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地區醫療衛生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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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醫療衛生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劉士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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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相較於多數的漢學研究領域，醫療衛生史研究在臺灣學界的發展時間相對短暫，然其貢獻與影響卻不輸其它學科。臺灣地區醫療衛生史研究的浪潮，始於1990 年代杜正勝的提倡以及中研院史語所生命醫療史研究室的成立。21 世紀之後，更有梁其姿率領華人衛生史研究計畫繼起，造就後來 20 多年臺灣學界在醫療衛生史上的大放異彩。臺灣的醫療衛生史研究始軔迄今不過30 年，但已在漢學研究領域中佔有一席之地，近年來且名家輩出，參與學者更不僅限於臺灣一地。 30 年當中不僅跨越了世紀之交，也出現了世代交替的現象，甚至擴大影響力於海內外的相關學界。本文從醫療衛生史研究領域在臺灣學界的發軔與肇建談起，次及於回顧相關機構和研究人員之成就，並分析對海內外相關學者與年輕後進之影響，最後則對臺灣的醫療衛生史學發展可能之內在侷限並轉型機會略抒己見。本文謹就所見與經歷回顧臺灣學界發展醫療衛生史的過往，盡可能地呈現數十年來臺灣地區醫療衛生史研究的特性與貢獻，並反思該學科之相對優勢乃至於前瞻未來可能之走向與挑戰。

關鍵詞﹕醫療衛生史、生命醫療史研究室、華人衛生史計畫、醫學史、

醫療社會史

* 劉士永，美國匹茲堡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教授暨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匹茲堡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合聘研究員，東亞環境史學會會長等。並獲美國哈佛燕京學者、歐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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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Erasmus Mundus Masters Scholar、俄亥俄州立大學歷史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

與賓州大學Karen Buhler-Wilkerson Faculty Fellowship 等獎助及獎項。研究領域為當代東亞醫療與衛生史、東亞環境史、日本殖民醫學史。著有《武士刀與柳葉刀：日本西洋醫學的形成與擴散》、

Prescribing Colonization: the Role of Medical Practice and Policy in Japan-Ruled Taiwan 等書。

劉教授曾受邀擔任漢學研究中心「臺灣漢學講座」主講人，於德國萊比錫大學、俄羅斯科學院演講：「The Study of the Taiwan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Digital Resources: A Case Study of the 1939 Film “Malaria”」等。並曾與本中心共同籌辦

「全球視野下的漢學新藍海國際研討會」並發表論文。擔任過本中心「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審查委員，及獎助學人「寰宇漢學講座」之主持人。有書評刊登於《漢學研究》刊物。

一、前　言

醫療衛生史尤其是中國醫學史著述的起源甚早，至少到1919 年後的五四運動時期，中國知識分子即有倡議以科學眼光研究醫學史的呼聲。¹ 類似的觀點與心情，今日醫療衛生史家亦須臾不忘。同時，在民初詭譎變幻的中西醫學論戰氣氛中，對醫經與醫史的探求亦是傳統中醫學界續命及改造的關鍵，而這般的功能與期待仍延續至今。² 於是，20 世紀初期的中國醫學史研究呼應著時代需求而興起，21 世紀臺灣的醫療衛生史則在當代的需求上奮力再起且大放異彩。時光荏苒，借用杜正勝院士對臺灣地區醫療衛生史發展起點的看法，³ 儘管相比於其它的研究領域，醫療衛生史研究始軔迄今不過

1　例如，周作人就認為人要瞭解自己與所處的社會，就必須要採用西方科學觀點研究醫學史。見周作人，《談虎集．婦人運動與常識》，（上海：上海書店，1987），頁 241-244。

此外。余巖也認為「現代的醫學史」必須以科學的方法來組織、研究過去，並推想將來。

見余巖，〈醫史學與醫學前途之關係〉，《余氏醫述三集》（上海：社會醫報館，1928），卷 6，頁 57-58。

2　有關醫經、醫史在中醫教育裡的必要性，請參考李建民主編，《生命與醫療》（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導言〉，頁 1；另見氏著，《生命史學：從醫療看中國歷史》（臺北：三民書局，2005），頁 18-19。

3　完整的說明與臺灣生命醫療史開展初期的狀態和思考，見杜正勝，〈醫療、社會與文化—

另類醫療史的思考〉，《新史學》8.4 (1997.12): 143-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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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區30 年而已。但已然在漢學研究領域中佔有一席之地，近年來且名家輩出，參與學者更不僅限於臺灣一地。

30 年當中醫療衛生史的發展，不僅跨越了世紀之交，也出現了世代交替的現象。甚至在21 世紀第一個十年後擴大其影響力至海峽兩岸，甚至是歐美各地的相關學界。年輕的醫療衛生史研究，曾經是科技部認為潛力無窮的新興史學領域，許多臺灣學者也扮演過領頭羊的角色，凝聚甚至是引導海內外相關研究的方向。奠基在20 世紀初期中國醫學史基礎上的臺灣地區醫療衛生史研究，以其近來的研究亮點與豐碩成果，得以列位於專書《深耕茁壯—臺灣漢學四十回顧與展望》當中。筆者不忖學識疏陋，謹就所見與經歷撰文回顧數十年來臺灣學界發展醫療衛生史的過往，並就國際學術舞臺具有相對優勢之部分，前瞻該學科未來可能之走向與挑戰。

二、肇建：「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經有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用這句話形容30 年來臺灣醫療衛生史的發展雖是卜數只偶，但也還算得上是深中肯綮。從20 世紀初期開始的中國醫學史研究，乃至於20 世紀下半到 21 世紀的臺灣地區醫療衛生史，

兩者的發展及突破，都與時代氛圍與史學方法的突破有密切的關係。儘管兩者在面對中西醫學矛盾、內史與外史隔閡方面，看來百年如一，但事實上臺灣醫療衛生史也另有別出心裁、另立新說的創見。

對於現代性的追求或回應西醫的衝擊，似乎是民初學者發動中國醫學史研究的動機之一。當1920 年陳邦賢撰寫《中國醫學史》時，就已經採用了部分西方醫學的名詞與相關概念，來說明傳統中醫理論的相應現象。⁴ 舉例來說，陳邦賢已使用日譯西醫漢詞之「生理」⁵ 一詞； ⁶ 或可做為此時西醫學

4　陳邦賢，〈周秦的生理衛生學〉，《中國醫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上海：上海書店，1984），頁 14。

5　長與專齋早在慶應 4 年（亦為明治元年，西曆 1868 年）即已引用「生理」指涉 physiologie 的知識內涵，見長與專齋，《松香私志》（東京：東京大學醫學部衛生學教室，1985），頁 33。

6　熊俊、張玉萍，〈惲鐵樵函授中醫學校沿革〉，《中華中醫藥學刊》29.4 (2011): 765-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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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滲入中國醫學史寫作之一例。此外，民初醫學史的編著也是因應相關的教學需求之結果。舉例來看，1925 年惲鐵樵函授中醫學校成立，便將 1922 年孫永祚編寫之《醫學史》做為教材使用。因此「中西醫匯通」⁷ 的筆法與概念，普遍存在於此時的中國醫學史寫作當中。此時的醫學史寫作與傳授，

並不僅限於中醫學校而已，範圍也涵蓋中西兩端。1929 年，王吉民受聘於國立中法醫學院，擔任醫學史講師。⁸ 王吉民 1910 年畢業於「香港西醫大學堂」⁹ ；儘管王吉民後來也參與了 1930 年代的國醫運動，但就其學歷背景而言，他仍應屬西醫專長。1937 年，王吉民與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醫學院，因平定東北鼠疫有功而號稱「鼠疫鬥士」的伍連德合作撰寫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ng a Chronicle of Medical Happenings in China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Period （又別名《中國醫史》或《王伍醫史》）。本書當是第一部

