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道兩朝的天主教傳教活動 - (2) 清廷查禁天主教期間傳教活動之探究（1717～1840）多教堂被佔

清廷查禁天主教期間傳教活動之探究（1717～1840）

第三節嘉道兩朝的天主教傳教活動

西元一七七三年羅馬教廷下令解散耶穌會，自西元一七八三年起開始由遣使會接替耶穌會的工作，因此乾隆晚期起活躍於中國地區的天主教修會便以遣使會、方濟各會等為主。至嘉慶年間，中國地方的天主教情況，如：北京地區的教務情況在嘉慶初年，仍維持一定的傳教自由，這主要是由於嘉慶帝初登帝位，並未特意針對天主教在中國的傳行情況多加注意查緝，雖其仍遵行父祖所遺留的政策，但在嘉慶十年（1805）爆發德天賜案前，嘉慶朝並未對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情形多加注意及處置，這或許也是因乾隆五十二年

（1787）的大教案爆發後，乾隆朝就將能緝拿到的各地教士遣返澳門地區後，只留用京城的傳教士，此後天主教在中國的活動似乎不再熱絡，甚或死寂，致使嘉慶帝即位後並未因發生大教案而過於留心此問題，因此在此期間北京四堂仍維持乾隆時代的繁盛，傳教士有一定的自由，亦可進行宗教活動，中國教徒也可以前往瞻禮。在文獻中曾記載：「一千八百年（嘉慶五年）

北京大堂中，有各省傳教神父及官員等，尚在大慶聖體大禮。」⁴³另外清實錄嘉慶朝中也有記載嘉慶年間，中國地方天主教流傳的情況：「乃各堂西洋人、每與內地民人往來講習。並有刊刻書籍、私自流傳之事。」⁴⁴由此都可以看出在嘉慶初年，北京地區各堂教務的盛況，不但刊行書籍傳教且也派遣傳教士往各省傳教，根據嘉慶十年（1805）德天賜的供詞：

天主教堂共有南北東西四堂，德天賜在西堂辦事，四堂共有八位先

43 轉引張澤，《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臺北：光啟出版社，1992），頁 166。

44《清仁宗睿皇帝實錄》（北京：中華書局，1986），卷一百四十二，頁 945。嘉慶十年四月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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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內姜姓已故，顧姓、何姓、趙姓現在分赴外省傳教，盧姓、尤姓、劉姓並鑲黃旗並漢軍馬甲周炳德，現在各堂講經講道，管理一切傳教事宜，由於嘉慶七年間將海甸楊家井地方舊有西洋人寓處一所，改為聖母堂，分男、女兩堂，男堂會長六人，已故張廷賢，在逃之楊姓，並現獲之劉朝棟、趙廷畛、朱長泰。內務府正白旗閑散現在暢春園看門之汪茂德。女堂會長，民婦陳楊氏，各講經傳教，

每月男女來堂念經……⁴⁵

由上文中的敘述可知北京四堂在嘉慶初年的盛況，且成為往外省傳教的據點，組織甚為嚴密。至於外省地區，在嘉慶十年（1805）以前以四川教區

（包括雲貴一帶）最為活躍，自乾隆晚年以來至嘉慶初年教務的確有所成長。根據資料的統計，乾隆二十八年（1763）的四川教區的教徒數目為八千人，至嘉慶六年（1801）已增加至四萬人，三十八年間增加有五倍之多。因此在嘉慶初年川、滇、黔地區傳教活動亦偶有所獲，如：嘉慶五年（1800），

曾有上諭：

……京城地方向有西洋人建立天主堂，在內居住，與別項邪教稍有區別，但究不應傳習……今常明將藉稱天主教斂錢惑眾之首胡世祿等各犯拿獲…其聽從傳教入夥之徒，未必即止於案內數人，但黔省係苗疆地方……著諭琅玕即將已獲各犯，按律辦理，毋得格外搜求……⁴⁶

45《清嘉慶朝外交史料》（臺北：成文出版社，1968 年）頁 60~61。

46《寄信檔》（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藏）。嘉慶五年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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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此期間，嘉慶初年雖秉持嚴禁天主教的傳播，但卻不嚴加緝拿，僅就拿獲的當地進行緝捕，造成地方緝拿天主教的態度漸為鬆散，傳教士潛入或傳教的活動相對日益頻繁。

嘉慶十年（1805），爆發德天賜案件之後，嘉慶帝經由案件中得知各地私傳天主教的情形嚴重後，開始針對天主教的實行嚴禁的政令，甚至不再接受從澳門到北京供職的西洋教士，直至嘉慶十六年（1811）更針對天主教在中國傳教情況制定《治罪專條》來處理西洋人傳教與中國人習教的情形，如：

嘉慶二十二年（1817），在四川地區遭拿獲的華籍神父劉翰佐，主要傳教於成都以北地區，其經常裝扮行商農人，夜間訪視教友，在隔年（嘉慶二十三年）京中批示到省，劉翰佐被押往成都東場絞決。⁴⁷然而在這樣嚴厲的政令下，使得京城的效力教士也逐年減少，這當然也因嘉慶帝曾宣令中國不再接受供職的西籍教士有關，直至道光十八年（1838）時在北京朝廷供職的最後一名西洋教士畢學源病死南堂寓所，再無西籍教士在京供職。

反觀地方上的傳教活動卻未因為禁教政令的重申而杜絕，仍繼續在中國各地秘密傳播，各地教徒接引西籍教士赴各省傳教情事及西洋人潛往各地亦是不絕。嘉慶十年（1805），便在廣東拿獲山西民人李如即亞立山，在香山縣屬澳門地方接引西洋人若亞敬，欲赴原籍傳教。⁴⁸又嘉慶十九年（1814），

