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已述及《學思錄》未成書便先以《東塾讀書記》之名刊刻數卷，乃陳 澧以惟恐身後無人知其學的心情，加以友人之勸的結果，並非基於著作規劃 的整體考量。事實上，陳澧所自云寄託生平之志與業者亦《學思錄》而非《讀
80 嶺南大學藏《東塾遺稿鈔本》，轉引自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 館，1995 年），頁 675。
81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681。
82 其語云：「史遷〈報任少卿書〉：『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學思 錄》亦欲如此。」（〈陳蘭甫澧先生遺稿〉，《嶺南學報》第 2 卷第 3 期，頁 180）
83 其語云：「十年來著一子書，通論古今儒學得失，關乎世事盛衰，此生平志業所在。」（〈與 楊浦香書〉，《東塾集》，卷 4，頁 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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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記》，因此，凡述及此中年以後粹心力所撰之著作，陳澧皆稱《學思錄》
而非《讀書記》，此由前面諸段引文皆可見之。陳澧遺稿中有數量相當多的 對《學思錄》之論述84，陳氏並撰有〈學思錄序〉、「學思錄大旨」、「學思義 例」等文字，記述他對《學思錄》一書的撰著構想與規劃，他對《學思錄》
之重視，即可此見，其所自云對《學思錄》乃「竭才」而撰之之語85，亦必 出自肺腑。〈遺稿〉有云：
《史通．自敘》云：「若《史通》之為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
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彈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為主，而 餘餘所及，上窮王道，下掞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自《法 言》已降，迄於《文心》而往，固已納諸腔中，曾不慸芥者矣。
夫其為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誡焉，有諷刺焉，其 為貫串者深矣，其為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矣，其所發明 者多矣。」《學思錄》竊效之。86
凡對陳澧有所認識者，皆知其《學思錄》效法《日知錄》，雖然他自謙地說
「至於治法亦不敢妄談」，但也表明自己「非無意於天下事也」87，這段效法
《史通》的文字，更清楚地表現其有意於天下事的心理。《史通》雖為史，
但內容「總括萬殊，包吞千有」，與此相應的，陳澧自述其《學思錄》的內 容乃是「群經子史文章」，又自云欲效太史公「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成一家之言」88。其以「成一家之言」自比，關鍵當在於《學思錄》為具陳 澧個人特色，表現其主觀體味所得的「文章」。而陳澧所欲效法史公「究天 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磅礴氣象，則表現於其不專一學、囊括極廣的「群 經子史」之內容。
84 詳見〈陳蘭甫先生澧遺稿〉，《嶺南學報》第 2 卷第 2 期及第 3 期。
85 陳澧：〈與黃理厓書〉，《東塾集》，卷 4，頁 18a。
86 陳澧：〈陳蘭甫先生澧遺稿〉，《嶺南學報》2 卷 2 期，頁 165。
87 陳澧：〈與胡伯薊書〉，《東塾集》，卷 4，頁 26b-27a。
88 陳澧：〈陳蘭甫澧先生遺稿〉，《嶺南學報》第 2 卷第 3 期，頁 180。
陳澧的為學與著述歷程 將《學思錄》改名為《東塾讀書記》，汪《譜》定在同治十年（1871），
其說當不誤，因為就在同治十年，陳澧生了一場大病，到鬼門關前走了一遭，
病癒之後，陳澧便寫了〈自述〉一文，文中有云：「病愈乃自述之，或者壽 命猶未艾乎，他時當有續述也。」89配合前述其惟恐身後無著作傳世的恐懼，
陳澧選擇在此時寫作〈自述〉的原因，即可瞭然。尤其〈復劉叔俛書〉中有 云：
近日刻《通志堂經解》及《四庫總目》內唐以前甲部書，不能 精工，然弟亦不願其精工，但願其速成，年老急欲觀厥成。90
刻書欲速成而不願精工，這與陳澧稍早，於寫作時耗費心力、反復斟酌的情 形截然相異，原因在於「年老急欲觀厥成」的急迫心理，這與他下世前十一 年便先撰寫〈自述〉以概括一生經歷及學術成就，是同一種心態的表現，將
《學思錄》改名為《東塾讀書記》亦同樣的因素使然。〈自述〉中期待他日 有續作之語，正透露了他不以當時的學術成就為滿足，期許剩餘的生命，學 識再增長、續有論著的心情。〈自述〉中陳澧簡要敘述自己的著作，有云：「晚 年所著之書，曰《東塾讀書記》，今未成。」91這應是今日所能見陳澧的文字 中，最早以《東塾讀書記》稱呼這部晚年之作者，其前之文，無論書信或劄 記，皆稱《學思錄》。〈復劉叔俛書〉中亦云：「今改名曰《東塾讀書記》。」92 此信汪《譜》繫於同治十二年（1873），時間又更晚。但在〈復劉叔俛書〉
中，陳澧還是強調該書自經學而外，還及於九流諸子、兩漢以後學術，顯然 他還是想完成早時《學思錄》完整而龐大之寫作規劃。到了光緒元年（1875），