用英文撰寫的中國醫學史專著；全書分為上下兩卷，上卷以中國傳統醫學發展為主軸，共分四期；下卷始於1936 年，專注介紹現代醫學傳入中國的經過，以及當時中國境內西醫院、西醫院校和現代醫學教育的情形。¹⁰ 據張大慶的研究顯示，王伍《中國醫史》的編寫，與1930 年代任職協和醫學院中文部，開設醫學史講座課程的李濤，及其兼論中西醫學的《醫學史綱》有所淵源。¹¹ 李濤曾自承：「鑒於我國各醫校教授醫史之需要，決議編輯醫史大綱

7　個案研究之一，可參見皮國立，《近代中醫的身體與思想轉型—唐宗海與中西醫匯通時代》，北京：三聯書店，2008。

8　張大慶，〈醫學史教育在中國：歷史、問題與展望〉，《中國科技史雜誌》28.4 (2007):

432-439。

9　有關於王吉明畢業於「香港西醫大學堂」的說法，至少可見於不著撰人，〈伍余王三醫師壽誕紀念論文序〉，《醫史雜志》1.3 (1948): 2。然而當時香港並無所謂西醫大學堂，倒是有由著名英國熱帶醫學家萬生醫師（Patrick Manson, M.D.）等人，所成立之香港西醫書院，即為後來香港大學醫學院之前身。是故，劉蜀永編，《一枝一葉總關情（港大校友回憶，修訂版）》（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1999），頁 145，即改稱王吉明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

10　 K. Chimin Wong and Wu Lien-teh,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ng a Chronicle of Medical Happenings in China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Period (Shanghai: 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 1936). 又，有關王吉民的生平與醫史研究，參見傅維康，〈醫史園地悉心耕耘 50 年—著名醫史學家王吉民〉，《中華醫史雜誌》17.3 (1987): 145-148。

11　張大慶，〈中國醫學人文學科的早期發展：協和中文部〉，《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8.6 (2011):12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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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備教學之用」，¹² 方有 1940 年《醫學史綱》之出版。可見得 20 世紀上半期中國醫學史的發展，是在醫學史研究、著述，與教學三路並進的情況下，

回應當時西醫引入中國與中西醫論戰而誕生的一門學科，而參與者不論是中醫或西醫，率皆具有一定之醫學專業背景。這與1990 年代後，臺灣醫療衛生史興起於史觀困窘的背景，以及研究者多非醫學專業之特質，顯然非常不一樣。

相較於早期中國大陸醫學史的發展，臺灣則在1990 年代以前沒有太多醫學史的相關研究問世，但少數的醫學史作者仍多半具有醫學，尤其是西醫專業的背景，這點倒是和早期中國大陸醫學史研究有幾分相似。杜聰明的

《中西醫學史略》可視為臺灣最早的醫學史書寫，該書以時代與醫學特徵為經、西醫進入臺灣之時間為緯。作者採納進步史觀的特徵十分明顯，將現代西方醫學的發展視為進步文明的過程，簡要的敘事貫穿整個中國乃迄日治、

戰後臺灣的醫學歷史。¹³ 杜聰明早年留學日本，殖民時期不僅為臺人一等高官、醫學博士，更是橫跨戰前戰後舉足輕重的臺灣醫界代表人物，¹⁴ 誠可視為臺籍醫師深受日本近代醫學理念影響之代表性人物。¹⁵ 其自敘編寫《中西醫學史略》的理由：

余讀醫學史時，感覺醫學之發達，均由傳統連綿而生，又由於有偉大醫學者，以其發明與發見，促進一時代之劃期的進展，而且其高潔之人格，

常能感化門生後學之治學精神不鮮，所以拙著注重介紹醫家之個人傳記，

盡量闡明其獨創學說之動機。¹⁶

足見此時杜聰明撰述該史書的目的與民初匯通中西醫理的理想不盡相同，轉而著重於醫學史對於醫者人格之修練與思考之啟發。事實上，二戰之後臺灣

12　李濤，《醫學史綱》（上海：中華醫學會編譯部出版社，1940），序。

13　杜聰明，《中西醫學史略》，臺北：中華大典編印會，1966。

14　除了英雄式的人物書寫外，鄭志敏對杜聰明的系列研究，頗有助於再思考杜氏在臺灣醫學史上的位置與影響，簡要論述或可參見氏著，〈殖民樣板或臺人英雄？：試論杜聰明與日治時期臺灣的醫學教育〉，《臺灣圖書館管理季刊》1.1 (2005): 99-123。

15　繼任杜氏擔任臺大醫院院長一職的魏火曜曾說：「杜聰明先生……一直是欣賞日本教學的，即使到美國考察之後，仍然堅持原來的看法。」熊秉真、江東亮訪問，鄭麗榕紀錄，

《魏火曜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頁 57。

16　杜聰明，《中西醫學史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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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的醫學教育漸受美國影響，醫學史已不再是醫學教育課程之一。堅持日本教育模式的杜聰明在傅斯年指謫¹⁷與美援相關單位的不友善對待下， ¹⁸終於在1953 年未獲臺大續聘，次年南下擔任私立高雄醫學院校長，他的《中西醫學史略》這才有了自印發行的機會。這也符合1990 年代以來杜聰明再次回到臺灣醫療衛生史家的論述中，這與部分學者主張醫學史應發展成為提供醫師超越自身專業框架，隱含有培育醫者全人性格的期待，¹⁹當有莫大的關係。

隨著美式醫學教育在戰後臺灣的全面開展，²⁰ 1990 年代前的臺灣醫學史在醫學教育領域中已無足輕重，相關研究更僅能維持一個旁出且業餘的位置。這段期間中，劉伯驥著《中國醫學史》上、下冊，詳述各時代醫學發展的狀況及其特點。除由史家著述醫學史外，是書比較特殊之處在於作者從知識流傳的角度，論述西醫傳入後對中國醫學發展，以及中國醫學東傳韓國、

日本的情況，算是東亞醫學交通史的筆法。²¹相較於其它比較散落的作品，

大陸醫史學者李經緯推崇劉伯驥的《中國醫學史》還是有較大的參考價值，

且能給讀者新的啟示。²²只可惜這本當時罕見的《中國醫學史》，並不像他另一本《中西文化交通小史》般，引起當時或爾後學者的重視。

當史學界對醫療衛生史保持緘默之際，臺灣的西醫業餘治史卻在此刻初現端倪。陳勝崑醫師是這類醫家治史的代表性人物，他著有《中國傳統醫學史》²³及《中國疾病史》 ²⁴ 等，足堪為一時之代表，且屢屢為後人所引用參考。專業醫者治醫史不僅被一般人視為天經地義，也有臺灣醫學史家認為

17　〈傅斯年回函〉，收於張秀蓉編著，《臺大醫學院1945-1950》（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2013），頁 336。

18　中華醫藥董事會（China Medical Board）即宣稱若加速臺灣的美式醫學教育革新，則須以有能力的外省人更換杜聰明（replacing him with a more competent Mainlander）。Report by Dr. Loucks on visit to Taipeh, 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 100 China Medical Board, Inc., 1950-1955, RG 1, Series 100, Box 3 Folder 27. p. 5.

