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來指摘陳氏論述的學者，多從陳氏中古史學二書提出疑義。稱讚陳氏中古 史學者，也多半震懾或偑服於二書的「體大思精」。然而，如果以學術思潮、學 術訓練、客觀環境為觀察重點，研討陳氏中古史學與東、西方學術傳統之關係，
則可以瞭解陳寅恪自謂「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並不能從二書或其他中古史學
111陳寅恪，〈壬午元旦對盆花感賦（太平洋戰起困居香港而作）〉，收入三聯書店編，《陳寅恪集‧
詩集（附唐篔詩存）》，頁 31。
112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頁 131─132，引〈流求筆記〉。
113陳寅恪，〈壬午五月發香港至廣州灣舟中用義山無題韻〉，收入三聯書店編，《陳寅恪集‧詩集
（附唐篔詩存）》，頁 32。編者繫於 1942 年 5 月 5 日。
114 通行各本《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的〈自序〉都署作「壬午（1942）七夕陳寅恪書於桂林良豐 雁山別墅」。唯陳寅恪，《唐代政治略稿（手寫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自序〉署 作「辛巳（1941）元旦陳寅恪書於九龍英皇太子道三百六十九號寓廬」。在手寫本未出版前，論 者多據通行本斷該書完稿時間。
115 陳寅恪，〈予挈家由香港抵桂林已逾兩月尚困居旅舍感而賦此〉，收入三聯書店編，《陳寅恪集‧
詩集（附唐篔詩存）》，頁 33。編者注此詩為 1942 年 7 月作。編者又注：此詩作者壬午年寄贈吳 宓時題目書作「壬午五月五日發香港七月五日至桂林良豐雁山作」（略改舊句為之）。
單篇論文探討的時間斷限屬於不古不今的中古時期加以理解，而應該討論他兼 攝、調和的方法和立場，藉以詮釋陳氏在學術思潮、學術群體、研究態度、教學 方法等各方面所持有的論點。陳寅恪所關心的是「解釋」之有無或適當與否，所 謂「不古不今之學」，不必從他「研究的專業」範圍的時間斷限上強分古今、不 必從學術流派中「舊學」或「中學」中的漢宋之學強分古文之學或今文之學，不 必從本土或外來學說強分中西、古今、新舊、科玄。陳寅恪所說的是一種兼攝、
調和的既非古學、亦非今學的「不古不今之學」、「不舊不新之學」、「不中不西之 學」。事實上，也可以說是「亦古亦今之學」、「亦舊亦新之學」、「亦中亦西之學」。
學術訓練上語文工具的掌握、學術潮流上西方新知的認識，對於義寧陳氏史 學的創新，具有極大影響力量。這些都說明陳寅恪傾向於「不古不今之學」、「不 舊不新之學」、「不中不西之學」，早就有跡可尋，本文第二節除討論他在語文工 具的掌握和西方新知的認識外，對陳氏重視「解釋」，也略加說明。他以「解釋」
之有無或適當與否來甄別「舊派」、「新派」。陳寅恪重視「解釋」，不僅在學術研 究的治學態度來說如此，即使在他後半生的教學生涯中，他的教學方法也是如 此。陳寅恪「自期」在教學課程中，「準備講的是有新見解、新解釋的」。「新見 解、新解釋」或「新知之創獲」，正是他自謂「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的理想和 目標。
從客觀環境來說，當他在清華國學院時期，從最初「預」歐洲東方學之「流」， 至清華大學時期，因為課程的調整，由「教學」而引發「研究」、由「研究」而 充實「教學」，導致他的史學研究重心轉移。陳寅恪的教學內容，試圖以他自己 的研究為主，避免重複見於記載的旁人研究成果和見解。比較陳氏在清華國學研 究院及大學部開設課程與陳氏在 1926 年至 1937 年發表論文的內容，可以清楚看 到清華國學院的結束，正意味著陳氏史學研究重心的逐步轉變。從 1927 年至 1930 年，陳氏所著論文多為「殊族之文、塞外之史」，但自 1931 年陳氏發表〈李唐氏 族之推測〉後，「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逐漸成為陳氏在教學和研究兩方面同 時並進的關注重點，並且大致上一直延續到滇沛流離的抗戰期間至 1949 年政權 鼎替為止。抗戰期間，陳氏中古史學中「體大思精」的名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 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在極度困難的客觀環境下完成了。這兩本篇幅不 長但卻影響深遠的論著，都是在滇沛流離的教學和研究生活之中完成，因而別具 意義。本文第三節即從陳氏個人所處的學術機構、教研環境、物質條件、家庭生 活等等，甚至陳氏個人著述習慣、身體狀況等，進行討論。如果說：陳寅恪的史 學第三變「心史」研究，「在 1949 年以後又經過了一次轉變‧‧‧這一次的轉變 是被客觀環境逼出來的。」116則根據本文以上的分析，也可以說：陳寅恪的史學 第二變「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的研究，至少有一部份是「被客觀環境逼出來 的」。
但是，這些「被客觀環境逼出來的」中古史學研究，並不減損其在學術上的
116余英時，〈試述陳寅恪的史學三變〉，收入氏著，《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增訂新版），頁 351。
貢獻。陳寅恪在八年抗戰的滇沛流離生活中，仍然繼續堅持 1932 年自謂「平生 為不古不今之學」的理想和目標。陳氏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第一章〈叙論〉
說到該書章節安排和《通典》的關係之後，特別強調該書：
