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如描述農會對農民的輔導，提供貸款，促使農業現代化；在《七月流火》、
《坦途》中，同樣也是政府出面，收購老舊三輪車，並提供購車貸款，使三輪 車業者轉業計程車，這些如今看來相當不起眼的事，實際上，如果沒有這些中 介的執行單位存在，同樣是樣樣不行，甚至就黃仁宇所言，就中國／台灣社會 而言，這簡直是現代化的「重組」，相較於百年前，差異是何其大。
黃仁宇在他的相關著作，常描述他八○年代末期來到台灣，看到基隆一個 小農村有電之事，這段經驗後來成為他《大歷史不會萎縮》書中一段材料，並 以之來說明社會結構重組，立字形成的現象：
一九八八年我來臺北時，社會大學呂學海先生說他在基隆附近的農村裡 有一所房子，星期天他要我同他去當地參觀。第一件引起我注意的則 是當地鄉村裡有電氣設備。信不信由你，這是生平第一次我看到中國 農村裡有電。我一問起何時開始，是日據時代還是光復之後，村民告 訴我，開始於一九六○年代，離我們訪問的時候已經二十多年，快三十 年。38
台灣農村的電化運動，始於一九五○年代，在叢書中的《大圳》提及了此事，
而在本叢書也有作品的鄭煥，在他其他的作品中亦提及此事對農村的改變。農 村有電，看來僅是一種物質變遷，但對中國／台灣社會而言，其背後卻有深刻 的社會結構改變因素。雖然如今看到黃仁宇這樣的表述，或許大家心裡會想：「這 有什麼？」
台灣農村有電並普及化一事，形成於一九五○年代所推動的「農村電化」
運動，當時的各級政府、民意機關，均將農村電化做為重要的施政項目。推動 單位為當時農業主管機關農復會，並由台電執行，在美援基金的資助下，台灣 農村電化運動迅速於一九五○年代展開。這可見於當年報紙相關報導：
38 黃仁宇，《大歷史不會萎縮》，頁 128。
臺灣電力公司去年業務進展情形，尚稱良好，除天輪發電廠如期竣工外，
其他方面：（一）……（三）推廣農村電化，實施裝用總表供電，已擇定 新竹關西鄉打錄坑及嘉義莿桐鄉埔子村等九處試辦39
當年，省議會還有議員李茂炎等提出相關建議案：「早期實現農村電化，以利民 生案」40，而台電更將農村電化列為一九五四年度重要計劃，並訂定相關貸款 辦法，協助民眾辦理接電：
臺電公司協理朱江淮昨日在省議會宣佈農村電化計劃，明年開始實施，朱 氏表示：臺灣雖然電力事業很發達，但仍有一部份農村無法有電力的享 受，……。自今年起臺電已著手此項計劃，據調查統計，全省共有九○九 個鄉村未能有電力的享受，計需一千七百公里的線路，所需資金至鉅。
朱氏稱：臺電公司為實行此項農村電化計劃起見，曾與農復會商洽並經 其同意協助，……，農復會的貸款辦法中，將規定利息為六厘，償還期 限為五年。41
在叢書也有作品的鄭煥，在他的另外一部短篇〈餘暉〉中，就描述到當時 農村電化的情形。小說中的主人公因媳婦負氣回娘家，下定決心領出存款接電，
於是─「一個清秀的小童為他舉火炬」─電燈，「一個壯健的小夥子為他汲 水井」─半馬力的「新三東牌」電力抽水馬達，「一個豔麗的雅旦為他唱山歌」
─收音機，出現在家，改善生產狀況，帶來生活上的便利，也帶給他許多新 奇的樂趣。
從外表看來，不過是一個物質的變遷而已，然從歷史發展來說，卻有重大 的意義。黃仁宇對此做出解釋：
農村裡有電氣固然是物質生活的一大增進，同時也反映社會組織的改 變。電線能通到農民的屋頂上，表示電力公司已經在會計上認為每家是
39 〈臺電去年業務推行尚稱順利〉，《聯合報》1953 年 11 月 12 日，5 版。
40 〈省議會通過建設類提案〉，《聯合報》1953 年 7 月 17 日，5 版。
41 〈鄉村電化計劃明年開始實施〉，《聯合報》1953 年 12 月 20 日，3 版。
一個單一的用戶，能夠把電力供給他，到期按電表收費。在我看來，這 不僅是進步，而且是改組了。42
他接著以自己過往在中國農村的經驗，說明這種「改組」的重要性，在過往農 業社會，既無中層的會計、經理等服務單位（諸如銀行等），所有上下的溝通，
全由一種「集體責任制」所涵括，納稅、徵兵、勞役等等全是如此，只要表面 任務達成，細節往往不去計較，也是無從計較。收到足夠稅額、有人當兵、有 人服勞役即可，至於誰繳得多、誰去當兵、誰去服勞役，概無從仔細計較，以 至所謂頂替、冒名等為常態。就如他所說：
以前怎樣呢？據我在大陸上的經驗，在鄉村裡和一般農民打交道的只有 政府。政府尚不承認各家各戶在法律之前是一個獨立的單位。凡是有何 交易進出，概由保甲經手，徵兵納稅無不如此。一家漏稅，唯保甲、甲長 是問。一個人犯法在逃，親朋鄰舍負責。這也就是上次所說集體責任之由 來。從那樣的體制，到今天各人自付電費的體制，是一段很大的改革。43