劉熙載勸之將已成者先行付刻，陳澧從之，於是在光緒二年(1876)刊刻了兩 卷。今《東塾續集》中有〈東塾讀書記序〉一文，不能確定作於何時，據常
89 陳澧：〈自述〉，《東塾讀書記（外一種）》，頁 355。
90 陳澧：〈復劉叔俛書〉，《東塾集》，卷 4，頁 20b。
91 陳澧：〈自述〉，《東塾讀書記（外一種）》，頁 356。
92 陳澧：〈復劉叔俛書〉，《東塾集》，卷 4，頁 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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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推測，應是在光緒二年將首二卷刊刻時所作。有意思的是，陳澧在〈學思 錄序〉中敘述自己的成學歷程，稱《學思錄》為「肆力於群經子史文章」有 所得的成果，遺稿及許多相關文字中，亦反復強調《學思錄》之規劃構想，
及其牽涉頗廣的內容，包括效法《史通》之總括萬殊，取法《日知錄》之「畢 載天下事」93，如《史記》之「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等；〈東塾讀書記 序〉中卻只淡淡地說：「敬慕亭林先生《日知錄》，然此所記惟讀書一事，不 敢竊比也……東塾者，余家東偏，有一書塾，澧數十年讀書處也。」94這由
《學思錄》最初囊括頗廣的精心規劃，到〈自述〉改稱之《東塾讀書記》，
並強調為未成之作，以至後來零星付刻，謙稱此生惟知讀書一事的過程，是 陳澧經歷了數次學術轉折，最終趨於成熟後的另一波心理起伏。
雖然希冀其學能為世人所知，並為了不蹈侯康（君模）下世後，著述「十 未及五」、「有錄無書」95的覆轍，陳澧將精心規劃卻未成書的《學思錄》部 分付刻，但由他七十二歲時，於病中「猶自定《東塾讀書記》卷十三西漢一 卷」96的作為，可見直至謝世，陳澧最心繫的，仍是其前規劃為「總括萬殊」
的《學思錄》；相反的，《讀書記》則是陳澧在各種現實考量下，不得已而後 改名並付刻的結果，其於《讀書記》之不愜，是可以想見的。另有一事值得 注意的是，同治六年（1867），陳澧五十八歲時被延聘至菊坡精舍，擔任山 長之職，並於光緒二年（1876）撰有〈與菊坡精舍門人論學〉手札二十一條，
其時《通義》已刊行十九年，《讀書記》首刊了兩卷，但陳澧與菊坡精舍門 人論學，強調「凡經學，要識義理，非徒訓詁考據而已」時，所舉之具體例 證，乃是《通義》，並相當自傲地，以之為發明漢儒經注義理的「先路之導」97。 也就是說，在陳澧大半輩子的教學生涯中，《通義》起了具體教材的作用98，
93 陳澧：〈陳蘭甫澧先生遺稿〉，《嶺南學報》第 2 卷第 2 期，頁 173。
94 陳澧：〈東塾讀書記序〉，《東塾續集》，卷 2，頁 61。
95 陳澧：〈與桂皓庭書二十二首〉（之三），《東塾續集》，卷 4，頁 143。
96 汪宗衍：《陳東塾（澧）先生年譜》，頁 120。
97 陳澧：〈與菊坡精舍門人論學〉，《東塾續集》，卷 1，頁 27。
98 詳參拙著：〈陳澧《漢儒通義》析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30 期，2007 年 3 月。
陳澧的為學與著述歷程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五期 作。
以前所述陳澧將著書以示後學，視為仁術之實踐，且中年以後專力於人 人必知的義理之學，再對照其與徐子遠書之語：
前索尊著《象形文釋》，來書云已入《說文箋》，此書可覆瓿，
恠澧欲存之，且謂以此啟蒙，更當刪節謹嚴。澧謂刪節謹嚴是 也，謂可覆瓿非也。且推吾弟之意，似輕視啟蒙者，與澧所見 不同，請得論之……夫學問之事，莫難入門，既入其門，則稍 有智慧者，必知其有味而不肯遽舍，在乎老師宿儒引而入之，
入門者多，則此道日昌，其能深造者為通儒，不能深造者亦知 其大略而不至於茫昧，而文學彬彬矣。故精深浩博之書，反不 如啟蒙之書之為功較大，而獨恨百年以來，未有著此等書者也。103
他提示徐子遠，啟蒙之書較浩博之書為功較大，並因這個考量，來決定一部 書之應存與否及其價值，這根源於陳澧此時的學術價值判斷，已非乾嘉時期 精深浩博的標準，而以提示後學，使人人能知之為考量。其〈遺稿〉又云：
余之著書，一則標舉大綱，一則整理繁亂，一則抄撰群書。維 正學，救流弊，曉初學，有益有用。104
所謂「抄撰群書」，正與《通義》及《學思錄》以引錄資料為主的撰寫方式 相合，而「標舉大綱」、「整理繁亂」，正是欲提示後學，使人人皆能讀之的 考量結果。就已完成的《讀書記》各卷的內容來，可以類推，《學思錄》即 使將未完成的部分也計入105，雖然內容囊括極廣，但分量並不多，正因其所 欲表達者，為人人必知之者，故以「標舉大綱」的方式來撰寫。《通義》之具
103 陳澧：〈與徐子遠書二十一首〉（之五），《東塾續集》，卷 4，頁 178。
104 陳澧：〈陳蘭甫先生澧遺稿〉，《嶺南學報》第 2 卷第 2 期，頁 174。
105 按：《學思錄》未完成的十卷，實已有稿本，由陳氏門生整理後以《東塾雜俎》之名刊行。
今所見《東塾雜俎》的寫作方式，的確與《讀書記》如出一轍。
陳澧的為學與著述歷程 教材性質，並於陳澧教學歷程中，實際發揮教材的作用，筆者已有所論述106， 整合前述陳澧的治學方法、著述方向及學術判斷標準等，則《學思錄》實亦 具教材的性質，此與其絕意仕進後，視著述為本業，以實踐其刑天武干戚之 志，實一體的兩面，而《讀書記》則是這部全面性的教材中，經學的部分。
陳澧如何以抄撰群書的方式，撰寫指引後學的教材，同時又寓有自己的學思 所得，筆者將再專文論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