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雪漁通俗書寫的跨文化身分編輯：探討〈日華英雌傳〉的性別與國族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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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三期 2013 年 12 月頁 29-62. 謝雪漁通俗書寫的跨文化身分編輯：探討〈日華英雌傳〉的性別與國族寓言林芳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教授. 中文摘要本文以謝雪漁發表於 1937 年《風月報》之長篇小說〈日華英雌傳〉為研究對象，探討其中的女性形象、中日文化想像以及其呼應國策（日本帝國）的書寫方式。本論文擱置認同議題或是親日／抗日的立場，提出跨文化身分編輯的概念。謝雪漁在此篇小說展現的是，在日／華、傳統／現代、東洋／西洋多重文化之間的空間（in-between spaces）編輯當下的身分。本文以非關認同的立場出發，提出跨文化性（transculturality）的概念。跨文化與多元文化不同，後者假設在一個國家內部存在著許多各自不同的文化，由彼此的外部差異來強化單一文化自身內部的同質性。而跨文化性則認為文化本身就內建了差異，不同文化之間也形成動態的網路。塑造個人身分認同越來越像是把不同文化的組成要素經由選取、刪除、排列組合而編輯成符合當下需要的「布局」。延續跨文化身分編輯的概念，筆者也企圖重啟詹明信對國族寓言的論證以及後續學者對此概念的批評與採用。筆者認為詹明信的「國族」並非「國族認同」，而是關於現代性情境下政治、社會、歷史的問題意識（problematic），而寓言作為一種文學再現，乃是意符與意指之間的斷裂、指向意義的曖昧與異質性。筆者以國族寓言來看待〈日華英雌傳〉，其研究旨趣不但不是將這篇小說視.

(2) 30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三期. 為日本帝國主義與國族主義的傳聲筒，而是強調文本的內部歧異如何躲閃單一的國族位置，在呼應國策的表象下重新編輯變動挪移中的身分位置。. 關鍵詞：謝雪漁、通俗書寫、國族寓言、跨文化流動、身分編輯.

(3) 謝雪漁通俗書寫的跨文化身分編輯：探討〈日華英雌傳〉的性別與國族寓言 31. The Popular Writing of Xie Xue -yu and Transcultural Identity Editing: Exploring Gender and National Allegory in The Heroines of Japan and China Lin, Fang-me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opular fiction written by Xie Xue-yu, The Heroines of Japan and China, by focusing on three aspects: women’s images, imagination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culture, and the way the author advocates national policies in the novel. This paper withholds the issue of constant and stable identity and whether or not the author is pro-Japan. Instead I raise the concept of transcultural identity editing to show how Xie Xue-yu moves across in-between spaces of Japan/China, tradition/modernity, East/West. This paper explores transcultural flows,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multiculturalism. The latter assumes that there exist many kinds of cultures within a nation, and each of these cultures is homogeneous within itself and differentiates itself from other cultures through external comparison. But transculturality proposes that each culture.

(4) 32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三期. has built within itself internal differences and interacts with other cultures to form a dynamic network. To construct personal identity is more like choosing, deleting, and arranging elements from various cultures to build up a configuration that attends to the needs at the moment. I also attempt to revisit the thesis of national allegory as proposed by Fredric Jameson. I think the term “national” as used by Jameson does not mean “national identity.” Instead, the term refers to a problematic regarding politics, society, and history in the conditions of modernity. And contemporary allegory can be characterized by the fracture between the signifier and the signified, as well as the ambiguity and heterogeneity of meanings. This paper does not regard the fiction as a mouthpiece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and nationalism; instead, I emphasize how the internal textual differences evade a single national position in order to re-arrange multiple positions under the surface of conforming to official policies. Key words: Xie Xue-yu, Popular writing, National allegory, Transcultural flow, Identity editing..

(5) 謝雪漁通俗書寫的跨文化身分編輯：探討〈日華英雌傳〉的性別與國族寓言 33. 謝雪漁通俗書寫的跨文化身分編輯：探討〈日華英雌傳〉的性別與國族寓言 *. 一、問題意識與研究回顧：從國族認同到跨文化身分編輯日治時期通俗小說在近年來逐漸受到重視，相關研究者經由這方面研究，進而對日治時期文學知識的更新、文言與白話文體的演變、文人創作的場域、閱讀市場的興起等重要議題有了更深入而創新的見解，進而衝擊到我們既定的日治時期台灣文學史觀。特別是傳統文人的漢文（文言文）通俗小說，讓我們具體看到傳承自中國章回小說的舊文類，如何於日治時期在內容上與敘事方式上呈現東西洋混雜的多重面貌。本文以謝雪漁發表於 1937 年《風月報》之長篇小說〈日華英雌傳〉為研究對象 1，探討其中的女性形象、中日文化想像以及其呼應國策（日本帝國）的書寫方式。經由對文本的深度分析，筆者企圖反省長期以來對日治時期文學研究的二大詮釋框架：其一是書寫者是否抗日，其二為該書寫者文化認同與國族認. *. 1. 本論文為國科會計畫部分成果。計畫名稱：「跨世紀的言情小說研究─從日治到當代的通俗言情書寫」（NSC-101-2410-H-003-055）。初稿宣讀於「大眾文化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主辦單位靜宜大學台文系。感謝主辦單位張靜茹主任邀約參與該研討會，使我得以聽到與會者對拙作的意見。兩位匿名審查者的意見也使筆者獲益良多。最後，感謝兩位助理王韶君與王俐茹，不只是協助蒐集資料與校對文稿，也提出許多具有啟發性的學術見解。謝雪漁，〈日華英雌傳〉，首次發表連載於《風月報》1937 年 7 月至 1938 年 2 月，本論文使用吳福助的複刻本，所有關於本小說的討論與引用皆採取吳福助版本。吳福助編，《日治時期臺灣小說彙編》第五冊（台中：文昕閣，2008 年）。.

(6) 34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三期. 同為何。此二種詮釋取向多年來已獲致豐富的研究成果，也因此難以持續產生新的研究成果。雖然近年來學者多採取雜混（hybridity）的概念，拋棄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然而，雜混仍然預設了二種或二種以上的實體認同。此外，國族認同從本質論朝向建構論，後者已被學界全面接受採納，卻也如同本質論般預設了認同具有實體內容。本論文針對〈日華英雌傳〉這個明顯呼應國策的文本，擱置認同議題或是親日／抗日的立場，提出跨文化身分編輯的概念。謝雪漁在此篇小說展現的是，在日／華、傳統／現代、東洋／西洋多重文化之間的空間（in-between spaces）編輯當下的身分。延續跨文化身分編輯的概念，筆者也企圖重啟詹明信對國族寓言的論證以及後續學者對此概念的批評與採用。詹明信認為第三世界文學為國族寓言，其中個人生存的故事乃是對被殖民處境下集體生存奮鬥的寓言 2。此論文發表後引起熱烈迴響，雖然引起不少質疑批判，卻也經由後進學者不斷地引用而廣被接受，甚至被簡化為「國族認同」。筆者認為詹明信的「國族」並非「國族認同」，而是關於現代性情境下政治、社會、歷史的問題意識（problematic），而寓言作為一種文學再現，乃是意符與意指之間的斷裂、指向意義的曖昧與異質性。詹明信的批評者與支持者，其實都不約而同的把「國族」等同於國族主義或是國族認同。筆者以國族寓言來看待〈日華英雌傳〉，其研究旨趣不但不是將這篇小說視為日本帝國主義與國族主義的傳聲筒，而是強調文本的內部歧異如何躲閃單一的國族位置。本文以非關認同的立場出發，提出跨文化性（transculturality）的概念。跨文化與多元文化不同，後者假設在一個國家內部存在著許多各自不同的文化，由彼此的外部差異來強化單一文化自身內部的同質性。而跨文化性則認為文化本身就內建了差異，不同文化之間也形成動態的網路。塑造個人身分認同越來越像是把不同文化的組成要素經由選取、刪除、排列組合而編輯成符合當下需要的「布局」（configuration）。這些多重的跨文化網路就算有相同的組成要素，. 2. Jameson, Fredric, “Third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Social Text no.15, Autumn (1986), pp. 65-88..

