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醫療衛生史研究機構的削減並不意味研究高度的降低，而2019 到 2020 年間活動的減少也多少與新冠疫情有關，雖然風雨如晦，但雞鳴不已 並無可懼。比較值得注意的倒是研究主題的偏好依然如故；在2014-2020 年 這段時間裡，中國醫學史無疑地是醫療衛生史研究的大宗。其趨勢早已出現 在2010 年以前，「就地理界限而言，可以清楚看出在所有醫療史論著之中，
中國醫療史仍屬大宗，佔66%；其次是臺灣醫療史，佔 32%；敬陪末座的是 西洋醫療史，僅佔2%。」78造成臺灣學者不易參與西洋醫療衛生史研究的主 要原因，前述提到對於西洋醫學史脈絡掌握之困難與背景訓練的不足是最可 能的原因。粗略檢視臺灣各大學現行之西洋醫學史教學，目標與範圍較為明 確的有李尚仁於臺灣大學及中研院人文講座開設之「西方醫學史」課程、中 興大學陳樂元的「西方醫學與身體史」，和李經維、王秀雲在成功大學講授
「醫學史」；其餘如中國醫藥大學李德茂之「醫學史」、臺灣師範大學吳寬墩 主持之「疾病、醫學與文明」，則比較偏向於通識教育性質。總的來說。臺 灣地區大學之西洋醫學史教育仍屬小眾，研究生的訓練也比較罕見。因此，
想要達到「研究西方近現代醫學發展史，瞭解西方現代醫學體系的發展歷程 及其社會歷史條件的演進規律」79之理想，已經成名的醫療衛生史學者在厚 植教育基礎方面，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至於中國醫療衛生史大量研究成果之出現，除了史語所生命醫療史研 究室長期以來的支持與提倡外，史料尤其明清以前傳統醫學的材料，由於取 得方式及語言相對容易掌握，自然創造了有利發展的客觀條件。然而這等 便利性卻讓2003 年杜正勝呼籲醫療衛生史的「後來者應該和草創時期有所 不同，『走出中國的疆域，超越中國醫史的範圍。』」80的一番雄心壯志，不免 迄今仍有一絲遺憾。中國醫療衛生史的發展得益於龐大的資料和孜孜不倦 的研讀，這是任何一位研究者不免的欣喜與重擔。然而Richard Horton 也發 現，過度沉溺於稀有資料發掘和解讀，缺乏與時俱進的醫學技術發展背景知 識，卻是造成當前西方醫學史（history of medicine）研究死氣沉沉的原因之 一。81於是有人主張，即便是研究古代醫學史，也應當懷抱晚近對於醫療衛 生技術與知識史的理解。82有趣的是。臺灣醫療衛生史研究者其實很早就意
78 陳秀芬，〈醫療史研究在臺灣（1990-2010）—兼論其與「新史學」的關係〉，頁 27。
79 大陸東南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程國斌語。見潘玥斐，〈推動當代醫學史研究發展〉，《中國 社會科學報》2019 /3/27/ 第 002 版。
80 原文載於杜正勝，〈從醫療透視歷史—亞洲醫學史學會成立祝詞〉，本處說法轉引自杜 正勝，〈另類醫療史研究 20 年—史家與醫家對話的臺灣經驗〉，頁 10。
81 Richard Horton, “Offline: The Moribund Body of Medical History,” Lancet 384.9940 (July 26, 2014): 292.
82 Pratik Chakrabarti, Graham Mooney, and Patricia Skinner, “Editorial,” Social History of
識到，醫療衛生史應當是一個專門的領域，不該只是醫者業餘的舞文弄墨，
也不單純的僅是史家對生老病死的感慨。
再者，蓬勃發展的中國醫療衛生史研究一方面得力於對文化史與社會史 等外史觀點的強調，從而規避了人文學者可能不擅長解讀內史的尷尬。只是 時至今日，若不能正視內史與外史的兼容並蓄，則醫療衛生的研究貢獻仍有 所侷限，亦無法接壤西方發展趨勢。舉例來看，Brian Dolan 回顧近代以來醫 學史在西方醫學教育及醫學人文中之角色變遷後指出：讓歷史與醫學充分對 話且面對兩者相互形塑之事實，不僅是醫學史進一步發展必要之手段，也是 完成這個學科專業化過程的必經之路。83事實上Brian Dolan 在 2010 年提出 的看法並不特殊，林富士從疾病史的研究取徑中，分殊出醫療文化史或醫學 史、歷史—地理病理學、病因學、社會史和文化史等面向，包含五大研究 課題：疾病觀念和醫療方法、疾病與自然環境、疾病與人群、疾病與社會文 化，以及疾病的流行。84而著名的西方醫學史家George Sebastian Rousseau 也 有類似的看法，他長期關注疾病如何被科學架構與社會想像的過程，這些形 塑疾病的過程正是醫學科學與社會文化交鋒的結果。85他們都共同指向一個 專門的研究領域，一個必須要結合內史與外史相互理解的領域。
醫療衛生史學者長期以來或許是因為信心不足，習慣性地認為只有受過 醫學專業訓練的人才能掌握內史材料。這樣的看法雖然避免了難以解讀專業 材料的尷尬，但卻不自覺地把醫療衛生史放在醫學附庸的地位上，有時甚至 只是醫學人文的一個旁支學科。從獨立且專業的醫療衛生史立場出發，李建 民曾對於像陳勝崑這類以醫學專業參與醫史的研究者提出質疑：「他是西醫 出身，尤其所受的訓練與觀點，也可以反映某一時期的研究特色。」86然而，
Medicine 27.4 (November 2014): 629-631.
83 Brian Dolan, “History, Medical Humanities and Medical Education,”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23.2 (2010): 401-403.
