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五期 2009 年 7 月 頁 129-163 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陳澧的為學與著述歷程
曹美秀
∗提 要
本文探討陳澧為學之歷程，以為陳澧一生的為學轉折，可分為兩大階段，前 階段以範疇的轉移為主，後階段者以方法、態度之調整為主。並以此為基礎，指 出《學思錄》實欲表出人人必知的義理之學，具教材的性質，為其經世之志的具 體實踐，而非展現專門之學的著作，更非今人以《東塾讀書記》為據所論之經學 專著。本文同時將陳澧的為學歷程，置於晚清學風的背景，指出乾嘉到晚清學術 之轉變，不在對考據之離棄，而在運用考據的方法及態度之不同，而此轉變，為 學者的強烈經世情懷使然。 關鍵詞：陳澧、晚清、經學一、前言
陳澧（1810-1882），字蘭甫，無論生前、身後，人咸共認為嶺南大儒1，∗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1 晚清時肯定陳澧於學界地位者，如張之洞〈致陶春海〉有云：「閣下為東塾先生高第，淵源 宏深，經學、小學，博綜醰粹，平正精密，鄙人在嶺外時，數聆麈論，心折已久，若得高賢 來主皐比，必能牖啟士林，昌明絕業，庶幾從此東塾學派，流衍中原。」（清．張之洞：《張 文襄公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90 年〕，第 4 冊，卷 219，頁 15b）陳澧〈遺稿〉亦記有 一事：「高碧潭本令心夔告郭雲仙撫軍嵩燾云：『欲游羅浮，不然，枉為廣東一行耳矣。』撫 軍云：『君至廣東，已見陳蘭甫，不枉此行。』大令以告余，余謝不敢當一座羅浮山也。」(《陳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五期 今人對其生平事跡、學術思想之論述亦不少2，然於其為學歷程與轉折，卻多 一筆帶過，而將焦點集中於其學術成熟後的階段，尤其注意其晚年所著之《東 塾讀書記》（以下簡稱《讀書記》）。然而，《讀書記》是陳澧經歷數次為學轉 折，最終趨於成熟，其後又耗時二十幾年的成果，前此之學術思考與轉變， 與陳澧此書之撰著，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而且《讀書記》為未完之作，自 規劃、撰寫以至部分刊行的過程，是解讀及評價《讀書記》的重要基礎，故 必釐清其為學歷程，方能更深入解讀《讀書記》。其次，陳澧身歷嘉、道、 咸、同、光五朝，又在學界共認為延續乾、嘉學風的學海堂肄業並擔任學長 之職，前後達三十三年的時間，然其成熟期之學問，卻與乾、嘉學人不盡相 同，探討陳澧的為學歷程，釐清其轉變實質與內涵，可作為思考乾、嘉到晚 清學風轉變的參考。本文即欲探討陳澧為學之歷程，作為解讀其著作之基 礎，同時將之置於晚清學風的背景，對晚清學風之形成，作嘗試性的解釋。
二、曲折的為學之路
陳澧是一位對學術充滿熱忱的學者，他非常在乎自己的學術成果，及身 後可能留在人世間的痕跡，其〈答梁玉臣書〉有云：「……君模所成，十未 及五，檢其遺篋，多有錄無書，故知學人當及時撰述，如其隙駟不留，尺波 電謝，一坯之土，牧童高歌於其上，鼯鼪啼竄於其下，誰知栢下之骨，曾飫蘭甫先生澧遺稿》，《嶺南學報》第 2 卷第 2 期，1931 年 7 月，頁 161)今人之相關論述如潘 重規稱之：「嶺南通儒東塾陳先生澧」（〈東塾先生之治學精神〉，《民主評論》5 卷 23 期，1954 年 12 月）鍾旭元、魏達純合撰之〈陳澧評傳〉云：「陳澧是清末嶺南極有名望的學者。」（《華 南範大學學報（社會科會版）》，1985 年第 2 期，頁 51）李稚甫〈試評陳澧〉云：「論其一生 為學，在晚清嶺南學者中，堪稱大師而無愧。」（《嶺南文史》1983 年第 1 期，頁 62）類此 之論極多，不枚舉。 2 林慶彰、蔣秋華主編之《晚清經學研究文獻目錄》（南港：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6 年）中，關於陳澧的部分，已搜羅得相當齊全，極便研究者。惟張淑雅：《清末廣東四大書 院的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 年），可能因篇名未有「陳澧」二字 而漏略。另外，《嶺南學報》第 2 卷第 2 期及第 3 期（1931 年 7 月、12 月）登有楊壽昌整理 的陳澧部分遺稿，《晚清經學研究文獻目錄》亦未收。
陳澧的為學與著述歷程 萬卷哉!」3當即因為這種惟恐身後無人知其學識的心情，除了著意撰作，陳 澧對自己的為學經歷，包括治學內容、方法調整、心態調適等，都有不少的 記述，其〈自述〉一文，便對自己一生的學術成就，作概括式的敘述，〈遺 稿〉中的〈默記〉部分，亦是對其讀書過程及心得的筆記式記述。以相關記 述，配合其人生經歷與相關著作，當可為陳澧的為學歷程描繪出大致的輪廓。 陳澧〈默記〉有云： 僕少時喜為詩，年二十四歲始棄。自此以後，興到為詩者，一 年不過數首，亦竟有終年無一首者。4 〈與陳懿叔書〉云： 澧十五六歲時，篤好為詩，立志欲為詩人。稍長，知有經史之 學，雖好之，不如好詩也。張南山先生見澧詩，大賞之，時教 以詩法。及赴會試，與同年梁玉臣同舟，為詩唱和。玉臣專《毛 詩》之學，雖與澧唱和，心弗善也，而澧刻意為之。玉臣曰：「君 自視其詩，去古人幾何？」澧始愧汗自失。會試不中，留京師， 猶時時為之，與同年翁藥房唱和。先師程春海侍郎為澧言：「近 人詩多困臥紙上。」澧呈所為詩，侍郎大喜，曰：「此能於紙上 躍起者。」是時年二十六歲矣。5 按：陳澧於道光十二年壬辰（1832）冬，第一次北上赴會試，時年二十三。 綜合上述資料，可知所謂「少時喜為詩」的階段，約在十五、六歲至二十六 歲之間。二十三歲時，與梁玉臣（國珍，？-？）同舟赴試，梁玉臣專《毛詩》 之學，不好為詩，並質疑陳澧之詩「去古人幾何」？而使陳澧愧汗自失，雖
3 陳澧：〈與桂皓庭書二十二首（之三），《東塾續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 年），卷 4， 頁 143。 4 陳澧：〈默記〉，《嶺南學報》第 2 卷第 2 期，頁 161。 5 陳澧：〈與陳懿叔書〉，《東塾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 年），卷 4，頁 21a。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五期 然如此，他仍未放棄作詩。據〈與陳懿叔書〉，可見陳澧會試不第後留京期 間，與友人唱和為詩，乃時有之事6。事實上，直至晚年，陳澧都不斷有詩作， 故〈默記〉所云「年二十四始棄」，並非絕棄作詩，而應指放棄年少欲為詩 人之志，故此後興到亦偶為詩。而陳澧二十三歲北上赴會試在冬季之時，再 過幾個月就邁入二十四歲之年7，因梁氏之質而愧汗自失，正在這段時間，因 此，陳澧放棄年少詩人之志，梁玉臣之勸具關鍵性的因素。在此之前，陳澧 已接觸了經史之學8，恰巧梁玉臣又專《毛詩》，因此，我們約可推測，此時 經史之學與詩學，在陳澧的學術生命中，必已有了某種程度的交互作用。 〈與陳懿叔書〉中於「二十六歲矣」後接著云： 嗜好乃益多，小學、音韻、天文、地理、樂律、算術、古文、 駢體文、填詞、篆隸、行書，無不好也，無不為也。楊浦香謂 澧曰：「東坡所謂多好竟無成，不精安用夥，君之謂也。」澧亦 自念人之一生，歲月幾何，精神幾何，才智幾何，如我所好， 一一為之，雖壽如彭祖，不能畢其事，乃稍稍減捐。有索詩者
