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人分判唐優宋劣的理據，幾乎與宋人相同。宋人欣賞「唐詩」的其中一項緣 由，是鑑於江西詩及理學詩好發議論，注重理趣，涉於理路，泯滅抒情言志的本旨，甚 至輕視「唐詩」精工諧美的語言藝術。戴表元亦持這類理由標舉唐詩：
異時搢紳先生無所事詩，見有攢眉擁鼻而吟者，輒靳之曰：「是唐聲也，是不足 為吾學也。吾學大出之可以詠歌唐虞，小出之不失為孔氏之徒，而何用是啁啁 哉！其為唐詩者，汩然無所與於世則已耳，吾不屑往與之議也。」銓改舉廢，
詩事漸出，而昔之所靳者，驟而精焉則不能，因亦浸為之。為之異於唐，則又 曰：「是終唐聲，不足為吾詩也。吾詩懼不達於古，不懼不達於唐。」62
對照前述，可發現戴表元揭出「唐且不暇為，尚安得古」之論，就是為了從根柢上針砭
59 高棅：《唐詩品彙》，〈凡例〉，頁 1 下。
60 高棅：《唐詩品彙》，〈五言古詩敘目．正宗〉，頁 4 上-下。
61 高棅：《唐詩品彙》，〈凡例〉，頁 1 下-2 上。
62 戴表元：《剡源集》，卷 8，〈張仲實詩序〉，頁 125-126。
．328． 宋代「詩學盛唐」觀念的形成與內涵
當時理學家鄙薄唐詩的偏見，認為即使要學到理學家推崇的古詩，也得先掌握唐風。戴 氏此一先學唐而後上溯古詩的理論，看似接近葉適、四靈的「蛻晚唐而追盛唐」──先 學精工的唐詩，再上溯渾樸拙放的盛唐詩。但據〈張仲實詩序〉後文又說唐詩與理學家 之爭，是「性情、理義之具，嘩為訟媒，而人始駭矣。」可知戴氏標舉唐詩，是看重唐 詩承載的抒情自我，以情為本，而非理義。因此，和葉適等人重在「語言風格」的學詩 方法考量，仍有明顯的差別。相較而言，袁桷表面上承襲戴表元之說，抨擊「理學興而 詩始廢。」63這話簡直和劉克莊「近世理學興而詩律壞」的話頭如出一轍，袁桷也批評 理學詩「大率皆以模寫宛曲為非道」，關懷重點落在語言風格上。
傅與礪《詩法源流》認為唐宋詩「氣象敻別」，故「今以唐詩雜而觀之，雖平生所 未讀者，亦可辨其孰為唐，孰為宋。大概唐人以詩為詩，宋人以文為詩。唐詩主於達性 情，故於《三百篇》為近；宋詩主於立議論，故於《三百篇》為遠。」64純就氣象來施 展辨體功力，頗似嚴羽；認為唐詩較具純粹性，恪守吟詠情性的詩體本質，而宋詩近於 文，以議論為詩，也早已是楊萬里、劉克莊清楚分辨的老話題。
嚴羽對唐詩和盛唐詩體本質的描述，是宋人中最清楚的，認為純粹的詩，只是單純 地吟詠情性，不須依賴外加的學力、法式之規範，超脫語言文字之外，妙悟自得。由於 說得最清楚，把握得最準確，因此嚴羽的影響力也最大──尤其是明代之後。例如：李 東陽（1447-1516）《麓堂詩話》云：
唐人不言詩法，詩法多出於宋，而宋人於詩無所得。所謂「法」者，不過一字 一句、對偶雕琢之工，而天真興致，則未可與道。其高者失之捕風捉影，而卑 者坐于黏皮帶骨，至于江西詩派極矣。惟嚴滄浪所論，超離塵俗，真若有所自 得，反覆譬說，未嘗有失。65
李東陽認為江西詩人逞其高才，刻意鍛鍊，從而喪失了詩的天真興致。這是受嚴羽「反 覆譬說」的影響，應是嚴羽〈詩辨〉批評蘇、黃「不問興致」說的一段話：「盛唐諸人 唯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 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對於嚴羽最著名的別材、別趣說，李東 陽也有清楚的認識：
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讀書之多、明理之至者，則 不能作。論詩者無以易此矣。彼小夫賤隸婦人女子，真情實意，暗合而偶中，
63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 21，〈樂侍郎詩集序〉，頁 388。
64 傅與礪：《詩法源流》，張健：《元代詩法校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236。