(7) 謝雪漁通俗書寫的跨文化身分編輯：探討〈日華英雌傳〉的性別與國族寓言 35. 仍是以不同的方式放入儲藏清單（inventory），因而導致不同的結構 3 。透過跨文化想像，最終並非朝向一個穩定的模式，也不是另一種新模式的發展取徑，而是在其內部繼續地複雜化下去。在日治時期殖民與被殖民的情境下，前者的殖民政策與後者的具體實踐二者之間，存在不均質的地層，此種差距可被命名為「日常生活」。吾人可考察在法制與政策等堅固組織之間，如何找到窺伺其變化局面的縫隙 4。作為長篇連載通俗小說，〈日華英雌傳〉一方面呼應日華親善的國策，更多篇幅花在日常生活食衣住行育樂的描寫，兩者之間究竟是互相強化支持？或是後者包圍、消解了前者？近年來興起的日治時期通俗文學研究，逐漸淡化多年來日治時期研究的反抗史觀，轉而由文體的變化、文學知識系統的建立、中國章回小說傳統的沿襲、日本漢文小說在台灣的接受狀態、西方偵探文類的引進等方面的研究，開創了嶄新的格局，更進而更新我們對日治時期文學的看法。筆者此處回顧日治通俗文學的研究成果。謝雪漁、李逸濤、魏清德等人，因為具有深厚的漢學基礎而被歸類於傳統文人。同時，他們也身兼報社記者與撰稿者，站在媒體第一線接觸世界各國的最新發展，對現代化新事物充滿好奇心。學界如何評價傳統文人，可說是歷經數次典範移轉。根據蔡栢傑的整理 5，最早的研究者如陳昭瑛，採取肯定立場讚揚傳統文人以漢儒身分展示的民族氣節。這種觀點以抗日／媚日二分，未具鮮明抗日立場者不是被批評就是被漠視。這種局面到了黃美娥的著作《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有了突破性的發展。 3 4. 5. Welsh, Wolfgang, “Transculturality: The Puzzling Form of Cultures Today,” M. Featherstone and L. Scott eds., Spaces of Culture: City, Nation, World (London: Sage, 1999), pp. 194-213. 此處以「日常生活」的研究取徑來擺脫支配與被支配、親日與媚日的二元對立，此係受惠於韓國學者對日治時期朝鮮社會的觀察，請參考蘇榮炫，〈戰時體制的慾望政治〉收於柳書琴編，《戰爭與分界：台灣、韓國的主體重塑與文化政治》（台北：聯經，2011 年），頁 271-296。此外，黃美娥也以日常生活來探究白話文通俗小說，請參考〈從「日常生活」到「興亞聖戰」：吳漫沙通俗小說的身體消費、地誌書寫與東亞想像〉，《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 10 期（2011 年 8 月），頁 1-37。蔡栢傑，〈維繫傳統？殖民共謀？試論殖民地儒學的時代表徵─以魏清德的文言小說為例〉，收於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編，《第九屆全國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12 年），頁 433-452。.

(8) 36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三期. 黃美娥放棄抗日／媚日的二元框架，另闢蹊徑，探討傳統文人維新的企圖心，通過漢文與日文素養接觸翻譯的西學，展開面對現代性的開放態度 6。如此的研究視角，又被游勝冠質疑，他認為這些傳統文人仍是舊瓶裝舊酒，對新事物的表象感興趣，但仍然缺乏自我批判與歷史批判的啟蒙精神 7。如此一來，對傳統文人（乃至於新文人亦然）又回到評價其抗日與否。筆者認為，關於傳統文人的書寫─特別是通俗小說的書寫，若是一直繞著抗日與否的評價標準，此種研究取徑恐怕難以激發新的問題意識與研究發現。如黃美娥〈「文體」與「國體」─日本文學在日治時期臺灣漢語文言小說中的跨界行旅、文化翻譯與書寫錯置〉一文所顯示，最新的漢文通俗小說研究不再處理作家是否抗日，轉而考察日本漢文通俗小說經由怎樣的知識移動過程而被台灣文人吸收轉化。台灣作家在日本與中國小說創作的範式之間觀摩、抉擇、嫁接，卒而形成獨特面目的角力關係，帶來漢文通俗小說的多元與豐富 8。傳統文人的書寫，從詩歌而漸次擴及小說，在新文學白話小說興起前，台灣早在日治初期就有通俗小說的存在；由詩歌到文言文小說，再到新文學的白話文小說，漸次帶動日治時期現代文學知識的引進與建制化 9。到了三○年代出現白話文通俗小說，更可看出白話文通俗小說與白話文新文學有類似的主題，例如自由戀愛，因此雅／俗文學可以互相比較，研究二者的差異與互補 10 。林以衡在其博論，也將通俗小說從文言到白話的演變狀況，提出共時性與歷時性考察 11 。上述黃美娥與林以衡的研究，皆指向通俗文學於日治時期文學研究中扮演的重要槓桿角色，足以以小（通俗文學）搏大（以新文學為中心的文學典律）。筆者多年前就注意到新文學與通俗文學二者都以自由戀愛為主題，但二者採取 6. 7. 8. 9. 10 11.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台北：麥田，2004 年）。游勝冠，〈舊瓶裝舊酒─論日治時期舊文人「新」文化視域的封建性，《臺灣古典文學研究集刊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1 期（2009 年 6 月），頁 253-288。黃美娥，〈「文體」與「國體」─日本文學在日治時期臺灣漢語文言小說中的跨界行旅、文化翻譯與書寫錯置〉，《漢學研究》28 卷 2 期（2010 年 6 月），頁 363-396。黃美娥，〈從詩歌到小說─日治初期臺灣文學知識新秩序的生成〉，《當代》第 221 期（2006 年 1 月），頁 42-65。黃美娥，同註 4，頁 1-37。林以衡，〈東、西文化交錯下的小說生成：日治時期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對東亞／西洋小說的接受、移植與再造〉（台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1 年）。.

(9) 謝雪漁通俗書寫的跨文化身分編輯：探討〈日華英雌傳〉的性別與國族寓言 37. 不同的再現模式 12 。不過黃美娥與筆者的研究，在通俗文學之戀愛書寫限於白話文通俗文學，特別是吳漫沙作品。此外，陳建忠對吳漫沙的研究，也從文學史的評價與定位著手，然後探討其對自由戀愛的立場 13 。除了通俗白話小說可與新文學白話小說就自由戀愛議題比較之外，作為文言文通俗小說，〈日華英雌傳〉如何處理自由戀愛，也是後續研究可思考的課題。談到通俗小說，不能不提媒體的重要性。〈日華英雌傳〉首先出現於《風月報》。從《三六九小報》、《風月》、《風月報》、《南方》，這些刊物完全是由本地文人出資創辦，從通俗出發，吸引閱讀群眾以輕鬆休閒的態度閱讀刊物。前二份雜誌以傳統文人的文言文書寫為主，內容或詼諧幽默、或瑣碎雜燴、或荒誕不羈，將原本經世致用的傳統漢文書寫自我顛覆為頹廢狂歡的文字嘉年華 14 。《風月報》白話文比例提高，到了《南方》，則以白話文為主。到了東亞戰爭時期，《南方》已完全是官方戰時體制的傳聲筒。謝雪漁身為以文言文書寫的傳統文人世代，仍然活躍於以後輩為主幹的《風月報》15，並發表長篇連載小說〈日華英雌傳〉，可見其文學書寫的功力，可以使用漢文來傳達現代都會生活甚至國際外交事務與財經現象，並不因為處於較老舊的世代就放棄對新事物的好奇。. 12. 13. 14. 15. 林芳玫，〈日治時期小說中的三類愛慾書寫：帝國凝視、自我覺醒、革新意識〉，《中國現代文學》第 17 期（2010 年 6 月），頁 125-159。該文指出，白話文新文學以自由戀愛代表自我意識的覺醒，而白話文通俗小說則是以作者訓誨方式灌輸不具自我反思性的革新意識。陳建忠，〈大東亞黎明前的羅曼史：吳漫沙小說中的愛情與戰爭修辭〉，收於《日據時代臺灣作家論：現代性、本土性、殖民性》（台北：五南，2004 年），頁 209-249。通俗報刊研究見蔡佩均，〈想像大眾讀者：《風月報》、《南方》中的白話小說與大眾文化建構〉（台中：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柳書琴，〈通俗作為一種位置：《三六九小報》與 1930 年代臺灣的讀書市場〉，《中外文學》33 卷 7 期（2004 年 12 月），頁 19-55。毛文芳，〈情慾、瑣碎與詼諧─《三六九小報》的書寫視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46 期（2004 年 12 月），頁 159-222。林芳玫，〈台灣三○年代大眾婚戀小說的啟蒙論述與華語敘事：以徐坤泉、吳漫沙為例〉，《台北大學中文學報》第 7 期（2009 年 9 月），頁 29-65。柳書琴認為傳統文人因世代之不同，漢文運用方式也不同。她將傳統文人分為三個世代，謝雪漁屬於祖代，較常出現於《三六九小報》與《風月》，而《風月報》乃由父代與孫代構成。身為祖代的謝雪漁仍活躍於《風月報》，顯現其豐富的書寫生涯。請見柳書琴，〈傳統文人及其衍生世代：臺灣漢文通俗文藝的發展與延異（1930-1941）〉，《臺灣史研究》 14 卷 2 期（2007 年 6 月），頁 41-88。.