19　張秀蓉，〈醫學史與醫學人文教育〉，《臺灣醫學》11.2 (2007): 167-170。

20　謝博生，〈臺灣醫師培育模式的發展歷程〉，《景福醫訊》29.4 (2012.4): 4。

21　劉伯驥，《中國醫學史》，臺北：華岡出版部，1974。

22　李經緯，〈劉伯驥著《中國醫學史》〉，任繼愈等主編，《二十世紀中國學術要籍大辭典》

（北京：中央黨校，1993），頁 1224。

23　陳勝崑，《中國傳統醫學史》，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79。

24　陳勝崑，《中國疾病史》，臺北：自然科學文化公司，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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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治醫史的重要條件。²⁵支持醫者治史的觀點，基本上並未把醫療衛生史或醫學史視為獨立學科，這種看法多少也反映出一個普遍的現象：醫學史或醫療衛生史在臺灣學界到1990 年代前，尚屬於史家不敢碰觸的醫學專業領域。除了如陳勝崑般兼有醫師專業與歷史興趣者，或是立足於中醫教育醫經、醫史的工作者外，²⁶罕見有人敢於以醫學史或醫療衛生史為名定位其研究領域與專長，而且也解釋了為何劉伯驥的《中國醫學史》未受臺灣學界重視，卻甚為大陸醫史學者推崇的可能原因。就其所以，關鍵仍舊在於醫學史或醫療衛生史的定位，究竟該是一門獨立的史學領域抑或是旁出之醫學科目。

除了研究醫學史可能涉及的醫學專業性讓歷史學者不敢輕觸鏑鋒外，

90 年代的臺灣歷史學者還另有焦慮的來源。中國大陸史學理論的壓力與對於西方專業醫學史學界的關注，正靜靜地在臺灣史學界擾動醞釀中。杜正勝在

《從眉壽到長生》一書中曾謂，他早在1980 年代即焦慮於「左派史學的僵硬規範」。²⁷陳秀芬亦認為此等焦慮來自於當時臺灣歷史學界為與大陸學者在論述上抗衡，而亟思另闢歷史解釋的蹊徑。²⁸ 2013 年 12 月，杜正勝院士在

《中醫藥雜誌》上發表〈另類醫療史研究20 年—史家與醫家對話的臺灣經驗〉一文，回顧1990 年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生命醫療史研究室」以來，生命醫療史研究在此20 年間的經歷與轉變。他在這篇論文裡提到臺灣歷史學家參與醫療史的研究，或可以1994 至 1997 年間為一個重要的轉捩點。²⁹在此期間，杜正勝試圖拋棄馬克斯史學歷史階段論的綑綁，直探歷史構成的基本單位—「人」，從而有「新社會史」的主張：「所謂新社會史是以過去歷史研究所重視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和生產方式為骨幹，傅益著人的生活和心態，使歷史學成為有骨有肉、有血有情的知識。」³⁰然而，

25　張秀蓉，〈醫學史與醫學人文教育〉，《臺灣醫學》11.2 (2007): 168-169。

26　有關中醫醫史研究的部分可參考陳秀芬，〈醫療史研究在臺灣（1990-2010）—兼論其與「新史學」的關係〉，《漢學研究通訊》29.3 (2010.8): 23，註 32。

27　杜正勝，《從眉壽到長生》（臺北：三民書局，2005），序言。

28　陳秀芬，〈醫療史研究在臺灣（1990-2010）—兼論其與「新史學」的關係〉，頁 24。

29　杜正勝，〈另類醫療史研究 20 年—史家與醫家對話的臺灣經驗〉，《中醫藥雜誌》24. 特刊1 (2013.12): 1-34。該文原載於《古今論衡》25 (2013.11): 3-38。

30　杜正勝，《從眉壽到長生—醫療文化與中國古代生命觀〉（臺北：三民書局，2005），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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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這個理念崇高且宏大，但要落實到醫療史這個領域中時，杜正勝亦不免自問：「歷史學者可能進入這個需具備高度專業科技的醫學領域，而探索關係人之生死的問題嗎？」面對這個大哉問與儼然無法跨越之醫學專業高牆，

其處方或變通之法乃「倡導我們的研究係『另類醫療史』，並且以『醫療』

取代長期以來習用的『醫學』。」³¹一字之差，化解了歷史學家研究醫療史的躊躇，也將看似高不可攀的醫學知識拉回尋常人間的醫療經驗。

杜正勝在文中有一段早期開展中研院史語所「生命醫療史研究室」的憶述，彷彿早就預示了爾後臺灣地區醫療衛生史的研究取向與特徵：

我記得當時提出一個比較清楚的概念是把醫學知識和醫療方法當做文化現象。我們是歷史研究者，歷史學的主體是人與人群，而人一生的生命，所謂生老病死的過程，無一不是該人群或民族文化的顯現，這個人群（民族）如何促生、延老、卻病、防死，自然就形成該人群（民族）文化的特色了，……坦白說，以我們的知識背景也只能走這樣的路，所以我們無意與過去的專業醫學史爭鋒，而自稱「另類醫療史」。³²

敘述當中提到，以文化研究做為醫療衛生史的方法，將相關史家的成果自謙成「另類」。回首30 年來臺灣醫療衛生史的研究特質，幾乎與當年杜正勝所言若合符節。

1990 年代以後從臺灣學界出發之醫療衛生史研究，雖仍與 20 世紀上半期之中國醫學史有輝映之處，但其發軔的動機乃至於面對之思想困境³³卻已不盡相同。除了杜正勝院士所提到的史觀問題外，後來以華人衛生史研究為出發點，開創「華人衛生史研究計畫」的梁其姿院士在2008 年就提出另一個看法：

中國醫療衛生體系在建立過程（按：歷史發展）中所透露的「現代性」，是史學工作者比較感興趣的問題。……醫療衛生的語言將中國近代個人與政體的共同焦慮與期待恰當地表達出來。「衛生」也成為彰顯中國「現代

31　杜正勝，〈另類醫療史研究 20 年—史家與醫家對話的臺灣經驗〉，頁 1-2。

32　杜正勝，〈醫療社會文化史外一章：從專職技術到政事治理〉，收入金仕起著，《中國古代的醫學、醫史與政治》（臺北：政大出版社，2010），序。轉引自杜正勝，〈另類醫療史研究20 年—史家與醫家對話的臺灣經驗〉，頁 2。

33　有關醫學史發展初期所可能面臨的困境，可參見杜正勝，〈醫療、社會與文化—另類醫療史的思考〉，《新史學》8.4 (1997.12):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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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最常被用的概念與用詞之一。³⁴

她這番觀察與期待，則將衛生史的研究目標與史學界長期對中國現代性的關懷聯繫起來；後來更因著這種聯繫，讓歷史研究與當下之醫療衛生社會經驗擦出互動的火花。2003 年 SARS 爆發後，臺灣醫療衛生史出現快速發展的現象，正就是臺灣醫療衛生史發展和社會關懷緊密互動的見證。就此而言，醫療衛生史在臺灣的發展經歷，不僅是一個以歷史方法研究醫療活動新領域之興起，也是史家展現對於社會醫療事務關懷的新管道。

推動臺灣從1990 年代到 21 世紀前 20 年出現醫療衛生史的研究風潮，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生命醫療史研究室」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之

「華人衛生史計畫」，著實發揮了相當重要的準機構效應。這兩個單位先後結合了本土與海外返臺的學者後，在1990-2010 年間成為臺灣醫療衛生史的代表性機構，並肩負起海內外學術交流平臺，讓醫療衛生史的研究理想與共識得以化為具體行動。

生命醫療史研究室出現的時間點格外值得注目，因為西方醫學史與醫療社會史學界到此時已經歷數十年的發展，彙集了十分豐富的文獻解讀與研究成果。³⁵從生命醫療史研究室草創之初（1992-1999）舉辦的系列研討會與工作坊，不難看出西方醫療社會史如何透過邀訪學者與社群成員討論，啟發臺灣學術社群研究醫療史的新觀點，並讓史語所的生命醫療史研究室在國際學術界成為不可忽視的社群。進入21 世紀後的生命醫療史研究室，自從加入了李尚仁、巫毓荃，以及史語所外各個受過西方醫學史訓練或影響的同好後，不僅不再需要以「另類」或「醫療文化」來迴避對於醫學專業的質疑，

