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社會「立字」形成的鏡與燈─「省政文藝叢書」中的現代化變遷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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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灣文學學報》第十八期 2011 年 6 月頁 53-90. 台灣社會「立字」形成的鏡與燈 ─*「省政文藝叢書」中的現代化變遷書寫* 郭澤寬國立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中文摘要省政文藝叢書為一九六五年起，由台灣省新聞處以邀稿的方式，以宣傳省政建設為目的，所形成的一系列的文學作品，至一九八○年止，共計有作品七十四種。這些作品以文學的方式，記錄了台灣現代化變遷的過程，是一種鏡，然因官方出版的性質、參與作者投入的熱情，使得作品都有著高度的理想性與美好的結局，這又是一種燈，一種指引台灣現代化發展的明燈。黃仁宇在他眾多史學著作中，常以「立字」做喻，說明現代化變遷除了是立字上下兩端─上下層組織的改造外，最重要的是要在兩者之間，形成做為服務、經理而存在的組織、人員的中間紐帶，從而使上下層組織產生緊密的聯繫。而本叢書在表現政府施政成績之餘，更描寫了諸如基層公務員、農漁會等中間經理單位的作用與關鍵地位，這正符合了黃仁宇的相關理論。. * *. 2011 年 2 月 11 日來稿；2011 年 5 月 10 日審查通過；2011 年 5 月 30 日修訂稿收件。本文審稿期間，經審閱者細心評閱，且提出具體修正建議，本文依建議適度修改，在此致謝。本文同時為國科會研究計畫【官方視角下的「鄉土」—「省政文藝叢書」研究計畫（Ⅱ）】（計畫編號：99-2410-H-259-077-）成果之一。.

(2) 54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八期. 本文即以省政文藝叢書為研究、取例對象，並將說明叢書中的現代化變遷書寫，正符合這種「立字」形成的現象，實也是台灣現代化變遷的鏡與燈。. 關鍵詞：省政文藝叢書、立字、鏡與燈、現代化變遷、社會結構。.

(3) 台灣社會「立字」形成的鏡與燈─「省政文藝叢書」中的現代化變遷書寫. 55. The Mirror and Lamp of “立(Li)” in Taiwan─The Modernization Social Change Writings in “Province Administration Literature Series” Guo, Ze-Kua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 and Regional Studies,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Abstract “Province Administration Literature Series” is the works that News Bureau of Taiwan Province invited writers in the province to write literature subjects to propagate the provincial public construction achievements form 1965. The pieces with number of these Series of works are total 74 kinds till 1980. The works have recorded Taiwan modernization social change by literature. It is a Mirror. Because of the publications by Provinc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writers’ passion, the works all have the clear ideality and happy ending. It is also a Lamp, the guidelines lamp of Taiwan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In Hwang, Re-Yu’s historical writings, Hwang usually use the “立(Li)”as the metaphor to explain the modernization social change that are between the superstructure and substructure restructuring, the most important key are building.

(4) 56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八期. the intermediate structure and provides the management, service between both. Then, superstructure and substructure could establish contact inseparably. This literature series works propagate the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achievements; also describe the capabilities and contribution about intermediate structures such as Farmer Organization, Fishman Organization, the basic officers etc. This comes up to the Hwang’s theory. This paper studies to this literature series works and will illustrate the writing about modernization social change in this series works, will come up to the phenomenon of the “立(Li)” forming. That is the mirror and lamp of Taiwan modernization social change. Key words: Province Administration Literature Series, “立（Li）” , mirror and lamp, modernization change, social structure..

(5) 台灣社會「立字」形成的鏡與燈─「省政文藝叢書」中的現代化變遷書寫. 57. 台灣社會「立字」形成的鏡與燈 ─「省政文藝叢書」中的現代化變遷書寫. 一、前言「省政文藝叢書」是一九六五年，由當時台灣省政府新聞處，以邀稿的方式，邀請省內作家，以省政建設為創作題材，所形成的一系列文學作品。這些作品以小說為大宗，兼有散文、廣播劇、新詩、文學評論等，至最後一種標有省政文藝叢書之名並編有編號的《春滿二重》（1980）出版，共計有作品七十四種。這些作品顯然有為省政建設成績宣傳的目的，當年主其事時任省新聞處處長的周天固在省議會進行報告時，說明了出版這一套叢書的目的：本處年度尚準備出版一套「省政文藝叢書」，共計六種。經已邀請本省極負盛名的文藝作家墨人先生、南郭先生、高陽先生、姜貴先生、鍾肇政先生和張漱菡女士等分別執筆撰稿。這是一個新的嘗試，我們希望以文藝小說的型式，來表現省政各項建設進步實況，在潛移默化之中，達到宣揚省政的效果。 1 但這也讓這套叢書，從產生伊始，就被視為如台灣五○年代興盛的「反共抗俄」文學一般，是具有高度政治目的的「宣傳文學」、「國策文學」，除了少數個別作品外，在今日語境下，學界甚少論及這些作品；雖然反共文學，常常被加一個「八股」一詞，而出現在許多台灣文學史論上，然「省政文藝叢書」卻很少出現於相關的文學史論中；和反共文學、戰鬥文藝不同的是，這些作品全 1. 〈新聞處處長周天固工作報告〉，《臺灣省議會公報》（12 卷 2 期，1964 年 12 月），頁 61。.

(6) 58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八期. 以當時的台灣社會為主要題材，表現的全是台灣經驗、台灣鄉土，但也和七○ 年代大興的「鄉土文學」作品有著明顯的差異，可以說是「官方視角下的鄉土」；雖然號稱寫實，但更重視「健康」，作品常有著高度理想化的設計、浪漫化的情節，與完美的結局，寫實反成「擬寫實」 2 ，部份作品在藝術上是有些許缺陷的。但如果再仔細看這些作品的內容，這些形成於台灣社會變遷最為迅速年代的作品，在宣傳省政建設之餘，卻也偶然的成為台灣社會變遷的記錄者─透過文學的。農業現代化、都市建設，及台灣產業、社會結構的變遷，全是這些作品的主要題材，這成為本叢書重要的特色之一，也可以說，這些作品承載了當年台灣全體官民對於現代化社會的集體期望與想像，甚而是記憶。本文即是以這套叢書為分析、取例的對象。當然，這些作品主要是文學的，並非社會實例，但也因為是文學的，這些作品保留了更多透過作者視角所形成的主觀識覺，作品內容不僅「是什麼」 ─單純描繪外在現象，更是「應是什麼」─呈現出這些作者對台灣現代化發展的各種想像與期待。本文借引艾伯拉姆斯（M. H. Abrams, 1912-）在《鏡與燈》一書中，為論述西方文學批評的發展與轉變，所提出的「鏡」與「燈」兩種隱喻，也來說明「省政文藝叢書」中存在大量有關台灣現代化變遷的書寫，同樣是台灣社會發展的鏡與燈，其中也可以看到當時社會的樣貌，如鏡一般，但更有許多是燈一般，透過作者視角，呈現高度的理想性，甚而是美好的想像，而書寫表現出來。誠如上述，呈現現代化變遷的樣貌是本叢書書寫的特色。有關於現代化（Modernization）變遷，在社會學中是一個重要的議題，一般而言均會從下層建築生產方式的變革，也就是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為變遷的開始，近而觸及中層的制度的變化、法律的形成，進而改變上層的文化、思想等。黃仁宇的相關著作，雖然也強調如上所說的變遷過程，但更著重說明，他所謂的中間 2. 「擬寫實」一詞為馬森所提出，主要針對許多外貌形似寫實主義的作品，但在創作方法上全不遵守寫實主義所要於作者的方法與態度，事實上多半出之浪漫主義的創作加上理想主義的思想內容，此類的作品稱之為擬寫實。相關論述可參見：馬森，〈中國現代小說與戲劇中的擬寫實主義〉，收於《馬森戲劇論集》（台北：爾雅出版社，1985），頁 347-372。.