其體裁若與舊史附麗，則於事尤便‧‧‧而稍為增省分合，庶幾不致盡易 舊籍之規模，亦可表見新知之創獲，博識通人幸勿以童牛角馬見責也。117 陳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學」的理想和目標，其真正意義在此。
終稿之際，試略對這段重要文字進行解讀，以明「不古不今之學」的真正意 義。陳氏在上段引文中，「舊籍之規模」是古學、舊學，「新知之創獲」是今學、
新學，可以無疑。但最關鍵的「童牛角馬」四字，特別值得注意。直到晚年，陳 寅恪一直喜用這個「古典」，他從 1954 年 3 月開始撰寫畢生最後一部八十萬言鉅 著《柳如是別傳》，至 1964 年夏以 75 高齡寫訖，並在完稿時作〈稿竟說偈〉：
奇女氣銷，三百載下。孰發幽光，陳最良也。嗟陳教授，越教越啞。麗香 羣鬧，皋比决捨。無事轉忙，然脂瞑寫。成卌萬言，如瓶水瀉。怒駡嬉笑，
亦俚亦雅。非舊非新，童牛角馬。刻意傷春，貯淚盈把。痛哭古人，留贈 來者。118
此偈可作陳寅恪個人的「心史」解讀，偈中「怒駡嬉笑，亦俚亦雅。非舊非 新，童牛角馬」四句是陳氏自己對《柳如是別傳》的體裁和性質的描述119。這裡 所謂「非舊非新，童牛角馬」，是陳寅恪略改「古典」而成，漢代掦雄《太玄經》
卷三〈從更至應〉說：「次五，童牛角馬，不今不古。」晉人范望注曰：「馬童牛 角，是其常也。家性為更，更而顛倒，蓋非其宜。既不合今，亦不合古。古今不 合，宜于之更也。」120「童牛角馬」與「不今不古」常為連用之語，陳寅恪在〈稿 竟說偈〉中改為「非舊非新，童牛角馬」，正是此義。他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 稿》第一章〈叙論〉所說「庶幾不致盡易舊籍之規模，亦可表見新知之創獲，博 識通人幸勿以童牛角馬見責也」，也是此義。「舊籍之規模」是古學、舊學，「新 知之創獲」是今學、新學，這不正是「不古不今」之學嗎？
「不古不今」或「不今不古」之義，還不僅止於此。這兩句是古代文人習用 的文字，以陳寅恪熟悉的六朝隋唐人為例：陶宏景《真誥》說：「又按三君子手 跡，楊君書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細。」121杜牧〈獻詩啟〉說：「某啟：某苦
117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收入三聯書店編，《陳寅恪集‧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 政治史述論稿》，頁 4─5，第一章〈叙論〉。
118陳寅恪，〈稿竟說偈〉，收入三聯書店編，《陳寅恪集‧詩集（附唐篔詩存）》，頁 154。又，蔣 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頁 175─176，亦據唐篔手寫稿式樣錄之。
119 余英時曾對本偈及收錄於《柳如是別傳》末頁的〈稿竟說偈〉兩則在內容上幾乎完全不同的 偈文，從陳氏的「心史」進行解讀，值得參考。見：余英時，〈試述陳寅恪的史學三變〉，收入氏 著，《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增訂新版），頁 373─377。
120（漢）掦雄撰、（晉）范望注，《太玄經》（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3，頁 1 下，〈從更至應〉。
121 （梁）陶宏景《真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9。
心為詩，本求高絕，不務奇麗，不涉習俗，不今不古，處於中間。」122唐昭宗大 順元年（890）陸希聲作〈唐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比較李觀（元賓）、韓愈文 章高下，說：「而元賓則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體。」123李唐宗室李思訓「尤善 丹青，迄今繪事者推李將軍山水。」124李將軍的丹青，歷來被推崇為「唐李將軍，
不今不古（一作不古不今），自成一家。」125「不古不今」或「不今不古」，可與 書法「能大能細」、詩賦「不務奇麗，不涉習俗‧‧‧處於中間」、文章「卓然自 作一體」、繪畫「自成一家」等相提並論。對於熟稔舊籍載文的陳寅恪來說，當 他援引「不古不今」的「古典」以自述其平生之學時，「自成一家」的理想和目 標，是否潛藏胸中？中國傳統史學的最高境界，太史公所謂「通古今之變，成一 家之言」，是否就是陳寅恪追求的終極目標？
122 （唐）杜牧，《樊川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陳允吉點校本），卷 16，頁 242，
〈獻詩啟〉。
123 （唐）陸希聲，〈唐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唐文粹》（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93。
124 （後晉）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標點本），卷 60，頁 2346，〈宗室傳‧李 思訓傳〉。
125 如：（元）湯垕，《畫鑒》（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謂「唐李將軍，不今不古，自成一家。」（元）
夏文彥，《圖繪寶鑑》（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3，謂「唐李將軍，不古不今，自成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