甚且已然有把既有醫學史領域也包含進來的態勢。³⁶無怪乎杜正勝可以把先

34　梁其姿，〈醫療史與中國 [ 現代性 ] 問題〉，《中國社會歷史評論》8 (2007): 4。

35　以英美兩地最具有代表性的醫學史專業期刊為例，美國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首刊於1933 年，而英國現行最具影響力之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則改名自 1970 年創 刊的Bulletin for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李尚仁、巫毓荃兩人專業的醫學背景（牙醫與精神醫學），當然有降低這等質疑的作用。

但事實上其他非醫學專業出身的成員與他們的作品，如林富士、張嘉鳳等，也在這段時間中廣泛的被醫學界所採納或引用。可見得醫學專業訓練之有無，此時並不一定被認定是醫療史研究者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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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猶豫與不安擺在一邊，而在呼應西方醫學史大師Henry E. Sigerist 的理念後疾呼：「作為醫學專業之門外漢要研究醫療史，不但天地開闊，而且還是符合主流價值呢！」³⁷嚴格來說，進入21 世紀後的史語所生命醫療史已是臺灣發展醫療史研究的標竿，也逐漸形成以醫療文化研究為自己定位的信心。

生命醫療史早期避免踩到「正統醫學史」雷池的做法，衍生出醫家治醫學史（內史）與史家治醫療史（外史）的看法。³⁸借重對於傳統中文經典與史料的解讀實力，生命醫療史社群由文化史與社會史的眼光出發，研究生老病死有關的醫療現象，³⁹避免遭受專業醫者知識不足之譏與史料可能誤讀的風險。如果說史語所生命醫療史研究室較多關注的是傳統時期的醫療與社會文化關係，那麼梁其姿院士所帶領的華人衛生史研究社群，就更多聚焦於近現代時期以來，華人社會中醫療衛生觀念史的碰撞與銷融。與生命醫療史社群較多英美影響稍有不同，梁其姿曾自承她的研究興趣，一直圍繞著邊緣或下層人群，以及生老病死的課題。陳秀芬認為當與其1970 年代末的法國求學經驗不無關係，也因此梁其姿的研究風格頗有法國年鑑學派的流風。⁴⁰儘管梁其姿的研究視角頗具特色，也吸引了相當多學者的注意與追隨。但在建置衛生史成為一門獨立學術領域的過程中，梁其姿最重要的貢獻當屬華人衛生史計畫團隊的成立。

2018 年結束運作前名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衛生與東亞社會研究計畫」之組織，前身就是華人衛生史計畫，緣起於2002 年開始之中研院主

37　杜正勝，〈另類醫療史研究 20 年—史家與醫家對話的臺灣經驗〉，頁 11。

38　這是個本來就困擾科學史研究多年的分野標準。只是這個分類法是否能全然作為劃分專業領域的標準，實不無疑問。例如學者即已提出進化論（evolution）此一概念，不僅僅是19 世紀生物學知識內在分化與衝突的出口，同時也是當時科學社群自立與達爾文個人社會與學派經歷上的投射，兩者誠不可分亦不必分，見David Bloor, 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p. 6-9. 另，李尚仁的近 著《帝國的醫師：萬巴德與英國熱帶醫學的創建》（臺北：允晨文化公司，2012），書中分析亦可見到類似的機鋒。

39　杜正勝，〈另類醫療史研究 20 年—史家與醫家對話的臺灣經驗〉，頁 6。

40　陳秀芬有關梁其姿的師承之說，採自史語所研究人員的自我介紹，並據以發表其分析與看法。參見陳秀芬，〈醫療史研究在臺灣（1990-2010）—兼論其與「新史學」的關係〉，頁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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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計畫：「明清至近代漢人社會的衛生觀念、組織與實踐」。在此由中央研究院所支持的三年期研究計畫下，梁其姿組織了一群具醫學史、醫學社會學、醫學人類學及公共衛生科學等訓練背景的年輕學者參與。該主題計畫至 2005 年執行結束後將成果集結，後由美國杜克大學出版社於 2010 年 12 月出版

Health and Hygiene in Chinese East Asia，

⁴¹更在計畫參與成員之齊心合力下，先於2004 年正式於當時由梁其姿任所長的社會科學研究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前身）成立「華人衛生史研究計畫」。⁴²雖說在中研院成員的班底上，華人衛生史計畫與生命醫療史研究室有相當之重疊，如雷祥麟、張哲嘉、李尚仁、祝平一、李貞德、劉士永等人，但或許是因為關懷的層面與學科訓練背景略有不同的緣故，在院外成員的分布上則明顯地偏向於近現代，

乃至於非歷史學科的特徵。舉例來看，吳嘉苓出身臺灣大學社會系，專長醫療社會學；而做為海外成員的羅芙芸（Ruth Rogaski）出身耶魯大學人類學系，其成名之作

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 Port China

⁴³即在參與期間修訂原博士論文出版。在研究時限方面，除了梁其姿、張哲嘉，與部分羅芙芸的研究還略涉19 世紀以前外，多數華人衛生史計畫的成員較為關心鴉片戰爭以後的醫療史。他們的研究方法與分析角度，因為更多樣的觀點如科學史、殖民醫學，及科技與社會（STS）的影響，相較於生命醫療史團隊，選題與詮釋顯得更加多元但也觀點岐出。華人

41　 Angela Ki Che Leung and Charlotte Furth, eds., Health and Hygiene in Chinese East Asia:

Policies and Publics in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42　該計畫組織名稱持續到 2012 年因人文社會科學中心組織調整的緣故，被納入亞太專題中心之下，並改名為衛生與東亞社會研究計畫，但該研究計畫原始之研究宗旨，以及連結西方學術圈與本地中國醫學史研究社群的理想並未改變。

43　 Ruth Rogaski, 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該書立足於清末以來天津之個案研究，探究衛生做為一個現代性的表徵，是如何地被洋人、開明的華人菁英，以及國家或革命勢力所扭曲與操作。本書重點並不在於梳理天津衛生事務的發展進程，而是西方hygiene 的觀念與意涵，如何以中文「衛生」之名成為具有現代意涵的新事物，並延伸至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羅芙芸近年來的研究已脫離醫療衛生史方面，而轉向關注長白山地區的環境史研究。她個人研究焦點的變化或許並不僅僅是興趣的轉移，也可能有2017 年後整個醫療衛生史研究內部結構變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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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史計畫的特徵除了上述所提及的跨界合作研究外，其國際活動的優勢也十分明顯。計畫成員除持續發表中文成果外，許多成員的論著更常見諸各大西文醫學史期刊或專書中。另外，引介西方重要學者與新知，以及培育海內外衛生史新秀，也一直是華人衛生史計畫常態性的活動重心。⁴⁴在上述兩大機構的努力下，醫療衛生史逐漸成為臺灣新史學發展中令人注目的一個新領域。綜觀二十多年來的發展，臺灣學界以文化史、社會史為出發點的醫療衛生史研究，不僅已是一個高產量的領域，許多研究不僅回應了中國史研究中既存的疑問，亦開展與西方醫學史及公衛史的對話。

三、茁壯：「濟濟多士，秉文之德」

進入21 世紀以後的醫療衛生史發展逐漸成熟茁壯，一時盛況借用《詩經．周頌．清廟》語：「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差可比擬。自2013 年開始，由於生命醫療史研究室與華人衛生史計畫部分成員共同參與中研院主題計畫「醫學的物質文化 —歷史的考察」及「『殖民醫學』再榷：本質與定義的思考」的緣故，⁴⁵兩單位在爾後的六年間採取相互支援、聯合活動的方式以收眾志成城之效。2014 年起，再因為與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聯合執行科技部「新世代跨領域科學人才培育計畫- 建立紮根性的研究合作- 主題計畫 C：醫療史研究群的建構與發展」專題計畫，⁴⁶ 使得這三個臺灣地區主要的醫療衛生史研究機構，從2014 至 2017 年在研究方面緊密合作，並部分支援陽明大學及中研院人文講座的教學任務。