(10) 38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三期. 若是針對謝雪漁的研究，林淑慧〈女體與國體：論謝雪漁之〈日華‧英雌傳〉〉一文，指出〈日華英雌傳〉小說中，強健的女體如何與日本帝國的國體共構 16。吳毓琪將謝雪漁認同分為認同日本的「社會自我」與認同儒學傳統的「原始自我」 17 。林以衡分析謝雪漁〈新蕩寇志〉此篇歷史小說，認為他處理元朝蒙古軍攻打日本的歷史時，站在日本的立場，因而是認同的「錯位」 18 。薛建蓉則認為，謝雪漁多篇關於站在日本立場的戰爭書寫，其實呈現了對桃花源的想像與追尋 19 。上述四篇論文主旨或許有所差異，卻又不約而同觸及研究者自身對認同議題的焦慮；一方面指出謝雪漁的「錯位」或是「日本認同」，另一方面又意欲為其辯解，視日本認同為不具本真性的社會自我。筆者回顧這些相關研究後，認為認同的研究取徑已經難以再產生具體進展，遂提出「跨文化性」與「身分編輯」的概念，並針對〈日華英雌傳〉進行深度文本分析。此外，本論文也打算重啟詹明信關於國族寓言的辯證，闡明「國族寓言」並非「國族認同」，反而更適合以跨文化身分編輯的概念觸摸到〈日華英雌傳〉此文本的重重曲折及其縫隙。以下讓我們品味這篇小說的內容與書寫手法。. 二、〈日華英雌傳〉：跨越國族邊界及其同與異的辯證壽子曰。古時我國文事武備。固多學於支那。然全不拘守。出以變化。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故同而異，異而同。麗君曰。……我觀貴國人所作之漢文。所吟之漢詩。所書之漢字。皆別有一種氣骨。一種風趣。所謂同而異。異而同者。（〈日華英雌傳〉，頁 368）自從詹明信提出「國族寓言」的文學詮釋觀點，一方面引起許多質疑的聲浪，認為他站在第一世界的角度，通過對第三世界的閱讀來重新定位西方自身， 16. 17. 18. 19. 林淑慧，〈女體與國體：論謝雪漁之〈日華•英雌傳〉〉，《中國文學研究》第 24 期（2007 年 6 月），頁 119-152。吳毓琪，〈比較南社與瀛社面對新、舊文化交鋒的抉擇與取向─兼論謝雪漁對自我認同鏡像的建構〉，《台灣文學研究集刊》第 7 期（2010 年 2 月），頁 83-124。林以衡，〈「蕩寇」新解：〈新蕩寇志〉對日本「國體」、「神風」思想的闡發及作者謝雪漁的政治理想〉，《嘉大中文學報》第 2 期（2009 年 9 月），頁 169-203。薛建蓉，〈烽火下的理想家國造象─從謝雪漁戰爭小說看東亞論下理想家國形塑及其認同問題探討〉，《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14 期（2012 年 4 月），頁 39-78。.

(11) 謝雪漁通俗書寫的跨文化身分編輯：探討〈日華英雌傳〉的性別與國族寓言 39. 因此仍不脫西方中心。雖然如此，台灣文學研究者仍經常引用國族寓言的觀點，而此現象的普遍性也引起其他學者質疑此觀點簡化了文學的豐富，例如同志文學被看做國族寓言而流失同志議題本身的存在價值 20 。本論文試圖重新開啟詹明信對國族寓言的探討，一方面將重點放在寓言的斷裂、異質、多重歧異的特色，另一方面則指出詹明信討論的是「國族」，而非「國族認同」。此外，詹明信的國族，不限於民族國家（the nation-state），而是廣義的集體社群存在之可能性。若將〈日華英雌傳〉視為國族寓言，那麼「國族」為何？又如何展現寓言的多重歧異特質？筆者在此對國族的指涉提出三個面向：首先是日本帝國及其日華親善的論述；其次是中國，又可分為過去的文化中國與當代的政治中國；最後，這篇小說也可被視為通過女性社群而建立世界和平的政治想像。本書名為〈日華英雌傳〉，內容也恰如其名的以日本／中國二者平行對話構成主要內容。小說的女主人翁李麗君是一位文武兼備的中國女性，不但在南京放送局擔任主持人宣揚文明新思想，同時也具有高強的武術，參加比武大會而榮登第三名。壽子是日本駐南京的領事夫人，在比武會上目睹李麗君的風采，遂邀請其至日本擔任家庭教師。丈夫過世已久的李麗君於是帶著母親及兒子小新赴日本東京。從此李麗君與一群愛好中國文化的日本女性，展開一段亦師亦友的情誼。在日本時，中國劇盜張華到日本犯案，挾持日本女子通子以勒索贖金。官方警察緝捕張華毫無結果，最後通子家人請麗君出面而使人質獲救。以下我們針對（1）中日女傑的對話；（2）劇盜張華；（3）虛多於實的中國書寫；（4）女體與性別隱喻四方面進行分析。在女體與性別這方面的討論，則連接到國族寓言的分析。. （一）日與華的平行對話作者介紹壽子出場時，先詳細交代她的家世背景，乃出自外交官家庭，父親曾任日本駐倫敦的二等參事官，後來又隨父母到中國漢口。壽子成年後嫁給 20. 紀大偉著，李瑞騰編，《正面與背影：台灣同志文學簡史》（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2 年）。.

(12) 40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三期. 前川剛，也是外交官。前川由於壽子慫恿，前往上海擔任領事。作者如此描述壽子對中國的興趣：蓋壽子素喜研究支那學術。……前川素知東亞安定。世界和平。非日華提攜。兩國親善。絕對不可能而乃支那朝野。大多數之人。口談親善。心存猜疑。非使之徹底了悟。兩國之間。禍根滋長。不知何時。將發出大不祥事。破壞東亞大局。（〈日華英雌傳〉，頁 361-362）顯然這種學術興趣有濃厚的政治色彩，乃是為了東亞安定、世界和平、日華提攜。然而在情節的推展鋪陳下，一段段日華雙邊的互相請教，集中於日常生活、民間習俗、古典詩詞、傳奇雜談，很少直接涉及政治。對談的形式以日本女性請教中國女性李麗君居多，李麗君主動詢問較少。麗君在東京接受壽子邀請，參觀柔道比武大會。但是麗君並未入境隨俗，請教柔道的源流與特色，反而是表演猴拳與鶴拳，並解釋其源流：前人謂是神猿所傳。……似是前人之有拳術者。觀猿穿林越嶺。登樹躍厓。 ……手如鶴飛。足如鶴立。俗稱鶴拳。一取法於獸、一取法於禽。（〈日華英雌傳〉，頁 367）小說中日本女性介紹日本文化時，總是主動提起此乃源於中國。綜觀全文，作者謝雪漁呈現顯著的傾斜，將中國視為日本文化的源起。另一方面，又說「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推崇日本文化學習中國後，又能發展自己的特色。例如美子介紹柔道時說：「我國之所謂柔術者。相傳明末陳元贊東渡。以此技傳授我國人。我國人損益變化。遂成今日我國獨有之柔術。」（〈日華英雌傳〉，頁 368）。小說環繞著一群女性社交往來，以大量篇幅描寫宴飲、出遊、賞花，提及政治的篇幅其實不多。壽子宴客時，眾人評論法式料理、和式料理、漢式料理各自的特色，篇幅冗長，有如各國飲食文化的閒談簡介。出遊或賞花時則吟詠詩詞，美子等人趁機請教陸放翁、蘇東坡的詩作。日本女性以謙卑恭敬.

(13) 謝雪漁通俗書寫的跨文化身分編輯：探討〈日華英雌傳〉的性別與國族寓言 41. 的態度詢問，而麗君不失其家庭教師本色，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地講授古典詩詞。日本人除了對中國古典詩詞感興趣，也比較中日風俗習慣的相似之處。文中出現對「獅子舞」的比較：麗君見有兩隻青獅。各有二人以手撐持。一前一後。一戴頭。一執尾。獅頭塗金臉。獅身張青幔。……壽子曰。中國亦有此俗。我曾於南京見之。但其製略有不同。且製法亦粗陋。似不及我國之所製者。（〈日華英雌傳〉，頁 435-436）麗君與通子繼續互相介紹中日兩地的獅子舞：麗君曰。今尚有製獅子形而舞者。然非以娛神。乃以之為遊戲。……蓋拳術家之展技也。通子曰。我國之獅子舞是亦塗以朱色。與中國之塗青色相似。欲別其異於常獅。（〈日華英雌傳〉，頁 469）由這些日華對話看起來，內容涉及政治者並不多。對話中關於中國部分，主要是過去的中國，由文化、習俗、飲食、典故、武術為主。也有少數對當時中國的簡略提起；如劇盜張華父親為黎元洪部下，後被湘軍陷害而死。對話中的日本文化都是源自中國，並未介紹與中國無關的日本本土文化。雖然日本文化受中國影響，當代的日本政治則是迎向西方。例如介紹壽子父親時，詳述其履歷，「任駐英帝國大使館書記」，「升至二等參事官」，「未幾內閣總辭職，外務次官退職、大使亦更迭」（〈日華英雌傳〉，頁 360）。多年後壽子長大也嫁給外交官，其夫婿前川擔任外務次官秘書的緣起是，「內閣因政黨提出不信任案，解散議會，重新選良，開票結果反對黨佔過半數，為第一黨，內閣自讓政權下野」（〈日華英雌傳〉，頁 361）。這些描述開啟台灣人對現代政治制度的認識，如提出不信任案、解散議會、內閣總辭。謝雪漁對中日雙方各自的介紹相當中立，二者處於平行位置。雖然日本各種風俗習慣源於中國，小說描寫的方式並未因此認為中國文化較為優.

