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如上述，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企業家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儘管在 上個世紀的共產主義集體計畫經濟運動中，國家政府官僚取代企業家的角色，勞 工的地位似乎得到凸顯，企業家的角色卻備受貶抑甚至消失。然而在後共產主義 時代的今日，市場經濟再度取得主流經濟體系地位。無疑地，在自由經濟體系中，
運籌帷幄的企業家又重新回到經濟運作的關鍵要角。
自由經濟體系中企業家所以是經濟運作的關鍵要角，乃是基於「企業家精神」
45 Philip Pettit, Republicanism: A Theory of Freedom and Govern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p.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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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repreneurship)的展現。誠如吾人所知，所謂企業家精神是指啟動企業及其相 關組織的過程，其核心角色企業家透過對企業的組織與運作，利用自由市場中各 種創業的機會，計畫、組織與運用各種資源，展現進取心與冒險精神，從而創新 或推進既存的產業發展。就語詞的使用而言，「企業家」(“ entrepreneur” )一詞 來自法文，法國經濟學家賽依( Jean-Baptiste Say )首先使用，主要係是指企業的「計 畫者」( planner )。使企業家一詞真正與現代企業家精神聯繫起來，應推另一位法 國經濟學家甘特龍( Richard Cantillon )，在他的界定之下，企業家不止是計劃者，
更是在諸多不確定的企業經營環境中的冒險者( risk-taker )，透過各種資源的配置 安排與運用，領導企業朝向正確方向前進，並負企業經營成敗的責任。46當然，
隨著資本主義不斷演進，企業體組織本身亦朝向科層化( bureaucratization)方向發 展，正如韋伯(max Weber)所指出，這是現代社會各種組織不可避免的現象。企業 體組織科層化的結果，企業家與企業家精神似乎也產生若干變化。所以熊彼得 ( Joseph A. Schumpeter )認為，儘管企業家精神依然是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不過 隨著資本主義經濟運作體制化的結果，經濟過程越來越非個人化( depersonalized ) 與自動化( automatized )，科層組織與委員會的運作逐漸取代個人行動，創新與技 術進步亦取決於訓練有素的專家們經常性的團隊合作，傳統企業家的角色功能已 質。而論及企業家的內在動力( incentives )，利潤的追求畢竟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
這也是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的基本論旨：「市場機能」這一隻看不見的手所
46 See “ Entrepreneurship” from Wikipedia. en.wikipedia.org/wiki/Entrepreneurship.
47 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5th ed.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1), pp.13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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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乃是浸潤在消極自由脈絡之下的效益 主義式自由主義思維之中。正如泰勒( Charles Taylor )所指出，在現代西方俗世化 的社會中，儘管共同的政治原則是人權、平等、法治、民主，但支持這些共同政 治原則卻有著不同的倫理基礎，最具代表性者有三：一是康德主義重視人作為理 性存有的尊嚴；二是效益主義訴諸人的苦樂經驗；三是基督宗教則以回歸上帝造 人的形象為目標。48效益主義雖然只是現代自由民主體制的倫理基礎之一，然而 自十八世紀以來與古典政治經濟學結合，影響人類政經及社會生活極為深入。由 於效益主義的倫理思維影響，現代企業家固然展現企業家精神，以冒險與創新精 神妥為運用資源，為人類物質生活上的豐盈做出貢獻。然而，在效益主義立基身 體苦樂效益，重視個人權利與私利取向思維之下，實難以展現企業家的公共精神 以及對公共責任的承擔。
現代民主政治常被批評為是一種金權政治(golden power)，政治人物與企業家 彼此掛勾，一方謀權，一方圖利。汲汲營營，皆出於一己之私，難免常常為了私 利而出賣國家社會之公共利益。此種情況，可以說屢見不鮮。以例言之，在商業 利潤掛帥之下，特別是在開發中國家或剛邁入已開發的國家，法治與政治社經體 制猶未完備，企業家常與官員貪腐形成共犯結構，龐大的不法所得透過洗錢流向 國外，一方面形成社會的不公不義，另一方面也造成國家政經發展的弱化與嚴重 扭曲。再則，企業家不論是投機炒房、炒股或逃漏稅，似乎皆已是司空見慣的現 象。而各種黑心商品，不論是惡意過期改包裝，或以劣質成分製作有害人體健康 的商品圖利，更是經常發生。當然，這些違法行徑都有法律可以制裁，但法有時 而窮，如果企業家不能具備公共精神，儘管有法律規定亦將防不勝防。何況在法 律制裁過程中，已造成社會資源的諸多耗損。衡諸實際現象，即是如此。