2013 年以來超過 20 多年的發展，讓臺灣的醫療衛生史研究綻放出豐碩的成果，更引領相關學者的東亞醫療衛生史研究多年。生命醫療史研究

44　相關統計圖，參見劉士永，〈由庶而嫡：廿一世紀華人醫學史的重現與再釋〉，劉士永、

皮國立編，《衛生史新視野：華人社會的身體、疾病與歷史論述》（臺北：華藝學術出版社，2016），頁 3-44，尤其是圖二、三的部分。

45　〈中研院主題計畫「醫學的物質文化 — 歷史的考察」〉，http://www.ihp.sinica.edu.tw/~

medicine/medicinehistory/project.html（2021/8/2 檢閱）。

46　〈主題計畫C：醫療史研究群的建構與發展〉，https://gpp.ym.edu.tw/ngis/proj-c.html（2021/

8/2 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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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華人衛生史研究計畫，乃至於和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的合作，

在這段期間裡除了集結一批臺灣地區醫療衛生史精英，也為接續的新生代提供了嶄露頭角的舞臺。近十年來第一代研究者天道酬勤，他們建立起獨特的研究視角，使得臺灣地區的醫療衛生史研究逐漸在海內外學界發揮影響力。他們的崛起加上機構效應，更發揮雁行理論⁴⁷的作用，引領出一批研究醫療衛生史的新生代。醫療衛生史新生代來自更為多元的領域，有醫療社會學如中研院社會所的臺大博士蔡友月，⁴⁸或出身哥倫比亞大學的醫療人類學者如民族所的劉紹華，⁴⁹以及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王文基、⁵⁰郭文華⁵¹等人從科技史與STS 各個不同的方面切入近現代醫療衛生發展的研究。這段期間臺灣醫療衛生史研究的能量與貢獻，不僅表現在參與者引領海內外學術研究風潮，以及開創更多、更新足以和國際學界對話的研

47　雁行理論（flying geese paradigm）由日本學者赤松要在 1935 年提出，後為東亞發展經濟研究學者引用，以說明發展領先者及其追隨者之間的繼承與典範傳遞關係。參見Terutomo Ozawa, “The (Japan-Born) ‘Flying-Gees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evisited and Reformulated from a Structuralist Perspective,” Global Policy 2.3 (October 2011): 272-285. 此 處借用該經濟理論，亦是為提醒臺灣醫療衛生史之發展與東亞週邊國家相關研究未來可能之關係。

48　蔡友月以原住民精神醫學研究入手，近年來則涉足於生物民族主義下的基因研究。重要著作參見蔡友月，《達悟族的精神失序：現代性、變遷與受苦的社會根源》，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以及蔡友月、陳嘉新合編，《不正常的人？臺灣精神醫學與現代性的治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8，共 569 頁。

49　劉紹華以醫療人類學見長，重要著作多與疾病污名化之近代經驗相關。重要作品如劉紹華，《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新北：群學出版公司，2013；《病與社會的十個關鍵詞》，臺北：春山出版，2020。

50　任職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的王文基，長期關注民國初年的精神衛生研究。最近的作品參見王文基，〈東亞與跨界視野下的精神科學史〉，載於王文基、巫毓荃編，《精神科學與近代東亞》（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8），頁 15-58。王文基，〈民國時期的神經衰弱與精神科學的興起〉，載於《精神科學與近代東亞》頁 151-184。

51　郭文華現任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圖書館館長，以及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國際期刊主編。出身醫界的他擅長以 STS 的眼光檢視當 代醫療現象，代表作品可參考〈如何看待美援下的衛生？一個歷史書寫的反省與展望〉，

《臺灣史研究》17.1 (2010.3): 175-210 與“Techno-Politics of Genomic Nationalism: Tracing Genomics and its Use in Drug Regulation in Japan and Taiwan,”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72.7 (April 2011): 1200-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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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領域，更由於華人衛生史研究計畫長期編列博碩士研究獎助與工作坊經費，不負獎掖後進、擴大醫療衛生研究潛力基盤的雄心。⁵²除了國內培植研究生外，臺灣地區醫療衛生史研究的名聲，也讓海外年輕學者與博士研究生慕名而來。臺灣地區之醫療衛生史研究風尚、觀點及方法，對於他們日後的論述都深具影響。顯見臺灣醫療衛生史的發展在這30 年當中，除了完成機構化與研究團隊的建置外，也出現世代交替及海外擴張影響力的跡象。

對於這30 年來醫療衛生史研究的貢獻，陳秀芬分析《新史學》上的論文發表數量後指出「關於中國與臺灣的醫療史研究的回顧論文，光是從1992 年起至2009 年至少有 26 篇，平均每年有 1.4 篇，充分反映了這段期間海峽兩岸醫療史研究的盛況。」⁵³正由於2013 年以後醫療衛生史研究崛起之勢已不容忽視，歷年來有相當多的學者做過研究成果介紹與評論，如杜正勝、李貞德、李建民、余新忠、梁其姿、飯島涉、皮國立、曹南屏、李忠萍等。⁵⁴ 李貞德回顧生命醫療史在史語所的發展後，認為臺灣的醫療史研究者不僅著重史料分析與歷史脈絡，研究視野更跨越內外史的疆界。有趣的是，臺灣的研究者未必都以醫療史學者自居，而是以科技史、性別史、宗教史、社會文化史等作為其專業領域。⁵⁵就此而言，李建民、林富士、祝平一、邱仲麟，

甚至是更早一些的蕭璠等人，大概都與這段描述的現象相符。他們未以醫療衛生史家自居的態度，可能和杜正勝主張從社會史出發研究醫療經驗，以

「另類」自我定位的態度有關。同時陳秀芬也發現：醫療衛生史研究者「對於醫療史的設想比較接近『社會（文化）史中的醫療』，亦即把醫療視為社會文化史的（補充）材料與議題，目的是為了探討更廣大的社會歷史圖像。

這點倒是與西方醫療史學界常見的以醫療作為研究主體、社會文化史作為研

52　劉士永，〈由庶而嫡：廿一世紀華人醫學史的重現與再釋〉，頁 15-27。

54　如余新忠，〈中國疾病、醫療史探索的過去、現實與可能〉，《歷史研究》2003.4: 158- 168；皮國立，〈探索過往，發現新法：兩岸近代中國疾病史的研究回顧〉，《臺灣師大歷史學報》35 (2006.6): 251-277。尤其是陳秀芬，〈醫療史研究在臺灣（1990-2010）—兼論其與「新史學」的關係〉，頁 19，提供了 2009 年以前非常完整的回顧論文出版目錄。

55　 Jen-der Lee 李貞德, “The Past as a Foreign Country: Recent Research on Chinese Medical History in Taiwan,” 《古今論衡》 11 (2004.9): 3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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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法所提出的『醫療社會（文化）史』的視野頗為不同。」⁵⁶上述兩人的觀察與發現的確頗值玩味，在點出臺灣醫療衛生史研究特點之餘，亦隱約有著是否承認醫療衛生史可作為史學專業領域的猶豫。

蔣竹山又進一步發現2016 年以前多數的研究焦點還是偏向通論、社會史或單一專史如疾病史的探討，遂主張應從文化轉向與全球視野的觀點，重新檢視醫療衛生史的研究取徑。⁵⁷事實上，早在杜正勝提倡生命醫療史研究之初，社會與文化已是兩個並列的重要視角。而交織於社會史與文化史面向下的醫療衛生史研究以及詮釋，在後來發展的過程中更是日趨明顯。因此醫療衛生文化如何轉向並與全球視野相結合，或許才更是蔣竹山呼籲中最核心的關懷。醫療衛生文化轉向的問題，可追溯至華人衛生史計畫對於衛生現代性的討論。

Health and Hygiene in Chinese East Asia: Policies and Publics in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論文集是華人衛生史計畫對此議題初試啼聲之