廣東民人多有潛入天主教者，香山縣婦女亦多入教。⁴⁹嘉慶二十年（1815），

又於四川地區拿獲西洋人徐鑒牧即李多林，前在內地傳教定罪後，釋回出

47 顧衛民，《中國天主教編年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 年），頁 345。

48〈兩廣總督那彥成等奏報拏獲居引西洋人欲赴山西傳教主犯李如審明定擬摺〉嘉慶十年九月三

十日。（《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一冊，北京：人民出版社，1999 年），頁 646。

49〈寄諭兩廣總督蔣攸銛等澳門地方近復傳習天主教著嚴查究辦拜會習教之人摺〉嘉慶十九年二

月十二日（《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二冊，北京：人民出版社，1999 年），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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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膽敢仍來內地，潛至四川，變易姓名輾轉傳教。⁵⁰由這些資料可了解，

在嘉慶朝訂立《治罪專條》之後，各地方的傳教活動仍未因此停止，四川地區在嘉慶初年便是教務較發達的教區，在《治罪專條》施行後，川境的傳教活動也未因此減緩，根據資料統計，嘉慶六年（1801），四川教徒為四萬人，

直至嘉慶十九年（1814），四川尚有中國神父二十七人，教徒已增加至六萬人。

至於澳門地區在雍乾時期便是傳教活動的頻繁之地，因此也受到雍乾兩朝地方官府與朝廷的多加嚴禁注意，但直至嘉慶年間，澳門地區的傳教活動仍然興盛不已，在《仁宗睿皇帝實錄》中記載：

乾隆四十九年十一月內。欽奉聖諭，以西洋人蔓延數省，皆由廣東地方官未能稽察防範所致…粵省澳門地方，洋舶往來，該國人自因赴廣貿易，與內地民人勾結，始能惑眾傳教，如果粵省稽查嚴密，

何至私越內地……⁵¹

嘉慶十九年（1814），廣東澳門一帶傳教盛行：

據給事中李可蕃奏稱：廣東民人多有潛入天主教者，香山等縣婦女亦多入教，更恐奸民潛蹤教內，轉相引誘滋事等語粵東粵西。

地廣人稠、良莠不齊，茲又有匪徒潛匿拜會肆劫，亟應嚴密查辦。

50《清仁宗睿皇帝實錄》（北京：中華書局，1986 年），卷三百十：頁 120。嘉慶二十年九月。〈常明奏拏獲潛入川境傳教之西洋人審明辦理一摺〉。

51《清仁宗睿皇帝實錄》（北京：中華書局，1986 年），卷一百五十二：頁 120。嘉慶十一年十一月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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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香山澳門一帶地迫外洋，爲夷人寄居之所，近復傳習天主教，

久之亦恐滋患，現飭各省編查保甲，著蔣攸銛、董教增各飭所屬，

將此習教拜會匪徒，設法嚴查究辦……⁵²

嘉慶十九年（1814）七月二十九日：

近日訪聞復有唐人私習天主教之事，或係在澳居民，或係附近各縣民人，被一二棍徒引入誘來澳，向爾等取誦經卷，持齋禮拜。⁵³

看出澳門地區在嘉慶年間，天主教的傳教事業依然熱絡並未稍減，朝廷不得不對澳門地區傳教活動再頒禁令，更令地方組織保甲緝查，希冀藉此嚴禁地方民人赴澳信教。

乾隆五十年（1785），在江南地區已有天主教教徒三萬人，嘉慶二十年

（1815），亦在湖南地區拿獲義大利籍神父蘭月旺：以西洋夷人潛入內地，

遠歷數省，收徒傳教，煽惑多人，不法已極。⁵⁴可知江南地區進入嘉慶年間之後，仍不時有西籍教士潛入傳教，進入道光年間，江南地區的天主教傳教活動更為活躍，在鴉片戰爭（道光二十年）爆發前夕，道光二十年（1840），

江南神父聽告解一萬二千多次，行婚配達五百七十六次等，至道光二十一年

（1841）已有教徒四萬八千人。⁵⁵可知在嘉慶晚年至道光年間各地教務仍在

52《清仁宗睿皇帝實錄》（北京：中華書局，1986 年），卷二百八十四：頁 889。嘉慶十九年二月。

53 轉引湯開建，〈明清之際澳門與中國內地天主教傳播之關係〉《漢學研究》（臺北：漢學研究中心，2002 年），第 20 卷：頁 49。

54《清仁宗睿皇帝實錄》（北京：中華書局，1986 年），卷三百十一：頁 131－2。嘉慶二十年十月上諭。

55 轉引張澤，《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臺北：光啟出版社，1992 年），頁 216。

清廷查禁天主教期間傳教活動之探究（1717～1840）

成長，雖嘉道期間中國並未對天主教傳播的禁令鬆動，但各地的傳教活動卻已漸活躍，進入道光年間，由於道光帝本身對天主教的態度較為寬容，致使在鴉片戰爭之前，各地傳教情況已大為改變，長期處於秘密傳教的狀態，在道光初年已呈現半公開的情況，教士、教徒人數也大幅增加，根據道光十五年（1835）時董文學神父到中國時的統計數據，當時中國十八省的教徒數目共有二十二萬人，比嘉慶年間的十五萬至二十萬教徒，增加數萬以上。傳教神父方面：西籍教士約有四十名；華籍教士共有八十名。顯示中國在鴉片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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