(14) 42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三期. 越；關於當代日本的描述，充斥著現代社會的新面貌，如科技文明、政黨政治等，但是作者也沒有因此而熱烈讚揚新文明。. （二）曖昧的日華親善：俠盜張華及其情慾流動若把〈日華英雌傳〉當成關於日本帝國的國族寓言，李麗君與諸位日本女性就是日華親善的推手，而中國盜賊張華就暗喻腐敗墮落的中國 21 。果真如此嗎？若細讀作者對張華的描述，他並非完全是負面形象。一開始對他的介紹反而像是英雄主人翁。「華從某俠學劍術……師忽患肺疾，漸陷危殆，華親侍湯藥」（〈日華英雌傳〉，頁 383），顯示張華尊重老師。張華父親被湘軍陷害而死，張華以高明的劍術，殺死仇人替父親報仇。「華常以英雄自負，謂明人不作暗事，特劃一枝梅於堂壁，以表明殺湘帥者為張華」（〈日華英雌傳〉，頁 364）。至此張華的行為都是正面的。後來綁匪主動籠絡張華，張華才成為劇盜首領。張華為了躲避上海租界警探許奇的追捕，逃到日本避風頭，認識日本大盜加藤明，兩人就此展開密切合作。加藤明本身也去過上海，還精通南京話。兩人都同時具備跨國經驗，二人關係，豈不也是日華親善的另類想像？通過華探與日探雙邊對話，我們得以知曉：「現時黠盜甚多，日華合作，所謂智能犯，滔滔皆是」（〈日華英雌傳〉，頁 391），「加藤與張華，一勇一智，二者合作，殊為東京大患」（〈日華英雌傳〉，頁 391），「張華與加藤明合為一黨，親如兄弟。」（〈日華英雌傳〉，頁 395）若無日本盜賊加藤明合作，張華無法獨自在日本犯案。兩位大盜形成了跨國犯罪的共同體。張華不但與日本大盜親如兄弟，也被日本女子峰澄子仰慕而展開情慾關係。峰澄子被警察叫去問話時，如此自白： 21. 林淑慧於〈女體與國體：論謝雪漁之〈日華•英雌傳〉〉一文的看法。同註 16。.

(15) 謝雪漁通俗書寫的跨文化身分編輯：探討〈日華英雌傳〉的性別與國族寓言 43. 我因研究藝術。兩年前。由長崎渡上海。居英租界月餘。……我居上海約一年餘。已略知彼國藝術。遂束裝歸國。兩三月前。加藤明又突然過訪。且與一中國人。年可三十許者同來。自言為張華。……遂陷於戀。情緒纏綿，誘我同棲。（〈日華英雌傳〉，頁 403）華探與日探合作並未成功逮捕張華，奈良家遂準備贖金二十萬給張華。此時，聰明的讀者應該可以猜到，李麗君正好可以大顯身手，逮捕張華。值得注意的是，李麗君的確解決此案，但她是以中介者角色讓張華取得一萬元貸款作為回中國的費用，同時勸許奇不要再追捕張華，還建議許奇回中國後投效四川軍。也就是說，李麗君並未與張華劇烈格鬥，也沒把張華交給官方的日探或上海租界的華探。李麗君站在張華與許奇兩人之間而說：我與二位為同國人，不願二位在異國異鄉，同胞相殺，惹人笑話。污我國武人威名。……但不從吾言。無理肆鬧。為我國恥。我斷不容之。…… 於是許奇與張華握手，平和解決。（〈日華英雌傳〉，頁 413）如果把國族寓言簡化為日本的國族寓言，那麼中國大盜與日本大盜合作、親如兄弟，顛覆了官方版本的日華親善，展現出「日華大盜親善」。日本警察廳未能成功緝捕張華，暴露了日本的侷限。李麗君讓張華自行離開日本，確立了二人同為中國人的同胞關係大於日本的法律。麗君給張華一萬元費用以便返回中國，特別強調這是奈良家提供的一筆無息貸款，日後還是要還。李麗君把二十萬贖金變成一萬元貸款，不僅是數額減少，也將事件本質從勒索取款，變成二者平等的貸款關係。由此，李麗君畫出兩條界線，一方面防止日本官方的介入，另一方面也勸租界華探許奇放手，甚至替雙方都規劃了「報國」─報效中國 ─的前程，泯除了探長與盜賊的界線，將兩人收編於報效中國的論述，也悄悄地在日本官方的「日華親善」之縫隙，插入了中國需自強的反向論述。張華與兩位日本女性峰澄子及通子的關係，展現了慾望向量如何使日華親善的官方意識型態產生龜裂與縫隙。兩位女性都被特殊神秘的檀香催眠，逸出了殖民架構或是性別架構裡主體與客體的區分及二元對立。處於殖民優位的日.

(16) 44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三期. 本女性被薰香催眠後，並非成為性別關係的受害者，也非情慾主體，而是進入香甜的睡眠。峰澄子回答警探詢問時說：但他欲離開我，必促我安臥。以一枝黑檀香焚於我前。其香殊妙。但一入鼻孔中。則昏昏然睡去。彼歸則我醒。不歸則我不醒。我問他以香何名。彼云是穩睡香。……但其價極昂。殊不易得。（〈日華英雌傳〉，頁 403）而通子被綁架，所受待遇如下：據通子所云展轉遷徙。居無定所。且常閉諸旅館室中。出入去來。皆薰以悶昏東西南北。全不能知。然極優待。肴饌精美。在拐誘中數日。全然如醉如痴。（〈日華英雌傳〉，頁 415）一場擄人勒贖的強盜作為，變成通子似懂非懂的奇幻之旅，張華的行徑可謂亦俠亦盜，對被害者頗有憐香惜玉的情愫。此外，張華在日本時不僅與日本大盜加藤明親如兄弟，也冒用其弟加藤勇的名字。一方面他磊落光明，以「一枝梅」的圖像標示自己的身分，另外一方面又冒用加藤勇的名字，成為雙重自我。這個現象可說是從側面翻轉了日華親善差異與同一邏輯，暴露出其悖論逆反。中國人是中國人，但是中國人也可以是日本人。日本人企圖從過去文化源流的觀點論證日華二者的相似性，然後再確認日本習得中華文化後的獨特性。張華＝一枝梅＝加藤勇這一連串身分的代換，卻顯現出當下此刻底層人民之間默許彼此於中、日兩種身分進出。. （三）虛多於實的中國書寫當謝雪漁經由李麗君此人物而以中介者的角色來介紹中、日二國的文化時，這是在當時日本帝國於戰爭體制及大東亞共榮圈的體制下，出現了「支那熱」，迫切感到認識中國的必要。那麼中國應該由誰來認識？其所認識的中國又是何等面貌呢？這篇小說構築出壽子等一群外交官夫人的日本女性為認識的主體，通過一群女性日常生活休閒娛樂的情境，謝雪漁以零碎化、片段化的延展.

(17) 謝雪漁通俗書寫的跨文化身分編輯：探討〈日華英雌傳〉的性別與國族寓言 45. 敷衍出一則則閒談。小說中信手拈來，處處是典故，卻沒有什麼結構可言，彷彿中國只是存在於書寫當下的符碼繁衍。於是我們不僅看到陸放翁、蘇東坡的詩詞，以及關於「獅子」從民俗意涵到現代動物學的解說，還有冗長篇幅的各種奇談軼事。例如某次宴會上有日本女性能樂謠曲家，她介紹能樂為起源於猩猩舞。由「猩猩」這個話題，謝雪漁在接下來長達數百字的冗長篇幅中引用了《禮記》、《朝野僉載》、《淮南子》等書 22 ，先介紹猩猩能歌善舞，又提到華南地區的人以猩唇為美味，利用猩猩好酒的弱點，誘捕猩猩：國史補云。猩猩好酒與屐。取之者置二物以誘之。猩猩始見。必大駡曰。誘我。乃遠去。既而復來。稍稍相勸。俄頃俱醉。其足皆絆於屐。因獲之。（〈日華英雌傳〉，頁 488）謝雪漁未引用《太平廣記》，不過，《太平廣記》也出現非常類似的記述。在這些大同小異的記述裡，猩猩會說話、舞蹈、擊鼓、飲酒，似乎在想像層次賦予其類人類的特質，也可以和人類作朋友；然而，雖然有這些特質，依然被歸類於「可食用的美味動物」。曾有學者檢視中國各典籍中關於猩猩的描述，認為猩猩不見得是我們目前認知的靈長類哺乳動物，而可能是少數民族 23 。若是如此，這些怪誕傳說豈非暗含了食人肉的想像？人類與動物、強勢民族與少數民族，既是自我與他者的區分，卻又可能建立友誼或是將他者吞噬食用。身分界線的飄忽游移，既可能是跨界交流，也可能是暴力的占有。日華同源的種種例證，篇幅最長的居然是猩猩。至此，作者不但帶領讀者穿越日本與中國的界線，也連帶穿越了人與動物的界線。朝野僉載云。安南封溪中。有猩猩焉。檻百類同牢。欲食之。眾自推肥者相送。流涕而別。時餉令。以幕蓋之。令問何物。猩猩籠中語曰。惟. 22. 23. 《禮記》成書於戰國時期約西元前五世紀至前三世紀之間；《朝野僉載》成書於唐朝約七世紀中至八世紀初；《淮南子》成書於西漢約西元前二世紀左右；《太平廣記》成書於宋朝約西元十世紀。楊龢之，〈猩猩考〉，《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刊》第 9 期（2006 年 1 月），頁 87-97。.