(7) 台灣社會「立字」形成的鏡與燈─「省政文藝叢書」中的現代化變遷書寫. 59. 組織、人員─「立字」左右兩筆的形成，更是現代化的關鍵。本文也即以此為主要觀察點，省政文藝叢書在描述建設、說明政府的「政績」之餘，也大量觸及台灣現代化變遷。然除了產業變遷的敘述外，作品更大量描繪如農會、地方行政機關、地方交通、國民義務教育等的建立及相關人員等，在社會中所扮演的作用，這正是如黃仁宇所強調的─「立字」的形成─上、下層組織的重組中，在兩者之間負責中介、經理、服務，這不僅是現代化完成與否的關鍵，對於台灣／中國而言，這更是與傳統社會結構完全不同的一種「改組」的過程。省政文藝叢書所描述的、所期望的，正與黃仁宇的相關說法不謀而合。當然這種立字形成、改組的過程，並不會是一帆風順、水到渠成，來自傳統勢力，諸如利益受損的傳統士紳階級、因選舉而興起的地方派系等的掣肘，同樣也出現在叢書許多作品的描述中。本文便是要來說明，省政文藝叢書在書寫現代化變遷時，也描述了「立字」形成的現象，這可以說是當時社會結構改變，文學如鏡般的反映，但也因為作品產生場域的特殊性，更多是「燈」，立字的形成，有許多是理想性的表述。然這種書寫現象，適可說明「立字」形成在台灣社會現代化過程的重要，也成為這種理論的另一種說明。. 二、省政文藝叢書做為台灣社會變遷的鏡與燈「表現省政各項建設進步實況」3，省政文藝叢書一開始便是以社會之鏡自居，希望能透過文學的方式表現社會實況，從而達到宣傳省政建設的目的。這在叢書中的眾作品，常常有類似如下的話語出現在作品前折頁的介紹詞中，認為這些作品「忠實」、「真實」反映了社會的實況。，不但具有文學價值，墨人《合家歡》的前折頁就有：「本書─『合家歡』而且對於本省社會結構與實際情況，也通過靈巧的小說手法，忠實地表現出來。」 4；姜貴《白金海岸》裡則有：. 3 4. 粗黑體字為本文作者所加，以下亦同。見墨人，《合家歡》（台中：臺灣省政府新聞處，1965）前折頁說明。.

(8) 60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八期. 『白金海岸』是一部寫實的作品。所述內容，……，雖係作者虛構，但事實並非絕不可能。其中所描繪的建設實績與鹽民們奮發進取的精神，則全部根據實際情形，毫無杜撰或誇張之處。 5 鍾雷《小鎮春曉》有：「描述在颱風洪水為患中的地方建設，取材現實，人物塑造與故事情節的展佈，均極生動活潑」6；盧克彰以原住民為題材所寫成的《陽光普照》，則有以下的介紹：因為盧克彰先生曾在東部山地度過了五年的農墾生活，對於山胞生活具有實際深入的認識與了解，所以『陽光普照』不僅只是一本取材翔實、描寫生動的純文藝小說，同時也是一部排灣興衰、奮鬥、成長、發展的史實。7 對於田原《遷居記》則有：「田原的作品，大都富有充沛的想像力，並能從現實中反映社會的動態」 8；對於林鍾隆《梨花的婚事》，則說：本書以男女主角愛情為貫串全書的骨幹，描寫本省某地人民之實際生活及真實事件為血肉，……。故事真實，沒有著意渲染的矯揉做作，是真情實意的反應，有濃厚的鄉土色彩與風味。……。本書故事，一方面因其真實而感人，一方面又因其深刻而動人。 9 以上所列，只是一小部份而已，本叢書的《鳳凰村的戰鼓》這一作品集，更是典型。政府於六○年代曾推動志願提前入營、志願留營等相關兵役政策的「仁愛計畫」，為了宣傳，省政府還組成「全國文藝界役政訪問團」並由陳紀瀅任團長，巡迴全省訪視征屬，再由這些作家將訪視所得寫成小說、散文集結而成《鳳凰村的戰鼓》一書，在這一部作品前折頁，強調作家要走出書房，要以實際見聞做為寫作材料，就如作品前折頁所說：. 5 6 7 8 9. 見姜貴，《白金海岸》（台中：臺灣省政府新聞處，1965）前折頁說明。見鍾雷，《小鎮春曉》（台中：臺灣省政府新聞處，1966）前折頁說明。見盧克彰，《陽光普照》（台中：臺灣省政府新聞處，1967）前折頁說明。見田原，《遷居記》（台中：臺灣省政府新聞處，1967）前折頁說明。見林鍾隆，《梨花的婚事》（台中：臺灣省政府新聞處，1969）前折頁說明。.

(9) 台灣社會「立字」形成的鏡與燈─「省政文藝叢書」中的現代化變遷書寫. 61. 紀瀅先生認為近代作家靠實際暸解而從事寫作，已代替了悶坐房間內空想；旅行、參觀便是增助瞭解的最佳途徑。作家應服務於有益於人群的一切事務，凡是以引導人類走向光明的制度與事實，作者都可據為寫作的資料……。 10 參與的作家，紛紛將此次經驗寫成記實散文、或短篇小說，一方面表現役政的成效，更也表現「省政建設」的進步。這項參訪、寫作，著實引發許多作家的迴響，也是役政訪問團一員的作家郭嗣汾就主張，要到實際生活去觀察，從實際生活面向找尋出健康的、有意義的寫作題材，他在全省巡迴參訪役政行程中，看到台灣各地的實際面貌，激起他的想法：我希望這個有意義的計劃能在短期內付諸實行。在今天，文友們都覺得寫作題材很難找，提起筆來遍索枯腸也難下筆。市場上充滿了「商業文藝」，既不足代表這一個時代，也不能反映這一個時代。但是，當我們在這一次訪問中，發覺了健康的有意義的題材到處都是，只是大家都忙於生活，整天在都市中沒有時間也沒有機會去發覺，這是很可惜的。如果作家們都能有機會經常到各地訪問，而有關機關也經常能夠邀請作家到各地訪問，我深信一定會產生有價值的文藝創作的。 11 顯然地與他想法相同的也不在少數：名小說家南郭忽然觸動了靈感，他認為這是一部很好的小說材料。如果我們能夠在這地方住一段時期，深入觀察，參與工作，了解居民在地方當局鼓勵和領導之下，自動自發地努力工作，改進整個地區的環境，這是最真實最感人的素材，也將是非常有價值的作品。趙滋蕃兄很同意南郭的看法，而且他自告奮勇地願意到這地方來，親自參加居民的工作，. 10 11. 見《鳳凰村的戰鼓》（台中：臺灣省政府新聞處，1966）前折頁說明。郭嗣汾，〈訪問雜記〉，收於《鳳凰村的戰鼓》，頁 51。.

(10) 62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八期. 和大家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了解他們，蒐集資料以實地的觀察和深刻的體驗，來創作一部長篇小說。 12 這後來在一九六八年國民黨主辦的「第一次文藝會談」中，化為明確的文藝主張：「鼓勵作家從體驗生活經驗開始，以充實創作內容。有關單位多舉辦作家訪問團，到軍中、農村、漁村、鹽村去訪問參觀，以增進作家寫作資料。」 13 以台灣本地事物為題材，以「寫實」的創作方法，在文藝政策的導引下強調內容的「純正」、「健康」，成為省政文藝叢書的基本風格。的確，現在看來，這些作品有著對光復後至八○年代台灣社會變遷的各種樣貌的描述，就如南郭《春回大地》描述了四九年遷台外省人在台落戶定居的經過；楊念慈《犁牛之子》以一個台中近郊的「光化村」為背景，敘述光復後經由土地改革等，以至八七水災，在政府相關施政下光化村的變遷過程；端木方《七月流火》、劉枋《坦途》則同時以都市地區三輪車轉型為計程車的過程為主要題材，同時也敘述到了不同省籍人們交流的情形；當然，對於農業現代化、工商業發展等台灣現代化變遷的描述，則是最多的；諸如張漱菡《長虹》、宣建人《開路》、姜穆《錦繡前程》、李萱與沈征郎《兩全其美》等，及其他短篇、記實散文，則以改變台灣空間樣貌最劇的各種交通建設為描述對象；諸多作品描述了老兵在台開墾落戶，也描述了原住民在現代化變遷所遭遇的問題與如何調適等。這些作品，希望透過文學反映社會現實，雖然它還有個工具化的目的─宣傳省政建設成績，不過現在看來，它的確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台灣社會變遷之鏡。然這種「鏡」果真只是鏡？果如這些說明般「如實」反映現實的狀況嗎？還是有其他？艾伯拉姆斯在他著名的《鏡與燈》一書中，一方面從史論的方式，說明西方文學批評理論從古希臘時期至當代的發展，分別提出了「模仿說」、「實用說」、「表現說」、「客觀說」等，為不同時期、不同批評看法的分類，並也提出了 12 13. 郭嗣汾，〈訪問雜記〉，頁 51。〈第一次文藝會談之工作報告〉，可見：龔鵬程，《人文與管理》（嘉義：佛光大學南華管理學院，1996），頁 214。.