6 據汪宗衍《陳東塾（澧）先生年譜》（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 年。為行文簡潔，以下凡稱 此書，皆簡稱汪《譜》），陳澧於道光十三年九月娶元配潘宜人，可見陳澧回粵必在道光十三 年九月之前，故會試不第後留京之時間，約有七八個月的時間。 7 按：據陳澧所云：「及赴會試，與同年梁玉臣同舟，為詩唱和。」則與梁玉臣同舟乃在北上 赴試之時。但據汪《譜》，陳澧與梁玉臣同舟，在會試不第後南歸之時，二者略有出入。而 汪《譜》所據為由陳氏第四孫慶貢處，鈔錄之陳澧《自記》一卷，二者皆有據，故並識之。 然據陳澧〈與陳懿叔書〉所云會試不第留京「猶時時為之」，那麼，如果把梁氏之勸置於會 試之前，陳澧對作詩之態度的轉變，似較順理成章，故姑將其時間點，繫於北上赴試之時。 8 按：陳澧於十八歲時入粵秀書院肄業，其規條有云：「每月二十八日上堂講書，不拘《四書》、 《五經》、諸史，聽院長抽閱發問。」（梁廷柟：《粵秀書院志》〔趙所生、薛正興主編：《中 國歷代書院志》，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 年，冊 3〕，卷 2，頁 15-16）陳澧於粵秀書 院肄業期間，並與楊榮緒（黼香）、盧同伯（七橋）、桂文燿（星垣）交好，被譽為「四俊」， 其中楊榮緒著有《十三經音義考》、《左傳博引》、《讀左漫談》等；桂文燿著有《群經補正》。 另外，陳澧曾自述道光七年十八歲時「問經學於侯康」（陳澧：〈自述〉，《東塾讀書記（外一 種）》〔香港：三聯書店，1998 年〕，頁 355），此皆陳澧接觸經史之學之證，故其所云「稍長， 知有經史之學」不假。
陳澧的為學與著述歷程 則為詩，不摹仿古人詩矣。9 由此所云「有索詩者則為詩」，更可證其所云二十四歲始棄詩之語，並非不 再作詩，只是不以作詩為志。與此同時，小學、音韻、天文、地理、樂律等 學門亦進入陳澧的嗜好之列，故放棄詩人之志，與陳澧學術眼光與門徑之開 拓，應有一定程度的關聯，其〈自述〉有云：「少好為詩，及長棄去，泛濫 群籍。」10亦道出此點11。另需一提的是，陳澧於二十五歲入學海堂為專課生， 正在他放棄詩人之志，為學嗜好益多的轉變時期內，故其為學範圍增廣，學 海堂應也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12。因此，我們可以說，早時接觸的經史之 學，埋下了陳澧日後學術發展的因子；梁玉臣之勸，開啟陳澧踏出詩的大門， 準備迎接更寬廣的學術天地；學海堂則引領他進入另一個學術天地，使經史 之學滋長。放棄年少詩人之志的陳澧，似乎找到了另一個學術依歸，但事實 上，還有很多曲折的為學之路要走。 由於「無所不好，無所不為」，引來友人楊浦香(榮緒，1809-1874)的勸 告，「多好竟無成，不精安用夥」之語，引起陳澧的反思，其〈答楊黻香書〉 云： 足下棄蘇、李揣摩之術，篤江都下帷之志，究洞許書，熟精蕭 《選》，甚善甚善……澧夙附同志，妄希成學，數年以來，消良 時於行邁，紛古情於干祿。古之學者，三十而《五經》立，澧 今年二十有六，已迫此期，未名一藝，少壯若此，中年以後，
9 陳澧：〈與陳懿叔書〉，《東塾集》，卷 4，頁 21a。 10 陳澧：〈自記〉，陳澧撰、楊志剛編校：《東塾讀書記（外一種）》，頁 355。 11 汪《譜》道光十三年（1833）條下有云：「南歸，與梁國珍同行。前此，先生喜作詩，常與 談詩，國珍勸勿作，遂止。」亦肯定梁玉臣對陳澧的影響，但「遂止」之語，恐予人以陳 澧不再作詩之誤解，故特識之。 12 按：《學海堂志》所記課業內容為：《十三經注流》、《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文選》、 《杜詩》、《昌黎先生集》、《朱子大全集》（清．林伯桐撰、陳澧補編：《學海堂志》〔臺北： 廣文書局，1971 年〕，頁 25b-26a），其範圍頗廣，涵括了群經、諸史及文章之學。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五期 行復可知。13 按：楊黻香即楊浦香，因版本不同而用字有異。由對楊黻香「棄蘇、李揣摩 之術，篤江都下帷之志」的稱許，可見陳澧已完全拋開詩人之志，而董仲舒 的講學及學術成就，可能已成為陳澧欲追求的目標。尤其陳澧寫此信之時， 正處於第二次會試不第的低潮，「消良時於行邁，紛古情於干祿」之語，更 可見他對應付科舉所付出的時光與心力，帶著後悔懊惱之情，相較於篤志學 術的楊黻香，陳澧深感「未名一藝」的空虛。〈與陳懿叔書〉中所述楊黻香 「多好竟無成」之勸語，不知是面告或以書信的方式，筆者猜測，陳澧這封 〈答楊黻香書〉之前楊氏的來信，應也提及欲陳澧縮減為學範圍的話語，故 陳澧此答書之首便云：「前辱賜書，文采委曲，循誦反覆，良喻於懷。」14接 著便稱許楊氏「篤江都下帷之志」，同時感慨自己學無所成，這「不名一藝」 的感慨，與〈與陳懿叔書〉中所說自念精神、歲月幾何的感慨，是相一致的。 因此，楊黻香之勸，既引發陳澧對自己為學範疇之思考，也誘發他在學術上 立名的念頭，隨著不第次數之增加，入仕益無望的失落，在學術上成家的志 向便愈強烈。 總括上面所述，陳澧在十五、六歲時立志欲為詩人，十七八歲已接觸了 經史之學；二十三、四歲時因梁玉臣之勸而放棄詩人之志，並開啟廣闊的學 術之門，加上入學海堂肄業，其學術嗜好極其廣博；二十六歲左右，因楊黻 香之勸，又稍稍減損其為學範圍，並有了在學術上立名的念頭。再配合〈學 思錄序〉所云： 余少時志欲為文章之士，稍長為近儒訓詁考據之學，三十以後， 讀宋儒書，因進而求之《論語》、《孟子》及漢儒之書。近年五
13 陳澧：〈答楊黻香書二首〉（之一），《東塾續集》，卷 4，頁 140。 14 同前註。
陳澧的為學與著述歷程 十，乃肆力於群經子史文章。15 由前後語意觀之，「稍長，為近儒訓詁考據之學」，乃在三十歲之前。再觀陳 澧自述嗜好益廣時所為之小學、音韻、天文、地理、樂律、算術、古文、駢 體文、填詞、篆隸、行書等，除了文學、文章、書法方面，的確與考據有密 不可分的關係，也可見二十六歲以後嗜好稍稍減損的結果之一，便是將心力 集中於「訓詁考據之學」，而將文學、書法等排除在心力專注的範疇之外。〈與 陳懿叔書〉中於「不摹仿古人詩矣」後云：「有索書者則書字，不臨寫古人 書矣，不得已應酬而已。」16可以與之參證。這與肄業學海堂的經歷，亦有 密切的關係。創立學海堂的阮元先前已於浙江創立詁經精舍，並於精舍中奉 許、鄭木主17，以提示肄業者為學方向。學海堂雖未有相同的作法，其學風 延續詁經精舍乃無可疑者，陳澧為近儒訓詁考據之學，即受學海堂的影響。 然而，陳澧的學術並不就此定型，試把這段文字所說：「稍長為近儒訓詁考 據之學」及「近年五十，乃肆力於群經子史文章」對照，顯然陳澧認為他在 年近五十以後所肆力的「群經子史文章」，與「近儒訓詁考據之學」是不同 的。可見在年近五十之後，陳澧自認為學術成長的最後階段，也就是學問已 趨於成熟的時期，與前此所受學海堂的教導有所不同。 陳澧〈與陳懿叔書〉中說自已於書法「不得已應酬而已」，後接著云： 自爾以來二十餘年，不惟不學詩，不學書，乃并小學、音韻之 屬，亦皆輟業。近年惟讀經史，日有課程，如學童初入塾者， 安得有餘力以學詩哉！18 按：自二十六歲算起二十年，為四十六歲，與〈學思錄序〉所云「近年五十」
15 陳澧：〈陳蘭甫先生澧遺稿〉，《嶺南學報》第 2 卷第 2 期，頁 173。 16 陳澧：〈與陳懿叔書〉，《東塾集》，卷 4，頁 21b。 17 張崟：《詁經精舍志初稿》（收入《中國歷代書院志》〔江蘇：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 年〕， 第 8 冊），頁 7-8。 18 陳澧：〈與陳懿叔書〉，《東塾集》，卷 4，頁 21a。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五期 相合。可見前所云「訓詁考據之學」，在很大的成分上，即指小學、音韻之 屬，檢視其著作，陳澧的確在中年以前，撰寫了不少小學、音韻之書19。再 配合〈遺稿〉之語： 中年以前，為近時之學所錮蔽，全賴甲辰出都，途中與李碧舲 爭辯，歸而悔之，乃有此廿年學問。20 按：甲辰為道光二十四年（1844），時陳澧三十五歲。可見在減損為學範圍， 而以訓詁考據為主後，因與李能定（碧舲，？－？）一辯，陳澧的訓詁考據 之學又有所轉變，到了四十六至五十歲之間，則確立了其「群經子史文章」 的方向，其中又以經史為主。然而，「訓詁考據之學」與「群經子史文章」 並非對等的學術分類，故由訓詁考據之學到群經子史文章的轉變，與其早年 由好詩到棄詩，及「無所不好」到「稍稍減損」的範疇之轉變並不相同。 〈復劉叔俛書〉有云： 中年以前治經，每有疑義則解之考之，其後幡然而改，以為解 之不可勝解，考之不可勝考，乃尋求微言大義，經學源流正變 得失所在，而後解之、考之、論贊之…...21 據前所述四十六至五十歲為陳澧確立學術方向的時期，則「中年以前」，即 確立此方向之前。而三十五歲與李能定之辯至四十六歲之間，為確立其方向 的思考期；中年以後，則為確立此方向之後的成熟期。此所述中年前、後之 轉變，很明顯的，指的乃是方法及觀點，而非為學範疇。再將〈學思錄序〉 把「近儒訓詁考據之學」與「群經子史文章」相對照的文字，比對此處將「解 之考之」與「尋求微言大義，經學源流正變得失所在」相對照之語，則「近
