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義者捨偷生之私欲，不僅是為求保國，更是合於綱常。另 一方面，劉聲木將變亂干戈殉節情事寫至書中，不僅為求保留文 獻，更能藉宣揚以整世風。不過，殉節者可為綱常的「最佳代言 人」，而劫後餘生者，如劉聲木等人，該如何自處？或可如黃錫朋，
成為新時代的遺民。劉聲木說：
黃錫朋字百我，都昌人，光緒癸巳舉人，官度支部主事，
宣統辛亥，乞假南歸。撰有《皇鳥山樵隱詩鈔》四卷、《蟄 廬文略》二卷，己未孟冬刊本。詩集自三卷以下，多黍離 麥秀之音，文集中《重修宗譜序》，自言有採薇之志。壬 子八月，與某君書，自言：「作故國遺民以沒世，則至榮 之幸也。」復友人書，亦自言：「至於鄙人，備員郎署已 逾八年，必無改操易節之理。」《復胡伯宜書》，自言：「國 變後，以漆室女自處，誓不再嫁。」云云。可謂志節皎然，
不為勢利所誘，為清末完人。75
辛亥前，黃錫朋居位逾八年。辛亥間，無改節操，為「故國 遺民」存於世，劉聲木稱其為「清末完人」。同樣被劉聲木稱為完 人的遺民，有無錫人王世忠：辛亥後，選擇身著黃冠道服避世，
絕口不談時事。76也就是說，劉聲木認為，清室崩潰後仍能保持節 操、不謀利祿，無論是否殉節，皆為「完人」。而若大節無虧，存 留於民國並專心著述，亦屬「完人」之列，如陳伯陶（1858-1930），
75 劉聲木撰，劉篤齡校，《萇楚齋續筆》，卷 1，〈黃錫朋遺民〉，頁 253。
76 劉聲木撰，劉篤齡校，《萇楚齋隨筆》，卷 8，〈王世忠等清末完人〉，頁 173。
辛亥以後避居九龍，絕應酬而專心修《東莞縣志》。
《東莞縣志》經兩次修纂，皆出於遺民之手。陳伯陶序言提 及，遺民懼勝朝舊聞散佚，故著述保存。劉聲木期望能藉由書記 陳氏事蹟，使之流傳不朽。77就此來看，保存滿清故事的趙爾巽
（1844-1927）接掌清史館，亦不算是變節。然而，清史館並未受到
廣泛支持與注意，遺民的態度亦有落差。
除了遺民之間私人恩怨以及對實際撰寫的不滿之外，清史館 是由袁世凱出資開設。民國三年（1914），袁世凱設館修清史，就如 清朝修明史，有延攬勝朝遺老之意，也使自己免於篡謀政權的罵 名。對於趙爾巽等支持《清史稿》的人而言，此為報故國恩的機 會。78但對其他清遺民而言，如此是否即為「貳臣」？ 劉聲木謂：
予少以頑劣，見擯於師友。光緒乙未，年已十八，負笈於 江都徐蟄叟廣文師之門。受業月餘，以《木蘭從軍》為試 帖課題……師見之尤為嗟異，更以「堅忍勤靜」四字許我。
嗣後教以讀書為人之道，所以獎勵激勸者十年之久，深沐 時雨春風之化。今已年逾五十，窮愁潦倒，落拓無成，愧 負吾師期許，然回思往事，真生平第一知己。昔新城王文 簡公士禎之於常熟錢牧齋尚書謙益，建寧朱梅崖廣文仕琇 之於□□李廉衣孝廉□□皆常自稱為生平第一知己。聲木 雖蹇劣卑陋，萬不敢望王朱項背，然平生亦略有撰述……
果使後人以所纂輯不詭於正，可備參考，許其附驥以傳，
使微賤名氏，千載下得挂名於藝林之末，如江陰繆筱珊京
77 劉聲木撰，劉篤齡校，《萇楚齋三筆》，卷 8，〈遺民修東莞縣志〉，頁639。
78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北京：中華書局，
2013），頁123-127。
卿荃孫所云，則不特予心已大慰，或亦不致有負吾師知人 之明耳。79
雖然未能得知曾任總纂的繆荃孫與劉聲木實際交流情形，但 至少可知劉聲木不厭惡、也不批判，甚至相當尊崇繆荃孫。不過，
將繆荃孫與錢謙益並列，或許已暗示劉聲木對繆氏的評價：貳臣 史官。以曲折方式表露態度，或許是因為劉聲木雖不認同失節，
