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visibility）35。國族寓言說可被運用為一種工具，藉此來審視後現代知識 空間下對意義的爭奪（the struggle over meaning that has taken in the postmodern
31 同註 2，頁 65-88。
32 同註 2，頁 79。
33 Ahmad, Aijaz, “Jameson’s Rhetoric of Otherness and the ‘National Allegory’,” Social Text 17 Fall (1987), pp. 3-25.
34 Franco, Jean, “The Nation as Imagined Community,” Dangerous Liaison: Gender, Nation, and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pp. 130-137.
35 Prasad, Madbava, “On the Question of a Theory of (Third) World Literature,” in Anne et. Al.
McClintock, Dangerous Liaison: Gender, Nation, and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s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pp. 155, 141-162.
intellectual space）36。筆者相當贊成Prasad 的看法，也就是，重點並非第三世 界是否國族寓言，而是把國族寓言當成思考的出發點。
在詹明信提出國族寓言說之後十五年（2001 年），Szeman 回顧歷年來關於 此說的爭議，並從詹明信於其他著作中的相關看法，認為國族寓言乃是一種後 設批評的觀點，用以思考文學批評如何可能的歷史、社會、文化因素37。
Szeman 認為此論文乃是論述後設批評之可能性及其存在條件。Szman 認為 應該探究寓言作為一種詮釋模式與國族作為一個社會／政治問題意識二者間的 關係，而此種關係又如何進一步帶動吾人思考全球或跨國的文學與文化批評。
此外，Szeman 也透過霍米巴巴之「國族與敘事」（nation and narration）概念來 看待第三世界「敘事」本身的可能性。類似的關切近年來在黃美娥的研究中也 有細緻深入的闡釋，亦即文體與國體的關係38。
Szeman 一方面指出詹明信的國族問題意識並非國族認同，另一方面延伸出 辯證性的認同觀。辯證的運用，乃是了解諸多現象以便指出隱藏其後的矛盾，
發現同一與非同一的身分（the Identity of identity and non-identity），使得對位
（opposition）成為矛盾（contradiction）39。我們經由 Szeman 的洞見，可看出 日華親善的二者平行排比，其實充滿難以解決的歷史、文化、政治、軍事矛盾。
而美學再現，則是對這些矛盾的因應，並提出想像性的解決。例如小說經由描 繪兩國女性情誼以及外交官夫人的身分，一方面促成日華親善，同時又觀望全 世界。身分（Identity）乃是同一（identity）與非同一（non-identity）二者的槓 桿操作。以謝雪漁而言，若是溯及文化身分，同一乃是中國文化，而以日本為 其對位的非同一／差異。但是在政治臣屬上，同一是日本，非同一為中國。謝 雪漁寫了多篇小說，幾乎沒出現過台灣。台灣的缺席，並非不認同台灣，而是 讓我們得以體會到，台灣乃是跨文化網路的節點，使得書寫者／知識分子在此 節點從事文化身分的編輯，將中國內部與日本內部無止境的分叉、繁衍、延異。
36 同註 35，頁 142。
37 Szeman, Imre, “Who’s Afraid of National Allegory? Jameson, Literary Criticism, Globalization,”
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Vol. 100, no. 3, Summer (2001), pp. 803-827.
38 同註 8，頁 363-396。
39 同註 37，頁 282。
Szeman 特別強調，詹明信所謂的「national」為定義模糊的群體（collectivity），
而非只限定於民族國家（the nation-state）。筆者同意 Szeman 的觀點，因為詹明 信明確指出「國族認同」無法解釋反帝國主義、反殖民的多重意涵；如果要使 用認同或國族認同這樣的概念，必須分析在何種歷史情境，此概念被策略性運 用40。Szeman 也指出 Jameson 所謂國族，其實意指「文化模式」。
在詹明信的論證下，「國族的」往往與「文化的」相關。文化為對歷史處境 下政治、經濟、社會各種矛盾的中介與回應。此一階段的文化解決日久之後定 型為具體化的文化模式（reified cultural patterns）；到了新的階段，之前的文化 回應模式變成客觀條件的一部分，成為新局面下的問題本身。關於國族的思考，
也因而是文化如何回應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內部矛盾，並以美學方式提出想 像性的解決，而這些解決，到了下一階段又成為問題本身。
國族寓言由國族與寓言兩個部分所構成，而國族並不等同於國族認同，應 被理解為在跨國國際關係的架構下，關於國族的思考、探索、觀摩、實踐、交 涉協商。若無現代世界中的國際關係，就無從體會「國」的意義。謝雪漁經由
〈日華英雌傳〉的日本女性外交官夫人，提出一個三層的政治群體：（1）國家，
（2）雙邊架構下的日華兩國，（3）多邊關係的國際世界。人民經由旅行、移民、
工作、留學而穿梭於多國之間。壽子的父親曾擔任駐英國大使館書記，後來又 到中國的漢口經商而於該地逝世。壽子長大後也嫁給外交官，因為喜愛研究支 那學術，慫恿其夫轉任上海領事。小說結束時，壽子夫婿被派往美國，眾女傑 齊聚歡送。由此可見，壽子的家庭於日本、英國、中國、美國之間移動。中國 劇盜張華的事業版圖由中國跨洋到日本，日本的劇盜加藤明也由日本跨洋到中 國，由此呈現出跨國犯罪集團，連張華的日本情人峰澄子也曾留學上海。因留 學而出國者，還有麗君在南京時的兩位追求者：一位是洪國器，留學英國倫敦，
另一位是王翔，留學美國華盛頓。謝雪漁在這篇小說中流露的旨趣並非呼應日 本國體，而是摸索跨國移動的情境；另一方面則呈現出，即使在特定國界線之
40 同註 2，頁 78。“Nor can I feel that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identity’ or even ‘national identity’ is adequate. ……We need to ……determine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strategic use of this concept.”