(11) 台灣社會「立字」形成的鏡與燈─「省政文藝叢書」中的現代化變遷書寫. 63. 「作品」、「藝術家」、「世界」、「欣賞者」等四個座標，做為批評理論分析的圖式。這一部論著讓人注目的，便是他提出了「鏡」與「燈」，這兩個隱喻性的物體，藉以來說明，諸多文學理論中兩種不同的批評概念，甚而也是兩種創作方法：本書的書名把兩個常見而相對的用來形容心靈的隱喻放到了一起：一個把心靈比作外界事物的反映者，另一個把心靈比作一種發光體，認為心靈也是所感知事物的一部份。前者概括了從柏拉圖到十八世紀的主要思維特徵；後者則代表了浪漫主義關於詩人心靈的主導觀念。這兩個隱喻以及其它各種隱喻不論是用於文藝批評，還是用於詩歌創作，我都試圖予以同樣認真的對待。 14 所謂「鏡」，便是認為文藝是對於現實的模仿，尤如一面鏡子般。然這種模仿說，早在柏拉圖之時便斥之為對於理式的模仿的再模仿，離所謂「真實」更為遙遠，模仿的也只是「表象世界」，而不是最高價值的「理式」，進而貶低其價值。亞里士多德則認為文藝也是種模仿，然就如同他在《詩學》中所說的，模仿是：「即事物曾是什麼或現是什麼；或事物被傳說或被想像成什麼或曾是什麼；或應是什麼。」15，且以希臘畫家宙吉斯的畫做喻：「像宙吉斯所描畫的人物係不可能者，然可辯稱人們應該像這樣美好，蓋藝家應該改良模特兒。」16這也說明了，藝術之於現實的模仿關係，並非全然的機械對應。而且，他區別了「詩」與「歷史」，他認為：歷史家所描述者為已發生之事，而詩人所描述者為可能發生之事，故詩比歷史與哲學更莊重；蓋詩所陳述者毋寧為具有普遍性質者，而歷史所陳述者則為特殊者。 17. 14. 15 16 17. M. H. Abrams（艾伯拉姆斯）著，酈稚牛、張照進、童慶生合譯，王寧校，《鏡與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頁 2。亞里士多德著，姚一葦譯註，《詩學箋註》（台北：中華書局，1993），頁 197。同上註，頁 200。同上註，頁 86。.

(12) 64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八期. 亦即是，歷史僅是對於已發生之事的描述，而詩─文藝作品所描述的，是有可能發生，且具有普遍性意義的事，也因此，更可以說「詩比歷史真實」，而這一舉抬高了藝術被柏拉圖所貶低的價值。我們如果從這兩位西方文藝模仿論最早源頭之一的哲學家的看法中，可得知，即使文藝果真是模仿，果真如鏡，但模仿的究竟是柏拉圖所說的「表象世界」，還是如亞氏所說，已是經過藝術家調整過的「應有的樣子」？誠如前言所述，省政文藝叢書出版的工具性的目的，雖說是寫實，但更重健康，也決定了許多作品不可避免淪為擬寫實的下場，許多作品摻入作者高度主觀的願望與理想化的期待─農業現代化，一定可以改善台灣農業日趨弱勢的事實；政府的「山地政策」，成功的使原住民脫離窘困的生活，融入現代化的社會中；台灣的確有許多不同的族群，彼此之間或許存在許多不解，但通過交流、來往，終能和諧齊為建設台灣而努力；只要齊心合力，沒有不能完成的建設，而建設的完成，就能帶來地方的發展與繁榮、人民更能安居樂業，諸如等等樂觀、美化的描述，不時出現在這些作品中，與其說之為「鏡」，則更類似存在於許多遊樂園中的「哈哈鏡」。但值得說明的是，雖然這些作品，在意識型態國家機器操作下，顯然帶有宣傳的目的，不過對於這些參與的作者而言，並不是只是單純的附和於統治機器，甘於成為宣傳的附庸而已，細讀這些作品，在宣傳建設成績之餘，卻對國家現代化、產業的發展、幸福生活的期待，甚而所謂道德倫理的維護，有著高度的熱情投注在這些作品中。這不僅是「宣傳」，對他們來說，更是以文藝做為推動社會進步改良為最高目的，就如梁啟超在上世紀初所提出的「小說界革命」般，革的不僅是傳統小說的命，更是政治、社會。傳統「修齊治平」的責任感，並沒有因現代化而從這些作者的肩頭上卸下。就如軍中文藝出身、曾為省新聞處官員、在叢書中亦有多部作品的童世璋，在叢書內《省政文藝評介選輯》中的一篇〈論省政文藝〉，就明白說明了出版省政文藝所要的政治、社會目的。他在文章中，引《文心雕龍》：「文之為德也大矣！」，就認為「文是『為德』的」，寫文章出版書是立德的事業，並說省政文藝的任務功能有三：第一、它能間接地作解釋─解釋政府建設的成績，瞭解.

(13) 台灣社會「立字」形成的鏡與燈─「省政文藝叢書」中的現代化變遷書寫. 65. 政府的施政。第二、它產生了教育的功能─讓美化人生、與教育人生合而為一。第三、它提供服務─為出版業盡一份心力。同時還有以下的說明：更重要的服務的提供，是對民心深處下了功夫，是對民意反映下了功夫，是對民眾的願望與疾苦下了功夫，從民眾中產生文藝，從建設中產生了文藝。這樣的省政文藝，是決不會蒼白的，決不致迷惘的，絕不致頹廢的，絕對不會有黃黑二色的色調色相。它提出了純潔健康而與民眾利益相結合的文藝！我們的社會就需要這種文藝！軍中文藝已對國家社會提供了最大的貢獻。省政文藝為什麼不能？ 18 這些論述，顯然是如艾氏所分析的，文藝做為一種工具目的而存在的「實用說」，然仔細想來，更是來自傳統「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文以載道」的思想。誠如姚一葦在解釋亞氏理論時，認為文學等藝術作品不僅模擬真實，更模擬理想，所顯示的為一種更高的真實（a higher reality），不是「已屬如此」，而是「應係如此」，在於顯露一種真實的意思，一種理想 19。以此來看，叢書標榜的是對社會現實的模擬，毋寧是對現代化社會美好理想的一種想像。從這樣角度看來，省政文藝叢書不僅是鏡，更是燈，一種投入了作者，甚或是國家機器，對於台灣社會在現代化變遷過程，一種理想性、指引性的明燈。艾氏在《鏡與燈》一書中，把「燈」做為「表現說」─文藝是一種心靈表現的隱喻，他分析這種文學批評理論，以詩的創作為例，並舉華茲華斯的話說：表現說的主要傾向大致可以這樣概括：一件藝術品本質上是內心世界的外化，是激情支配下的創造，是詩人的感受、思想、情感的共同體現。因此，一首詩的本原和主題，是詩人心靈的屬性和活動；如果以外部世. 18. 19. 童世璋，〈論省政文藝〉，《省政文藝評介選輯》（台中：臺灣省政府新聞處， 1972），頁 190。相關論述，可見《詩學箋註》，頁 88-89。.

(14) 66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八期. 界的某些方面作為詩的本質和主題，也必須經詩人心靈的情感和心理活動由事實而變為詩（華茲華斯寫道，「因此詩……從人類心靈中遁時而生，將其創造力傳給外界的種種形象」）。 20 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叢書中的作者，顯然將自己對台灣這地方，在現代化過程中的諸多的想像、熱情，投注於作品中了，雖然這些作品大部份是小說，而不是艾氏主論的詩歌。叢書內習見的敘述模式，成為這種理論的最好說明。在叢書中，最常見的是，先敘述建設前的種種「落後」，或者是受到天災威脅的模樣，然透過各種建設的進行，在過程或許會經過種種的阻礙，或是既得利益者阻撓，然就在政府與人民齊心合力之下，建設完成，不僅改變地方的樣貌，而且更有美好的未來可以期待。眾作者投入其中的熱情，構築出建設完成後的美好未來，往往成為作品末尾，最讓人鼓舞的片段。顯然的，這些作品描述的不僅是外部世界的樣貌，更摻入了作者高度的熱情，與理想性的期待。《合家歡》、《犁牛之子》、《雨後》、《峽地》描述了土地改革、農地重劃對台灣農村的影響，細節的描述了土地改革的經過與波折，也預想完成之後，農業現代化、導引資金進入工商業後，地方繁榮的樣貌；《大圳》、《小鎮春曉》、《春滿八仙街》、《竹林緣》、《榕鎮春醒》、《仁美村》等深刻的描述台灣地方派系，在地方透過選舉與傳統人際網路，所形成的以利益爭奪為目的的綜合體，並將這種地方派系爭到最後，形成不利己私，更無助公益的意氣之爭的形象，徹底的表現出來，然這些作品，最終也都以派系終於放下成見，為地方建設齊心努力，或者「理性」、「進步」的力量，終成為勝利的一方做終；《白金海岸》、《遷居記》、《梨花的婚事》、《竹園村》、《百果園的春天》等，全關注到當年的社區建設上，作品一開始描述建設前「落後」、「骯髒」的模樣，著實讓人深刻，但作品末尾社區建設完成後的新樣貌，更讓人期待；台灣多變的氣候、山高水險的地理特性，時而威脅人民的財產與生命，這在叢書中諸作品，有眾多的描述，這實也是這塊土地與人民所面臨的實際問題，但建設的推動與完成，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人 20. M. H. Abrams，《鏡與燈》，頁 25-26。.

