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二年（1852），港戶吳昌記具稟向臺灣知縣呈控，總理鄭國清
（鄭就）黨眾搶毀港內的菱角、魚蝦、寮屋、器物，還鼓謀訟棍「幫訟 圖霸」港業，並串同頑佃「踞佔抗租」。被告鄭國清卻在應訊時明白表 示：他們之所以和吳昌記訴訟抗爭，並不是為了爭奪「新港（堤塘）」
或浮復埔地，而是希望可以自由使用港道水源來灌溉鄰近十三莊的田 園；吳昌記是受其「傭雇收租」的曾兆機之瞞聳，才「出爭誣搶」。60對 於總是透過文獻來瞭解過去的歷史研究者來說，觀察這段糾紛紀錄的重 點，大概不在於釐清雇傭是否欺瞞業主，而是指出原本屬於海汊的「新 港（堤塘）」已經完全淡水化，港內因此已經可以栽植菱角，港水則適 合作為農耕灌溉用水。61其主要背景應該是道光三年（1823）曾文溪改 道臺江內海，致使水域大範圍淤積，海岸線快速後退，即使漲潮時海水
60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私法附錄參考書》一卷下，頁 96。
61 淡水化後的水域利用變得比較多元，栽種菱角是當時有利的優先選項。例如府城西邊 著名的鯽魚潭，是清初少數繳納港餉的淡水湖泊，據稱：「此潭本係漁利，徵餉三百 五十元。因北畔浮復，聽佃開荒，抵補工本。繼而北畔可耕，年加膏伙三百元；旋因 南畔外潭復種菱角，出色千元，再加巡司月費銀六百元，共一千二百五十元。」臨時 臺灣土地調查局，《臺灣土地慣行一斑》二（臺北：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1905），
頁287-288。
也已無法灌入「新港（堤塘）」，導致港水淡化。62吳昌記在給官府的 稟文中即宣稱「記［吳昌記］所管該業港水，原聽［十三莊民］灌溉，
並無阻擋」，63顯示「新港（堤塘）」早在咸豐二年以前已淡水化。
港戶以及周邊農村，肯定非常樂見這個變化。因為西南沿海的鹽分 地帶要發展穩定的農業，最迫切需要的就是足夠的灌溉水源。「新港（堤 塘）」的淡水化，不只有助於自乾隆五十三年（1788）以來已經半陸化 的內海港域過渡到農墾階段，也可以為周邊廣大的農地提供穩定的灌溉 水源，邁向水田化。我們或可用一個不那麼精確的現代詞彙「產業升級」，
來形容這次因應港水淡化而來的地方產業之整體變化。問題是，這個水 域的質變也意味著，「新港（堤塘）」將被拉進周邊廣大的農村，與其 農業生產、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港域陸化後的農耕型態逐漸與周邊的農 田類似，雙方將面臨水資源的競爭。64可預期還有，港戶和周邊農村必 須共同面對此一水資源變化，尋求雙方可以接受的新均衡。咸豐二年紛 爭的表面化，基本上可視為這個大變化下雙方如何折衷以達成新穩定關 係的展現。
我們注意到最晚從道光七年（1827）開始，附著在「新港（堤塘）」
的經常性租稅負擔也產生新的變化。如前所述，府城蔡恒記在道光六年 從港戶盧家手中買斷「新港（堤塘）」大租業後，不到一年，就將其轉 賣給府城商號吳昌記。蔡恒記在他寫立的買賣契約中明文記載：「新港
（堤塘）」的租稅負擔，除了例行應納官府的餉稅（港餉1.5 兩以及「帶 納管事陳合成名義無著供穀四石）外，新增每年捐給「該地六莊天后聖 母公廟油香番銀六兩四錢」一項。截至光緒二十一年（1895）臺灣割讓 給日本統治為止，「新港（堤塘）」僅有的兩次轉賣契約，依然明文記
62 道光六年盧家在杜賣新港的契約中聲稱：「該港道〔新港（堤塘）〕內深外淺，提塘一 帶雖有現漲沙埔，奈地勢低下，土性瘠薄，水退為田，水至則仍為港，以致有耕無收。」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私法附錄參考書》一卷下，頁98。
63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私法附錄參考書》一卷下，頁 95。
64 港戶與周邊農村針對淡水湖泊用水的紛爭案例，還有著名的荷包嶼湖。《臺灣總督府及 其附屬機構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4408 卷，第 14 案。
載該項捐款。65此處的天后聖母公廟，相關文獻都沒有明確指出廟址，
但這座主祀媽祖的六莊公廟極有可能位於區域內最早的市街木柵街。一 份寫於光緒二十年（1894）的契約提及：買賣標的之一的埤堀、荒埔，
座落於「新化西保木柵廟後……南至木柵港」。66誠如第一節所論，木 柵港是目加溜灣港內延伸到木柵街的支港，這表示木柵的這座廟一開始 是蓋在港邊。港域因內海淤積而後退的區域，成為「埤堀、荒埔」的濕 地。這同時說明木柵的興衰與內海的商貿活動息息相關。雖然木柵街及 其媽祖廟在晚清因為洪水災害而消失，但今臺南市新市區（清代的新港 街）市中心的永安宮，將廟的歷史追溯至木柵媽祖廟，自稱「臺江首廟，
木柵媽祖」，表明廟宇因村莊遭受洪水災害才在現址重建。67