若如部分遺民抱持「清室未亡」的想法而不修史，80那清朝文獻與 故事恐就此散佚。再者，由劉聲木對張勳復辟事不置一詞，以及 對清末民初殉節與遺民的重視，可見其認為帝制不合潮流，已接 受「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81故修史具有正當性。換句話說，是 否領中華民國俸祿修史，不比保存前清文獻故事來得重要。或許 他已清楚體認到時代遞嬗，但基於符合人世綱常的立場與理由，
仍選擇隱而不出。
然而，《清史稿》的修纂過程並不順利。袁世凱死後，清史館 頓失財源，趙爾巽不得不向軍閥求助。其中，包含允諾資助《清 史稿》印行的「綠林魁首」張作霖。儘管解決一時之需，但後續 仍不如劉聲木所期望的順利。除了傳統史學備受挑戰之外，《清史 稿》的命運仍然多舛，在 1928 年春印刷 1100 部之後，被北上的 國民政府查禁。查禁前，金梁曾運出 40 部，因此《清史稿》流通 不廣，甚至被新史家視為「官樣文章」重現，故不被重視。然而，
《清史稿》對遺民來說，卻是故國記憶的留存。82
此外，清遺民亦著書立說，藉歷史自我抒發，如劉聲木筆下
79 劉聲木撰，劉篤齡校，《萇楚齋三筆》，卷 4，〈聲木第一知己〉，頁544-545。
80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頁125。
81 吳志鏗，〈清遺民的晚清記憶—劉聲木的個案研究〉，頁315-353。
82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頁129-130。
的張其淦（1859-1946）：
駢文前【指張其淦《松柏山房駢體文鈔》】復有□□章一 山太史梫序云：「宣統三年，以臣欺君，遂改國體，迄今 十有六年，亂日以熾，而聖道因以日晦。當其時，巧辭詭 說，無識者靡然從之。其明乎君臣大義者，率匿處四方，
不問世事。上海，遺臣退士之所僦居也。故宮禾黍之思，
荊棘銅駝之泣，人孰無之。」云云。可謂慨乎其言之。學 使以「松柏」名齋，又撰《明代千遺民詩詠》三編以見志，
深得方伯同保歲寒之旨。天地間正氣，徑鍾於東莞一隅 矣，異哉！83
宣統辛亥改國體，聖道不彰，巧言令色者風行。真正心懷君臣大 義者，多僦居於上海，懷思故國，不問世事。另外，張其淦更撰
《明代千遺民詩詠》，藉明遺詩詠以明志。張其淦如此，劉聲木亦 然。劉聲木曾編《國朝悼亡詩輯》，後因倦乏而停止，故目前無全 本。不過，仍將《國朝悼亡詩輯．凡例》輯於書中，自述其編輯 動機：屢懷悼亡之痛，將哀愁寄於詩。84所收詩人之中，顧炎武最 為特別。
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被晚清時人合稱清初三大儒，更有 奏請從祀文廟，然而意見分歧。不過，繆荃孫《國史儒林傳》目 錄，已將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提升至儒宗的地位。光緒三十 三年（1907），御史趙啟霖（1859-1935）上奏，再次掀起朝議，直至
83 劉聲木撰，劉篤齡校，《萇楚齋四筆》，卷10，〈張其淦撰述〉，頁881-882。
84 劉聲木撰，劉篤齡校，《萇楚齋五筆》，卷8，〈國朝悼亡詩輯凡例〉，頁1036- 1037。
光緒三十四年（1908），顧、王、黃才獲得官方認定的三大儒地位。85 其中，顧炎武因心懷前朝，受廷議顧慮。
陸心源（1838-1894）認為，曾抗清的黃道周（1585-1646）、孫奇
逢（1585-1675）皆已入祀，且《四庫全書》所收著作甚多，《國史儒
林傳》更將之列於諸儒之首。光緒十年（1884）陳寶琛（1848-1935）