台灣目前的媒體現象也是一例，特別是電子媒體，經營媒體的企業家只考慮 收視率帶來的商業利潤，以致語言粗暴的談話性節目氾濫，連續劇長壽到令人匪 夷所思的地步。媒體的公共性幾乎蕩然無存，識者莫不指出已成為台灣營造一個 優質自由社群的隱憂。當然，基於自由媒體是現代民主政治運作的最重要支柱之 一，亦即論者所謂「第四權」，因此基本上不宜由國家公權力干預媒體，否則勢 將得不償失。但如此一來，要改善媒體亂象則似乎只剩下媒體自律一途。然而如 果經營媒體的企業家的思維，仍停留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思維，從自利觀點出發，
只見商業利潤，欠缺對現代公民德行的體認，不能展現公共精神以及承擔對社會 公共責任，則期待媒體自律以導正媒體亂象，將不啻緣木求魚。
當然，無可否認，當今世界亦有不少企業家能夠跳脫私利本位，追求社會共
48 Charles Taylor, Dilemmas and Connections: Selected Essay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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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一方面，本乎現代公民的公共承擔，透過個人影響力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以 推進國家社會的進步。另一方面，諸如樂於為公共利益或社會慈善捐輸，甚至預 立遺囑將在個人生命結束之後捐出絕大部分遺產，這些行動的確能展現現代企業 家的公共精神，以及對國家社會人群的公共責任。不過無可諱言，企業家「自掃 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似乎依然是更為普遍的現象。無論如何，不論是已 開發國家或開發中國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運作結果，財富基本上主要集中在 企業家。由於政府體制及稅制不夠健全，開發中國家企業家壟斷財富的情況毋寧 更為嚴重。要之，當今整個世界已成 M 型社會，擁有財富位居社會階層頂端實 以企業家為主。如果企業家仍然停留在個人權利與自利取向的舊思維，而未能體 認強調公共精神與公共責任的公民德行新思維，則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弊病勢必 更為嚴重，長此以往終將侵蝕自由民主體制的基礎。若然，則人類未來將何去何 從，不免令識者引以為憂。
五、 結語
以在世界各地闡釋正義觀念演講而名噪一時的哈佛教授沈岱爾( Michael Sandel )，對當前人類社會曾提出深具警惕意義的觀察。他認為「我們正由擁有 一種市場經濟( having a market economy )，飄移向成為一個市場社會( being a market society )。」這兩者的差別是：在前者市場是一種有價值而且有效的工具，我們 藉用此一工具組織生產活動；在後者則市場成為一種社會生活方式，市場價值觀 滲入人類活動的每一個面向，使社會關係完全由複製市場意象與遊戲規則而形 成。49吾人必須指出，如果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成這種沒有任何東西不是待價 而沽，沒有任何東西不能用金錢購買的市場社會，乃至人際之間的互動，進退取 予皆滲入市場供需取向，那麼人類社會難免成為唯利是圖，甚至是受金錢奴役的 社會，人的自主性、尊嚴與理想價值終將蕩然無存。
要之，本文從公民德行的觀點，檢視現代企業家的公共精神與公共責任議題。
筆者要指出的是，西方以保障私領域以及個人權利與私利取向的自由主義傳統思 維，在晚近已經轉向重視公領域以及公民的公共精神與公共責任的新視野。因此，
作為市場經濟運作的關鍵角色，以及現代社會公民之一，企業家在經濟活動中除 了追求利潤，以及展現企業家精神之外，還應該展現公共精神，以承擔更多的社 會公共責任。尤其是在當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運作之下，貧富懸殊造成社會體制 失衡，社會正義難以實現，人們的痛苦不斷加劇，自由民主體制的基礎逐漸受到
49 Michael Sandel, 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s, 2012), pp.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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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蝕，因此儘管表面上經濟蓬勃發展，卻難謂真正的優質社群。貧富懸殊曾經在 十九世紀醞釀反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風潮，催生共產主義思想，並在二十世紀展 現而為共產主義運動，使半個地球淪為共產主義計劃經濟統治之中。然而，共產 主義計劃經濟在上個世紀末已經實踐證明行不通。只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病在 廿一世紀伊始又再度出現，如果共產主義又行不通，那麼人類社會要如何才能消 除新型的剝削與宰制，人類未來的前景又在哪裡呢？這是一個令人憂心忡忡的問 題，也是包括企業家在內的現代公民必須正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