作，書中各個作者希望通過從觀念的變化到相關政策的考察，探討從明清時期至20 世紀 50 年代初期漢人社會的衛生問題。除了傳統至近代之中國衛生現代性的轉化問題外，尚有許多討論涉及衛生作為漢人社會文化轉向的表徵。類似的關懷也表現在其它的個別研究當中。例如，雷祥麟早在2003 年〈負責任的醫生與有信仰的病人—中西醫論爭與醫病關係在民國時期的轉變〉⁵⁸一文中，即部分顯現了衛生文化轉向思考。但全面性以文化研究的取徑加上STS 獨特的觀察視角，則有待其 Neither Donkey nor Horse: Medicine

in the Struggle over China’s Modernity 發表後，才清楚地看到他如何深入分析

民國醫政與中醫現代性之間錯綜複雜的轉向關係，並將中醫談論「科學」與

「科學化」的問題本身而非具體之內容，作為中國對全球背景的一種回應方式。⁵⁹附帶一提，雷祥麟微言大義式帶有文化研究風格的詮釋方法，讓醫療衛生史研究得以繞開內、外史的爭辯，因而啟發不少新生代學者與學生的

57　蔣竹山，〈文化轉向與全球視野：近代臺灣醫療史研究的再思考〉，《漢學研究通訊》36.4 (2017.11): 15。

58　雷祥麟，〈負責任的醫生與有信仰的病人—中西醫論爭與醫病關係在民國時期的轉變〉，

《新史學》 14.1 (2003.3): 45-96。

59　 Sean Hsiang-lin Lei, Neither Donkey nor Horse: Medicine in the Struggle over China’s Modern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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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隨。

儘管把醫療衛生行為置於文化轉向、全球社會與醫學思想脈絡下詮釋，

逐漸成為臺灣學者研究醫療衛生史的特徵，但由於缺乏對於西方醫學史較為完整的理解與背景訓練，讓臺灣學者有意無意間避開西方醫學史要求的解釋路徑，而偏好以文化研究作為詮釋方法。在這般的研究主流風潮中，仍然有能兼顧兩端的精彩作品問世。李尚仁於2012 年出版《帝國的醫師：萬巴德與英國熱帶醫學的創建》，之所以對臺灣的醫療衛生史發展有重要意義，不僅是因為他的醫學專業背景，更重要的是對於近代西方醫學史脈絡之掌握，

致令該書的分析與詮釋得悠遊於近代醫學思想與技術的脈絡，卻也不失歷史人文的同情。他透過對於19 世紀英國醫學發展的理解與歷史脈絡之掌握，

展開對於萬巴德醫學思路的釐清，進而將熱帶醫學的誕生重新放回當有之歷史情境中予以說明。⁶⁰李尚仁近年來更致力於翻譯西方醫學史經典論著，⁶¹提供缺乏相關訓練與知識背景的研究者參考之基礎。這些翻譯論著為文化詮釋可能造成之虛無飄渺的風險，提供了扎實的全球醫療史脈絡做為堅實且更具有說服力的立足點。

李尚仁的研究與譯著中有許多主題，除了緊扣西方醫學發展的歷史情境外，也和18 世紀以來殖民醫學之開展有莫大的關係。此等對於殖民醫學的研究興趣，以及尋找東亞醫療經驗特殊性的企圖，在執行 2016 年中研院主題計畫「『殖民醫學』再榷：本質與定義的思考」時，具體展現在上述三個單位的合作過程中。從2013 年到 2017 年之間，殖民醫學史相關的課題，在三個單位合作的演講與工作坊裡從未間斷過，更透過殖民現代性的議題吸納了不少醫療社會學家、科技史家，與人類學家，特別是臺灣醫療衛生史學者的參與。2017 年，劉士永及王文基主編的《東亞醫療史：殖民、性別與現代

60　李尚仁，《帝國的醫師：萬巴德與英國熱帶醫學的創建》，臺北：允晨文化公司，2012。

61　如李尚仁譯，克爾．瓦丁頓（Keir Waddington）著，《歐洲醫療五百年》，臺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14；Keir Waddingt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Europe Since 1500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李尚仁譯，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Pratik Chakrabarti）著，《醫療與帝國：從全球史看現代醫學的誕生》（臺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19）；Pratik Chakrabarti, Medicine and Empire, 1600-1960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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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出版，作為這個階段的成果。本書將整個醫療衛生史的研究關懷，拉近至臺灣當下的現實議題，但依然未失歷史脈絡作為立論之基礎。⁶²其實劉士永2009 年的專書，就以臺灣為例呈現日本殖民醫學與西方經驗違和之處，

隱約導引出東亞特殊性的討論。⁶³他後來並就此向上擴及日本引入西方醫學的歷史經驗，⁶⁴向下討論美式醫學進入中國的隱性殖民主義現象。⁶⁵有趣的是，臺灣尤其是日治時期醫療衛生史的觀點與研究路線，和中國醫療衛生史關注角度相比，不僅有地理之別、時間之差，更常出現對於中、西醫及內、

外史態度上的扞格。原本早期發展階段各個學者間不甚明顯的差距，在新生代學者和研究生茁壯且漸成氣候中，逐漸看到更不一樣的格局和特性。

江山代有才人出，若無繼起奮進的新秀，再好的課題也無法造就醫療衛生史的影響力。今以杜正勝論文〈另類醫療史研究 20 年—史家與醫家對話的臺灣經驗〉中的2013 年為界，之前的 1997 年到 2013 年為發展的第一階段，之後的2014 年到當下的 2021 年為第二階段。根據國家圖書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搜尋所示（見圖一；由於該系統蒐集2021 年資料尚不齊全，本文統計至2020 年為止），可以發現整體來說，臺灣地區醫療衛生史相關之博碩士論文總量在這25 年當中續有成長。從整體趨勢變化上來看，尤其是2007-2016 年間，似乎華人衛生史計畫對於研究生的獎助確實發揮了激勵作用，造就臺灣地區醫療衛生史發展的黃金時期。

62　劉士永、王文基主編，《東亞醫療史：殖民、性別與現代性》，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2017。

63　 Michael Shiyung Liu, Prescribing Colonization: The Role of Medical Practices and Policies in Japan-Ruled Taiwan, 1895-1945 (Ann Arbor: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2009).

64　劉士永，《武士刀與柳葉刀：日本西洋醫學的形成與擴散》，臺北：臺大出版中心，東亞文明研究叢書，2012 初版，2020 三刷。三刷刪修了部分內容。

65　 Michael Shiyung Liu, “Diet for War: Military Nutrition in Republican China,”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14.2 (2020): 240-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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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臺灣地區醫療衛生史博碩士論文比重變化（1996-2020）

（單位：該年所有歷史相關博碩士論文為分母之百分比）

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儘管圖一顯示碩士論文是造成整體博碩士論文總和比重產生變化的關鍵，但這現象其實與歷史其它領域的情況相仿並不算特殊。比較有趣的是博士論文的比重從2002 年後，尤其是 2013 年後呈現相對穩定的成長，直到2017 年才略為下降。此外，這期間共有 20 餘篇博士論文，當中近七成的作者迄今堅守醫療衛生史研究與教學的崗位，如范燕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邱仲麟與李建民（中研院史語所）、張淑卿（長庚大學）、陳元朋（國立東華大學）、蔣竹山與皮國立（國立中央大學），以及沈佳姍（國立空中大學）、劉世珣（國立故宮博物院）等。其中許多是在2013 年前已然嶄露頭角的學者，爾後的繼起者不僅在學術上迭有佳績且影響深遠，更是作育英才、

