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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訓蒙讀物

在文檔中 一、先秦的兒童教育 (頁 25-38)

唐代兒童教育的發達,也表現在文人開始大量的撰寫訓蒙讀物以及訓蒙課本 的流行上。唐代的小學類書數量出現明顯的增加,大量文人開始書寫兒童啟蒙讀 物。在敦煌石窟中也發現大量的兒童讀本。出現在藏經洞中的大量兒童讀本,可 看出唐代當時對於兒童基礎教育的重視程度。這些兒童讀本形式多樣,數量眾 多,僅在敦煌地區流行者,便有二十多種。基本上以識字、應用、教育為主要目 的。其中有僅僅教導識字,文字之間彼此不相連的識字課本,亦有語句相連貫押 韻的識字讀本如《千字文》、《開蒙要訓》等。

在教育德行與應用類上,也有《百行章》、《太公家教》、《文詞教林》、《崔氏 夫人訓女文》、《孔子家教》、《論語》、《孝經》等。《論語》、《孝經》為唐代兒童 初學時的必備讀物,其他書籍與論語孝經相似,皆以突出的儒家思想,對學生進 行立身處世的道德倫理教育為內容。同時內容多出自於《論語》、《孝經》、《詩經》。 故事也多源自於《左傳》、《史記》、《說苑》等典籍,將傳統的綱常禮教具體化。

除上述童蒙讀物之外,敦煌的兒童讀本中,還可發現另一類兒童書籍,教導 兒童生活中的應用常識,如書儀、算學等。敦煌石窟中遺存大量的中原和邊地的 多種形式的書儀寫本,書信間往來的形式,自然也成為兒童必須學習的一種課 程。在算學上,這類應用課本,包含單獨的《九九乘法歌》和各種算書紀錄基礎 乘法口訣和乘方知識,簡便易懂而實用,便利於兒童學習並應用。

童蒙讀本的編寫,既是用作教育兒童之用。在編寫上,自然與當代的價值觀 與社會風氣有相呼應之處,因此童蒙讀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對於兒童的 教育方針,以及父母希望教育兒童將來的成就取向。在反映社會風氣與教育方針 的前提之下,唐代的蒙學讀本,在不同時期也有不同的流行版本。初唐社會與中 晚唐時流行的兒童讀本內容雖有相近之處,但也存在著一些差異,本節便簡單介 紹各時期流行的兒童讀本,檢視其中的差異

一、開蒙要訓

《開蒙要訓》為唐代主要兒童課本之一,《開蒙要訓》為六朝馬仁壽所撰。

敦煌殘卷 P.2721 中「亦有開蒙要訓一卷,馬仁壽撰之」的記載,但作者身平不 見於史傳,身平未詳待考。《開蒙要訓》一書,至唐五代,是一直流傳於敦煌地 區的兒童讀本,宋之後便告佚亡,現所存本為敦煌藏經蹭中的寫本。《開蒙要訓 一書,內容豐富,知識面廣,主要目的自然在啟迪兒童的智慧,因此有著教導兒 童由淺入深,循序漸進的特點和認識規律。除敦煌外在初唐以至於中唐皆為各類 學校採用的一種普遍蒙學教材。《開蒙要訓》涉及有自然及社會知識,同時也有 關於做人、治家與治國的內容。這些來源於各地區廣泛的知識,構成了《開蒙要 訓多元而豐富的容量及特色。關於君臣倫理和婚姻的內容如:

君王有道,恩惠弘廓。萬國歸投,兆人歡蹻。諂佞潛藏,奸邪憩惡。臣佑 輔弼,匡翊勤恪。賞賚功勳,封賜祿爵。……孝敬父母,承順兄弟。翁婆 曾祖,嫂姪孫嬰。叔伯姊妹,姑姨舅甥。婚姻聘嫁,夫婦媒成。油燈蠟燭,

炬照輝盈。貧賤富貴,奴婢使令74

《開蒙要訓》如一般訓蒙讀物一樣在強調人倫禮法上特別著重,但除人倫禮 法之外,另有關於征剿如:「勒剿壯健,運輦提擎。」75;婦女的紡織、服飾、

女紅、美容如:「針縷綻綴,補衭穿露。」76;人體的疾病與治療如:「脾腎腸肚,

肺肝心部。」77;以器皿、財物如:「頗梨瑪瑙,珊瑚琥珀。」78等生活知識。此 外對於農具與農事,農產品與收穫、經商、蟲、鳥、魚、獸與家禽、家畜以及名 馬,箭簇與武器等諸多知識也有專篇介紹。《開蒙要訓》的主要內容,除了教育 兒童識字的同時,還由一條教兒童如何做人,基礎的立身處世、治家等方面的知 識穿插著。做為識字教材,既能啟迪促進兒童的智慧發展,同時也有利於對兒童

74 馬仁壽《開蒙要訓》轉引自汪泛舟編著《敦煌古代兒童課本》頁55 甘肅 甘肅人民出版 社 下引註同

75 馬仁壽《開蒙要訓》轉引自汪泛舟編著《敦煌古代兒童課本》頁55 甘肅 甘肅人民出版

76 馬仁壽《開蒙要訓》轉引自汪泛舟編著《敦煌古代兒童課本》頁55 甘肅 甘肅人民出版

77 馬仁壽《開蒙要訓》轉引自汪泛舟編著《敦煌古代兒童課本》頁55 甘肅 甘肅人民出版

78 馬仁壽《開蒙要訓》轉引自汪泛舟編著《敦煌古代兒童課本》頁55 甘肅 甘肅人民出版

進行齊家治國等多方面的思想教育與培育。所以《開蒙要訓》成為六朝以至於五 代時期在敦煌一直流傳的兒童讀本之一。

同是六朝時作品,《千字文》一書流傳廣博成為中國傳統且最具代表性的訓 蒙教材,但《開蒙要訓》在唐代之後卻逐漸收縮,宋以後則在中原地區佚亡,因 此在流傳上遠遠不及《千字文》要廣。但就《千字文》在敦煌所留殘卷數量與《開 蒙要訓》在敦煌所留的殘本比較79,兩書在敦煌的蒙學、縣學與寺學中,皆可視 為相當重要的兒童讀本。不過《千字文》與《開蒙要訓》兩書中卻各自有著不同 的側重和異同之處。