(15) 台灣社會「立字」形成的鏡與燈─「省政文藝叢書」中的現代化變遷書寫. 67. 民安居樂業，產業欣欣向榮；九年國教未推動前，學子在升學重枷的壓迫、老師屈服於金錢利益，甚而原先透過教育所希望達到的階層流動，這時竟成為階級複製的工具，這在叢書中的《花潮》、《春風新曲》、《梨花的婚事》等，著實暴露這種情況，但九年國教推動後，打破這一切，卻也是這些作品共有的結局。這些作品的確是鏡，對於當年台灣社會的現況，變遷的過程與問題深刻的表現出來，然這些作者投注於其中的理想與熱情，甚或對於社會的責任感，同時也讓這些作品成為「燈」，一種建構現代化台灣的信號燈。就如前文一直說明的，這部叢書主要以變遷中的台灣社會為主要描述對象，諸如產業的變遷、當年政府的原住民政策、各種建設的推動等均是作品主要的題材，其中更有許多描述了台灣在現代化過程中，社會結構轉變的過程與產生的各種現象。就如本文主要討論的對象，台灣社會「立字」的形成，也是以鏡與燈的形象出現在這些作品的敘述中。. 三、「立字」左右兩筆─中間紐帶雖然省政文藝叢書是為省政建設宣傳而生，但其實細看這些作品，並不是如印象中的「宣傳文學」，充斥著直接歌頌的話語，或如反共抗俄文學中，訴諸感性的激烈仇恨的語言，或者直接訴諸「偉大的領袖」將高層政治人物神格化，而往往是透過故事的進行，表現出政府施政的績效。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描述著重於「過程」更甚於「結果」。敘述中格外重視，諸如農會、漁會、各地方公務員、基層行政組織、國中小學教師、地方員警等，做為直接服務於人民的組織，如何執行政策、推動與政府相關的業務。這從《合家歡》（省政文藝叢書編號 1）開始就明顯有這樣的傾向。作品中先是描述，透過行政人員有效率的施政，從測量土地、整理地籍、組成租佃委員、評定地租等，順利的推動三七五減租，作品中的那個鄉公所小公務員胡登科，化解民眾的疑慮，說明政府的政策，其中也描述了當時宣傳的情形：六輪大卡車和三輪小貨車的車身上面，到處都貼滿了紅紅綠綠的三七五減租標語，上面坐滿了人，打鑼打鼓，還有人拿著喇叭，放在嘴上講話，.

(16) 68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八期. 車子在大馬路上，村莊間穿來穿去，每一個村莊都要停留一會，講解三七五的法令規章和對佃農的好處，說明成立租佃委員會的日期，組成份子，和租佃委員的任務等等。林乞食不認識字，林石頭也認不清車上的標語，他們只好注意聽別人講話，遇著不大明白的地方馬上問，直到弄清楚為止。宣傳車走後，大家還在議論紛紛，不想走。他們村子裡佃農多，十個有八個不認識字，大家都圍著林乞食林石頭父子商量競選租佃委員的事。林乞食年齡大，他們想推舉他競選租佃委員。 21 推動的過程，當然會受到如地主王仁貴等的反對，尤其是在評定做為租金依據的正產物收穫量時，雙方難免有所爭執，最後，就如作品中所說：站在中間立場的自耕農委員和鄉長農會理事長，左右協調，費了很多口舌，才來一個折中的辦法。開了一整天的會，才一村一村地評定。如遇災歉，由租佃委員實地勘查之後，再評議減免地租標準。 22 最後，三七五減租順利推動，主人公林朝海一家，生活得到改善，到了耕者有其田時，也因此有了自己的土地。做為地主的王仁貴，雖然眼前看似利益受損，但也順利轉型成為工商業經營者。而離開家鄉到南方澳另謀發展的林朝海，先是受雇於人，以「一支釣」23方式作業，經過數年：「林朝海終於在漁會貸款協助之下，做了一條新漁船。」24 同時，他還將姐夫邀來一起工作：「林朝海又替他辦理漁民保險、生育、傷實、死亡、年老、都可以領取保險金，無後顧之憂，不像從前那樣沒有保. 21 22 23. 24. 墨人，《合家歡》，頁 128-129。同上註，頁 139。「一支釣」，為 1950 年代前後南方澳鯖魚漁業主要作業方式，乃以母船搭載數艘無動力子船（俗稱「釣槽子」，以竹編成）至漁場後，—放下海以人力垂釣方式作業，藉以擴大作業範圍，增加漁獲量，唯此種作業方法，不僅危險，在巾著漁網引入台灣、大型漁船成為主流後，「一支釣」收獲量更無法與之相比，「一支釣」作業即逐漸淘汰。同註 21，頁 158。.

(17) 台灣社會「立字」形成的鏡與燈─「省政文藝叢書」中的現代化變遷書寫. 69. 障。」 25 林朝海最後定居在南方澳，也成家了，他的太太也是在當地漁會服務的職員。就如同前節所述，這些描述是「燈」，但也是「鏡」，這部作品說明當年土地改革推動的狀況，也描述了政府提供貸款給漁民購置新船，同時，還提供漁民保險等服務，充滿正面性的結果正如其名「合家歡」，也著實讓人印象深刻。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切都是政府的功勞」的背後，存在其中以服務為目的而存在的機制，如那個鄉公所的公務員胡登科、租佃委員、農漁會，甚而是漁民保險制度的建立，更是推動這一切的功臣。從今天的角度看來，這毫不稀奇，現代政府不都是如此標榜自己嗎？甚而不就是如政客嘴中的「人民最大」、「為民服務」如此而已嗎？但實際上，這種現象，正如黃仁宇所說的，是一種「立字」形成的說明，正是台灣／中國現代化變遷的一種關鍵，這部作品（或者說叢書中其他作品），不管是有意或無意，正呈現出這種現象，是一種「鏡」，也是一種指引的「燈」─描繪出這種制度運作下，美好的景象。「立字」形成的觀念，時而見於黃仁宇相關的論著中，並做為他描述、判別一個社會現代化完成與否的一種關鍵。黃仁宇以明史研究見長，他提出的「大歷史」觀念，曾引起許多不同的評價，然值得的注意的是，在他相關著作中，以歷史長期發展的角度，論述中國甚或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現代化的道路上，社會結構全得經歷一種「改組」的過程，除了是上層統治階層的重建，同時也是下層組織的改組，更重要的是，要在上下層組織之間，建立聯繫的紐帶─諸如行政、金融、法律、交通、教育，甚或是這些組織的從業人員等─如「立字」左右兩筆一般，這樣現代化才得以形成，才能進一步以「數字來管理」。這種「立字」的論述，幾乎成為他「大歷史」論述中的另一個重要的關鍵字。黃仁宇在解釋這種做為聯繫上下層組織，以服務、經理的角色，做為兩者聯繫紐帶而存在的中間組織之重要性時，常另舉「潛水艇夾肉麵包」，做為中國. 25. 墨人，《合家歡》，頁 158。.

(18) 70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八期. 社會長期以來中間組織闕如的隱喻，從而顯示它在現代化過程中的重要性。這不單來自他學術上的研究，也來自他曾身為國軍基層尉校，親歷行伍，目睹當時軍中、行政的種種困境，又身歷戰時的中國農村所形成的深刻體認。這在他早期的著作《萬曆十五年》中，就已有這樣的論述，他認為中國傳統社會結構，尤如一塊「潛水艇夾肉麵包」，上層種種作為，往往受限於中間組織闕如的技術條件，不僅不能「上命下達」，只能以道德性的宣示來取代，舉凡徵稅、武備、行政僅能達到得最低限度的要求，至於細節、效率則無從計較。因此，一旦面臨週遭人口較少、文化更為簡單的少數民族時，便進退失據，甚至束手無策，就如宋之於契丹、女真、蒙古等外族，也如明之於後起的滿洲人，同時更無法應付於現代化的列強，就如清末的局勢。黃仁宇於他的《萬曆十五年》的後記：〈《萬曆十五年》和我的「大歷史觀」〉，對此即有許多論述：中國傳統社會結構，有如今日美國的「潛水艇夾肉麵包」（ submarine sandwich），上面是一塊長麵包，大而無當，此乃文官集團；下面也是一塊長麵包，也沒有有效的組織，此乃成千上萬的農民。其中三個基本的組織原則，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沒有一個涉及經濟及法治及人權，也沒有一個可以改造利用。 26 他進一步論述這種傳統社會結構，面對現代化挑戰時的困境，也唯有「改組」 ─上下層組織的改造，與中間紐帶的形成，現代化才得以完成：中國傳統社會無法局部改造，過去政府與民間的聯繫著重於尊卑男女長幼，純靠科舉制度做主。1905 年停止科舉之後，上層機構（superstructure）與下層機構（infrastructure）更為脫節，滿清覆亡，更無可避免。民國肇造，軍閥割據，也是當然趨勢。因為新的力量還沒有產生，過渡期間，只能由私人軍事勢力撐持。這私人軍事勢力，限於交通通信等等. 26.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236。.