提攜後進的良師。

除了持續與海外著名學者交流與厚植國內研究能量外，海外研究生在 2005 年後紛紛慕名而來，則是另一個值得注目的現象。在他們寫作論文期間，臺灣地區之醫療衛生史研究風尚、觀點，及方法，都對於他們日後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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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深具影響。就這點來說，臺灣地區醫療衛生史的發展到2014 年以後，除了完成本土研究機構化的初步建置，並刺激世代交替產生外，對於海外醫療衛生史學界的關係，也逐漸從模仿學習走向交流輸出。以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接待之來訪獎助學者覘之，1997 年以前僅有一名博士候選人以醫療衛生史相關研究為題來訪。但生命醫療史研究室成立後，即陸續有海外學者或研究生來臺針對醫療衛生史課題進行研究，其中不乏日後成名之重要學者，

如Frank Dikötter（馮客）、Marta Hanson（韓嵩）、Nicole Elizabeth Barnes

（江松月），以及Jia-Chen Fu（傅家倩）等人（見表一）。他們的研究範圍不限於傳統醫學，亦涉及現代經驗下的醫學與衛生發展等多層面向。

表一　1992-2019 年漢學研究中心來訪外籍醫療衛生史學者一覽

年度國籍姓名申請時研究機構申請時職稱

1992 德國 Franz-Rudolph Schmidt

Ostasiatisches Institut of Georgia- Augusta/Göttingen

博士候選人

1998 法國 Micollier Evelyn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Southeast Asia IRSEA/CNRS, France

副教授

1998 荷蘭 Frank Dikötter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副教授

2002 美國 Marta Hans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助理教授 2005 韓國 Seon Min Kim

（金宣旼）

Department of History, Duke University

博士候選人

2006 新加坡 Margaret Wee- Siang Ng （黃薇湘）

Department of Arts History and Classical Studies, McGill University

博士候選人

2006 韓國 Sungwu Cho （趙晟佑）

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博士候選人

2007 美國 Margaret Mih Tillman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博士候選人

2007 日本 Reiko Shinno

（秦玲子）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Eau Claire

助理教授

2010 美國 Nicole Elizabeth Barnes

Chinese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博士候選人

2012 日本 Nakajima, Chieko

（中島知惠子）

Department of History, Assumption College, USA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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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韓國 Jeehey Kim

（金芝潓）

The Graduate Center,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博士候選人

2013 韓國崔圭鎮韓國漢城大學醫療史與醫學人

文系

博士候選人

2015 日本井上弘樹青山學院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

所

博士候選人

2019 美國 Jia-Chen Fu Emory University 助理教授 2020 以色列 Ilia Mozias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博士候選人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

在這16 名的來訪外籍學者中，當時身份尚為博士候選人者即佔 10 名之多。滯留期間他們與本地醫療衛生史學者緊密互動，許多人也一直維持著和臺灣學界的往來。例如，現為杜克大學歷史系教授的Nicole Elizabeth Barnes 在其得獎大作 Intimate Communities: Wartime Healthcare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1937-1945 的致謝詞中，就對多名臺灣醫療衛生史學者深

表感激與敬意，⁶⁶而埃默里大學副教授Jia-Chen Fu 則持續參與臺灣學者組織的學術活動迄今。⁶⁷顯然臺灣醫療衛生史研究不再只是學習與模仿西方經驗，也透過對於來訪外籍年輕學者與博士研究生的互動，漸次地輸出研究觀點與提升國際影響力。

除了透過漢學中心所建構起來的國際學術網絡，可以吸引或獎助外籍學者來訪外，由於臺灣在醫療衛生史研究方面令人注目的表現，自然也吸引了一批海外學者和研究生自籌經費前來。香港浸會大學資深講師羅婉嫻博士於近作中的學思轉變，或許就見證了臺灣的醫療衛生史如何影響香港醫療史的撰寫風格。醫學史在1950 年代以後的大陸地區儘管仍有著作持續發表，但在醫學教育中的地位其實已逐漸退居邊緣。⁶⁸部分醫學史工作者流寓香港而

66　 Nicole Elizabeth Barnes, “Acknowledgement,” in Intimate Communities: Wartime Healthcare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8).

67　例如她就參與了梁其姿所組織的研究活動及專書出版，事例可參見 Jia-Chen Fu, “Confronting the Cow: Soybean Milk and the Fashioning of a Chinese Dairy Alternative,” in Moral Foods: The Construction of Nutrition and Health in Modern Asia, ed. Angela Ki Che Leung and Melissa L.

Caldwell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9), pp. 47-65.

68　有關 1950 年代以後大陸地區的華人醫學史相關說明，可參考甄橙，〈責任與擔當：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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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的燭火星光，成為許多早期臺灣地區醫療衛生史研究者的參考來源。⁶⁹ 基本上，1990 年以前香港出版的一些中醫史論著，相當程度地讓臺灣學界窺探到同期大陸醫史學界的部份發展，也在其間留存了日後臺灣醫療衛生史研究者得以徵引或發揮的空間。然而，儘管西醫是香港的主流醫學，但在1990 年代以前，香港方面出版的醫學史卻罕見討論當地西醫的發展史。僅有蔡永業醫師於1970 年代以自身擔任政府官員的優勢，留下相關史料及類編年史式的研究。⁷⁰此編年式的撰史風格還影響了後續Robin Hutcheon 的香港醫療史，⁷¹以及Robin Gauld 與 Derek Gould 兩人合著的 The Hong Kong Health

Sector: Development and Change。

⁷²直到1990 年代以後，在美任職的葉嘉熾和香港任教之梁元生以及黃文江等人，除了克紹前者的撰史風格而致力於香港醫療史的資料匯編外，他們各自尚與臺灣醫療衛生史研究者有所互動，⁷³ 而在2000 年之後對既有的編敘事方式漸思變化。在香港浸會大學黃文江教

世紀中國的醫學史研究〉，劉士永、皮國立編，《衛生史新視野：華人社會的身體、疾病與歷史論述》，頁73-94。

69　以較常為臺灣研究者所徵引資料來源為例，陳存仁著《中國醫學史圖鑑》於 1968 年在香港刊行，次年易名為《中國醫學史》，改由其出資成立的中國醫學研究所出版，至 1977 年更出現英譯本。這段時間也有不少香港的學者，彙整同時期大陸中醫史研究資料編著成書，以港版中醫史的姿態在臺灣地區流通。例如，不僅北京中醫學院主編之《中國醫學史講義》於1968 年在港上架，上官良甫《中國醫學發展史》與任勉芝《中國醫學史大綱》

等人的著作，字裡行間亦參雜不少同期大陸醫史學家的觀點於其中。

70　吳國，〈近四十年來香港醫學發展史的研究概況〉，《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31 (2001): 73- 91。有關蔡永業的歷史論著散見 Gerald H. Choa, “A History of Medicine in Hong Kong,” in Medical Direc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Federation of Medical Societies of Hong Kong, 1970), pp. 11-26; 1981, pp. 11-27; 1985, pp. 13-29; Gerald H. Choa, “Hong Kong’s Health and Medical Services,” in Whither Hong Kong: China’s Shadow or Visionary Gleam, ed.

Albert H. Yee (Maryl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9), pp. 153-186.

71　 Robin Hutcheon, Beside Manner: Hospital and Health Care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99).

72　 Robin Gauld and Derek Gould, The Hong Kong Health Sector: Development and Chang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02).