捐款長期被登載在買賣契約中，與餉稅並列，表示港戶添贈六莊媽 祖廟香油錢並不是自由樂捐，而是一種非做不可的義務。這筆香油錢與 繳給官府的餉稅一樣，是附著在「港」的物體，而不是某一特定港戶個 人身上，不會隨著產權的移轉而消失，須由買受人概括承接。雖然沒有 資料可以說明該筆香油錢的起源與因由，但從其始於道光七年的時間點 看來，可推測與道光三年曾文溪改道後臺江內海的快速陸化，以及「新 港（堤塘）」淡水化之整體變化，脫離不了關係。一開始應該是周邊農 家為了使用「新港（堤塘）」水源，付錢給港戶，後來大概是農家抗繳，
引起紛爭，官員們要求港戶將所得金錢轉贈為地方廟宇的香油錢。將爭 議的土地和金錢斷歸書院膏伙以及廟宇香油，是清代地方官員時常採行
65 分別是光緒三年（1877）和四年（1878）。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私法附錄參考 書》一卷下，頁 99-101。道光六年的杜賣契約並沒有記載該項捐款，故應係道光七年
（1827）新增。道光七年曾文溪可能也曾氾濫改道。臺灣道在道光七年十月核發一份安 定里東保港口莊的墾照提及：「該地原屬一段，近被大溪沖為二段」。墾照中明載「溪 南之地」的四至「東至港口莊前，西至路、林祥埔地隔界，南至灣港」，表示這塊土地 位於目加溜灣港的北邊。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臺灣土地慣行一斑》二，頁279-280。
66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私法附錄參考書》一卷下，頁 91。雖然契約立於光緒二十 年，但這不表示這座廟當時一定還存在，因為清代契約對於交易標的座落的紀錄，往往 從一開始就被長期沿用，即使環境已經有了明顯的變化。
67 呂建德，《新市永安宮沿革暨臺江首廟緣起》（臺南：新市永安宮，2009）。
的辦法。雖然如此，這個處置辦法與後來周邊農家要求自由取用水源還 是有些微的差異，前者多少承認了港戶的水域權利，即使他實際上只是 將收來的錢直接轉交給廟方，可能沒有多賺一毛錢。
周邊農村對於「新港（堤塘）」水權的利用抗爭，是由地方頭人共 同出面領導，而不是由個別農民茫然進行。至少有6 個人的姓名被港戶 提到，主導這次的抗爭行動。這6 人姓氏各異，表示他們不是出自同一 家族，應該是當時十三莊的頭人。68其中一位名叫朱全，是座落於「新 港（堤塘）」東岸大道公莊的勢豪之家；前一節已經談及，同族的朱振 基曾在嘉慶十五年（1810）時，被港戶盧家呼為「莊鱷」，控告他和縣 衙胥吏合謀奪取「新港（堤塘）」浮復港埔（圖二）。還有一位鄭國清
（鄭就）是堤塘莊人，擁有「總理」頭銜。利用縣級官府檔案從事清代 臺灣法制與社會史研究的學者戴炎輝指出：「總理」一職是19 世紀在臺 灣鄉村普遍出現、官府最為重視的跨村落 （聯莊）領導菁英之職銜，擔 任職位者需獲地方鄉衿耆老支持，並經官府認可、給發戳記執憑。69 19 世紀「新港（堤塘）」淡水化所帶來的水田化，肯定有助於周邊鄉村的 經濟發展及人口增長，水源的取得與抗爭促進了跨村落聯盟的產生，並 提供新領導菁英所需的舞台。鄭國清也曾在一座刻置於道光二十六年
（1846）的「直加弄築岸碑記」中，代表堤塘莊及鄰近 10 個村莊的頭人 共同署名。直加弄位於目加溜灣港西北方約 2 公里處，曾文溪在道光三 年的大改道，就是從直加弄莊的北側進入臺江內海。在直加弄莊北側構 築堤防，可以保護南邊包括堤塘莊在內的眾多村落和田園。該座石碑就 是為了紀念地方官民出錢出力，重修六年前被洪水沖壞的曾文溪堤防所 建。當時包括臺灣知縣、安平水師副將、石鼎美、吳昌記在內的多名府 城官員紳商，都題捐了款項。70府城商號願意捐款修堤，有可能是因為
68 這 6 人為鄭國清（鄭就）、朱全、林殿、陳獅、徐對、許守。
69 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9），頁 9-35。另可參閱鄭國 威，《鄉賢與土豪：清代臺灣街庄總理與地方社會》（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
70 堤岸北起鄭拐莊，南至油車莊。在日治初期繪製的《臺灣堡圖》中，依然可以清楚看到 該條堤防。〈直加弄築岸碑記（道光二十六年十月）〉、〈直加弄莊築堤碑記（大正四
他們在當地擁有不少租業。
除此之外，更有意思的是，這些頭人還成功策動港戶為墾殖港域陸 化後新浮港埔而招徠的佃戶，「復串玩［頑］佃王榮仕、郭興烈、潘机 宰等踞佔抗租」。71港戶的佃農之所以沒有站在業主那一邊，反而參與 敵方陣營，有可能是這些佃戶原本來自周邊農村，港域陸化時，就近向 港戶佃耕了鄰近其原有耕地的新浮港埔。當然，墾佃擁有「田底」之永 佃權的租佃舊慣，也是這些佃戶敢於違逆政商關係良好的港戶，不怕被
除此之外，更有意思的是，這些頭人還成功策動港戶為墾殖港域陸 化後新浮港埔而招徠的佃戶，「復串玩［頑］佃王榮仕、郭興烈、潘机 宰等踞佔抗租」。71港戶的佃農之所以沒有站在業主那一邊，反而參與 敵方陣營，有可能是這些佃戶原本來自周邊農村，港域陸化時，就近向 港戶佃耕了鄰近其原有耕地的新浮港埔。當然，墾佃擁有「田底」之永 佃權的租佃舊慣，也是這些佃戶敢於違逆政商關係良好的港戶，不怕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