(18) 46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三期. 僕與酒一壺耳。令笑而愛之，養畜能傳言語，人不如也。（〈日華英雌傳〉，頁 488）猩猩被捕獲以後，關在牢籠裡。人們要宰殺烹食，「自推肥以相送」，最後靠著官員的慈善而免於被吃。這則怪譚奇想，或許也是政治無意識的投射，指出被壓迫者的順服，而其最終命運由宰制者群體中一個有善念的個人力量而被解放。雖然是跨物種的奇想，仍然鞏固了人類中心的意識型態。總而言之，謝雪漁呈現的中國，是典籍不斷地傳抄、增補、修訂、繁衍，虛多於實。這本小說除了劇盜張華部分符合我們關於小說所應具有的情節，其他部分結構鬆散，許多片段刪減可之，增加亦無不可。這些零碎、片段、傳奇的中國軼事，一方面可說是日治三○年代漢學的質變，另一方面也可解讀為對官方意識型態「日華親善」的敷衍與顛覆。根據王惠珍的研究，日本出版界為因應帝國興亞和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時局宣傳之需，出現「支那學」的知識體系及其出版與翻譯，系統性的研究中國的政治、經濟、歷史、文學史 24 。謝雪漁提出的中國卻如鬆散的棉花，令讀者毫無使力之處。日華親善不過是個修辭舞台，以駁雜的詩詞或傳奇幻想，消解日本人以了解支那來統治支那的知識域暴力與政治暴力。. 三、女體與國體：寓言的多重意義與斷裂日治時期傳統文人所寫的漢文通俗小說，對女性的描繪充滿了身手矯健、文武兼修的俠女與才女；相形之下，新文學家傾向於書寫受壓迫的底層女性，以此來暗喻台灣人被殖民、被壓迫的處境 25。此外，《風月報》等刊物的白話文通俗小說呈現女性議題的方式，類似於新文學，大多強調女性遭受父權與資本. 24. 25. 王惠珍，〈戰前台灣知識份子閱讀私史：以台灣日語作家為中心〉，收於柳書琴編，《戰爭與分界：「總力戰」下臺灣•韓國的主體重塑與文化政治》（台北：聯經，2011 年）。黃美娥，〈舊文學新女人：《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中李逸濤通俗小說的女性形象（1905-1 911）〉，收於《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台北：麥田，2004 年）。.

(19) 謝雪漁通俗書寫的跨文化身分編輯：探討〈日華英雌傳〉的性別與國族寓言 47. 主義雙重壓迫的處境 26 。那麼，武功高強的俠女又可以形成怎樣的喻說？這些俠女是「新女性」嗎？筆者認為，謝雪漁筆下的女傑，其存在的意義是為了報國，再經由女子報國而提出日華親善。日本女性壽子尊稱麗君為李先生，請李先生傳授武術，進而鞏固日華關係：幸李先生在此。就請李先生擔當教務。學術無國境。日華兩國之於亞洲地位。車輔相依。盛衰興亡。兩國實同其休戚。日本以其所長。補中國之不足。中國亦以其所長。補我國之不足。文化共通。以創東洋獨得之文化。振興東洋民族之精神。（〈日華英雌傳〉，頁 466-467）這些篇幅應證了謝雪漁寫作此篇小說的政治企圖。此處，筆者企圖與先前學者拉出距離，一方面質疑這些文武全才的女性是否為「新女性」？舊文人是否因為書寫新女性而間接展示其新舊混雜的特質與迎向現代的努力？另一方面，筆者認為，由於文本的歧異曖昧，女體除了與國體共構，同時也由逃逸而解構了國體。關於筆者於性別作為國族寓言的關係，首先筆者認為謝雪漁強健女體的書寫本身並無進步性。其次，筆者認為現有研究不論是將強健女性與殖民者的國體連接，或是將被壓迫女性作為台灣殖民的處境的寓言，兩種看似不同的取向其實都同樣地對國族寓言進行一對一的等值代換：強健的女體等同於強健的軍國主義國體，或是被壓迫女性等於被壓迫的台灣人。這種單一連續的觀點，筆者認為值得商榷。因此，筆者將重回詹明信的主張，強調寓言的多重歧異與斷裂的特質，進而提出對〈日華英雌傳〉更深入的詮釋。先說「新女性」這部分。李麗君縱然武功高強，面對職場性騷擾，卻毫無反抗能力，只能憤而辭職。在謝雪漁另外一篇小說〈新蕩寇志〉裡，也是武功高強的菊芬想要以游女身分混入賊黨以報父仇。她的師兄兼情人警告她，萬一被識破身分，「恐怕白璧……」，菊芬聽了立刻打消此意。由這兩個插曲看來，女性再高強的武藝只能在去性化（de-sexualized）的情境下展演；一旦遇見有性騷擾意圖的色狼，不得不居於弱勢地位，不是憤而辭職，就是被性騷擾或性侵 26. 林淑慧，〈日治末期風月報、南方所載女性議題小說的文化意涵〉，《台灣文獻》55 卷 1 期（2004 年 12 月），頁 205-237。此處作者林淑慧為臺師大臺文系副教授。.

(20) 48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三期. 害。反倒是缺乏武功的男性，憑其男性身分，就足以嚇退武功高強的俠女。任憑「女體」如何強健，「女性」只能屈居弱勢。謝雪漁迴避父權壓迫體制的分析，也未能刻劃女性自覺與自我成長的過程；他直接給我們一個完美女性，這位完美女性也因而只能說是特殊的天才與例外，無法成為女性的典範。此外，強健的女體乃是為了建設強健的國家，因此女體與女性能力並無獨立存在的價值，而是工具性地被國家利用。美子、通子與麗君等人提到女性鍛鍊體魄的重要性：壽子曰。……在此二十世紀以後為女子者。已不能將國家所負責任。專委諸男子。欲分擔責任。不能默守舊慣。自要振興剛毅之風。驅除懦弱之氣。……我早籌劃創立女子武術講習所。募集有志女子。體格強健。…… 注入女子大和魂。振興女子武士道。……此種國家的事業。將謀諸慎一郎表弟實行。（〈日華英雌傳〉，頁 466）基於這些片段，林淑慧提出「女體與國體共構」，再進一步推論為謝雪漁的小說呼應大東亞共榮圈的國策 27 。筆者認為女體與國體共構只是文本中一些片段，若從其他情節來看，謝雪漁的書寫充滿曖昧。筆者此處先擱置這個議題，稍後再論證。目前筆者先比較不同學者如何看待「新文學中被壓迫的女性」與「漢文通俗小說中的女俠」。兩種不同的書寫及其評價，卻都不謀而合的將「女性」毫無扞格地順利連接到「國族」或「民族」，造成意符與意指二者（或是喻依與喻體）之間零差距的等值代換。游勝冠於《殖民主義與文化抗爭》一書中，對張文環的女性書寫有深入的探討。他引用詹明信的國族寓言說，針對〈閹雞〉這篇小說，首先提出日本學者的負面評價：「野間信幸認為這些女性小說只是在描述女性的人生問題，並沒有深刻的思想」，而游勝冠反駁此說，肯定張文環女性書寫的價值：作為被日本殖民宰制的台灣人，張文環很能體會被支配者背後的悲哀，他之所以關懷女性問題，就是延伸他對殖民支配下台灣歷史處境的自 27. 同註 16，頁 119-152。.

(21) 謝雪漁通俗書寫的跨文化身分編輯：探討〈日華英雌傳〉的性別與國族寓言 49. 覺。正因為自己是殖民社會的被壓迫者，對被支配者的悲哀有深刻體會，才能放棄男性在父權社會支配者的優勢地位，設身處地，深入刻劃被支配女性的處境。……野間信幸認為這些女性小說只是在描述女性的人生問題，並沒有深刻的思想。其實從異形同體關係來看，月里對性別差異的自覺，就是被殖民者對文化差異的自覺與肯定。……張文環對月里渴望展現自己美貌的刻劃，不只是描述女性的人生問題，由「民族寓言」這個角度來看，隱喻的是殖民體制下台灣人的處境，或是戰時體制下台灣知識份子的苦悶。月里被父權支配與台灣人被支配的命運，在喻依與喻體的關係上緊密結合。 28 游勝冠根據詹明信的民族寓言說，據此得出「女性的人生問題隱喻的是殖民體制下台灣人的處境，或是戰時體制下台灣知識份子的苦悶」。游勝冠與野間信幸雖然對〈閹雞〉有正反不同評價，二者皆共享一個前提：光是描寫女性問題是沒有價值的，女性問題的書寫受到肯定是因為可以連結到被殖民、被壓迫的集體處境。經由這種對號入座的詮釋策略（月里的處境是台灣人的處境），張文環小說中刻意呈現的本土資本主義與本土父權制度二者結合後對月里的迫害反而被批評者忽略了。筆者並非質疑女性身體的國族喻說，相反地，筆者非常贊成「國族寓言」的詮釋方法。筆者認為值得商榷的是，將寓言斷裂的、歧異的、多重的特質簡化為單一意義。喻依與喻體之間總是存在著斷層與縫隙，這些將斷層與縫隙若以「被壓迫的人民」將之填補，反而失去文學書寫與文學詮釋的豐富。讓我們回到〈日華英雌傳〉的國族寓言。最顯而易見的部分是，把麗君當成促進日華親善的代言人，因此麗君的女體與日本帝國的國體共構，謝雪漁也成為皇民思想的鼓吹者。林淑慧對謝雪漁強健女體的評價，以及游勝冠對張文環受壓迫女性的評價，二者形成有趣的對稱鏡像關係。亦即，女性與民族（或國族）二者間毫無縫隙與扞格的貼合。經由如此的詮釋方法，謝雪漁成了軍國. 28. 游勝冠，《殖民主義與文化抗爭：日據時期臺灣解殖文學》（台北：群學，2012 年），頁 524-531。.

