,儒、釋、道說法歸一而論,都是要人盡行情志,即所謂「性其情」。 無論是「出生死者」、「出世者」、「舍(捨)身者」、抑或「心空者」,皆是跳脫身 外之牽累,而此中的牽累則是從心所生。在方以智的觀點中,「生死」伴隨心生,

在文檔中 對此,方以智也不例外 (頁 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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