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中介組織，就廣義而論，是指在市場經濟範疇中，從生產到 消費，一切為其服務的機構都應納入；就狹義的觀點而言，市場中介 組織是指為市場活動主體（政府、企業、個人）交易服務的機構。隨 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主體之間的經濟聯繫越密切，市場交易活動 日趨活絡，這便需要發育和建立市場中介組織。56換言之，中介組織是 隨著市場經濟發展而衍生的社會自治機構。57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 中，社會中介組織已形成一套完整的體系。它介於政府、企業、個人 之間，發揮服務、溝通、監督與協調的功能。58
長期以來，在專政與計畫體制下，政府不僅過度膨脹，且取代社 吳敬璉，〈新形勢下政府體制改革的總體目標〉，《改革：我們正在過大 關》（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 01 年），頁 58 。
孫尚清主編，《中國市場發展報告》（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4 年），
頁 219 。
彭忠義，〈中介組織在政府與企業間舖架服務的橋樑〉，《中國機構》，總 第 138 期，1999 年 5 月，頁 20 。
丁俊發，〈市場公正運行的「潤滑劑」〉，《中國機構》，總第 130 期，
19 98年 9 月，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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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介組織的角色，因而導致市場機能的扭曲和社會功能的萎縮。當 前在中國大陸市場化改革的進程中，中介組織發展面臨的問題主要包 括中介組織尚未與政府真正脫鉤，政府仍進行行政干預，官辦色彩濃 厚；59對中介組織管理仍沿用計畫經濟觀念，終形成條塊分割、地區封 鎖、內部壟斷和多渠道監管的弊端；管理與法制不完善導致中介組織 運作機能不彰，衍生欠缺監督與規範之流弊；人員素質低落，其中不 僅專業人員比例偏低，且離退休人員與年齡層皆明顯偏高，與中介組 織專業要求相差甚遠。60儘管如此，大陸中介組織隨著市場經濟發展仍 有持續成長之空間。
1998年機構改革措施中，「國務院」各部委移交給企業社會中介 組織和地方的職能兩百餘項。61這些職能透過社會中介組織的培育、監 管，將有助擴大社會自我管理能力。62政府職能的下放或轉移，亦將使 政府審批的範圍縮小，將要素與資源分配的職能轉移給市場；政企分 開的運作，解除政府與企業的行政隸屬關係，將屬於微觀經濟的職能 下放企業，政府對企業的管理由直接管理轉為間接管理。此皆足以顯 示，大陸政府與社會互動朝「小政府，大社會」取向發展。此外，
1998年機構改革亦顯示，改革促進了非政府、非營利機構的成長，主 要的標誌是社會團體的大量湧現，其中不少原由政府出面籌組慈善和
張志堅，〈中國機構改革的歷史、現狀與未來〉，桂世鏞、唐鐵漢主編，
《鄧小平行政理論與我國政府機構改革》（北京：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
19 98年），頁 40 5；遲福林，〈中國經濟轉型時期的政府改革〉，《經濟 社會體制比較雙月刊》，總 70 期，1 997 年 3 月，頁 44 -45。
王岐海，〈關於社會中介組織改革的思考〉，《中國機構》，總第 14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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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鎔基，〈機構改革進入「三定」攻堅階段〉，《新華月報》，總第 64 5 期，1 998 年 7 月，頁 14 。
陽元鳳，〈面向 21 世紀深化行政體制和機構改革〉，《中國機構》，總第 12 3期，19 98 年 2 月，頁 6。
社會救濟工作，已為非政府組織所取代。因此，就某種程度而言，公 民社會在中國大陸發展已有放寬的跡象，6 3長期之下專政控制勢必鬆 動，社會體系仍應有拓展空間。
大陸市場改革後政府職能之調整，亦可由財政支出結構觀察。根 據表 5 顯示下列變遷趨勢：1.政府經濟建設職能下降。亦即經濟建設費 由 1978 年的 64 ﹪降至 1990 年代的 40 ﹪左右，反映了政府部門逐步 由經濟領域退出，尤其是微觀經濟與企業層次的投資和經濟干預的相 對弱化。與此同時，政府公共投資的職能則應強化，以因應現代政府 強化公共建設之功能需求；6 42.政府公共服務的職能擴大。從財政支出 文教科學衛生事業費之比重由 10 ﹪增長至 1990 年代的 20 ﹪左右，顯 示政府部門在教育、科技發展與國民健康已賦予更大的責任。不過，
在國防費的比重則明顯降，顯示國防軍事建設服從以經濟建設中心的 訴求，以及現階段大陸國防威脅的相對減少；3.社會保障職能微弱。在 財政支出中，撫恤和社會救濟費 20 年來比重變動小，不及 2%，顯難 以擔負社會保障職能；（四）價格補貼主要挹注城鎮居民價格補貼。
不過，自 1990 年代以來，價格補貼支出比重逐步降低，亦反映落實市 場化改革政策。據上可知，中共政府職能轉變應著力於政府對經濟直 接管理與干預的弱化，以及扮演更積極的公共投資之角色。此外，公 共服務與社會保障仍是中共現階段市場化改革必須積極強化之職能。
顧昕，〈朱鎔基機構改革奇招迭出〉，《鏡報月刊》，總第 258 期，199 9 年 1 月，頁 37 。
王紹光、胡鞍鋼，《中國國家能力報告》（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 4 年），頁 1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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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中國大陸政府財政支出結構變動趨勢（1978-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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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機構改革強調政府職能轉變，顯然已對市場化改革推動、計 畫經濟運作機能縮減、政府管理經濟方式調整，產生具體而實質的影 響。另一方面，基於市場化改革之需要、市場中介組織之發展以及社 會保障職能與法制規範之強化，亦促使政府職能與行為呈現調整與變 遷之趨勢。處於經濟轉型期的中國大陸，政府職能轉變雖為機構改革 重點，但是行政革新、行政文化再造、落實法制規範、民主理念闡揚 以及市場機能的廣泛運用，亦應是機構改革的核心議題。換言之，市 場化改革過程中政府職能的轉變，必須有嚴謹的法制規範，改革成果 才能持續和鞏固；政府職能的調整亦不應僅局限於為市場化轉型服 務，如何落實行政革新訴求、強化顧客導向、積極引用民主與市場機 制，活絡政府運作機能，皆值得重視與實踐。儘管如此，中共機構改 革的長遠目標要能貫徹與落實，則須對當前中共陳腐、僵化且具專制 封建色彩的組織文化進行再造。也唯有組織體系成員素質提升、專業 與敬業精神的養成、組織目標與願景的認同以及組織學習與創意能力 的發揮，才能使機構改革成效得以彰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