(19) 台灣社會「立字」形成的鏡與燈─「省政文藝叢書」中的現代化變遷書寫. 71. 條件的束縛，也只能在一兩個省區里有效。省區外的競爭，更釀成混戰局面。 27 他繼而論述，國共兩黨在上下層組織重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日後努力的目標：國民黨專政期間，創造了一個高層機構，總算結束了軍閥混戰，但是全靠城市經濟維持。共產黨的土地革命，在農村中創造了一個新的低層機構。現在中國當前的任務，則是在高層機構和低層機構間敷設有制度性的聯繫（institutional links）才能從上至下，能夠以經濟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脫離官僚政治的壟斷。 28 黃仁宇這樣的論述，不斷的出現在他日後的著作中 29 ，他常以「立字」做喻，說明這種上下層組織重構、形成中間紐帶的重要性，是他所認為現代化條件之一─「能以數字管理」之重要基礎，並認為如今海峽兩岸的華人社會，最重要的工作即在此：我個人的經驗則是由明朝的財政稅收著手。此是一種最簡捷而穩當的辦法。在我演講的時候，我常用一個立字形容。這立字的一點一橫，代表高層機構，下面的一長橫，代表低層機構，當中兩點代表上下間法律制度之聯繫。剛才已經說過：提到明代財政稅收，務必觸及朝廷與中央政府，又下及於鄉鎮里甲，當中也涉及法律章程，所以構成一套完整的剖面。又因為籌餉收稅，表示政府與社會實際運轉的情形，不僅是一種抽象的觀念。 30. 27 28 29. 30.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頁 237。同上註。諸如《放寬歷史的視界》（台北：允晨，1988）、《地北天南敘古今》（台北：時報，1991）、《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台北：聯經，1991）、《中國大歷史》（台北：聯經，1993）、《近代中國的出路》（台北：聯經，1995）、《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台北：聯經， 2001）、《大歷史不會萎縮》（台北：聯經，2004）等，均有相關論述。黃仁宇，《近代中國的出路》，頁 6。.

(20) 72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八期. 或如《大歷史不會萎縮》中，又再次強調國共兩黨為代表的政府，在立字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將一個舊社會推翻，重新創造一個新社會，採取一個「立」字的方式。中國國民黨在蔣先生領導之下，自黃埔建軍以來主持抗戰、廢除不平等條約，使中國能獨立自主，實在是創建了新國家與社會的高層機構，有如立字上端的一點一橫。中共在毛澤東領導之下，因著土地革命翻轉了社會的低層機構，有如立字下的一長橫。臺灣方面因一九五三年耕者有其田的法案，也完成了低層機構的改革。現今海峽兩岸共同的注意通商，其目的不僅是增高人民的生活程度，而且是創造一個多元的社會，樹立各色各樣法治性的聯繫，使高層機構能反應到低層的需要，亦即充實立字上下之間的兩點。這樣以商業體制作基礎的社會架構，符合凡事都能用數目字管理的條件，構成永久體制，才全面的促成中國的現代化。 31 黃仁宇甚而在《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一書中，從西方諸資本主義國家的興起過程，逐一分析其上下層重組，及中間經理單位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認為這些國家的現代化，無一不經歷此種過程，他以英國發展的歷程為例，甚至認為這形成一種「公式」：因為如此，英國之進入資本主義體制，在歷史上創造了一段公式，供歷史家在其他國家的經驗中參考印證……。其程序包括：改組高層機構：放棄君權神授說、保持英格蘭教會權威，但是要執行政教分離，寬容異教徒。從此議會上以公債代替國王對財政之人. 31. 黃仁宇，《大歷史不會萎縮》，頁 77。.

(21) 台灣社會「立字」形成的鏡與燈─「省政文藝叢書」中的現代化變遷書寫. 73. 身責任，國王從此也有職無權。這種措施促成政黨政治及內閣制度之抬頭。整頓低層機構：將土地所有合理化，逐漸取消「副本產業」，因而土地所有較前集中，同時所有權租佃關係及地租收入都較前固定而有共同的標準，放棄歸併鄉鎮之市場。重訂上下之聯繫：公布權利清單（Bill of Rights），保障司法獨立，習慣法庭接受平衡法（equity），自此法律更現代化，也更融合於商業體制。此外更增設郵政，建造付費公路。 32 其後的荷蘭、日本無不如此。中國的現代化，同樣得面臨這樣的過程。傳統下的社會結構，面臨對日抗戰時，問題全面出現，這些論述來自黃仁宇的生活經驗，但實際上也是當年傳統社會，尤其是中國廣大農村的真實寫照，就如黃仁宇所說的，既窮也「白」 ─做為現代社會的技術條件及做為中層服務、經理性質的組織、人員完全不存在：我在軍校畢業之後，於 1941 年派在十四師當排長，軍隊駐在雲南的馬關縣，防制進佔越南的日軍北侵。我們從縣之西境，徒步走到縣之東端，看不到一條公路、一輛腳踏車、一具民用電話、一個醫療所、一張報紙，甚至一張廣告牌。因為哀牢山的村民，一片赤貧，農村就是無數自給自足的小圓圈，村民能夠以玉蜀黍買布換鹽足矣，不僅現代商業沒有在此處生根，即二十世紀的各種人文因素也統統都不存在。 33 面臨現代戰爭，支撐的卻是傳統社會結構，其扞格無處不在，物質條件的困窘可以輕易想見，而所謂的「徵兵」，在沒有明確的戶籍制度、動員方法等現代技術條件支持下，雖有所謂「徵兵法」，徵兵只能成為「捉壯丁」，即使是成. 32 33. 黃仁宇，《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頁 455-456。黃仁宇，《放寬歷史的視界》，頁 254。.

(22) 74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八期. 立於抗戰前，號稱中國最現代化的部隊之一，擁有德式軍械、德式組織的第十四師 34 ，一投入戰場不久後，沒有完整的後勤補給系統，與原先的「現代化」形象相去已遠。當時的情況是如此，適可說明現代化並非只在某一環節，唯有全面改組，重建上下層機構，並形成中間紐帶，現代化才得以完成。雖然，黃仁宇主要以他在大陸做為國軍基層幹部及在農村的經驗，而有上述的觀察，然也說明了中間單位的建立，做為溝通上下層組織之必要性與重要性，然這也適用於台灣。對台灣而言，雖然台灣在日人治下，在交通、教育、戶政、工業等初顯現代規模，也有所謂「農業組合」、「信用組合」等組織；公學校、小學校普設於全民，在日治末期學童就學率已有百分之七十，和黃仁宇所描述大陸農村的「一窮二白」是許多差距。但日人的差別化待遇、中高等教育未能擴展，不識字的農民仍是農村主力，加上以警政、保甲所形成的基層體系，仍是台灣廣大農村主要的運作方式等，而後又有戰時體制，使得日治時期上下層組織之間，依然有著明顯的鴻溝，中間的單位的也沒有完整建立與運作。台灣光復，四九年國民政府播遷來台，也移入了整個上層組織，並承接了日治時期的基礎，這時台灣雖然回歸華夏，但上層組織卻是以大陸來台人士為主要構成分子成為現實，這時，上下層組織之間是有著隔閡的，這也得隨著時間進行，透過各種建設、教育、地方選舉，並進而培育各式具有中間服務性質的人才，充實各種組織，成為社會中堅，兩者的聯繫形成，才逐漸有著今天現代化的模樣，而省政文藝叢書適反映了這個過程。省政文藝叢書在描寫省政建設成績之時，就有著大量如上文《合家歡》般，去描述這些具有上下層組織之間中介角色的組織、人員的角色與作用，這些敘述如今看來是我們日常生活再平常不過的景象，殊不知，這正是如黃仁宇所說，中間紐帶形成─現代化與否的關鍵。誠如上引省政文藝叢書第一本作品的《合家歡》描述土地改革時間丈地的工作人員、負責評定正產收穫的租佃委員，日後又有提供貸款的農會與漁會、. 34. 這即是國軍建軍史上一般所謂的「德械師」（陸軍調整師），形成於 1930 年代，當年國民政府與德國政府，雙方進行軍事合作，由德國派軍事顧問來華，以德國步兵師建制為範，協助整訓國軍部隊，接受整訓的部隊並配屬全德式裝備而得名。.