則以學術的角度，認為顧黃二人家傳忠孝，且學兼漢宋，著作豐 厚，但李鴻章（1823-1901）等人反對，認為黃宗羲有門戶餘風，考 據亦不確實；顧炎武之說過迂難行。兩人從祀文廟無庸議，而建 議二人入祀鄉賢。光緒十二年（1886）內閣再議，認為《四庫提要》
曾駁顧黃之學，表示學術價值有待商榷。章梫（1861-1949）則從排 滿問題著手，認為人臣各為其主。86不同於廷議與輿論的沸沸揚 揚，劉聲木則沈浸於黍離之思中。
劉聲木此時不再利用《四庫提要》抒發遺民情懷，而是直接 閱讀顧炎武著作。劉聲木讀〈悼亡〉五詩，心有戚戚焉，故抄錄 於《萇楚齋三筆》，以資諷詠。顧炎武除了悼念亡妻，更直書「遺 民猶有一人存」以明志。87而顧炎武的謁陵，更引起劉聲木的注意。
劉聲木說：
昔顧亭林先生當滄桑之際，七謁孝陵，六謁天壽山攢宮，
耿耿孤忠，千秋共仰。比者梁君節庵，崇陵種樹，獨居三 年然後歸，猶復每值有事之辰，必往展禮，今之亭林，何
85 何冠彪，〈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合稱清初三大儒考—兼說清初四大儒及 五大儒的成員〉，文收氏著，《明清人物與著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96），頁49-63。
86 何冠彪，〈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入祀文廟始末〉，文收氏著，《明清人物 與著述》，頁67-86。
87 劉聲木撰，劉篤齡校，《萇楚齋三筆》，卷 1，〈顧炎武悼亡詩〉，頁488。
多讓焉。……聲木謹案：歷代以來，每當國家陽九百六之 時，必至風俗頹壞，人心變幻，莫可救藥。始至【致使】
生民塗炭，流離顛沛，困苦備嘗，無所控訴。乃天為眾生 示之警罰，非僅降禍福於一人一家已也，必至人心厭亂，
天心始厭亂也。然禮義廉恥，必有人為之撥亂反正，上契 天心，始克久安長治。然吾謂亭林先生等，即其人矣。88
康熙皇帝曾多次親自謁陵，並以「治隆唐宋」讚賞太祖，不 僅安撫漢人，亦給予歷史評價。但對於明遺民而言，則是藉此抒 發故國情懷。89也就是說，「謁陵」不僅是官方統治的手段，亦是 遺民的心靈寄託，就如同1928 年出版的《清史稿》。而顧炎武七次 謁孝陵、六次謁天壽山及崇禎攢宮，次數之多，顯示其忠於明朝 之心，亦為禮義廉恥重整之人。而顧炎武的謁陵，就如梁鼎芬（號 節庵，1859-1919）祭祀清德宗陵寢。90
梁鼎芬曾於袁世凱死後，積極參與復辟。實際上，民初士人 對復辟的看法相當複雜。惲毓鼎（1862-1917）認為，其原因在於民 國橫征暴歛及袁世凱失信。熊希齡（1870-1937）則認為，民國待清 室甚厚，倡導復辟者實為陷宣統帝於不義。然而，復辟的失敗，
不僅侵害清室權益，更使清遺民名聲一落千丈。91劉聲木雖稱讚梁 鼎芬如顧炎武，但並未響應復辟，故可懷疑劉氏求自保。
另外，顧炎武曾有與友人詩詠，劉聲木讀後論道：
88 劉聲木撰，劉篤齡校，《萇楚齋四筆》，卷3，〈顧炎武等謁陵〉，頁733。
89 朱鴻，〈情繫鍾山：清代皇帝及士人拜謁明孝陵的活動〉，收於朱鴻林主編，
《明太祖的治國理念及其實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0），頁345-370。
《明太祖的治國理念及其實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0），頁345-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