(22) 50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三期. 主義的協力者，而張文環則是抵殖民的典範。結果是，我們錯過了文本的幽深與律動，又走回檢驗不同作家身分認同的研究迴路。筆者認為，文本的性質是曖昧的，而小說充滿著多聲複調。這些多聲複調有時候互相強化，但也可能互相抵銷。我們可以從小說結局，得到不同於「女體與國體共構」的看法。小說的結局是麗君決定去學仙，「不知所之」；她的兒子大新入贅給日本前川家庭，後來成為帝國官員 29 。麗君的結局很類似傳統中國章回小說的結局，以求仙得道逸出世俗的世界。這種書寫既是陳腔濫調，也是對日華親善政治實踐的逃避。成為日本人的是大新，麗君對日華親善的主要功能是以「母親」的角色養育大新成為日本人。因此，與國體共構的不是武功高強的俠女身體，而是去情慾化的母體。麗君丈夫過世，追求者絡繹不絕。追求者勸她不必固守舊道德守寡不嫁，麗君認為，嫁與不嫁是個人考量，舊禮教並未規定一定不能再嫁。「新禮教不禁人以不嫁。舊禮教亦何嘗禁人以不嫁。不過孀婦之嫁與不嫁。亦至只問其心」（〈日華英雌傳〉，頁 350）。因此我們不能以麗君不再嫁而認為謝雪漁觀念保守。若將麗君視為中國女人與中國的國族寓言，麗君保持單身，亦可解釋為中國意欲自立自強，不依附於別國。麗君追求者雖多，都是中國人，沒有日本人。如果謝雪漁安排麗君嫁給日本人，這樣不是可以將日華親善的話語發揮到極致嗎？作者讓麗君堅持單身，其意涵是多重的。與其說是反對寡婦再嫁，不如說是讓代表中國人的麗君保持獨立，不被吸納到日本的勢力。另一個例子也可以說明麗君作為中國民族的寓言。經由交涉張華的事件，她成功抵擋了日本官方警察的介入，明確將此定義為「我們中國人之間的事情」。二十萬的贖金，其非法本質，被轉變為「一萬元的無息貸款」，讓張華與前川家的關係成為法律範疇內的對價交易：我借你一萬元，請你離開日本。麗君與張華同為中國人的同胞關係，遠勝於麗君與日本警察間的官民合作。可作為中國人喻說的，除了麗君，還有張華。張華被歸類為「劇盜」；不過，謝雪漁介紹張華的身世時，卻給他一個相當日本味的正面形象：為父報仇. 29. 大新本來的名字是小新，後來改名大新。.

(23) 謝雪漁通俗書寫的跨文化身分編輯：探討〈日華英雌傳〉的性別與國族寓言 51. 的孝子。日本式孝道不在於日常生活的噓寒問暖，而是父親被殺後，兒子歷經多年的忍辱負重，以剛毅的性格增強武功，將仇人殺死 30 。張華的盜賊形象交雜著孝順、尊師重道、瀟灑不羈、勇敢堅強、足智多謀、具有異性魅力等重層性。張華亦俠亦盜的形象，擁有「一枝梅」與「加藤勇」的雙重名字，魅惑日本女性峰澄子，不也是日華關係的另類隱喻？中國作為意符，與意指之間充滿了不確定性、斷層與縫隙。既是身手矯健的俠女，也是迷惑日本女性的張華，而入贅成為日本人的大新、租界華探許奇決定投入四川軍報國，都是中國人形象的多重與異質性。若再加上獅子舞、愛喝酒的猩猩、漢式料理、猴拳與鶴拳，謝雪漁將以儒教為中心思想的傳統漢學解構為無限繁衍的符碼延異，一個典故引出另一個典故，中國並非可被客體化的支那學，也沒有國體可言，難以被日華親善的話語捕捉收編。若將〈日華英雌傳〉看成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國族寓言，也就是把麗君強健的女體當作與日本國體的共構，單獨來看言之成理。若將李麗君這位女主人翁的所有表現拿來檢視，其喻說日本國體的力道大為削弱。若以本文的一群日本女性為國族喻說，我們可逐一檢視幾位日本女性的行為表現。壽子為日本駐南京之領事夫人，她延請麗君到日本擔任家教，在小說敘事當中的功能是提出許多問題請教麗君，在問答與對話當中確立中日兩國文化「同而異、異而同」。在通子被綁架的關鍵時刻，由她出面請麗君解決。如此一來，日本被描寫為需要由中國伸出援手。小說中有許多代表公領域的日本男性，例如壽子的先生為外交官、壽子的表弟慎一郎為實業家、緝捕張華的警察、動物園職員等，這些人面對問題時雖然積極介入處理，卻無法解決，只能依靠麗君直接與間接的幫助。整篇小說一方面呈現出日本作為一個現代國家的繁榮強盛，另一方面又在每一個具體事件上顯現特定人物能力的侷限。若將這篇小說看做是日本帝國的國族寓言，那麼這是一則關於平庸與無能的寓言。. 30. 同註 8，頁 363-396。.

(24) 52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三期. 四、國族寓言再思：後設批評的可能性詹明信於 1986 年出版論文，提出第三世界文學必然是國族寓言，也是人民攸關生死的奮鬥 31 。他提出四個探討面向：（1）寓言故事中的力必多能量的部署（libidinal investment）；（2）寓言多重斷裂的特質；（3）知識分子作為文化生產者的角色；（4）寓言故事指向過去也指向未來的的雙重及曖昧的結局 32 。他認為第三世界公領域與私領域並無明確的界線，發生於個人私領域的故事，其生命原欲的推動力量，往往也關係著政治領域的形構，即上述第一面向。 Ahmad 認為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內部各自的差異性甚大，無法把單一概念看待所有第三世界文學 33。Franco 也對國族寓言持懷疑批評的立場。他以拉丁美洲文學為例，脫離殖民地以後的民族國家長期處於獨裁者的威權統治下，小說的功能不但不是國族寓言，反而是各種異質論述登場的領域（ the terrain of conflicting discourses）；小說並非有指涉性的閱讀，而是標示著國族的消失以及國族無法提供意義與信念的系統 34 。不論是國族的消失，或是人民對專制威權國族主義的幻滅，都更證明了國族作為問題意識（problematic）的重要性，這也就是詹明信論點的核心。Franco 對詹明信的解讀，把「國族」等同於「國族認同」，把「國族寓言」等同於「小說主人翁代表國族認同的追尋與擁抱」。上述二位學者的反對立場，其實是批評者自己簡化了詹明信的論證。 Prasad 指出，我們應該同時進行兩方面的比較：一方面是西方脈絡下國族架構之不可見（invisibility），另一方面是第三世界脈絡下國族架構的過度顯著（hypervisibility）35。國族寓言說可被運用為一種工具，藉此來審視後現代知識空間下對意義的爭奪（the struggle over meaning that has taken in the postmodern. 31 32 33 34 35. 同註 2，頁 65-88。同註 2，頁 79。 Ahmad, Aijaz, “Jameson’s Rhetoric of Otherness and the ‘National Allegory’,” Social Text 17 Fall (1987), pp. 3-25. Franco, Jean, “The Nation as Imagined Community,” Dangerous Liaison: Gender, Nation, and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pp. 130-137. Prasad, Madbava, “On the Question of a Theory of (Third) World Literature,” in Anne et. Al. McClintock, Dangerous Liaison: Gender, Nation, and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s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pp. 155, 141-162..