19 如《聲律通考》、《聲律餘考》、《古樂微》、《琴律譜》、《說文聲表》、《切韻考》、《切韻考外 篇》、《等韻通》、《字體辨誤》等。詳參汪宗衍：〈陳東塾先生著述考略〉，《陳東塾（澧）先 生年譜》後附。 20 陳澧：〈陳蘭甫先生澧遺稿〉，《嶺南學報》第 2 卷第 2 期，頁 164。 21 陳澧：〈復劉叔俛書〉，《東塾集》，卷 4，頁 20a。
陳澧的為學與著述歷程 儒訓詁考據之學」正是「解之考之」，也就是〈遺稿〉「為近時之學所錮蔽」 的「近時之學」，即以小學、音韻之屬為主的學問，陳澧認為，這與「群經 子史文章」是不同的。然而，比對延續乾、嘉學風的學海堂之課業內容，幾 也涵括了群經、諸史及文章之學，惟一的差別應在於少了「子」的部分，但 乾、嘉諸儒治經時頗引諸子為證22，故子書的研讀，在學海堂中，亦必不缺 席。由此更可見陳澧所說中年以後的學術轉變，並不在為學範疇，而在方法 及觀點的差異。因為範疇的轉移，早在陳澧二十四歲放棄詩人之志後完成。 後因楊黻香之勸，而「稍稍減損」為學範疇後，陳澧所為的「訓詁考據之學」 便是「群經子史」，只是他治「群經子史」的歷程，亦有前後期之不同。前 期（即二十五、六歲至中年以前），乃以「解之考之」的方法治學；後期（即 陳澧所自云中年以後）則轉而尋求微言大義，及經學源流正變得失所在，此 後，才進入陳澧學術最成熟的階段，並有《通義》與《學思錄》的撰作。 今人論陳澧學術，多肯定學海堂對他的影響23，其次則就陳澧的文字，
22 乾、嘉諸儒治經而引諸子為證者，如惠棟云：「著書之暇，取諸子百家凡象緯、輿地、六書、 訓詁、方言、風俗、姓氏、譜諜、金石文字、算數、歷律之學有足翼經傳、發明注疏者， 隨筆摘記，莫不窮源竟委，曲證旁通。」（翁廣平：〈松崖筆記序〉引，見惠棟：《松崖筆記》 〔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 年〕，頁 1）俞樾《諸子平義．序》亦認為諸子書：「往往可 以考證經義，不必稱引其文，而古言古義，居然可見。故讀《莊子．人間世》篇曰：『大枝 折，小枝泄。』泄即抴之假字，謂牽引也，而《詩．七月》篇『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之 義見矣。讀《賈子．君道》篇曰：『文王有志為台，令匠規之。』而《詩．靈台》篇：『經 始靈台，經之營之』之義見矣……凡此之類，皆秦火以前《六經》舊說，孤文隻字，尋繹 無窮，烏呼，西漢經師之緒論，已可寶貴，況又在其前歟？然諸子之書，文詞奧衍，且多 古文假借字，注家不能盡通，而儒者又屏置弗道，傳寫苟且，莫或訂正，顛倒錯亂，讀者 難之，樾治經之暇，旁及諸子，不揣鄙陋，用《群經平議》之例，為《諸子平議》。」（〈諸 子平議序目〉，《諸子平議》〔北京：中華書局，1957 年〕，頁 1）由此可見俞樾為了治經進 而治諸子的情形。故朱一新說：「子者，經之緒餘，周秦諸子文字訓詁又多與經相出入，故 王氏（按：指王孫念、引之父子）並治之。」（《無邪堂答問》，卷 2，頁 75）明確指出乾、 嘉以來諸儒治經亦兼治子的情形。 23 如丁寶蘭：〈陳澧評傳〉（《嶺南歷代思想家評傳》，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 年 11 月） 論「陳澧的生平」中，特別強調阮元及學海堂對他的影響（頁 165-166）。李緒柏〈清代廣 東文化的結晶體──東塾學派〉（《廣東社會科學》1996 年第 3 期）中，以為阮元及其創建 的學海堂，為「廣東樸學的鼎盛及東塾學派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頁 95）餘不 枚舉。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五期 大略交待他由喜作詩到讀經史的過程24，或強調他由訓詁考據到重義理的轉 變25，抑或是就今日所見陳澧著作範疇之廣，而稱許其廣博的學識26。這些論 述皆不誤，但都不夠全面，陳澧的為學歷程，必全面觀之而後知其曲折，且 釐清了這個歷程，方知陳澧的學術觸角雖廣，但他並不以此為傲，反而在不 斷的思索過程中，減損其所好，同時調整其治學方法。更重要的是，學海堂 的學風，並未使陳澧的學術定型，相反的，對學海堂之教的反省思考，其後 「幡然而改」，方造就吾人今日所見到的陳澧。這提示我們，看待陳澧學術 成就，及解讀其《通義》與《讀書記》的角度，需有所調整，而不能停留在 延續乾、嘉學風之經學或考據學的角度。
三、由訓詁考據之學到群經子史文章
今人論及陳澧，經學為必不可少者；子、史之學也因其所撰數種地方志 及《申范》等著作，以及《讀書記》中「諸子書」卷而為人所知，李稚甫便24 如陳之邁的〈陳蘭甫先生的家風〉以為陳澧最用功之處是經史，並提及他「少時喜為詩， 後來放棄了。」（《新天地》1967 年 6 月，頁 6-7）張舜徽的〈陳澧〉（《中古代學者百人傳》，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6 年 6 月）一文，對陳澧為學歷程，只交待他少時好為詩，及 後來「對天文、地理、樂律、算術、篆隸都有研究」（頁 590）的轉變。楊劍橋的〈陳澧〉 （《中國歷代語言學家評傳》，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只提到陳澧「曾立志做一個詩人，…… 不過二十四歲起就轉習經學。」（頁 376） 25 如李緒柏以為「陳澧學術生涯，以中年為界，大致可分為二個階段：中年以前，以訓詁考 訂為主；中年以後，以致力于漢宋調和為主。」（〈陳澧與漢宋調和〉，《南開學報》（哲學社 會科學版），2005 年第 6 期）朱稚華《陳蘭甫與朱鼎甫漢宋調和之比較》(東海大學中國文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 年)於第二章第二節「蘭甫之論學主張」部分敘及陳澧的為學歷 程，則兼上述二者，同時強調其少時立志欲為詩人，及三十五歲與李能定之辯後重義理的 傾向。另外，高明的《東塾學記》（《華岡學報》第 3 期，1996 年 12 月）有「東塾之生平」 一節，對陳澧的生平敘述較為詳盡，但由於是以類似年譜的方式，將陳澧自少至老重要的 經歷加以總括敘述，故無法突顯其為學歷程與轉折。 26 如黃碧琴：〈傑出學者和教育家陳澧〉（《廣州名人傳》，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1）以 為「陳澧是位學識淵博，著述豐富的傑出學者」（頁 110），並將天文、地理、書法、經學 等，一併做為介紹其學術的內涵。又如賈云平《嶺南文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二節「變革學風的朱次琦和陳澧」，指陳澧學問博大精深，著述內容廣及經、史、文、 音韻、地理、數學等廣泛領域。（頁 219）