(23) 台灣社會「立字」形成的鏡與燈─「省政文藝叢書」中的現代化變遷書寫. 75. 提供漁民保險的組織等等，無一不是這種立字左右兩筆的一部份，同時也進一步能使政府掌握確實的租佃資訊，讓隨後的「田賦徵實」、「隨賦徵購」、「肥料換穀」等政策得以實施，從而使得所謂「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真能形成，奠定台灣工業化的基礎；林乞食以佃農的身份，當選並參與「租佃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就扮演為減租時，溝通上下組織的重要角色。如果沒有這些中間人員、組織的形成與作用，試想單一紙「三七五減租條例」，何能完成這些工作，或許又只成為「青苗法」現代版般。其實宋代王安石主政時推動的「青苗法」也是一種給予農民貸款的措施，目的也是協助農民的生產，但包括青苗法在內，當時推行的諸多新政之所以失敗，原因之一即在那個時代缺乏中間經理單位（諸如銀行、農會等）做為法令與農民之間的中介者，黃仁宇即這樣認為：以今日眼光，王安石新法之失敗，不難瞭解。新法之重點，無非加速金融經濟，使財政商業化。但是要這政策通行，民間的金融商業組織，也要成熟，私人財產權之不可侵犯，更要有法制的保障，這樣才能重重相因，全面造成凡物資及服務都能互相交換（interchangeable），其帳目也能彼此考證核對。這辦法在西歐也要經過很多奮鬥，在思想、宗教、法律上經過相當的準備，才能通行。而傳統中國的法制，真理在官僚組織中由上而下，不容駁辯。管理大批農民，衙門又以「息爭」為原則，無意將是非斷得一乾二淨。況且在法律上維持公平，也不是以中國貧窮的小自耕農作對象的財政條件下之所容許。 35 當時的技術條件，顯然無法支撐這種今天看來仍是相當先進的政策終不免以失敗收場：宋朝的新法一頒佈，等於政府與民間交易。而傳統的理財方法不能避免，包括由上至下施用壓力的老辦法。於是技術上行不通的地方，被壓至下層，以致「方田法」在汴京附近，二十年尚未能施行。「免役法」強迫的 35. 黃仁宇，《放寬歷史的視界》，頁 174-175。.

(24) 76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八期. 在農村中實行金融經濟，這金融經濟在城市裡反不能展開，「市易法」無從集中於批發業務，以致執行者成為零售商，到街上去賣果賣冰，「青苗錢」無銀行在後面做根本，無法監視借債者權利及義務，縣官以整數借款，交給若干農戶，而責成他們彼此保證，也不管他們願借與否，而強迫他們秋後連本帶息一併歸還。有些地方並未貸款，也責成交息，即係無名目的加稅。 36 原本立意良好，以遠低於地主士紳借貸的利息，提供農民貸款的青苗法，至此也只能變成無名目的加稅，成為舊黨口中的「惡法」了。這雖然不可同日而語，但事隔近千年後的今日，中間單位的形成，技術條件成熟，於是我們除了可以在叢書中，看到許多直接歌頌「三七五減租改善了農民的生活」、「土地改革之後生活變好了」諸如等等的話語，然更值得注意的是與這一起描述的，做為中介角色存在的組織和人物，才是「土地改革」等農業政策得以成功的關鍵。鄭清文《峽地》、鍾鐵民《雨後》則都以「農地重劃」為題材，當然作品中同樣肯定土地重劃對推動農業現代化、機械化的作用，但推動農地重劃的重要功臣，更是那些現場的執行者，兩部作品同樣也對這有許多著墨，就如在《雨後》中，主人公祁天星的同學，在重劃隊中工作的黃憲聰就是個例子，他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向村民解釋重劃工作的必要和方法，化解了村民的疑慮，使得重劃工作終於順利實施。這在省政文藝中有大量類似的描述，夾在故事中，雖然有的只是輕描淡寫的帶過，但可以明顯看到其重要性。當然誠如上節所言，這是種鏡，同樣也是燈，理想化的表述，隨著作者熱情的文字展現在作品中。黃仁宇的作品，是在一九八○年代中後才引進台灣，然這些作者不約而同的以這為題材，則顯然有著相同體驗。其中，就以描述這些基層公務員、教師、農漁民組織等，在政府與基層農民、鄉民（上、下層組織）之間，做為折衝、服務的角色，最後終於完成各種建設，在叢書中佔最多。 36. 黃仁宇，《放寬歷史的視界》，頁 175。.

(25) 台灣社會「立字」形成的鏡與燈─「省政文藝叢書」中的現代化變遷書寫. 77. 鍾肇政《大圳》以「天門水庫」建設，大圳的開通，使得原本收入不定的茶園，變成一年兩季收入穩定的水田為描述對象。作品中，主人公振雄就是一位退伍後回鄉在鄉公所任職的青年；為籌設分校升格為國小的吳大番主任，為校地選址折衝於地方派系之間，向上爭取經費，增建教室，開辦營養午餐成為作品描述重心之一。作品中的吳大番，所做的工作不僅於教育，還旁及社區服務、農政推廣，顯然，現代知識分子的責任感，是推動他如此做的原因：那在他腦中形成的烏托邦般的藍圖也在引誘著他。那也是一個真正的教育家才能抱有，也才能理解的心理……。於是他再也不猶疑了，向鄉公所提出辦理民生輔導實驗工作的要求。本來這工作純粹是屬於鄉政當局的，而過去一年來這又叫他們弄得焦頭爛額，正在苦於不知如何繼續下去，陷於停頓狀態。現在有人自告奮勇原意承擔這一份工作，而且教育人員在村民們心目中畢竟地位要高些，說不定也是較有成功可能性的，因此立即表示了同意。事情馬上給反映上去，縣裡的民生建設輔導委員會很快地就核准了。 37 這種描述，實也說明這位國小主任（而後當了校長）─現代知識分子─所扮演在上下層組織之間的中介角色。這是文學作品，實也是社會之鏡，當年政府在推動相關施政時，的確大力借助遍佈於鄉村角落的國小教育體系，去做相關宣導、推動、甚而是執行的工作，至今舉凡戶口普查、選舉投開票等，仍可以看到這群基層教育工作者的身影。林鍾隆《梨花的婚事》、呼嘯《竹園村》、張彥勳《仁美村》等，均有類似的敘述。《梨花的婚事》中的坤田，師範畢業後沒有留鄉服務，分發到都市，沉溺於惡性補習所帶來的利益，後來九年國教實施，讓他失去補習賺錢的機會，但與之同時展開的社區建設，讓他看到故鄉發展的希望，他毅然回鄉服務，並且參與社區的建設，折衝於地方之間；《竹園村》中主人公的顏家明，是一位自 37. 鍾肇政，《大圳》（台中：臺灣省政府新聞處），頁 164-165。.

(26) 78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八期. 願分發到偏遠地區服務的國小教師，除了教育工作外，他還參與開辦成教補習班，除此之外，還參與地方事物，寫了一篇介紹地方的文章刊在報章，使外界對這個具有美麗風景的地方產生興趣，更協助地方衛生所有關流行感冒的防疫。這種現象在《仁美村》表現得更為明顯。《仁美村》中那位高校長，同樣是一位自願調到偏鄉的教育工作者，他折衝於地方派系之間，完成校舍改建的工作，同時在社區內，透過學校的力量推廣社區、衛生建設等工作。一同來到此地服務的，還有一位林醫師，充滿理想和熱情的他，放棄都市的高薪，來到這個偏鄉開小診所，一開始顯然和開藥局的在地人士有利益衝突，甚至被人所傷，然林醫師一方面以熱情化解阻力，同時也宣導正確的醫藥觀念，終使仁美村脫離「無醫村」的困境；回鄉服務，任地方鄉代表的陳志強，同樣是如此，他打破地方被舊有勢力壟斷的局面，以充滿熱情的理想為鄉民服務。而仁美村，就在這三人的齊心努力之下，不僅教育得以開展，且建立了村裡的醫療中心、完成社區建設，甚而將這種力量傳播到附近的廣福社區等村落。而這些敘述，全然描述這種「立字」中間單位的形成。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雖然都是充滿理想性的表述，但鍾肇政、林鍾隆、張彥勳等幾位著名的省籍前輩作家，除了是作家身份外，他們其實都在五○年代起，長期服務於基層教育體系，擔任教師、教育行政等工作，對地方基層的發展，有著切身的體驗，他們會同時以教育現場為自己寫作材料，並非憑空而來。也可以說，他們實也體會到這種現代知識分子，做為上下層組織之間中介的重要，否則光靠所謂「發展九年國教」、「促進社區建設」、「充實地方醫療」等法令、政策，一到地方現場，不是淪為口號，也必定是打了折扣。其他諸如在羅石圃《親情》描述了台灣現代警政、戶政制度的健全，使得去國多年的華僑得以尋回親人，最後，甚而決定回國定居；眾多作品如《大圳》、《愛的泉源》、《春潮》等等作品，描述了農漁會組織對農漁民提供的各項服務；而其他描述相關教育建設的長篇如《花潮》、《春風化雨》、《春回大地》等，則更是表現教育之所以對下層組織重組，及形成中間紐帶之重要關鍵，在此就不再加以細表。.