(25) 謝雪漁通俗書寫的跨文化身分編輯：探討〈日華英雌傳〉的性別與國族寓言 53. intellectual space） 36。筆者相當贊成 Prasad 的看法，也就是，重點並非第三世界是否國族寓言，而是把國族寓言當成思考的出發點。在詹明信提出國族寓言說之後十五年（2001 年），Szeman 回顧歷年來關於此說的爭議，並從詹明信於其他著作中的相關看法，認為國族寓言乃是一種後設批評的觀點，用以思考文學批評如何可能的歷史、社會、文化因素 37。 Szeman 認為此論文乃是論述後設批評之可能性及其存在條件。Szman 認為應該探究寓言作為一種詮釋模式與國族作為一個社會／政治問題意識二者間的關係，而此種關係又如何進一步帶動吾人思考全球或跨國的文學與文化批評。此外，Szeman 也透過霍米巴巴之「國族與敘事」（nation and narration）概念來看待第三世界「敘事」本身的可能性。類似的關切近年來在黃美娥的研究中也有細緻深入的闡釋，亦即文體與國體的關係 38。 Szeman 一方面指出詹明信的國族問題意識並非國族認同，另一方面延伸出辯證性的認同觀。辯證的運用，乃是了解諸多現象以便指出隱藏其後的矛盾，發現同一與非同一的身分（the Identity of identity and non-identity），使得對位（opposition）成為矛盾（contradiction） 39。我們經由 Szeman 的洞見，可看出日華親善的二者平行排比，其實充滿難以解決的歷史、文化、政治、軍事矛盾。而美學再現，則是對這些矛盾的因應，並提出想像性的解決。例如小說經由描繪兩國女性情誼以及外交官夫人的身分，一方面促成日華親善，同時又觀望全世界。身分（Identity）乃是同一（identity）與非同一（non-identity）二者的槓桿操作。以謝雪漁而言，若是溯及文化身分，同一乃是中國文化，而以日本為其對位的非同一／差異。但是在政治臣屬上，同一是日本，非同一為中國。謝雪漁寫了多篇小說，幾乎沒出現過台灣。台灣的缺席，並非不認同台灣，而是讓我們得以體會到，台灣乃是跨文化網路的節點，使得書寫者／知識分子在此節點從事文化身分的編輯，將中國內部與日本內部無止境的分叉、繁衍、延異。. 36 37 38 39. 同註 35，頁 142。 Szeman, Imre, “Who’s Afraid of National Allegory? Jameson, Literary Criticism, Globalization,” 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Vol. 100, no. 3, Summer (2001), pp. 803-827. 同註 8，頁 363-396。同註 37，頁 282。.

(26) 54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三期. Szeman 特別強調，詹明信所謂的「national」為定義模糊的群體（collectivity），而非只限定於民族國家（the nation-state）。筆者同意 Szeman 的觀點，因為詹明信明確指出「國族認同」無法解釋反帝國主義、反殖民的多重意涵；如果要使用認同或國族認同這樣的概念，必須分析在何種歷史情境，此概念被策略性運用 40。Szeman 也指出 Jameson 所謂國族，其實意指「文化模式」。在詹明信的論證下，「國族的」往往與「文化的」相關。文化為對歷史處境下政治、經濟、社會各種矛盾的中介與回應。此一階段的文化解決日久之後定型為具體化的文化模式（reified cultural patterns）；到了新的階段，之前的文化回應模式變成客觀條件的一部分，成為新局面下的問題本身。關於國族的思考，也因而是文化如何回應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內部矛盾，並以美學方式提出想像性的解決，而這些解決，到了下一階段又成為問題本身。國族寓言由國族與寓言兩個部分所構成，而國族並不等同於國族認同，應被理解為在跨國國際關係的架構下，關於國族的思考、探索、觀摩、實踐、交涉協商。若無現代世界中的國際關係，就無從體會「國」的意義。謝雪漁經由〈日華英雌傳〉的日本女性外交官夫人，提出一個三層的政治群體：（1）國家，（2）雙邊架構下的日華兩國，（3）多邊關係的國際世界。人民經由旅行、移民、工作、留學而穿梭於多國之間。壽子的父親曾擔任駐英國大使館書記，後來又到中國的漢口經商而於該地逝世。壽子長大後也嫁給外交官，因為喜愛研究支那學術，慫恿其夫轉任上海領事。小說結束時，壽子夫婿被派往美國，眾女傑齊聚歡送。由此可見，壽子的家庭於日本、英國、中國、美國之間移動。中國劇盜張華的事業版圖由中國跨洋到日本，日本的劇盜加藤明也由日本跨洋到中國，由此呈現出跨國犯罪集團，連張華的日本情人峰澄子也曾留學上海。因留學而出國者，還有麗君在南京時的兩位追求者：一位是洪國器，留學英國倫敦，另一位是王翔，留學美國華盛頓。謝雪漁在這篇小說中流露的旨趣並非呼應日本國體，而是摸索跨國移動的情境；另一方面則呈現出，即使在特定國界線之. 40. 同註 2，頁 78。“Nor can I feel that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identity’ or even ‘national identity’ is adequate. ……We need to ……determine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strategic use of this concept.”.

(27) 謝雪漁通俗書寫的跨文化身分編輯：探討〈日華英雌傳〉的性別與國族寓言 55. 內，個別國家也是由跨文化網絡所構成。小說中的中日英雌形成一個由友誼支撐起來的共同體─可以直接面對面互動的共同體，再經由對話建構出擬古、具有共同起源的想像共同體，在真實與虛構之間編織出擱置民族國家的另類想像共同體。詹明信論證的主題─寓言，儘管他一再強調現代寓言並非中世紀道德寓言中那種一對一的等值對應，仍然被贊成派與反對派雙方陣營都理解為單一的對應關係。前者如筆者先前引用的游勝冠，將張文環小說中的女性處境等同於台灣遭受殖民壓迫及自我覺醒的寓言。後者如 Jean Franco，以中南美洲當代小說呈現的駁雜狀態而質疑國族寓言說 41。其實，詹明信指出當代寓言乃是：「充滿斷裂與異質性，有如夢境般的多重一詞多義，而非同質再現的象徵」（……a matter of breaks and heterogeneities, of the multiple polysemia of the Dream rather than the homogeneous representation of the symbol）42。此外，詹明信國族寓言說的論文，以相當長的篇幅指出第三世界知識分子在文化生產上扮演的角色，這是學者較少注意到的面向。詹明信認為第三世界知識分子必須面對受殖文化的底層性與從屬性，及由此而來的矛盾，以文學的敘述書寫來處理這些矛盾。殖民地人民受制於外部政治經濟的壓迫，以及內部自卑與屈服的心理情結，文化在此扮演中介者的角色，同時回應外部政經壓迫與內部心理自卑從屬的問題。這些回應累積起來形成某種模式而被具體化並傳承給下一代（reified cultural pattern）。然而，前一階段的文化解決模式，卻在下一階段成為問題本身，也是後續知識分子必須面臨的客觀處境： Cultural structures and attitudes……as vital responses to infrastructural realities……as attempts to resolve more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s—attempts which then outlive the situations for which they were devised, and survive, in reified forms, as “cultural patterns.” Those patterns……then become part of the new problem. 43. 41 42 43. 同註 34，頁 130-137。同註 2，頁 73。同註 2，頁 78。.