陳澧的為學與著述歷程 說陳澧：「中年以後，專志於經史諸子之學」27。但卻少人注意陳澧自云中年 以後之學問為「群經子史文章」，這「文章」二字，似乎理所當然地被忽略 掉了。筆者以為，欲論陳澧成熟期之學問，不能不討論其所自云「文章」二 字。 陳澧〈與友人書二首〉（之二）有云： 僕讀書三十年，今乃知讀書之法，甲部則注疏、朱子《四書》、 《說文》、《廣韻》；乙部則正史、通鑑；丙部則周末諸子、宋五 子、陸象山、本朝顧亭林、陸清獻；丁部則《文選》、李、杜、 韓、蘇集，此外雖流覽，不敢雜也。四部書以甲部為主……28 按：此信不確定作於何時，但陳澧於〈與黃理崖書〉中也說「讀書三十年， 頗有所得」29，該信有云：「復有近刻拙撰《漢儒通義》一書」30，而《通義》 於咸豐八年刻成，故汪《譜》將〈與黃理崖書〉繫於咸豐八年(1858)，當不 誤。以此推論，〈與友人書二首〉（之二）即使無法確定寫作時間，當亦在咸 豐八年左右。其時陳澧四十九歲，為其學問已趨於成熟之時，兩相對照，或 可即以「群經子史文章」為四部之學，然筆者以為其中仍有待商者。因為陳 澧在放棄詩人之志後，不但「不學詩、不學書」31，亦未有詞、曲、文等方 面的特意創作。其〈學思錄序〉自述為學歷程亦云：「余少時志欲為文章之 士，稍長為近儒訓詁考據之學。」32可見其學問成熟後的「文章」，與少時「欲 為文章之士」的文章絕不相同。因此，其年近五十後所肆力的「文章」，絕 不能簡單地以集部之作視之。通觀陳澧的文字，其所謂文章，實為與「群經 子史」相互為用者。《東塾讀書記（外一種）》「論語」卷有云：
27 李稚甫：〈試評陳澧〉，《嶺南文史》1983 年第 1 期，頁 55。 28 陳澧：〈與友人書二首〉，《東塾續集》，卷 4，頁 193。 29 陳澧：〈與黃理厓書〉，《東塾集》，卷 4，頁 18a。 30 同前註。 31 陳澧：〈與陳懿叔書〉，《東塾集》，卷 4，頁 21a。 32 陳澧：〈陳蘭甫先生澧遺稿〉，《嶺南學報》第 2 卷第 2 期，頁 173。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五期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朱《注》云：「不曰道而曰文，亦 謙辭也。」澧謂「文不在茲乎」承文王而言，此文王之所以為 文也，非謙辭也。天之未喪斯文，夫子以為己任，蓋謂刪述《五 經》，垂教萬世，此即所謂夫子之文章也。四教以文為首，蓋亦 指《五經》之文，故聖教以此為先。顏淵曰：「夫子博我以文」，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是顏、曾之學皆以文，非獨子游、 子夏也。夫子之文章，子貢在當時固得而聞之矣。至於今二千 餘年，人人皆得《五經》而讀之，即人人皆得聞夫子之文章， 至萬世無窮極也。33 此所稱夫子之「文章」，固指由文字寫成的作品，但卻非集部之作，反而指 經部之文。尋繹上下文意，「文章」蓋即所謂著作，即以文字為表現方式的 作品，故「群經子史」皆可與「文章」並列，而陳澧所云「群經子史文章」 的「文章」，指表現群經子史之學的著作。其與王峻之書有云： 作詩寫字，但能不俗可矣，若求工妙，讓專門者為之。專門者 不可無其人，我輩未暇為此也。若夫著述之體，切宜留意，宜 潔淨，宜平實，簡而明，簡而不漏，詳而不支不煩，學古而不 古，有法而不囿於法，此則學人之著述，非才人之詞章所可同 日而語者，俗人更不識也。34 由「我輩未暇為此」，可見陳澧所自期者絕非文人才士，而是「學人」，更可 見他中年以後致力為之的「文章」，並非詩作等文學作品，而為「學人」「著 述」之成果，即其所稱孔子傳諸後世的「文章」。 誠如前述，陳澧非常在意自己留存於人世間的學術痕跡，即學人著述之
33 陳澧撰、楊志剛編校：《東塾讀書記（外一種）》，頁 19-20。 34 陳澧：〈與王峻之書五首〉（之四），《東塾集》，卷 2，頁 30b。
陳澧的為學與著述歷程 成果，故〈自述〉中有云：「生平無事可述，惟讀書數十年，著書百餘卷耳。」35 其文集、遺稿中並有非常多關於著作、著述、撰述等的論述，如與桂皓庭書 有云： 著書之事，固宜與人商量，然亦有他人不代為謀者，離合之間， 大費斟酌，請看〈音學五書序〉，可以知用心之苦矣。36 著書之事，需學者費心、苦心為之，果「非才人之詞章所可同日而語者」， 其餘論著書之法者多矣37，陳澧於此之具體成果，即《通義》與《學思錄》。 他自述《通義》乃「多年費心力」為之的成果38，的確，此書前後費時四年， 由漢代二十二家之書中，精選出三千餘條資料，又經一番刪汰後，僅餘三分 之一的條目39，其間「時時移易」40，及「離合之間，大費斟酌」41等情形， 皆可見其「用心之苦」42。至於《學思錄》，他說自己「併力撰述」43、「竭其 愚才」44以著之。《通義》刊刻後，陳澧的確幾乎傾注全部的心力在《學思錄》 的撰寫上。自咸豐八年（1858）四十九歲開始，陳澧原預計以十年的時間成
35 陳澧：〈自述〉，《東塾讀書記（外一種）》，頁 355。 36 陳澧：〈與桂皓庭書二十二首〉（之三），《東塾續集》，卷 4，頁 151。 37 如與徐子遠書論及著書之法，以為：「儒者著書眼光須及上下數百年」（〈與徐子遠書二十一 首〉（之一），《東塾續集》，卷 4，頁 173），又於與徐子遠另封書信中云：「竊謂儒者著書， 貴乎因時立說。」（〈與徐子遠書二十一首〉（之三），《東塾續集》，卷 4，頁 177）又稱許顧 炎武：「其學之博洽，乃或為古人之書所不及」，並舉《日知錄》與《天下郡國利病書》為 例，以之為「鈔書、著書合而為一」（〈顧亭林手鈔曲江集湛甘泉邱瓊山兩序跋〉，《東塾集》， 卷 4，頁 4b）的作品，意指顧炎武此二書，雖是用鈔書的方法，但表現為著書成果之「文 章」。 38 陳澧：〈與黎震伯書〉，《東塾集》，卷 4，頁 29a。 39 陳澧的學生胡錫燕在〈漢儒通義跋〉中，說此書「初稾凡三千條」（《漢儒通義》〔臺北：華 文書局影印《東塾叢書》本，出版年不詳〕，跋頁 1a），但今日所見《通義》，共約一千餘 條，僅為初稿的三分之一。 40 陳澧：〈與黎震伯書〉，《東塾集》，卷 4，頁 29a。 41 陳澧：〈與桂皓庭書二十二首（之三）〉，《東塾續集》，卷 4，頁 153。 42 同前註，頁 151。 43 陳澧：〈與楊浦香書〉，《東塾集》，卷 4，頁 17a。 44 同前註，頁 26。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五期 書，雖然事與願違，直到謝世之時，都還有十卷未寫定，其已刊刻的十五卷， 便是今日所見的《東塾讀書記》。但由陳澧在首二卷付梓前又特地作了修改45； 光緒七年（1881）七十二歲時，於病中「猶自定《東塾讀書記》卷十三西漢 一卷」46的情形，其於著述之費心竭力，可以想見。他甚至以著書為自任之 使命：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著書以示後之 學者，亦仁術也。澧近年最有得於任字，嘗為星垣言之。人各 有任，我輩窮而在下，又已明此學，雖欲不任，不可得也。47 他認為，著書以示後之學者，為學人死而後已之使命，故謂：「讀書著述， 自是本業。」48對照他對孔子的敘述：「天之未喪斯文，夫子以為己任，蓋謂 刪述《五經》，垂教萬世，此即所謂夫子之文章也。」49則可見陳澧隱然以孔 子自期，欲以文章傳諸後世的願望。其所云「著書」或「著述」，即為學人 肩負重任的具體實現，與孔子之「刪述」正同一作為，而其成果即為「文章」。 則陳澧所謂晚年專力於群經子史文章，為他對自己學術方向、人生規劃的敘 述，因此，年近五十，陳澧走完曲折的學術之路後，同時也確立了此後以著 述為業，以文章傳世的自我期許。 然而撰述「文章」與為訓詁考據之學，差異何在？試觀其語： 《漢儒通義》……百餘年來說經者極盛，然多解其文字而已， 其言曰：不解文字，何由得其義理。然則解文字者，欲人之得 其義理也，若不思其義理，則又何必紛紛然解其文字乎？僕之
45 按：此卷於光緒元年（1875），因劉熙載（1813-1881）之勸而付刻。 46 汪宗衍：《陳東塾（澧）先生年譜》，頁 120。 47 陳澧：〈與徐子遠書二十一首〉（之三），《東塾續集》，卷 4，頁 140。 48 陳澧：〈與桂皓庭書二十二首〉（之十一），《東塾續集》，卷 4，頁 151。 49 陳澧撰、楊志剛編校：《東塾讀書記（外一種）》，頁 19-20
