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誨盜與禁書：非日常性閱讀的吊詭 - 出身與修行：忠義水滸故事的奇傳文體與謫凡敘事──《水滸傳》研究緒論

類似《水滸傳》這類小說的文學性質，從明代正德到嘉靖出現刊刻本時，尚需要借助郭勛（1475-1542）的特殊地位作序，肯定其在通俗文學上所具有的教化價值。而金聖嘆既能真正認識通俗小說的藝術價值，卻又對於這部「誨盜」之作的首領宋江強烈批評，有意改易其文字並腰斬受招安之後的結局部份。腰斬本雖是清代尚能容忍的一部，卻也曾在多次的禁書之議中名列榜首，清廷甚至禁止將其譯為自家的滿文；而儒家士人如錢大昕在《潛研堂文集》卷十七〈正俗〉批評：「小說專導人以惡，姦邪淫盜之事，儒釋道書所不忍斥言者，彼必盡相窮形，津津樂道，以殺人為好漢，

以漁色為風流，喪心病狂，無所忌憚。」所指斥的「以殺人為好漢」的盜書，自是隱指《水滸傳》之流，其批評自是基於教化與道德顧慮；⁵⁴然則為何在帝制時代裡朝廷與儒士如此嚴厲的禁制下，却還是被大多數士庶所接受、傳播？

如果從《豆棚閒話》與《聊齋誌異》兩部書的書名理解，這類通俗讀物本就是閒暇、聊天之際所說的「話」，也就是具有休閒性、娛樂性的特質，

只是如同一種遊戲活動而已。縱使「強人說給強人聽的故事」這個假設不一定成立，也勢必承認閱聽說話與觀賞戲劇本乃是遊戲之樂，是日常生活餘暇的賞閱活動，故具有非日常性時間餘暇的生活趣味。如果小說一定要與高頭講章相比，確乎只是雕蟲小技、小道而已，縱使文人作者於小說敘述之中寓有激憤之言，也仍是一種講古說故而非經史大論，正因如此反而需要講究文學、特別是通俗文學的趣味性。從休閒社會學理解水滸故事與

54 詳參前引拙撰，〈出身與修行：明末清初「小說之教」的非常性格〉。

民間說話的關係，就可知「林十回」、「魯十回」、「武十回」會一再被反覆講說，就在這些可獨立的說話中其角色、事件足以吸引人，其旨趣不必如詩、小品之著重個人品味，也不必如李漁籌組戲班而大費周章；反而可以閉門寫作或公開講古，著重其講說的趣味性，當下熱烈反映的臨場感。這種「工作時間之外」所有的非日常性、休閒性，實已決定了小說作為閒書的文學性質，《水滸傳》之能成為俠義小說之白眉者，正在於享受「閒」的趣味。

由於閱讀、聽講本就具有非日常性，使小說敘述的技巧不免也充滿了夸飾的趣味，如果對照當時全真教所揭示的清規戒律：「酒色財氣」四字，

在小說中就分別有特別生動的處理方式，孫述宇強調強人、忠義人自有其強盜的生活哲學，曾精采的解釋其異於常人的生活品質。若從非日常時間的休閒觀點，就可進一步理解忠義人亦需苦中作樂，聽古的休閒正是生活所需要的趣味，就如同工作之外的節慶嘉年華具有狂歡特質。帝制中國自有一套相承的社會生活，從京城市民到村莊農民，同樣遵守「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的時間節奏，終年到頭按節氣規制的時序生產勞動，如此就可以心領神會尋常百姓為何熱烈渴望休息的時間。有一件事是研究水滸故事者早已注意的節度問題，就是細緻描寫梁山好漢多次鬧事與元宵燈節有關。⁵⁵鬧元宵的活動在李唐王朝定型化，入宋以後愈加熱鬧，南渡士人所懷念的東京夢華就如孟元老一樣，其鮮明的記憶中就出現過元宵的熱鬧景象，到了明代江南歲時中節慶歡會尤盛，⁵⁶聽說書也是喜聞樂見的節慶活動。元宵之鬧按儒家奉行的孔門遺教，就如古之蜡祭治人者樂見「一國之

55 可參浦安迪前引書的綜合性分析。

56 詳參拙撰：〈嚴肅與遊戲：道教三元齋與唐代節俗〉，鍾彩均主編：《傳承與創新：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十周年紀念論文集》（臺北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9 年），頁 53-110。

人皆若狂」，如此的狂歡盛會就是「張」的生活（因生產緊張而嚴肅工作）

之外，區隔出一種「弛」的感覺，身心鬆弛達於狂歡。水滸世界即表現了市民或農民熱愛節慶活動，從觀賞雜劇、聽講說話以至遊行賞燈，都能獲得繁忙之餘的休閒之樂。⁵⁷

若與節慶「玩樂」的放縱若狂相比，小說又大力誇張超常身體的表演之樂：其趣味全在粗黑、矮壯如李逵、宋江，滿身花繡如燕青，或魯智深的力拔園柳、武松的拳打猛虎，如是彰明身體強壯逾常的特大、醜怪之形，

就如同巴赫金（ Bakhtin, M. M. ）從嘉年華理論解讀拉布雷（ Antonie Rabelais）《巨人傳》（Gargantua），發現其具有庶民文化、節慶文化的狂歡特質，可借由小說文本辨察身體的本能慾望。⁵⁸水滸故事明顯是跨張好漢的非常體能，特別大力夸寫其縱情享樂的大吃大喝：大碗喝酒、大塊吃肉，