(28) 56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三期. 若以謝雪漁及其他傳統文人的處境而言，日治初期以同文主義來抵抗同化主義，並以淺白文言文的通俗小說創作來面對、探索、觀摩日本所帶來的西方文明以及日本自己的傳統與現代。1905 年發表的〈陣中奇緣〉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人物塑造不脫中國章回小說的兒女英雄模式；1906 年的短篇〈靈龜報恩〉、〈蝦魔怪〉，以傳統日本為背景，經由動物的故事傳達日本社會報恩的文化傳統：1912 年的〈三世英雄傳〉，內容描述日本明治時期青年男女留學西洋的憧憬與奮鬥。漢文通俗小說乃以既有的漢文文體，同時面對多重的文化挑戰；這些挑戰包括：面對西方物質文明與政治革命帶來的嶄新世界、學習日本歷史與傳統文化價值觀、經由台灣漢文接觸日本漢文、經由日文反過來認識本是自身傳統的中國儒學、文學與歷史 44 。漢文因而是面對多重殖民矛盾時的解決方式：既可以保存自身固有文化，又可以吸收日本文化及西方文化。在此過程中，漢文從儒學式的自我文化認同轉變為文化資本，用以協商傳統文人在變動場域中的地位。這種以漢字為基礎所形成殖民地「同文」的關係，會使漢文與同文產生轉換的可能性，並配合時局持續重述，而日台雙方由此展開跨界交流、各取所需、反覆辨駁的狀態 45。這樣的解決方式到了三○年代通俗雜誌《三六九小報》成立後，漢文以嘻笑怒罵、瑣碎頹廢、荒唐怪誕的通俗書寫，二度自我顛覆、自我異化。不過，此現象也說明了漢文對政治社會矛盾的二次介入與解決：以正言反說、嘲諷詼諧消極抵抗同化主義與現代性。到了中日戰爭之後的歷史新局，漢文作為解決方式，本身又變成一個新問題。漢文作為文化資本經歷了「通貨膨脹」的現象，在大東亞共榮圈的國策之下，成為統治者發動戰爭的文化動員工具。相對於以日文書寫的皇民文學著重於「怎樣才能成為真正的日本人？」此一問題意識，漢文書寫的「興亞文學」則關注中國人如何協力日本帝國。謝雪漁的〈日華英雌傳〉於 1937 年出現於《風月報》，雖然此時尚未出現「興亞文學」的公開呼籲，這篇小說已經顯示了這方面的精神。從保存固有文化、到台灣社會中變動. 44 45. 謝雪漁曾翻譯日文的「支那文學史」，顯示文學史的知識系譜來自日本。蔡佩玲，〈同文的想像與實踐：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人謝雪漁的漢文書寫〉（台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29) 謝雪漁通俗書寫的跨文化身分編輯：探討〈日華英雌傳〉的性別與國族寓言 57. 文化場域中爭取自身發言權的文化資本、以通俗爭取更多讀者大眾、再到身負宣揚國策的跨國界政治使命，每一階段的漢文都是前一階段的回應與解決，以及當前階段的新問題。三○年代後期的漢文書寫往通俗與愛國兩個極端發展，而這兩個極端是互相矛盾的悖論？或是以通俗包裝愛國卻又消解了愛國？謝雪漁展現了多重可能性。第三世界國族寓言往往指向雙重、曖昧的結局，在結局處投射出對未來的想望。以〈日華英雌傳〉而言，麗君決定遠離凡塵、潛心修道，離開世俗的世界而不知所終。她的兒子大新，長大成人後入贅日本女性家庭，並於政府機構擔任要職。這種遁世與入世的雙重結局，指向〈日華英雌傳〉文本內部的分歧。諸位日本女性人物在結局時，即將隨外交官夫婿派往英美諸國，呈現了對開放性未來的樂觀期許；而麗君遁入空門，退回過去的時間，並未參與日後日華親善的各項活動。此種狀態，可說是以消極的抵抗來回應贊翼國策的壓力。. 五、結論經由對謝雪漁〈日華英雌傳〉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似乎是呼應國策的政治書寫，其實內部充滿許多矛盾、歧異、分叉。日華親善不只表現於一群女傑的姊妹情誼，也呈現於中日兩國劇盜親如兄弟進而從事跨國犯罪集團合作。作為國族寓言，女主人李麗君既是中國國族的寓言也是日本國族的寓言。中國文化與日本文化內部各自衍生出無限的差異，例如中國武術有猴拳、鶴拳，而日本武術有柔道及劍道，諸位人物在跨文化流動中因應不同場合將特定文化要素組合，形成身分編輯的持續活動。除了以麗君為本位來探詢她喻說的是中國還是日本，我們也可以反過來以中國／日本為本位來探詢哪些人物或現象可構成中國性與日本性。從足智多謀的劇盜、陸放翁與蘇東坡的詩詞、能歌善舞的猩猩，中國的形象有如不斷增補的符號繁殖，其意符與意指之間總是存在著的裂縫與差距。國族寓言的書寫形式並非國族認同的追尋與獲得，而是國族作為殖民現代性之下，個人與集體存在狀況的問題意識。.

(30) 58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三期. 謝雪漁一生寫了許多部通俗小說，除了《櫻花夢》之外，其他小說幾乎未曾出現台灣；此種台灣缺席的狀態，適足以說明台灣既非天生本質也非後天建構的實體存在，而是一種後設空間，在此從事跨文化身分編輯，並因此而思考國族存在的（不）可能性。日治時期文言文通俗小說展現了殖民地漢文如何開放地面對中國、日本、西洋，一方面增添了小說的豐富與多樣性，同時又在漢文書寫的不斷自我更新與因應時局變化的過程中，最後反而弔詭地與時代共存亡，在二戰結束後此種書寫形式也沒落了，幾乎不復存在 46 。小說最後八個字是：（麗君）飄然而去。不知所之。謝雪漁安排的結局，自我預告了日本帝國與日治時期通俗小說書寫二者的消逝命運。. 46. 感謝審查人提供的資訊，漢文通俗小說在戰後並非完全不存在，只是目前所見數量甚少，有待後續研究者更多的調查與挖掘。.

(31) 謝雪漁通俗書寫的跨文化身分編輯：探討〈日華英雌傳〉的性別與國族寓言 59. 參考書目一、文學文本謝雪漁，〈日華英雌傳〉，《風月報》（1937 年 7 月至 1938 年 2 月），收於吳福助主編，《日治時期臺灣小說彙編》第五冊（台中：文昕閣，2008 年）。. 二、專書紀大偉著，李瑞騰編，《正面與背影：台灣同志文學簡史》（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2 年）。柳書琴編，《戰爭與分界：「總力戰」下臺灣‧韓國的主體重塑與文化政治》（台北：聯經，2011 年）。陳建忠，《日據時代臺灣作家論：現代性、本土性、殖民性》（台北：五南，2004 年）。游勝冠，《殖民主義與文化抗爭：日據時期臺灣解殖文學》（台北：群學，2012 年）。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台北：麥田，2004 年）。 Featherstone, M. and L Scott eds., Spaces of Culture: City, Nation, World (London: Sage, 1999). McClintock, Anne et. Al., Dangerous Liaison: Gender, Nation, and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s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32) 60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三期. 三、論文（一）專書論文王惠珍，〈戰前台灣知識份子閱讀私史：以台灣日語作家為中心〉，收於柳書琴編，《戰爭與分界：「總力戰」下臺灣‧韓國的主體重塑與文化政治》（台北：聯經，2011 年）。蔡栢傑，〈維繫傳統？殖民共謀？試論殖民地儒學的時代表徵─以魏清德的文言小說為例〉，收於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編，《第九屆全國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2 年）。蘇榮炫，〈戰時體制的慾望政治〉，收於柳書琴編，《戰爭與分界：台灣、韓國的主體重塑與文化政治》（台北：聯經，2011 年），頁 271-296。 Franco, Jean, “The Nation as Imagined Community,” in Anne et. Al. McClintock, Dangerous Liaison: Gender, Nation, and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s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pp. 130-137. Prasad, Madbava, “On the Question of a Theory of (Third) World Literature,” in Anne et. Al. McClintock, Dangerous Liaison: Gender, Nation, and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s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pp. 141-162. Welsh, Wolfgang, “Transculturality: The Puzzling Form of Cultures Today,” in M. Featherstone and L Scott eds., Spaces of Culture: City, Nation, World (London: Sage, 1999), pp. 194-213.. （二）期刊論文毛文芳，〈情慾、瑣碎與詼諧─《三六九小報》的書寫視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46 期（2004 年 12 月），頁 159-222。吳毓琪，〈比較南社與瀛社面對新、舊文化交鋒的抉擇與取向─兼論謝雪漁對自我認同鏡像的建構〉，《台灣文學研究集刊》第 7 期（2010 年 2 月），頁 83-124。.

(33) 謝雪漁通俗書寫的跨文化身分編輯：探討〈日華英雌傳〉的性別與國族寓言 61. 林以衡，〈「蕩寇」新解：〈新蕩寇志〉對日本「國體」、「神風」思想的闡發及作者謝雪漁的政治理想〉，《嘉大中文學報》第 2 期（2009 年 9 月），頁 169-203。林芳玫，〈日治時期小說中的三類愛慾書寫：帝國凝視、自我覺醒、革新意識〉，《中國現代文學》第 17 期（2010 年 6 月），頁 125-159。林芳玫，〈台灣三○年代大眾婚戀小說的啟蒙論述與華語敘事：以徐坤泉、吳漫沙為例〉，《台北大學中文學報》第 7 期（2009 年 9 月），頁 29-65。林淑慧，〈女體與國體：論謝雪漁之〈日華‧英雌傳〉〉，《中國文學研究》第 24 期（2007 年 6 月），頁 119-152。林淑慧，〈日治末期風月報、南方所載女性議題小說的文化意涵〉，《台灣文獻》 55 卷 1 期（2004 年 12 月），頁 205-237。柳書琴，〈通俗作為一種位置：《三六九小報》與 1930 年代臺灣的讀書市場〉，《中外文學》33 卷 7 期（2004 年 12 月），頁 19-55。〈傳統文人及其衍生世代：臺灣漢文通俗文藝的發展與延異（1930-1941）〉，柳書琴，《臺灣史研究》14 卷 2 期（2007 年 6 月），頁 41-88。《臺灣古游勝冠，〈舊瓶裝舊酒─論日治時期舊文人「新」文化視域的封建性，典文學研究集刊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1 期（2009 年 6 月），頁 253-288。黃美娥，〈「文體」與「國體」─日本文學在日治時期臺灣漢語文言小說中的跨界行旅、文化翻譯與書寫錯置〉，《漢學研究》28 卷 2 期（2010 年 6 月），頁 363-396。黃美娥，〈從「日常生活」到「興亞聖戰」：吳漫沙通俗小說的身體消費、地誌書寫與東亞想像〉，《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 10 期（2011 年 8 月），頁 1-37。，《當代》第黃美娥，〈從詩歌到小說─日治初期臺灣文學知識新秩序的生成〉 221 期（2006 年 1 月），頁 42-65。楊龢之，〈猩猩考〉，《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刊》第 9 期（2006 年 1 月），頁 87-97。薛建容，〈烽火下的理想家國造象─從謝雪漁戰爭小說看東亞論下理想家國形塑及其認同問題探討〉，《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14 期（2012 年 4 月），頁 3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