陳澧的為學與著述歷程 此書，冀有以藥此病耳。50 所謂「多解其文字而已」，乃批評乾嘉以來僅解文字而不思義理的為學方式， 亦即訓詁考據之學之不足，故撰《通義》以藥此病，言下之意，《通義》表 現陳澧「思」義理之所得。據筆者分析，此書以分卷分目的方式，將從漢代 經注中擷取的一千多條資料分類安排，雖沒有任何一句陳澧個人的話語，但 陳澧的確藉由資料的擇取及分類、排序等方式，表現出他對各卷目之主題的 思想內涵51。《讀書記》《論語》卷有云： 朱《注》善為駢偶之文，如「志於道」一章，《注》云：「蓋學 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 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遊藝，則小物不遺而動 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 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 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此一段駢偶平仄，精工諧協，日光 玉潔之文也，此可見朱《注》修辭之功矣。52 按：《論語》卷各條，或發明《論語》之義，或評論各家注疏得失，對於朱 《注》有稱許，亦有指陳其失誤之處。通觀此卷，凡指前人注疏之長處者， 皆未有以文學的角度，稱讚文筆之美者，故陳澧稱許朱《注》之修辭，當著 眼於其「日光玉潔之文」對於表述《論語》意涵的功能，同卷有多條資料指 朱《注》之失者53，亦皆針對其思想內涵而非文字本身，更何況陳澧此處所 稱讚的，並非集部之書，而是後來被列入經部的《論語集注》。可見陳澧所
50 陳澧：〈與黎震伯書〉，《東塾集》，卷 4，頁 29b。 51 詳參拙著：〈陳澧《漢儒通義》析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30 期，2007 年 3 月，頁 267-306。 52 陳澧撰、楊志剛編校：《東塾讀書記（外一種）》，頁 32。 53 如第五十條：「『克己復禮』，朱子解為『勝私欲』……澧謂朱《注》實有未安，不如馬《注》 解『克己』為『約身』也。」（頁 30）第五十四條：「孔子答諸賢人之問，朱《注》多以為 因其失而告之，此未可悉信也。」（頁 32）第五十五條:「『道千乘之國』，朱《注》采程子 曰……此於聖人之言頗有不滿之意，似不必采之。」（頁 32）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五期 謂「文章」與訓詁考據之學之異，一在有義理思想之統合貫串，一在重視文 字的細膩感受，此即陳澧以「微言大義」稱之之意。再觀其與王峻之書之語： 既有志讀書，則當以讀《論語》為先，僕之教子亦如此，足下 之所知也。每日讀《論語》朱《注》一章，以聖賢之言，為今 日侍側親聞，肅然敬聽，句句字字，詳細思繹，引而入於身心， 實而驗之今日之世事，如此數十日，見識自高，且人品亦因之 而高。至一部《論語》讀畢，便非同常人矣。54 他教王峻之讀朱《注》的方法，乃「句句字字，詳細思繹」，當然這所謂「思 繹」指的是文意，但如果沒有字字斟酌、恰如其分的文字表現，那麼，恐怕 也無法藉由朱《注》來思繹《論語》的意涵，陳澧之所以以「文章」統稱群 經子史之學，意即在此。再觀〈遺稿〉所云： 訓詁考據有窮，義理無窮，「終風且暴」訓為「既風且暴」，如 是止矣！「學而時習之」，「何必曰利」，義理愈紬繹愈深，真無 窮矣！55 按：「終風且暴」訓為「既風且暴」，見《經傳釋詞》56。就訓詁的角度而言， 舉出多種文獻證據，歸納出「終……且……」訓為「既……且……」，其工 作已完成，故云「如是止矣」；但從義理的角度，學問與功力，才要開始展 現，對文字背後意涵之體味，不但不因訓詁工作的結束而停止，反而愈「紬 繹」愈深而無窮。其〈與桂皓庭書二十二首〉（之十一）有云： 〈中庸〉「博學之」至「雖柔必強」一段，僕常常讀之，甚得力，
54 陳澧：〈復王峻之書五首〉（之一），《東塾集》，卷 4，頁 31a。 55 陳澧：〈陳蘭甫先生澧遺稿〉，《嶺南學報》第 2 卷第 3 期（1931 年 12 月），頁 185。 56 王念孫《經傳釋詞》云：「《詩》〈終風〉曰：『終風且暴』，《毛傳》曰：『終日風為終風』。《韓 詩》曰：『終風，西風也。』此皆緣詞生訓，非經文本義。終猶既也，言既風且暴也。」（《經 傳釋詞》〔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年〕，卷 9，頁 1a）
陳澧的為學與著述歷程 虛字服（按：此當為「眼」字之誤）亦一一警策，得力之處， 願與學侶共之。57 從訓詁的角度，凡遇虛字，依據語法、用詞歸納出該字之使用規則，確定其 為虛字，以使本文之文句或段落可以通讀，那麼任務便完成了，但陳澧卻要 在那不具特定、具體意義的虛字上警策用心，這已超出考據訓詁的範圍，此 陳澧以「文章」稱之，以區別於訓詁考據之故。 茲再以《讀書記》為例，以見其所撰述之「文章」的具體樣貌。「論語 卷」有一條論「一貫」，其文為： 《困學紀聞》云：「孔門受道，唯顏、曾、子貢。」自注云：「子 貢聞一以貫之之傳，與曾子同。」（卷七）澧謂必以一貫為受道， 《論語》二十篇中，無夫子告顏子一貫之語也，何以顏子亦受 道乎？顏子自言「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為受道無疑矣， 此即一貫無疑矣。然第六篇：「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 禮，亦可以弗畔矣夫。』」第十二篇：「子曰：『博學於文，約之 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刑《疏》云：「弟子各記所聞，故 重載之。」然則顏子所受博文約禮之道，諸弟子所共聞，豈單 傳密授哉？《容齋隨筆》云：「或謂一以貫之，非餘人所得聞， 是不然。顏氏之子，冉氏之孫，豈不足以語此。」（卷十三）。58 這段文字的寫作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訓詁考據的原則，首先，凡提出 一個說法，必多方引證，如陳澧要證明一貫即「受道」，便舉出三個證據， 他先引王應麟《困學紀聞》以顏、曾、子貢皆受道，及其注文曾子與子貢皆 聞一貫之道的說法，以為論證起點，雖然王氏並不以「一貫」即「受道」， 但陳澧顯然以為王氏之說已提示「一貫」即「受道」，並舉兩個《論語》本
57 陳澧：〈與桂皓庭書二十二首〉（之十一），《東塾續集》，卷 4，頁 158。 58 陳澧撰，楊志剛編校：《東塾讀書記（外一種）》，頁 13。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五期 身的證據：一、《論語》中無夫子告顏子一貫之語，然顏子亦受道；二、顏 子所云：「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即顏子所受之道，此即「一貫」。此 三點證明了「一貫」即「受道」。為加強此論點，陳澧又證明一貫之道乃眾 弟子所得聞，而其內涵即顏淵所說的「博文約禮」，關於這一點，他舉出了 《論語》第六篇及第十二篇的記載，最後又以洪邁《容齋隨筆》之文輔助其 論證。因此，為了證明「一貫」即「受道」，陳澧採用了多重證據，包括《論 語》本身的例證及前人的說法；除了針對「一貫」及「受道」二者的直接論 證，他又用了間接論證以加強其論點。這種多方援引文獻、例證以證成其說 的方式，應來自於陳澧早年從事的考據工作之訓練。其次，凡引前人之說， 必注明出處，如引《困學紀聞》及《容齋隨筆》分別注明卷七及卷十三，引 《論語》亦注明其篇目。其三，結論之獲得，建立在資料，即所謂證據的基 礎上，故必先引數條資料，而後提出論點，即所謂「信而有徵」的論述方法， 故整段文字看來，陳澧自己的用語極少，絕大部分的篇幅乃是引用的文字。 這些都是乾、嘉學人習用之論證方法，陳澧曾習訓詁考據之學，其寫作模式， 更受這方法的影響，即此可見。然而，陳澧此時對這些方法的運用，有與其 早時從事的訓詁考據相異者。 首先，在主題的取捨上，他認為治學之道，「有益有用者，不可不知； 其不甚有益有用者，姑置之；其不可知者，闕之。」59所以他選擇的題材， 並非前人未言者，誠如其〈遺稿〉所云：「務知古人所未知，不如務知古人 所已知。」60此段文字所論一貫之道，並非前人所未知者，陳澧還要加以論 述，乃因其為「不可不知」、「有益有用者」。一開頭所引《困學紀聞》的說 法，即為前人所已知者；且「一貫」之說宋儒言者多矣，陳澧既未更深刻地 剖析，亦未提出新解，而是以大家熟知的「博文約禮」作為一貫的解釋。所 以，陳澧這段文字的目的，不為解讀經典中難解之字、句或不明之名物度數；