(27) 台灣社會「立字」形成的鏡與燈─「省政文藝叢書」中的現代化變遷書寫. 79. 四、改組與衝突諸如描述農會對農民的輔導，提供貸款，促使農業現代化；在《七月流火》、《坦途》中，同樣也是政府出面，收購老舊三輪車，並提供購車貸款，使三輪車業者轉業計程車，這些如今看來相當不起眼的事，實際上，如果沒有這些中介的執行單位存在，同樣是樣樣不行，甚至就黃仁宇所言，就中國／台灣社會而言，這簡直是現代化的「重組」，相較於百年前，差異是何其大。黃仁宇在他的相關著作，常描述他八○年代末期來到台灣，看到基隆一個小農村有電之事，這段經驗後來成為他《大歷史不會萎縮》書中一段材料，並以之來說明社會結構重組，立字形成的現象：一九八八年我來臺北時，社會大學呂學海先生說他在基隆附近的農村裡有一所房子，星期天他要我同他去當地參觀。第一件引起我注意的則是當地鄉村裡有電氣設備。信不信由你，這是生平第一次我看到中國農村裡有電。我一問起何時開始，是日據時代還是光復之後，村民告訴我，開始於一九六○年代，離我們訪問的時候已經二十多年，快三十年。 38 台灣農村的電化運動，始於一九五○年代，在叢書中的《大圳》提及了此事，而在本叢書也有作品的鄭煥，在他其他的作品中亦提及此事對農村的改變。農村有電，看來僅是一種物質變遷，但對中國／台灣社會而言，其背後卻有深刻的社會結構改變因素。雖然如今看到黃仁宇這樣的表述，或許大家心裡會想：「這有什麼？」台灣農村有電並普及化一事，形成於一九五○年代所推動的「農村電化」運動，當時的各級政府、民意機關，均將農村電化做為重要的施政項目。推動單位為當時農業主管機關農復會，並由台電執行，在美援基金的資助下，台灣農村電化運動迅速於一九五○年代展開。這可見於當年報紙相關報導： 38. 黃仁宇，《大歷史不會萎縮》，頁 128。.

(28) 80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八期. 臺灣電力公司去年業務進展情形，尚稱良好，除天輪發電廠如期竣工外，其他方面：（一）……（三）推廣農村電化，實施裝用總表供電，已擇定新竹關西鄉打錄坑及嘉義莿桐鄉埔子村等九處試辦 39 當年，省議會還有議員李茂炎等提出相關建議案：「早期實現農村電化，以利民生案」 40 ，而台電更將農村電化列為一九五四年度重要計劃，並訂定相關貸款辦法，協助民眾辦理接電：臺電公司協理朱江淮昨日在省議會宣佈農村電化計劃，明年開始實施，朱氏表示：臺灣雖然電力事業很發達，但仍有一部份農村無法有電力的享受，……。自今年起臺電已著手此項計劃，據調查統計，全省共有九○九個鄉村未能有電力的享受，計需一千七百公里的線路，所需資金至鉅。朱氏稱：臺電公司為實行此項農村電化計劃起見，曾與農復會商洽並經其同意協助，……，農復會的貸款辦法中，將規定利息為六厘，償還期限為五年。 41 在叢書也有作品的鄭煥，在他的另外一部短篇〈餘暉〉中，就描述到當時農村電化的情形。小說中的主人公因媳婦負氣回娘家，下定決心領出存款接電，「一個壯健的小夥子為他汲於是─「一個清秀的小童為他舉火炬」─電燈，「一個豔麗的雅旦為他唱山歌」水井」─半馬力的「新三東牌」電力抽水馬達， ─收音機，出現在家，改善生產狀況，帶來生活上的便利，也帶給他許多新奇的樂趣。從外表看來，不過是一個物質的變遷而已，然從歷史發展來說，卻有重大的意義。黃仁宇對此做出解釋：農村裡有電氣固然是物質生活的一大增進，同時也反映社會組織的改變。電線能通到農民的屋頂上，表示電力公司已經在會計上認為每家是 39 40 41. 〈臺電去年業務推行尚稱順利〉，《聯合報》1953 年 11 月 12 日，5 版。〈省議會通過建設類提案〉，《聯合報》1953 年 7 月 17 日，5 版。〈鄉村電化計劃明年開始實施〉，《聯合報》1953 年 12 月 20 日，3 版。.

(29) 台灣社會「立字」形成的鏡與燈─「省政文藝叢書」中的現代化變遷書寫. 81. 一個單一的用戶，能夠把電力供給他，到期按電表收費。在我看來，這不僅是進步，而且是改組了。 42 他接著以自己過往在中國農村的經驗，說明這種「改組」的重要性，在過往農業社會，既無中層的會計、經理等服務單位（諸如銀行等），所有上下的溝通，全由一種「集體責任制」所涵括，納稅、徵兵、勞役等等全是如此，只要表面任務達成，細節往往不去計較，也是無從計較。收到足夠稅額、有人當兵、有人服勞役即可，至於誰繳得多、誰去當兵、誰去服勞役，概無從仔細計較，以至所謂頂替、冒名等為常態。就如他所說：以前怎樣呢？據我在大陸上的經驗，在鄉村裡和一般農民打交道的只有政府。政府尚不承認各家各戶在法律之前是一個獨立的單位。凡是有何交易進出，概由保甲經手，徵兵納稅無不如此。一家漏稅，唯保甲、甲長是問。一個人犯法在逃，親朋鄰舍負責。這也就是上次所說集體責任之由來。從那樣的體制，到今天各人自付電費的體制，是一段很大的改革。43 而這也是黃仁宇為何把農村有電這一件小事，提出來討論的主要原因。這說明了，每家每戶以至於個人對於政府而言，均是獨立的單位，不僅「敢」接電於家戶使用，不怕收不到電費；更「敢」把錢貸給民眾，亦有銀行、農漁會為之中介，處理擔保、放貸事宜，不用問之於甲長、村長，也不用透過士紳出面承攬，對照於傳統農業社會，這當然是一種「改組」─下層組織的改組。如今下層組織面對上層組織進行溝通時，彼此的權利義務是一種「個人」對「政府」的關係，而非「親族」甚或是地緣式的「鄉」、「里」、「保」，徵稅是如此，服兵役是如此。在中國／台灣的傳統社會結構，誠如黃仁宇所說的，乃以一種「集體責任制」來與統治階級溝通，透過經濟的力量或是科舉制度，在下層組織中所形成的士紳階級，常是下層組織中主導的力量，並扮演統治階級與一般民眾之間的中介者。雖然在傳統社會中，沒有立字兩端間的中層經理單位，但士紳階級的. 42 43. 黃仁宇，《大歷史不會萎縮》，頁 128。同上註，頁 128-129。.

(30) 82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八期. 形成，扮演了有機的調節紐帶，舉凡徵稅、兵役、治安、扶貧賑災、地方水利工程、地方道路修建，甚至還有某種程度的司法調解權，以至於各種繇役，無不扮演積極的角色。這也是中國／台灣傳統社會中，一個明顯的現象。前文引述黃仁宇所說之集體責任，負責的就是這些士紳階級。就如在清末學制變革中，具有重要性意義的《奏定學堂章程》（又稱「癸卯學制」）中的《學務綱要》，還明定「小學堂應勸諭紳富廣設」，並寫明：「初等小學堂為養正始基……此時各省經費支絀，在官勢不能多設，一俟師範生傳習日多，及當督飭地方官，剴切勸諭紳富，集資廣設。」 44 從這個具有半現代性的學堂章程，將本應是現代國家責任的教育工作也推給了地方士紳，即可見傳統士紳階級在傳統社會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清領時期的台灣，尤其是在早期移墾時代，雖然清政府也早已設官治民，也有縣、里、堡、庄等行政組織，但清政府控制地方的方式，即大量依靠這些地主士紳階級，所謂的「管事」，甚或各地方的「總理」、「董事」等全是這類型的士紳階段所形成，他們成為鄉里中主其事者，甚或具有某種司法的調解功能，甚而也是民防團練武力的幹部，在台灣南部客家六堆組織即是顯著的例子。如今台灣已然是現代化的社會，但仍可從各地的廟會遊行中，看到這些「總理」、「董事」名稱的遺存。而在日治時期，隨著日本統治者保留了保甲制度，鄉村中地主／佃農的社會、經濟結構並無改變，士紳階級在地方上依然有著重要的影響力。就如洪秋芬在一篇探討日治初期地方保甲制度實施情形的論文中，說明了日人利用清領時期的小地主，轉型為「保正」，成為日治時期的士紳階級，但依然扮演著如傳統社會般的角色：日本領臺之初，為了建立一有效的殖民統治體制，將原屬聚落自治自衛組織的保甲制度加以改革，轉變成基層行政的輔助機構。如此透過保甲組織，殖民政府的公權力和影響力乃直接深入到臺灣社會的基層。. 44. 可見於舒新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 • 第一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頁 199。.