84 林富士，《疾病的歷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特別是第一章的部分。
85 George Sebastian Rousseau, “Introduction,” in Framing and Imagining Disease in Cultural History, ed. George Sebastian Rousseau, with Miranda Gill, David Haycock, and Malte Herwig (New York: Palgrave McMillian, 2003), pp. 1-48.
86 李建民，〈傳統醫療史研究的若干省思—《陳勝崑醫師全集》讀後〉，《新史學》3.3 (1992.9): 123。
「西方醫學的訓練若對醫學史有助益的話，也是二面之刃。它可能對傳統醫 學生理病理的記載作出較為合理的推測，但也可能對史料作過度的刑求，直 到史料可能忍受的程度為止。」87李建民這樣的觀點與批評，其實和英國醫 學史家Andrew Cunningham 的觀點有不謀而合之處。88總而言之，臺灣地區 的醫療衛生史研究者該如何在既有的外史豐碩成果上，開始著手思考與內史 之關係和相關材料之掌握，當是新時代有意推進醫療衛生史專業化的研究者 不容閃躲的命題。
臺灣地區醫療衛生史學者普遍接受之內史和外史二元論，儘管可能受 到西方醫學史學界，對於醫學史（history of medicine）、醫療社會史（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兩個子領域界定的影響，但其實這未必是個確切的學 術分類。根據德國學者文樹德（Paul U. Unschuld）的看法：「健康科學的 歷史研究大致可分成兩類：第一種專注於有關健康和疾病知識的發展，另 一種是關於這些知識產生和應用的文化環境。不知從甚麼時候開始，它們 被冠以『內史』（internal history of medicine）及『外史』（external history of medicine）的名稱。」89杜正勝也說：「傳統由醫典、名醫和醫事所構成的醫學 史，因為聚焦於醫學專業範圍內，故有『內史』之稱，以別於著重醫學社會 文化現象的『外史』。」只是他也不禁要質問：「幾十年來『外史』積累成果 益多，到底會成為『內史』的資產還是負債呢？」90這個2013 年的疑問在今 日依然無解。
內史與外史相互糾纏的問題，在日治時期或戰後臺灣的醫療衛生史研 究上更顯尷尬，因為這方面的研究常與殖民現代性及科學醫學的觀點掛勾。
與研究傳統時期中國醫療衛生史的學者不同，日治時期或戰後臺灣的研究者 不僅需掌握至少兩種以上的語言資料，還無可避免地要面對現代醫學相關技 術與知識的脈絡，恐怕更是時時活在專業質問的陰影下。於是以日治時期的
87 李建民，〈傳統醫療史研究的若干省思—《 陳勝崑醫師全集》讀後〉，頁 143。
88 Andrew Cunningham, “Transforming Plague: The Laboratory and the Identity of Infectious Disease,” in The Laboratory Revolution in Medicine, ed. Andrew Cunningham and Perry Willia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209-244.
89 文樹德，〈西方的中國醫學史研究：成就、方法及展望〉，《當代史學》6.2 (2003): 16。
90 杜正勝，〈另類醫療史研究 20 年—史家與醫家對話的臺灣經驗〉，頁 10。
殖民醫學為例，研究者對於殖民時期官方資料及當時西醫觀點的依賴，既然 無法擺脫專業解釋上的限制與盲點，於是強調史料尤其是私文書的再發現，
乃至於利用文化詮釋的手法擺脫內、外史的尷尬，遂成為許多年輕研究者的 共同特徵。根據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歷年出版之《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來 看，雜揉借用各種不同學科作為解釋模式，並聚焦於外史的現象分析，似乎 是臺灣醫療衛生史研究的普遍現象。然此等作法對於醫療衛生史的專業化，
長遠而言或許未必有益。
范燕秋回顧2007-2009 年臺灣醫療衛生史相關論文後指出，臺灣醫療衛 生史研究主題的時間漸從日治轉向戰後，分析方法則展現跨領域研究特色，
同時新史料及新觀點相互為用，並影響了議題之開創或研究深度。她在一篇 會議論文中斷言至少到2009 年「醫療衛生史作為跨領域研究已成為常識，
而不需特別強調。」91然而當這篇會議論文修改發表後，這段頗具雄心的言 詞卻從正式刊登的文稿中消失。原本長達數頁的醫療衛生史分析，也僅剩下 區區一頁的摘要說明。92此外，張淑卿2011 年回顧臺灣醫療衛生史研究後 亦云：「或許有學者認為醫療衛生史研究者是活動力強的社群。然而如何持 續研究成果，使其成為歷史領域中不可被取代的專史，是日後仍須努力的部 分。」並期待史學者無須過於擔心喪失歷史學的主體性，而應就研究的需要
「運用人類學、社會學者、STS 概念加入討論，以深化文獻資料與理論的結 合」。93面對跨學科理論運用可能侵奪歷史主體性的疑慮，以及醫療衛生史研 究尚難成為公認之專史領域，謝仕淵等人在2017 年的回顧中只能大量借用 蔣竹山的回顧論文，偏重說明醫療史做為文化研究的多重可能性。甚至在結 論中強調不是所有的醫療史都需要由全球史的視野觀點切入，轉而當思考如
「運用人類學、社會學者、STS 概念加入討論，以深化文獻資料與理論的結 合」。93面對跨學科理論運用可能侵奪歷史主體性的疑慮，以及醫療衛生史研 究尚難成為公認之專史領域，謝仕淵等人在2017 年的回顧中只能大量借用 蔣竹山的回顧論文，偏重說明醫療史做為文化研究的多重可能性。甚至在結 論中強調不是所有的醫療史都需要由全球史的視野觀點切入，轉而當思考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