59 陳澧：〈與王峻之五首〉（之二），《東塾集》，卷 4，頁 30a。 60 陳澧：〈陳蘭甫先生澧遺稿〉，《嶺南學報》第 2 卷第 2 期，頁 180
陳澧的為學與著述歷程 他的考證，不為提出特殊論點或創新見解，不為表現博學多聞及考證功力， 更非為展現其推論方法或客觀歸納能力，而欲表出孔子之學的核心，即為博 文約禮，此為人人必知之義理。因此，陳澧選擇對「一貫」作討論，並不是 站在訓詁考據的立場，而是立足義理的考量。所以這段具考據形式的文字， 其內蘊與乾、嘉盛行的考證並不相同。其次，考據工作重視證據與結論之間 的必然關聯，所謂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四庫全書》《日知錄》提要云：「炎 武學有本原，博贍而能貫通，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證佐，而後筆之於書， 故引據浩繁，而抵牾者少。」61這段文字雖用以說明顧氏為學之特質，也可 作為對乾嘉考據學之概括形容，陳澧對這種治學方式，也極為熟稔，其早期 所作《說文聲統》、《切韻考》、《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等小學及考據之作， 皆採與顧氏相同的方式，但此處所引論「一貫」之文，並不是用這樣的論證 方式，其引證既不浩繁，其結論之獲得，似乎也不具備考證時證據與結論之 間的緊密關係。整段文字看來，可知陳澧的目的是要證明「一貫」並非單傳 密授，以破宋人對「一貫」的各種玄妙之解釋，從這個角度來看，陳澧這段 文字之撰寫，應是先有結論或至少是預設立場在先，而後引據資料以證成 之，與「必詳其始末，參以證佐，而後筆之於書」的方法並不相同。且其所 引之資料是否必然得出「一貫」即為受道的結論，或亦待商，如他證明「一 貫」即為「受道」的證據，是顏回未聞「一貫」卻也受道，但一貫即為受道 乃陳澧本段論證的結論，此處他卻以結論為證據，若要從嚴格的邏輯推理來 看，他顯然犯了循環論證的錯誤。又如他證明一貫之道非單傳密授的證據， 是諸弟子皆聞博聞約禮之道；而顏子所云「夫子博我以文，約以禮」之語， 又是他證明「一貫」即「受道」的最主要證據，此為與前例同一以結論為證 據的方式。再者，何以顏子博文約禮即為「一貫」？何以顏子所受之道即為 「一貫」？《論語》中孔子與顏回直接的對話，包括問仁、問為邦62，孔子
61 《四庫全書》《日知錄》提要，《日知錄》（《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冊 858），卷首附，頁 1b。 62 《論語》中顏淵問仁見〈顏淵〉篇，問為邦見〈衛靈公〉篇。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五期 告以用舍之道及請顏淵言志等63；《論語》所載問仁者，除了顏淵，還有樊遲、 仲弓、司馬牛、子張等64，孔子所言為邦者，亦非僅一對顏淵所言65，為何一 貫必指博文約禮而非「仁」或「為邦」？陳澧這段文字中，並無法提供其結 論之必然性。因此，這段文字從主題之擇取，至舉證的方式、論證的過程、 行文的模式等，皆與典型的考據之作不同，但整段文字具一貫且清晰的思路 與論點，且為陳澧「讀」孔氏書，「思」考後體會所得，並在反復斟酌後筆 之於書，欲以傳諸後世，使人人皆知之，此即其「文章」。 與此相應的，陳澧的學術價值判斷標準，亦與乾嘉學人有所不同，他說： 訓詁、聲音、算術、律歷、地理之類，皆儒者之事，然必專門 乃能精通，僕未能也，故欲吾弟及諸友各專習其一。若夫義理 則人人皆必當知之，非可以分而習之者矣。66 他將學問分為兩類，一為專門之學，可擇一以專習之；一為義理之學，為人 人必知之者。陳澧「考索半生」，近年五十之前所追求的，便是專門之學。 戴震以為必知星辰、天象方能讀「欽若敬授」67，故於天文、地理等學，專 門精研，乾嘉學術於此方面成果之豐碩，即此之故。梁啟超所稱「近於『科 學的』」研究方法68、「喜專治一業，為『窄而深』的研究」69，即此專門之學。
63 孔子告以用舍之道見〈述而〉篇，言志見〈公治長〉篇。 64 樊遲問仁見〈雍也〉、〈顏淵〉、〈子路〉；仲弓問仁見〈顏淵〉；司馬牛問仁見〈顏淵〉；子張 問仁見〈陽貨〉。 65 《論語》中孔子言為邦之道者，尚有〈顏淵〉篇仲弓問仁章、〈顏淵〉篇子張問士章、〈憲 問〉篇憲問恥章、〈衛靈公〉篇子張問行章、〈衛靈公〉篇子貢問仁章等，相關者極多，不 枚舉。 66 陳澧：〈與黎震伯書〉，《東塾集》，卷 4，頁 29b。 67 戴震有云：「予弗能究先天後天、河洛精蘊，即不敢讀『元亨利貞』；弗能知星躔歲差、天 象地表，即不敢讀『欽若敬授』；弗能辨聲音律呂、古今韻法，即不敢讀『關關雎鳩』；弗 能考三統正朔、《周官》典禮，即不敢讀『春王正月』。」（〈與是仲明論學書〉，《戴東原先 生全集》〔臺北：大化書局，1987 年再版〕，卷 9，頁 7） 68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頁 49。 69 同前註，頁 78。
陳澧的為學與著述歷程 說乾嘉學者「為考證而考證，為經學而經學」70或許太過，但無可否認的， 引證之廣博、考據之精確，亦即陳澧所說的專門之學，為乾、嘉學者判定學 術高下的重要標準。但中年以後，陳澧轉而致力於人人必知的義理之學，試 觀其述《學思錄》之語： 專習一經以治身心，吾之學如此而已！此《學思錄》宗旨歸處。71 所謂「治身心」，正是與桂皓庭所說「甚得力」、「一一警策」之意，乃體會 經文，甚至無實義的虛字之所得。又云： 余為《學思錄》，所引之書大約注疏、正史、朱子書為多。可謂 醇正矣，於近人所謂淵博則未也。72 所謂「醇正」，正是從義理之學的角度立論；謂非「淵博」之書，則因陳澧 已不欲為專門之學。〈遺稿〉又云：「《學思》義例精實深通而未雄博。」73更 明確指出《學思錄》之精華，在於「義」的部分。雖不若前輩之淵博，但此 時對陳澧而言，醇正與否是更重要的考量，人人必知的義理之學，較雄博精 深的專門之學更顯價值，因此，其評述《學思錄》，皆非立足於專門之學的 標準，而以人人必知的義理之學為考量。 這由訓詁考據之學，到群經子史文章的為學著述方法，及學術判斷標準 之轉變，皆根源於陳澧強烈的用世之心，其〈與胡伯薊書〉有云： 僕近年為《學思錄》……至於治法亦不敢妄談，非無意於天下 事也，以為政治由於人才，人才由於學術，吾之書專明學術， 幸而傳於世，庶幾讀書明理之人多，其出而從政者，必有濟於
70 同前註，頁 8。 71 陳澧：〈陳蘭甫先生澧遺稿〉，《嶺南學報》第 2 卷第 3 期，頁 182。 72 同前註，頁 174。 73 陳澧：〈陳蘭甫先生澧遺稿〉，《嶺南學報》第 2 卷第 2 期，頁 166。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五期 天下，此其效在數十年之後者也。74 陳澧早年曾抱持熱切的用世之心，為了求得出仕的機會，他前後六應會試75， 但皆不幸下第，最後一次會試後，並已萌生「不出之意」76。但絕意仕進「非 無意於天下事也」，正如〈遺稿〉所云：「雖必不出，而師陸之心常在，此『刑 天舞干戚』之志也。」77因此，他改以教學、著書，為實踐其經世之志的途 徑，因此，將其所學所思，撰成「文章」以傳諸後世；表出人人必知的義理 之學，使「讀書明理之人多」，進而「有濟於天下」，即其「刑天舞干戚之志」 之表現，其以著書為己任，以為「著書以示後之學者，亦仁術也」78，即此 之故。 然而，陳澧所指出的人人必懂之義理，也是建立在前人的訓詁考據成果 之上，故當他用引錄前人之說的方法編著成《通義》與《學思錄》，其形式 仍與乾、嘉著作有相當程度的近似處，誠如陳澧所自云： 今人考古者少，已大不如國初以來之淵博，斷不可順其風氣而 一空之也，但當取義理以補之耳。《學思錄》必須有一段說明此 意。79 「取義理以補之」者，可證筆者所云，陳澧中年前、後之轉變，乃方法及觀 點，而非為學範疇。又云： 微言大義，必從讀書、考據而得。《學思錄》說微言大義，恐啟 後來不讀書、不考據之弊，不可不慎。必須句句說微言大義，