(31) 台灣社會「立字」形成的鏡與燈─「省政文藝叢書」中的現代化變遷書寫. 83. 領臺不久，殖民當局即取消原有的大租戶，並廢止科舉制度。小租戶、保正等保甲役員成為臺灣社會的新領導階層，為一頗具影響力的社會中堅。尤其保正是殖民當局和臺灣民眾之間的溝通樑，遇事可發揮居中協調的功能，因而除去和減緩許多「官民」之間的直接衝突。 45 但戰後現代化變遷速度加快，衝擊了原本士紳階級的存在，現代知識分子的興起與行政科層組織的普化，及各類型中層經理單位的深入民間，原以經濟力量作為後盾所形成的士紳階級，他們的功能逐漸地被現代知識分子所形成的專業化集團所取代。學者孫立平在《現代化與社會轉型》一書中，也說明了中國社會現代化的過程中，士紳階級的沒落乃現代化的必然現象，這與經濟的變化和教育方式的改變有密切的關係：晚清末年，由於商品經濟發展對士紳─地主集團的侵蝕，近代工商業的發展，西方近代文明的傳播及西式學堂的創辦，特別是科舉制本身的衰敗及最後被廢除，使士紳─地主集團受到沉重打擊。 46 這樣的轉變過程，當然會危及這些士紳階級的利益與其特權，而產生扞格。尤其在光復後，台灣的土地改革將形成傳統士紳階級的經濟條件，消之於無形，士紳階級的影響力逐步降低，他們也非得轉型不可。叢書中，描述了這種改組，且顯然也希望這一由現代知識分子所形成，具有中介作用的專業化集團，能取代原本士紳階級的功能，但其兩者而生的衝突，往往也成這些作品描述的對象。「改組」的過程，也許還不盡理想！在本叢書內，就常有兩種主要角色，一是透過傳統經濟力量形成的諸如地主等的士紳，另一方是出現在地方的新興知識分子，可能是透過現代教育形成的地方子弟，或是政府機關派任的專業人員，兩者常因某種理念、或對地方事 45. 46. 洪秋芬，〈日治初期葫蘆墩區保引實施的情形及保正角色的探討（1895-190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4 期（2000 年 12 月），頁 211。孫立平，《現代化與社會轉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125。.

(32) 84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八期. 物的看法不同，進而產生衝突，而士紳階級往往扮演落伍的一方，即是上述現象的一種表現。而這些士紳集團一開始也都反抗這些變化，當然在本叢書內，他們十分順利的轉型成現代工商業的經營者，或是投入地方選舉，繼續用另一種型態為地方服務，就如《合家歡》中的王仁貴、《犁牛之子》中的林有福等，一開始也都抗拒土地改革，更對這種變化極度不適應，大多能克服一切成功轉型，不似在孫立文書中所說，一些士紳集團變成土豪劣紳，這也是本叢書的理想性設計：這個過去曾有過相當高同質性和內部整合的集團開始沿著四個方向分化：一部分轉變為近代工商業者，一部份成為近代知識分子，一部分轉變為新式軍人，還有一部分仍然留在農村的，則大多成為土豪劣紳。 47 而在大陸土地改革小說出現的眾多在地方上的土豪劣紳，即是由此而來。而本叢書中，當然也有這種土豪劣紳，《峽地》中的邱明賢就是個典型。省政文藝叢書中，時以地方派系為描述對象，從這些地方派系，也可看出舊士紳的影子，他們「轉型」成派系的領導者，繼續影響著地方。在張彥勳的《仁美村》中，除了描述派系鬥爭外，其中就能明顯發現現代知識分子集團和傳統士紳階級間的衝突，在文中有名為高慶文的國小校長、年輕的民意代表陳志強、年輕的醫師林子宏，這三位年輕知識分子在村中形成了使村子進步的力量，而另一方便是由李福財為代表的舊士紳，處處與他們作對，就是一個典型故事，描述出社會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知識分子集團對進步發展的重要性，及與傳統士紳階級的扞格。在尤增輝《榕鎮春醒》中，描述得更為深刻。在作品中，鎮上的年輕人對於建設榕鎮有著強烈的期待，隨著故事中的一條五福路擴建工程的進行，似乎將要改變榕鎮的樣貌，這些由專業人員所組成的工程隊員與村內的年輕一輩，. 47. 孫立平，《現代化與社會轉型》，頁 125。.

(33) 台灣社會「立字」形成的鏡與燈─「省政文藝叢書」中的現代化變遷書寫. 85. 如年輕的鎮長高鴻雲、工程隊隊長程遠志等，均認為大榕樹影響了道路的拓寬，，均以應該將其遷移，但老一輩的村民，尤其是士紳階級─文中的「八駿馬」妨害風水、引起樹神不悅等，百般阻撓建設的進行：事實上這八位「八駿馬粥會」會員，並不是什麼有頭有臉的人，可是他們憑著財富，竟然以八隻駿馬自居，處處顯露出不可一世的傲相。他們的年齡都在六十歲以上，……，組織了一個聚談的粥會，按月輪流做東請客，以滿足他們評東論西的慾望。 48 「八駿馬」就是典型的舊士紳階級，而在故事中，也充分描述和這群年輕的現代知識分子之間的衝突，當時代改變，他們仍然想擁有過去所有的權力。但作品最後，也描寫了進步的力量終於化解了來自於舊士紳階級的挑戰，成功的推動各種建設。這當然也是理想性的表述了。這些作品，當也反映了台灣的下層組織的實況。台灣地方派系由來已久，可以說自從有地方選舉開始以來，派系就已經形成了。結黨營社本是人的天性，從最原始的利益問題，一直到意識形態的理念差異，全是立派別系的原因之一，即使在現代化的體制之下，現代政黨也可以說是廣義的派系的一種，這種現象在人群中無法避免。但台灣的地方派系，主要仍以親族、人際關係網絡，做為派系成立、鞏固的方式，並無特定理念、思想做為凝聚的條件，隨著利益趨向而競合，派系之間的競爭，有時會衍成純粹意氣之爭，種種現象，只能說仍停留在前現代的狀態。這種地方派系，也可以說是下層組織在現代化改組過程中的另一種副產物，不僅無法扮演上下層組織溝通作用的立字兩筆的角色，反成壟斷地方資源的怪產物。地方派系與統治集團之間，透過選舉所形成的利益交換，進而形成對地方政、經資源的壟斷，形成所謂「恩庇侍從關係」（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往往成為被批判的所在；派系之間的競逐，在演成為意氣之爭後，往往以地方利益為名，卻以互為杯葛為手段，對於地方的傷害更是難以估計。. 48. 尤增輝，《榕鎮春醒》（台中：臺灣省政府新聞處，1977），頁 8。.

(34) 86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八期. 許多研究者對於台灣派系進行了相關研究，學者趙永茂整理各方看法，提出台灣地方派系的形成，主要有三： 1. 地方派系的興起是由於傳統人際關係網絡，受到戰後自治選舉激化所「衍生」的現象。 2. 地方派系勢力的興起，與國民黨政權的統治方式有密切關連。 3. 地方派系有其自發性的社會基礎，國民黨是在比較具有深入動員社會能力之後，才與之合作利用，以利其統治。 49 這些看法，均認為派系的形成，和戰後台灣施行的地方選舉及其他諸如農會、水利會等選舉有密切關係。民主選舉，具有溝通上下層組織的作用，是中間紐帶形成的因素之一，但台灣這個現代化後進的地區實行選舉時，卻往往夾雜了許多非理性化的因素，左右選舉的，往往不是對選舉本身理性化的考量，而是既存的親族、社群網絡，派系透過選舉，進一步將自身合法化、行為合理化，最終形成壟斷地方政經資源的一種前現代與現代性結合的矛盾體，而存在於上下層組織之間。我們也可以發現，在台灣派系的運作，主要以非都會區為主，而且，選區越小，派系運作的力量也就越明顯，就如趙文中所述，雖然台灣在政經變遷、都市化發展後，加上教育水準提高，派系的力量已有式微趨勢，但：「在都市化程度較低較慢的縣市或鄉鎮，地方派系在選舉期間所展現的動員實力仍然相當驚人。」 50 從這也可以看到這種前現代的特徵。雖然，許多研究者均指出，國民黨政府培養派系，甚而與派系之間互相利用，成為另一種控制地方的方法，但先不論國民黨政府與派系之間的關係，由官方出版，具有官方色彩的省政文藝叢書，卻有許多作品明顯批判了地方派系的意氣之爭，對地方所形成的傷害，顯然的，參與寫作的這些知識分子對這種派系現象，是採取批判的角度，並對派系運作，以至近乎意氣之爭的情況多所. 49. 50. 相關論述細節，請參見趙永茂，〈地方派系依侍結構的演變與特質—高雄縣內門鄉的個案分析〉，《臺灣民主季刊》1 卷 1 期（2004 年 3 月），頁 87。趙永茂，〈地方派系依侍結構的演變與特質—高雄縣內門鄉的個案分析〉，頁 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