孫述宇解說是忠義人，實也可說是或蒙元治下的漢人，由於身處物質匱乏的壓力下，藉此聆聽故事享受夸張的酒食享樂，補償其所缺乏而獲至心理上的滿足感。⁵⁹尋常百姓只有過節才有的狂吃縱飲之樂，小說卻隨時出現讓人印象深刻的「吃喝」場景：魯智深久在山寺後，大啖狗肉，縱飲好酒，

即是典型的醜怪身體表演，嘻鬧、揶揄佛門的嚴肅清規，其顛覆性演出講說時一定能大大滿足俗世的聽眾；另類的怪誕身體演出，則為英雄過人的酒量，武松受施恩之託醉打蔣門神那段，一路連飲，每間三碗，達十來處之多，其非常人的酒量最後顯示在痛快淋漓的醉打動作，酒在好漢生活中並不匱乏，又一再強調痛快「吃喝」，每遇好漢上山投靠必不缺少大吃大喝

57 詳參拙撰：〈嚴肅與遊戲：從蜡祭到迎王祭的非常觀察〉，《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88（1999 年），頁 135-172。

58 巴赫金著，錢中文主編、白春仁、曉河副主編，中譯《巴赫金全集》（石家庄市：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59 孫述宇前引書，頁 322-329。

的放縱描寫。這類夸張非常人的好酒量、好食量，完全表現在醜怪行為的趣味描述，縱情吃喝正是狂歡節（Carnival）的特質：詼諧、嘻鬧及狂歡而顛覆日常禮法，好漢故意以此解消生活秩序中的禮教；讀者也從其中的怪誕、荒唐中滿足庶民階層的生活趣味，暫時脫離日常工作、道德生活的煩憂，也暫忘王朝上層無處不在的社會支配。忠義人的現實生活裡，錢財、

物質的不易滿足亦復如此，強人自是不必避忌「財」，忠義人在山水寨的匱乏特甚，南宋統軍者能否適時周濟財貨，常是注定忠義民兵有力抗金與否的關鍵。小說正面的描寫宋江、柴進慷慨大度，就是以地主、皇裔出身而

「仗義疏財」，如此才贏得四方好漢投靠與推舉，忠義人如是塑造理想中的統領形象。小說並不避忌描寫梁山好漢攻城掠莊，報仇雪恨外更重視搬糧運貨以補給山寨。如此講說錢財大量的收聚與發放，研究忠義人的史跡均知抗金者的山寨生活，雖利於防守卻不利於土地的大面積生產，勢需仰仗南宋朝廷的錢糧供輸，如此成就忠義軍寨與南宋官府間微妙的依存關係。

60忠義軍民的生活遺跡或許借由小說反映出來，梁山、二榮山等大小山寨的生活即其寫造，後人聆聽水滸故事何嘗不能領受兩朝遺事，在非常年代裡疏財即是雄豪，而有機會就大力掠取忠義人守寨也如江湖行徑，小說的描寫其實並不特別血腥，反而帶些嘻鬧、夸張的趣味，尋常百姓也會特別欣慕江湖兄弟相處的豪情。

非常酒食、非常錢財自是誇張非常體能、非常性情，水滸好漢自是不能缺少非常技藝，它綜合表現為一個「氣」字，凡讓人印象深刻的好漢均有特別的武勇：從個人所使的兵器到傑出特異的武藝，都展演出常人所不能的武打技藝。從講說到筆述，這些武術表演乃是中國武術史所探究的獨

60 黃寬重曾分析岳飛等濟助北方民兵的史料。

門技藝，⁶¹水滸好漢的個人演出與集體開打，都充滿了武藝表演的趣味，

當時必曾歷經說話的家數，雜劇的表演。以至寫定後，百姓喜聞樂見好漢超常的功夫神話。所有武藝、力氣的極致演出又因氣而激發，評論家注意的復仇問題，正是彰顯文化心理中被高度運用的報意識，在帝制時代恩與仇之報想納入法律規範，縱使有些報仇被法外開恩，法治總需維護法的尊嚴、秩序原則。⁶²梁山好漢被塑造為衝決常法，就在誇張其特具常人所缺之「氣」，才使之不世俗之法的約束，表現其強烈質疑、否定王法。按照被

「逼」的寫法，一開場就表現林沖處處遵守王法，卻被「逼」而走出王法之外；盧俊義原本安分守法卻因被設計，最終仍不能忍下一口氣而犯法。

這些力制其法其「氣」的失敗例子，若對照魯智深、武松、李逵之使氣率性，就越發使血性漢子獲致金聖嘆的激賞。一股「氣」激使其使性痛快殺人，也促使其超常之藝能盡性表現，整部作品的精采情節都與描述好漢原始的氣性有關，血氣之勇使之衝決世俗之法，血性之真卻又使之堅守梁山兄弟結好之契，俗世之法與法外之盟就全在氣的拿捏，如此既有衝突也能協調，才能維繫一個率真的梁山世界。

梁山兄弟所戒者一是破壞兄弟的拜契之約，另一則是好色，兩者之間的關係常被視為忠義軍的生存法則。⁶³從非常人的神異「出身」觀察，罡煞魔星的臨凡就是降世歷練常世生活，其少數降生為官家僚佐的初始尚能維續順常的家庭生活，後來都被逼而有些將家眷搬到梁山上；大多數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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