74 陳澧：〈與胡伯薊書〉，《東塾集》，卷 4，頁 26b-27a。 75 陳澧赴會試之時間，分別在道光十三年、道光十五年、道光二十一年、道光二十四年、道 光三十年、咸豐二年，詳參汪宗衍：《陳東塾（澧）先生年譜》各條目。 76 陳澧：〈與黃理厓書〉，《東塾集》，卷 4，頁 17b。 77 陳澧：〈陳蘭甫先生澧遺稿〉，《嶺南學報》第 2 卷第 2 期，頁 163。 78 陳澧：〈與徐子遠書二十一首〉（之三），《東塾續集》，卷 4，頁 177。 79 陳澧：〈陳蘭甫先生澧遺稿〉，《嶺南學報》第 2 卷第 3 期，頁 191。
陳澧的為學與著述歷程 句句讀書考據，勿使稍墮一偏也。80 這顯示考據方法與思維，仍相當程度地左右著陳澧的治學模式，因為熟諳考 據的規範，所以他深知考據所具備的說服力，可為其所欲表達的微言大義提 供一定程度的公信力，藉由考據的方式，其「句句字字，詳細思繹」所得之 個人體會，得以較具體且具一定說服力地表出。錢穆先生說：「東塾講學， 所謂漢、宋兼采以求微言大義者，其實仍是經學盛時惠、戴所稱『古訓明而 後義理明』之見解。」81這樣的說法，從陳澧的著作形式，及論述必引文獻 為證的作法來看，誠然不誤，但陳澧中年以後的學術價值判斷標準，及與此 相應的，從事考據時的立場、心態、目的及主題之取捨，都與乾、嘉學人有 所不同。因此，寫作不再是浩繁的資料排比與客觀的邏輯推理，而有很大成 分是主觀的體味及細膩的感受之抒發，所以《通義》一書連一句陳澧的按語 都沒有，但卻充分體現其主觀意識；《讀書記》中陳澧個人的話語雖然不多， 卻有相當明顯的個人色彩。陳澧曾自云《學思錄》欲效太史公「成一家之言」82， 又稱《學思錄》為一「子書」83，並非無由，而這一點，惟有從「文章」的 角度來看，方能理解。
四、從《學思錄》到《東塾讀書記》
前已述及《學思錄》未成書便先以《東塾讀書記》之名刊刻數卷，乃陳 澧以惟恐身後無人知其學的心情，加以友人之勸的結果，並非基於著作規劃 的整體考量。事實上，陳澧所自云寄託生平之志與業者亦《學思錄》而非《讀80 嶺南大學藏《東塾遺稿鈔本》，轉引自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 館，1995 年），頁 675。 81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681。 82 其語云：「史遷〈報任少卿書〉：『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學思 錄》亦欲如此。」（〈陳蘭甫澧先生遺稿〉，《嶺南學報》第 2 卷第 3 期，頁 180） 83 其語云：「十年來著一子書，通論古今儒學得失，關乎世事盛衰，此生平志業所在。」（〈與 楊浦香書〉，《東塾集》，卷 4，頁 17a）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五期 書記》，因此，凡述及此中年以後粹心力所撰之著作，陳澧皆稱《學思錄》 而非《讀書記》，此由前面諸段引文皆可見之。陳澧遺稿中有數量相當多的 對《學思錄》之論述84，陳氏並撰有〈學思錄序〉、「學思錄大旨」、「學思義 例」等文字，記述他對《學思錄》一書的撰著構想與規劃，他對《學思錄》 之重視，即可此見，其所自云對《學思錄》乃「竭才」而撰之之語85，亦必 出自肺腑。〈遺稿〉有云： 《史通．自敘》云：「若《史通》之為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 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彈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為主，而 餘餘所及，上窮王道，下掞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自《法 言》已降，迄於《文心》而往，固已納諸腔中，曾不慸芥者矣。 夫其為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誡焉，有諷刺焉，其 為貫串者深矣，其為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矣，其所發明 者多矣。」《學思錄》竊效之。86 凡對陳澧有所認識者，皆知其《學思錄》效法《日知錄》，雖然他自謙地說 「至於治法亦不敢妄談」，但也表明自己「非無意於天下事也」87，這段效法 《史通》的文字，更清楚地表現其有意於天下事的心理。《史通》雖為史， 但內容「總括萬殊，包吞千有」，與此相應的，陳澧自述其《學思錄》的內 容乃是「群經子史文章」，又自云欲效太史公「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成一家之言」88。其以「成一家之言」自比，關鍵當在於《學思錄》為具陳 澧個人特色，表現其主觀體味所得的「文章」。而陳澧所欲效法史公「究天 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磅礴氣象，則表現於其不專一學、囊括極廣的「群 經子史」之內容。
84 詳見〈陳蘭甫先生澧遺稿〉，《嶺南學報》第 2 卷第 2 期及第 3 期。 85 陳澧：〈與黃理厓書〉，《東塾集》，卷 4，頁 18a。 86 陳澧：〈陳蘭甫先生澧遺稿〉，《嶺南學報》2 卷 2 期，頁 165。 87 陳澧：〈與胡伯薊書〉，《東塾集》，卷 4，頁 26b-27a。 88 陳澧：〈陳蘭甫澧先生遺稿〉，《嶺南學報》第 2 卷第 3 期，頁 180。
陳澧的為學與著述歷程 將《學思錄》改名為《東塾讀書記》，汪《譜》定在同治十年（1871）， 其說當不誤，因為就在同治十年，陳澧生了一場大病，到鬼門關前走了一遭， 病癒之後，陳澧便寫了〈自述〉一文，文中有云：「病愈乃自述之，或者壽 命猶未艾乎，他時當有續述也。」89配合前述其惟恐身後無著作傳世的恐懼， 陳澧選擇在此時寫作〈自述〉的原因，即可瞭然。尤其〈復劉叔俛書〉中有 云： 近日刻《通志堂經解》及《四庫總目》內唐以前甲部書，不能 精工，然弟亦不願其精工，但願其速成，年老急欲觀厥成。90 刻書欲速成而不願精工，這與陳澧稍早，於寫作時耗費心力、反復斟酌的情 形截然相異，原因在於「年老急欲觀厥成」的急迫心理，這與他下世前十一 年便先撰寫〈自述〉以概括一生經歷及學術成就，是同一種心態的表現，將 《學思錄》改名為《東塾讀書記》亦同樣的因素使然。〈自述〉中期待他日 有續作之語，正透露了他不以當時的學術成就為滿足，期許剩餘的生命，學 識再增長、續有論著的心情。〈自述〉中陳澧簡要敘述自己的著作，有云：「晚 年所著之書，曰《東塾讀書記》，今未成。」91這應是今日所能見陳澧的文字 中，最早以《東塾讀書記》稱呼這部晚年之作者，其前之文，無論書信或劄 記，皆稱《學思錄》。〈復劉叔俛書〉中亦云：「今改名曰《東塾讀書記》。」92 此信汪《譜》繫於同治十二年（1873），時間又更晚。但在〈復劉叔俛書〉 中，陳澧還是強調該書自經學而外，還及於九流諸子、兩漢以後學術，顯然 他還是想完成早時《學思錄》完整而龐大之寫作規劃。到了光緒元年（1875）， 劉熙載勸之將已成者先行付刻，陳澧從之，於是在光緒二年(1876)刊刻了兩 卷。今《東塾續集》中有〈東塾讀書記序〉一文，不能確定作於何時，據常