《千字文》在自然、社會知識裡面編入的歷史事蹟和故事較多、較為偏重,

尤其具有長時間的社會的實用性以及借鑑性,因而流傳久遠,直至清代仍為重要 的童蒙教材之一。相對的《開蒙要訓》一書中在自然、社會知識中編入了大農業 生產的傳統知識,以及生活知識。更為特別的,是《開蒙要訓》一文中對於從事 武藝訓練,或是騎射一事有鼓勵的意涵。具有以識字以及治家為主的特色,與《顏 氏家訓》中教導子弟善於農事的觀念相當接近。因為《開蒙要訓》中含有大量的 農事知識與武具知識包含了濃厚的六朝時期的社會色彩,逐漸與中唐時期的社會 風氣脫節,在與科舉教育逐漸融合的家庭教育中,功利主義色彩濃厚。農業等生 活知識,不如《千字文》中對於道德禮義的重視。士大夫的家庭中對於農業的知 識的重視,遠不如儒家傳統的道德教育與禮節知識。唐初的尚武精神以及均田法 配合租傭調法的實施,使得《開蒙要訓》的內容在一般家庭中仍受到應有重視。

然而自開元、天寶之後科舉盛行,進士與明經科成為朝中受注目的仕宦來源,《開 蒙要訓》因生產與生活中的知識大量編入與逐漸興盛的科舉與功利主義社會出現 差距,《開蒙要訓》的流傳範圍也逐漸由中原地區內縮至僅有敦煌一帶的邊陲地 區。隨著科舉制度的發展與逐漸盛行,至宋代已成為一個完全的士大夫社會,重 文輕武的氣息濃厚,六朝時的社會觀與宋代已格格不入,《開蒙要訓》也因而逐 漸消失,為其他類的童蒙書籍所取代。

《開蒙要訓》的消失,自然與唐末五代的戰亂有一定的關聯性,但其流傳範 圍的逐漸減小和書量的減少,絕大部與中唐之後社會風氣的轉變,以及兒童教育 方向的延革有更重要的關係。

79 《千字文》的敦煌殘卷數量約為四十七個卷號,而《開蒙要訓》則是三十七個卷號,兩者相 距不大。統計數量的資料引自鄭阿財;周鳳玉著,《敦煌蒙書研究》,蘭州市,甘肅教育,2002

《開蒙要訓》的寫作方式與《千字文》相同,前無序言,後無跋語。四字一 句,兩句一韻的韻文類識字課本。《千字文》在敦煌以及中國地區的長期流傳,

成為中國流傳最久的童蒙讀本之一。《開蒙要訓》書凡一千四百字,字數較《千 字文》為多,內容相較於千字文也更為廣泛,由天文而至於人倫,同樣是以教兒 童識字為主要目的,避免重複的字眼,配上韻腳,以方便兒童記憶,並將各字按 照物品、用具、植物、動物做分類編排。以同一偏旁的字表現,對於兒童的理解 相當有幫助,《開蒙要訓》卻因戰亂與內容和社會風氣的出入,逐漸的亡佚消失,

甚至於史志上未見著錄。但可從開蒙要訓一書中,看出六朝至唐代時期教育兒童 的一些面貌。

二、百行章

童蒙讀本在唐代分為官方與民間兩類。如《開蒙要訓》,《太公家教》等皆屬 於民間自己編訂,未經頒敕的流行蒙書。而《百行章》、《千字文》、《孝經》等,

則是屬於官方頒行的通用教材。官方頒訂的蒙書,與民間不同,多參雜了一些政 治性的色彩於其中,除了教育兒童之外,另有宣導的作用。如唐玄宗對於《孝經》

的再修與頒訂,便受到唐代以儒學為傳統的政治風格影響80。《百行章》便為唐 代政府親自頒訂的官方教材之一,《百行章》的作者杜正倫為初唐時期官員。因 見唐代初定,社會風氣頹廢,忠孝不行,為官不善。因而開始修撰《百行章》, 希望盡到移風化俗之效,以匡世風。作者於百行章的序言中,便提到他編訂此書 的原因。

臣察三墳廓遠,誰曉其源?五典幽深,何能覽悉?至如世之所重,唯學為 先﹔立身之道莫過忠孝。欲憑論語十卷,足可成人;孝經始終,用之無盡,

但以學而為存念,得獲忠孝之名。雖讀不依,徒示虛談,何異存忠?則須 盡節立孝,慎終追遠。至於廣學不仕明朝,侍省全乖色養﹔遇沾高位,便 造十惡之愆﹔未自勵躬,方為三千之過。臣每尋思此事,廢寢休餐,故錄

80 關於唐玄宗將《孝經》公佈為必要讀本的因素,與唐代將儒家教育視為國家根本教育有一定 關係。請參照鄭阿財《敦煌孝道文學研究》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民國七十一年出版

真要之言,合為《百行章》一卷。81

真要之言,合為《百行章》一卷。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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