73　互動成果之一例，可參見 Michael Shiyung Liu, “From Japanese Colonial Medicine to American- Standard Medicine in Taiwan: A Case Study of the Transition in the Medical Profession and Practices in East Asia,” in Science, Public Health,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Asia, ed. Liping Bu, Darwin H. Stapleton, and Ka-Che Yip (London: Routledge, 2012), pp. 162-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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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的鼓勵下，羅婉嫻於2015 年開始與臺灣醫療衛生史學界頻繁往來。這得以解釋為何羅婉嫻在2019 年出版《香港西醫發展史》⁷⁴時，雖仍具有編年敘事的風格，但已借用殖民醫學的論述使用「霸權醫學」這種比較強烈的觀點，詮釋香港政府在鼓勵西醫發展上舉足輕重的地位。

這段期間除了前述之Nicole Elizabeth Barnes 外，還有自籌經費前來的普林斯頓大學Wayne Soon （孫世綸）、新加坡國立大學施彥，以及哥倫比亞大學Timothy M. Yang 等博士研究生。其中，Wayne Soong 與 Timothy M. Yang 取得學位後，已分別在Vassar College 及喬治亞大學（University of Georgia）

擔任助理教授。Wayne Soon 2020 年的新作 Global Medicine in China: A

Diasporic History 關注中日抗戰期間的軍事醫學發展，從戰地醫療救護、輸

血與軍醫培育等方面，探究醫學科學知識如何因為戰爭而在中國和臺灣兩地開花結果。在滿滿三頁的致謝詞中，Wayne Soon 把對於臺灣學者的感謝放在了首頁。其中列名的諸位學者，幾乎涵蓋了臺灣醫療衛生史研究的代表性人物。⁷⁵致謝之詞或許可以客套，但2021 年以後 Wayne Soon 依然與臺灣相關學者互動緊密，合作翻譯臺灣相關史料以資各界在美研究與教學所需。⁷⁶ Timothy M. Yang 則是另一個例子；如果說 Wayne Soon 是從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開始與醫療衛生史學界接觸，那麼Timothy M. Yang 則是在臺灣史與醫療衛生史共同的浸潤下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這本博士論文後來大幅改寫為專書

A Medicated Empire: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and Modern Japan，從

全球史、商業史、醫學史的觀點，探討日本星製藥株式會社的發展過程。⁷⁷ 全書許多的論述交錯在貿易理論、帝國主義與殖民醫學觀點，乃至於現代藥理學和生產技術之間的論辯。如此的詮釋無疑地受到多層臺灣史與相關醫療衛生史主題之影響，使得書中描述的星製藥株式會社不僅僅只是一家藥廠，

74　羅婉嫻，《香港西醫發展史》，香港﹕中華書局，2019。

75　 Wayne Soon, “Acknowledgements,” in Global Medicine in China: A Diasporic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vii.

76　 Wayne Soon and Evan Dawley, “Translating the Past: Histories of Taiwan and Hong Kong,”

research proposal to the Chiu Foundation (May, 20, 2021), A correspondence to Michael Shiyung Liu.

77　 Timothy M. Yang, A Medicated Empire: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and Modern Japan (Cornel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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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個時代歷史樣貌的投射。不令人意外，全書徵引的文獻研究成果中，

更是處處可見臺灣學者的影響和貢獻，而Timothy Yang 也在致謝詞中，感謝了臺灣醫療衛生史學界對他的支持。

臺灣地區醫療衛生史研究對年輕後進的影響，除前述的幾個例子外，由 2013 年開始運作之「日臺中韓醫療史環境史青年學者論壇」，也可作為其發揮國際影響力的又一個註腳。該論壇由日本青山學院大學飯島涉教授倡議，

獲得當時任職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的劉士永與上海交通大學李玉尚的支持，

專門設計為東亞地區年輕學者與研究生提供國際交流之機會。從2014 年開始，分別由日本、臺灣、中國學者各自籌措經費輪流主辦，2016 年後，韓國延世大學呂寅碩亦帶領韓國新秀共襄盛舉。歷年來該論壇均有四地代表參與，間或有外籍訪日或訪臺學者加入。然2019 年於韓國舉辦論壇時，卻是臺灣青年學者最後出現的一次。2020 年日本線上論壇會議期間，創設會員與各方資深學者均深切期望，來年臺灣代表仍能出席貢獻所長，也顯示臺灣地區的醫療衛生史領域依然生生不息。總的來說，2014 至 2017 年的三年當中，應該可算是臺灣地區醫療衛生史研究力量最集中、影響範圍最為廣泛的一段時間，不僅有研究新血的培育，尚且引領海外相關學術視野與分析方法，並將培育後進的理想投注於海內外。可惜隨著相關專題計畫的結束，加上人事的變遷，造成華人衛生史計畫於2018 年結束運作。史語所生命醫療史研究室終須獨木支天，維繫臺灣地區醫療衛生史研究的持續發展。儘管在機構效應上不免有所減損，所幸早年參與的諸多學者此時已然舉足輕重，過往的研究積累與海外影響力亦堪稱筆酣墨飽，相信下一個四十年的醫療衛生史研究發展應該仍大有可為。

四、挑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臺灣醫療衛生史研究機構的削減並不意味研究高度的降低，而2019 到 2020 年間活動的減少也多少與新冠疫情有關，雖然風雨如晦，但雞鳴不已並無可懼。比較值得注意的倒是研究主題的偏好依然如故；在2014-2020 年這段時間裡，中國醫學史無疑地是醫療衛生史研究的大宗。其趨勢早已出現在2010 年以前，「就地理界限而言，可以清楚看出在所有醫療史論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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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療史仍屬大宗，佔66%；其次是臺灣醫療史，佔 32%；敬陪末座的是西洋醫療史，僅佔2%。」⁷⁸造成臺灣學者不易參與西洋醫療衛生史研究的主要原因，前述提到對於西洋醫學史脈絡掌握之困難與背景訓練的不足是最可能的原因。粗略檢視臺灣各大學現行之西洋醫學史教學，目標與範圍較為明確的有李尚仁於臺灣大學及中研院人文講座開設之「西方醫學史」課程、中興大學陳樂元的「西方醫學與身體史」，和李經維、王秀雲在成功大學講授

「醫學史」；其餘如中國醫藥大學李德茂之「醫學史」、臺灣師範大學吳寬墩主持之「疾病、醫學與文明」，則比較偏向於通識教育性質。總的來說。臺灣地區大學之西洋醫學史教育仍屬小眾，研究生的訓練也比較罕見。因此，

想要達到「研究西方近現代醫學發展史，瞭解西方現代醫學體系的發展歷程及其社會歷史條件的演進規律」⁷⁹之理想，已經成名的醫療衛生史學者在厚植教育基礎方面，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至於中國醫療衛生史大量研究成果之出現，除了史語所生命醫療史研究室長期以來的支持與提倡外，史料尤其明清以前傳統醫學的材料，由於取得方式及語言相對容易掌握，自然創造了有利發展的客觀條件。然而這等便利性卻讓2003 年杜正勝呼籲醫療衛生史的「後來者應該和草創時期有所不同，『走出中國的疆域，超越中國醫史的範圍。』」⁸⁰的一番雄心壯志，不免迄今仍有一絲遺憾。中國醫療衛生史的發展得益於龐大的資料和孜孜不倦的研讀，這是任何一位研究者不免的欣喜與重擔。然而Richard Horton 也發現，過度沉溺於稀有資料發掘和解讀，缺乏與時俱進的醫學技術發展背景知識，卻是造成當前西方醫學史（history of medicine）研究死氣沉沉的原因之一。⁸¹於是有人主張，即便是研究古代醫學史，也應當懷抱晚近對於醫療衛生技術與知識史的理解。⁸²有趣的是。臺灣醫療衛生史研究者其實很早就意

79　大陸東南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程國斌語。見潘玥斐，〈推動當代醫學史研究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報》2019 /3/27/ 第 002 版。

80　原文載於杜正勝，〈從醫療透視歷史—亞洲醫學史學會成立祝詞〉，本處說法轉引自杜正勝，〈另類醫療史研究 20 年—史家與醫家對話的臺灣經驗〉，頁 10。

81　 Richard Horton, “Offline: The Moribund Body of Medical History,” Lancet 384.9940 (July 26, 2014): 292.

82　 Pratik Chakrabarti, Graham Mooney, and Patricia Skinner, “Editorial,” Social History of

臺灣地區醫療衛生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