89 陳澧：〈自述〉，《東塾讀書記（外一種）》，頁 355。 90 陳澧：〈復劉叔俛書〉，《東塾集》，卷 4，頁 20b。 91 陳澧：〈自述〉，《東塾讀書記（外一種）》，頁 356。 92 陳澧：〈復劉叔俛書〉，《東塾集》，卷 4，頁 20a。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五期 理推測，應是在光緒二年將首二卷刊刻時所作。有意思的是，陳澧在〈學思 錄序〉中敘述自己的成學歷程，稱《學思錄》為「肆力於群經子史文章」有 所得的成果，遺稿及許多相關文字中，亦反復強調《學思錄》之規劃構想， 及其牽涉頗廣的內容，包括效法《史通》之總括萬殊，取法《日知錄》之「畢 載天下事」93，如《史記》之「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等；〈東塾讀書記 序〉中卻只淡淡地說：「敬慕亭林先生《日知錄》，然此所記惟讀書一事，不 敢竊比也……東塾者，余家東偏，有一書塾，澧數十年讀書處也。」94這由 《學思錄》最初囊括頗廣的精心規劃，到〈自述〉改稱之《東塾讀書記》， 並強調為未成之作，以至後來零星付刻，謙稱此生惟知讀書一事的過程，是 陳澧經歷了數次學術轉折，最終趨於成熟後的另一波心理起伏。 雖然希冀其學能為世人所知，並為了不蹈侯康（君模）下世後，著述「十 未及五」、「有錄無書」95的覆轍，陳澧將精心規劃卻未成書的《學思錄》部 分付刻，但由他七十二歲時，於病中「猶自定《東塾讀書記》卷十三西漢一 卷」96的作為，可見直至謝世，陳澧最心繫的，仍是其前規劃為「總括萬殊」 的《學思錄》；相反的，《讀書記》則是陳澧在各種現實考量下，不得已而後 改名並付刻的結果，其於《讀書記》之不愜，是可以想見的。另有一事值得 注意的是，同治六年（1867），陳澧五十八歲時被延聘至菊坡精舍，擔任山 長之職，並於光緒二年（1876）撰有〈與菊坡精舍門人論學〉手札二十一條， 其時《通義》已刊行十九年，《讀書記》首刊了兩卷，但陳澧與菊坡精舍門 人論學，強調「凡經學，要識義理，非徒訓詁考據而已」時，所舉之具體例 證，乃是《通義》，並相當自傲地，以之為發明漢儒經注義理的「先路之導」97。 也就是說，在陳澧大半輩子的教學生涯中，《通義》起了具體教材的作用98，
93 陳澧：〈陳蘭甫澧先生遺稿〉，《嶺南學報》第 2 卷第 2 期，頁 173。 94 陳澧：〈東塾讀書記序〉，《東塾續集》，卷 2，頁 61。 95 陳澧：〈與桂皓庭書二十二首〉（之三），《東塾續集》，卷 4，頁 143。 96 汪宗衍：《陳東塾（澧）先生年譜》，頁 120。 97 陳澧：〈與菊坡精舍門人論學〉，《東塾續集》，卷 1，頁 27。 98 詳參拙著：〈陳澧《漢儒通義》析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30 期，2007 年 3 月。
陳澧的為學與著述歷程 但《讀書記》卻缺席了，更嚴謹地說，應是《學思錄》缺席了。並非《通義》 的重要性超乎《學思錄》，只因《學思錄》未成書，其已刊行的《讀書記》 之不能與《學思錄》同日而語，由此事可以見之。因此，今人將《學思錄》 等同於《讀書記》99，或逕以《讀書記》為陳澧的代表作100，陳澧恐皆無法 苟同。且《讀書記》以經學為主要內容，乃是今日所見的樣子，為陳澧未完 成之《學思錄》的部分，而非陳澧著作的本質101。陳澧實不將《學思錄》定 位為經學書102，其欲傳諸後世者，乃範疇囊括「群經子史」，內容「總括萬殊」 的「文章」，欲以表出人人必知的義理之內容，而非專為經學而撰的專門著
99 如錢基博云：「陳氏何為而作《東塾讀書記》也？曰：以救弊也。……陳澧晚年著《東塾 讀書記》二十五卷…..」（〈序〉，《古籍舉要》〔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 年〕，頁 1-2） 顯然是以陳氏晚年刻意撰著者為《讀書記》。李緒柏說：「尤以《學思錄》（後改名《東塾 讀書記》）為其後半生傾注心血之寄託，代表了他主要的學術旨趣和追求。」（〈陳澧與漢 宋調和〉，《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 年 6 月，頁 81）文中並以《學思錄》與 《東塾讀書記》交互並用，顯然是將二者等同，餘不枚舉。 100 如賴慧玲的〈陳澧《東塾讀書記》論「性善義」述評〉（《興大中文學報》第 8 期，1995 年 1 月）即以《讀書記》為陳澧「最重要的代表作」（頁 307），故據之以論陳澧的性善觀 點（筆者按：欲論陳澧的性善觀點，《漢儒通義》應也是不可缺的重要文獻，詳參拙著：〈陳 澧《漢儒通義》析論〉）。朱維錚〈漢宋調和論──陳澧和他未完成的《東塾讀書記》〉（收 入《求索真文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亦持相同的觀點。另有不標為《讀 書記》而所論實以《讀書記》為主者，如潘重規的〈東塾先生之治學精神〉（《民主評論》 第 5 卷第 23 期，1954 年 12 月）、高明的〈東塾學記〉（《民主評論》第 5 卷第 23 期，1954 年 12 月、《華岡學報》第 3 期，1966 年 12 月）、盧瑩通的《陳蘭甫先生之生平及其學術》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8 年）、張淑雅的《清末廣東四大書院的研 究》（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 年）等。 101 王韶生〈陳蘭甫先生之經學〉一文，由題名看乃為專論陳澧之經學，文中以為「可以代表 其生平論學全部之意旨者，當推《東塾讀書記》。」（《崇基學報》第 2 卷第 1 期，1962 年 11 月，頁 3）又論《東塾讀書記》之內容云：「現行本《東塾讀書記》十五卷，祗卷十一 小學，卷十二諸子，對於經說、經義，關係較少；其餘由卷一至卷十，為《孝經》、《論語》、 《孟子》、《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三傳》，所論皆各書之宏 綱巨旨，要義大端，多融合而貫通之。」（頁 3）顯然王氏也注意到《讀書記》為未完之作， 亦明現行《讀書記》中有非經學的內容，但由其用詞及此文之篇題，可見他仍以《讀書記》 為經學著作，當今學界亦多持這樣的觀點。 102 除了前述陳澧以己學為「群經子史文章」之外，他並曾自云：「錢竹汀先生無經學書，僕 竟似之。」（〈與趙子韶書六書〉（之二），《東塾集》，卷 4，頁 28a）他不將《學思錄》定 位為經學書，應是無疑的。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五期 作。 以前所述陳澧將著書以示後學，視為仁術之實踐，且中年以後專力於人 人必知的義理之學，再對照其與徐子遠書之語： 前索尊著《象形文釋》，來書云已入《說文箋》，此書可覆瓿， 恠澧欲存之，且謂以此啟蒙，更當刪節謹嚴。澧謂刪節謹嚴是 也，謂可覆瓿非也。且推吾弟之意，似輕視啟蒙者，與澧所見 不同，請得論之……夫學問之事，莫難入門，既入其門，則稍 有智慧者，必知其有味而不肯遽舍，在乎老師宿儒引而入之， 入門者多，則此道日昌，其能深造者為通儒，不能深造者亦知 其大略而不至於茫昧，而文學彬彬矣。故精深浩博之書，反不 如啟蒙之書之為功較大，而獨恨百年以來，未有著此等書者也。103 他提示徐子遠，啟蒙之書較浩博之書為功較大，並因這個考量，來決定一部 書之應存與否及其價值，這根源於陳澧此時的學術價值判斷，已非乾嘉時期 精深浩博的標準，而以提示後學，使人人能知之為考量。其〈遺稿〉又云： 余之著書，一則標舉大綱，一則整理繁亂，一則抄撰群書。維 正學，救流弊，曉初學，有益有用。104 所謂「抄撰群書」，正與《通義》及《學思錄》以引錄資料為主的撰寫方式 相合，而「標舉大綱」、「整理繁亂」，正是欲提示後學，使人人皆能讀之的 考量結果。就已完成的《讀書記》各卷的內容來，可以類推，《學思錄》即 使將未完成的部分也計入105，雖然內容囊括極廣，但分量並不多，正因其所 欲表達者，為人人必知之者，故以「標舉大綱」的方式來撰寫。《通義》之具
103 陳澧：〈與徐子遠書二十一首〉（之五），《東塾續集》，卷 4，頁 178。 104 陳澧：〈陳蘭甫先生澧遺稿〉，《嶺南學報》第 2 卷第 2 期，頁 174。 105 按：《學思錄》未完成的十卷，實已有稿本，由陳氏門生整理後以《東塾雜俎》之名刊行。 今所見《東塾雜俎》的寫作方式，的確與《讀書記》如出一轍。
陳澧的為學與著述歷程 教材性質，並於陳澧教學歷程中，實際發揮教材的作用，筆者已有所論述106， 整合前述陳澧的治學方法、著述方向及學術判斷標準等，則《學思錄》實亦 具教材的性質，此與其絕意仕進後，視著述為本業，以實踐其刑天武干戚之 志，實一體的兩面，而《讀書記》則是這部全面性的教材中，經學的部分。 陳澧如何以抄撰群書的方式，撰寫指引後學的教材，同時又寓有自己的學思 所得，筆者將再專文論述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