65 李東陽：《麓堂詩話》，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頁 1371。
第六章 餘 論 ．329．
固不待於教。而所謂騷人墨客學士大夫者，疲神思，弊精力，窮壯至老而不能 得其妙，正坐是哉。66
前半段文字論詩體本質，幾乎完全照抄〈詩辨〉之語；後半段舉「小夫賤隸」和「學士 大夫」兩種極端身份的創作者對比，說明前者的才識學殖雖不如後者，但更容易寫出真 誠的好詩，後者反為宏富的學識所縛，無法領略作詩之妙。這種對比方式，讓我們想起 劉克莊〈跋何謙詩〉說：「世有幽人羈士，飢餓而鳴，語出妙一世；亦有碩師鴻儒宗主 斯文，而於詩無分者，信此事之不可勉強歟？」
明人的詩體本質觀，並非單純沿襲《滄浪詩話》的舊說，而有進一步的發展。嚴羽 批評蘇、黃等人「不問興致」的主因，是「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等 等，但三者的具體指涉──尤其是以文字為詩──則未予清楚界定；李東陽從「所謂法 者，不過一字一句、對偶雕琢之工」補足了這項空白，使意思更明朗。弘治、正德年間 的李夢陽（1475-1531）〈論學下〉亦云：
古詩妙在形容之耳，所謂水月鏡花，所謂人外之人，言外之言，宋以後則直陳 之矣！於是求工於字句，所謂心勞日拙者也。形容之妙，心了了而口不能解，
卓如躍如，有而無，無而有。67
日本學者青木正兒已指出這裏的「水月鏡花」正受嚴羽影響。68宋詩「直陳」指宋人追 求理路清晰，於是通過在語言文字上的刻意鍛鍊，希望將詩意說得清楚，詞句間的邏輯 關係十分顯豁，因而限止了詩的多義性，毫無餘味可尋。李夢陽認為，理想的創作活動 能以一種「形容之妙」使詩意達到「有而無，無而有」的朦朧美，難以具體捉摸（口不 能解），卻足以具體感受到（心了了）。很明顯，「形容之妙」是李夢陽站在嚴羽詩論的 基礎上進一步開發出來的新概念，李夢陽〈缶音序〉有具體的闡述：
詩至唐，古調亡矣，然自有唐調可歌詠，高者猶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調，
於是唐調亦亡。黃、陳效法杜甫，號大家，今其詞艱澀，不香色流動，如入神 廟坐土木骸，即冠服與人等，謂之人，可乎？夫詩，比興錯雜、假物以神變者 也，難言不測之妙，感觸突發，流動情思，故其氣柔厚，其聲悠揚，其言切而 不迫，故歌之心暢，而聞之者動也。宋人主理，作理語，於是薄風雲月露，一
66 李東陽：《麓堂詩話》，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頁 1378。
67 李夢陽：《空同集》（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66，外篇，
〈論學下〉，頁7 下。
68 青木正兒著，孟慶文譯：《中國文學思想史》（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5 年），頁 98-99。
．330． 宋代「詩學盛唐」觀念的形成與內涵
切剷去不為，又作詩話教人，人不復知詩矣。詩何嘗無理，若專作理語，何不 作文而詩為邪？69
宋人希望藉由嚴謹的邏輯，把詩意表達清楚，認為墨守詩歌的平仄聲律或經營景語，均 有礙詩意的準確表達，因此欣賞拙放樸素的語言風格。但在李夢陽眼中，則無異「其詞 艱澀，不香色流動，如入神廟坐土木骸」一般，實不可取。李夢陽認為，理想的純詩通 過「形容之妙」故能避免宋人詩病，所謂「形容之妙」亦即是形容情感的方式，是靈活 運用比、興的手法，點染風雲月露等自然景物，使之承載感情。由於是通過比、興，而 不再是直陳（賦）的手法，故能免除宋人涉於理路的毛病，純粹是情思意念的流動，展 讀這首詩，隱約感覺一股難言不測之妙，並引起讀者的共鳴。唐、宋詩體的本質，從嚴 羽影響明人，而通過明人的解析，更加清楚了。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