內，個別國家也是由跨文化網絡所構成。小說中的中日英雌形成一個由友誼支 撐起來的共同體─可以直接面對面互動的共同體，再經由對話建構出擬古、
具有共同起源的想像共同體，在真實與虛構之間編織出擱置民族國家的另類想 像共同體。
詹明信論證的主題─寓言，儘管他一再強調現代寓言並非中世紀道德寓 言中那種一對一的等值對應，仍然被贊成派與反對派雙方陣營都理解為單一的 對應關係。前者如筆者先前引用的游勝冠，將張文環小說中的女性處境等同於 台灣遭受殖民壓迫及自我覺醒的寓言。後者如Jean Franco，以中南美洲當代小 說呈現的駁雜狀態而質疑國族寓言說41。其實，詹明信指出當代寓言乃是：「充 滿斷裂與異質性，有如夢境般的多重一詞多義，而非同質再現的象徵」（……a matter of breaks and heterogeneities, of the multiple polysemia of the Dream rather than the homogeneous representation of the symbol）42。此外，詹明信國族寓言說 的論文，以相當長的篇幅指出第三世界知識分子在文化生產上扮演的角色，這 是學者較少注意到的面向。詹明信認為第三世界知識分子必須面對受殖文化的 底層性與從屬性，及由此而來的矛盾，以文學的敘述書寫來處理這些矛盾。殖 民地人民受制於外部政治經濟的壓迫，以及內部自卑與屈服的心理情結，文化 在此扮演中介者的角色，同時回應外部政經壓迫與內部心理自卑從屬的問題。
這些回應累積起來形成某種模式而被具體化並傳承給下一代（reified cultural pattern）。然而，前一階段的文化解決模式，卻在下一階段成為問題本身，也是 後續知識分子必須面臨的客觀處境：
Cultural structures and attitudes……as vital responses to infrastructural realities……as attempts to resolve more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s—attempts which then outlive the situations for which they were devised, and survive, in reified forms, as “cultural patterns.” Those patterns……then become part of the new problem. 43
41 同註 34，頁 130-137。
42 同註 2，頁 73。
43 同註 2，頁 78。
若以謝雪漁及其他傳統文人的處境而言，日治初期以同文主義來抵抗同化 主義，並以淺白文言文的通俗小說創作來面對、探索、觀摩日本所帶來的西方 文明以及日本自己的傳統與現代。1905 年發表的〈陣中奇緣〉以法國大革命為 背景，人物塑造不脫中國章回小說的兒女英雄模式；1906 年的短篇〈靈龜報恩〉、
〈蝦魔怪〉，以傳統日本為背景，經由動物的故事傳達日本社會報恩的文化傳 統：1912 年的〈三世英雄傳〉，內容描述日本明治時期青年男女留學西洋的憧憬 與奮鬥。漢文通俗小說乃以既有的漢文文體，同時面對多重的文化挑戰；這些 挑戰包括：面對西方物質文明與政治革命帶來的嶄新世界、學習日本歷史與傳 統文化價值觀、經由台灣漢文接觸日本漢文、經由日文反過來認識本是自身傳 統的中國儒學、文學與歷史44。漢文因而是面對多重殖民矛盾時的解決方式：
既可以保存自身固有文化，又可以吸收日本文化及西方文化。在此過程中，漢 文從儒學式的自我文化認同轉變為文化資本，用以協商傳統文人在變動場域中 的地位。這種以漢字為基礎所形成殖民地「同文」的關係，會使漢文與同文產 生轉換的可能性，並配合時局持續重述，而日台雙方由此展開跨界交流、各取 所需、反覆辨駁的狀態45。
這樣的解決方式到了三○年代通俗雜誌《三六九小報》成立後，漢文以嘻 笑怒罵、瑣碎頹廢、荒唐怪誕的通俗書寫，二度自我顛覆、自我異化。不過，
此現象也說明了漢文對政治社會矛盾的二次介入與解決：以正言反說、嘲諷詼 諧消極抵抗同化主義與現代性。到了中日戰爭之後的歷史新局，漢文作為解決 方式，本身又變成一個新問題。漢文作為文化資本經歷了「通貨膨脹」的現象，
在大東亞共榮圈的國策之下，成為統治者發動戰爭的文化動員工具。相對於以 日文書寫的皇民文學著重於「怎樣才能成為真正的日本人？」此一問題意識，
漢文書寫的「興亞文學」則關注中國人如何協力日本帝國。謝雪漁的〈日華英 雌傳〉於 1937 年出現於《風月報》，雖然此時尚未出現「興亞文學」的公開呼 籲，這篇小說已經顯示了這方面的精神。從保存固有文化、到台灣社會中變動
44 謝雪漁曾翻譯日文的「支那文學史」，顯示文學史的知識系譜來自日本。
45 蔡佩玲，〈同文的想像與實踐：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人謝雪漁的漢文書寫〉（台北：政治 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文化場域中爭取自身發言權的文化資本、以通俗爭取更多讀者大眾、再到身負 宣揚國策的跨國界政治使命，每一階段的漢文都是前一階段的回應與解決，以
文化場域中爭取自身發言權的文化資本、以通俗爭取更多讀者大眾、再到身負 宣揚國策的跨國界政治使命，每一階段的漢文都是前一階段的回應與解決，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