而這也是黃仁宇為何把農村有電這一件小事，提出來討論的主要原因。這說明 了，每家每戶以至於個人對於政府而言，均是獨立的單位，不僅「敢」接電於家 戶使用，不怕收不到電費；更「敢」把錢貸給民眾，亦有銀行、農漁會為之中介，
處理擔保、放貸事宜，不用問之於甲長、村長，也不用透過士紳出面承攬，對照 於傳統農業社會，這當然是一種「改組」─下層組織的改組。如今下層組織面 對上層組織進行溝通時，彼此的權利義務是一種「個人」對「政府」的關係，而 非「親族」甚或是地緣式的「鄉」、「里」、「保」，徵稅是如此，服兵役是如此。
在中國／台灣的傳統社會結構，誠如黃仁宇所說的，乃以一種「集體責任 制」來與統治階級溝通，透過經濟的力量或是科舉制度，在下層組織中所形成 的士紳階級，常是下層組織中主導的力量，並扮演統治階級與一般民眾之間的 中介者。雖然在傳統社會中，沒有立字兩端間的中層經理單位，但士紳階級的
42 黃仁宇，《大歷史不會萎縮》，頁 128。
43 同上註，頁 128-129。
形成，扮演了有機的調節紐帶，舉凡徵稅、兵役、治安、扶貧賑災、地方水利 工程、地方道路修建，甚至還有某種程度的司法調解權，以至於各種繇役，無 不扮演積極的角色。這也是中國／台灣傳統社會中，一個明顯的現象。前文引 述黃仁宇所說之集體責任，負責的就是這些士紳階級。
就如在清末學制變革中，具有重要性意義的《奏定學堂章程》（又稱「癸卯 學制」）中的《學務綱要》，還明定「小學堂應勸諭紳富廣設」，並寫明：「初等 小學堂為養正始基……此時各省經費支絀，在官勢不能多設，一俟師範生傳習 日多，及當督飭地方官，剴切勸諭紳富，集資廣設。」44從這個具有半現代性 的學堂章程，將本應是現代國家責任的教育工作也推給了地方士紳，即可見傳 統士紳階級在傳統社會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清領時期的台灣，尤其是在早期移墾時代，雖然清政府也早已設官治民，
也有縣、里、堡、庄等行政組織，但清政府控制地方的方式，即大量依靠這些 地主士紳階級，所謂的「管事」，甚或各地方的「總理」、「董事」等全是這類型 的士紳階段所形成，他們成為鄉里中主其事者，甚或具有某種司法的調解功能，
甚而也是民防團練武力的幹部，在台灣南部客家六堆組織即是顯著的例子。如 今台灣已然是現代化的社會，但仍可從各地的廟會遊行中，看到這些「總理」、
「董事」名稱的遺存。
而在日治時期，隨著日本統治者保留了保甲制度，鄉村中地主／佃農的社 會、經濟結構並無改變，士紳階級在地方上依然有著重要的影響力。就如洪秋 芬在一篇探討日治初期地方保甲制度實施情形的論文中，說明了日人利用清領 時期的小地主，轉型為「保正」，成為日治時期的士紳階級，但依然扮演著如傳 統社會般的角色：
日本領臺之初，為了建立一有效的殖民統治體制，將原屬聚落自治自衛 組織的保甲制度加以改革，轉變成基層行政的輔助機構。如此透過保甲 組織，殖民政府的公權力和影響力乃直接深入到臺灣社會的基層。
44 可 見 於 舒 新 城 ，《 中 國 近 代 教 育 史 資 料 • 第 一 卷 》（ 北 京 ：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 1986），
頁 199。
領 臺 不 久 ， 殖 民 當 局 即 取 消 原 有 的 大 租 戶 ， 並 廢 止 科 舉 制 度 。 小 租 戶 、 保 正 等 保 甲 役 員 成 為 臺 灣 社 會 的 新 領 導 階 層 ， 為 一 頗 具 影 響 力 的 社 會 中 堅 。 尤 其 保 正 是 殖 民 當 局 和 臺 灣 民 眾 之 間 的 溝 通 樑 ， 遇 事 可發揮居中協調的功能，因而除去和減緩許多「官民」之間的直接衝 突 。45
但戰後現代化變遷速度加快，衝擊了原本士紳階級的存在，現代知識分子 的興起與行政科層組織的普化，及各類型中層經理單位的深入民間，原以經濟 力量作為後盾所形成的士紳階級，他們的功能逐漸地被現代知識分子所形成的 專業化集團所取代。
學者孫立平在《現代化與社會轉型》一書中，也說明了中國社會現代化的 過程中，士紳階級的沒落乃現代化的必然現象，這與經濟的變化和教育方式的 改變有密切的關係：
晚清末年，由於商品經濟發展對士紳─地主集團的侵蝕，近代工商業 的發展，西方近代文明的傳播及西式學堂的創辦，特別是科舉制本身的 衰敗及最後被廢除，使士紳─地主集團受到沉重打擊。46
這樣的轉變過程，當然會危及這些士紳階級的利益與其特權，而產生扞格。尤 其在光復後，台灣的土地改革將形成傳統士紳階級的經濟條件，消之於無形，
這樣的轉變過程，當然會危及這些士紳階級的利益與其特權，而產生扞格。尤 其在光復後，台灣的土地改革將形成傳統士紳階級的經濟條件，消之於無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