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似的問題出現在近期的〈媒體壟斷防制與多元維護法草案〉中，
對於跨媒體平臺的整合，並沒有針對市場實質的壟斷力量或是市場佔有 率大小計算，即劃出所謂完全禁止的紅線。例如：
第十二條、依前條申請整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 關應不予許可：「第四款、同一事業及其關係人，整合有線廣 播電視系統、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無線電視、全國性廣播、
新聞及財經頻道、全國性日報及頻道代理商，超過三項者。」
該條文並未考量跨媒體的規模大小，也沒有辯證對於經濟或言論市 場影響的程度，單純就跨媒體的數量超過三項，便予以禁止整合。
確實，若沒有定期調查媒體市場的佔有率與加權指數，或是缺乏共
識的跨媒體集中度計算，要量化壟斷力量並不容易，因此選擇直覺來劃 出紅線，簡單又可避免後續是否同意購併案的爭議。只是如果沒有實質 產生壟斷市場的力量，強制規範不符合市場規模的影視產業，所犧牲的 是無法承受高風險的內容與創新投資。當全世界的媒體都處在彼此互跨 競爭的數位匯流時代，主管機關 NCC 是否應該鼓勵更多創新與商業模 式，以產生跨媒體市場的相互競爭，減少既有業者在原市場的壟斷，或 是培養在地具規模的媒體集團，以抗衡全球與對岸的文化入侵。
如果主管機關能夠選擇適當的媒體類別，透過計算定義下的加權指 數，可以得到跨媒體購併之後的集中度，配合對指標合理的詮釋，確實 可以初步評估集團是否具跨市場壟斷力量。因此，本文建議可以在〈媒 體壟斷防制與多元維護法〉與其細則辦法中，思考增加前述「跨媒體購 併指標」討論的相關計算依據，以提供主管機關對跨媒體市場集中程度 的了解。值得注意的是，跨媒體購併指標其實只是類似水平集中度 HHI 計算的數據，僅能解釋可供測量的市場佔有率而已，不能僅靠跨媒體購 併指標決定購併個案是否通過。從臺灣過去幾年應用的經驗可知，錯誤 的使用與解釋，反而造成對市場壟斷力量的誤判，同時，除了跨媒體購 併指標計算的結構管制外，也需要配合彈性的行為管制，以及所有權適 格性、新聞室公約與公共利益測試等，才可能在跨媒體購併過程中，有 較完整的考量與配套。
黃銘輝（2009, 2012 年 8 月 1 日）就認為現行廣電法制對於媒體跨 業經營，以及如何客觀評估「言論集中化」的風險及其法律效果，缺乏 明文的規範，因此冀望 NCC 逕行否決旺中購併案，對於決策須依法行 政的官員來說，行政決策圓滑與彈性的附款，其實是行政機關控管決策 風險的最佳工具，具有緩和零和對立的作用。黃國昌（2013）也基於媒 體公共性格以及對實踐憲政民主價值所具有之重要性，加上商業型態與
科技匯流所呈現媒體的不確定性，提出「雙層規範架構」，授權主管機 關頒行彈性與機動性高的補充規範。只是若欲作成附款的處分，則應同 時建立制度性的監督機制，因為有定期監督檢討的配套，才得以確保附 款所追求的行政目的得以實現；而附款仍需在合理的法律授權範圍，與 理解媒體在數位匯流時代的市場運作需求，才不會形成濫權或放水的爭 議（王健壯，2009 年 5 月 31 日；劉宗德，2011）。
此外，近年的購併案經常出現市佔率與指標都合法，但由於媒體所 有權人與大股東經常出現不符媒體倫理的言論與行為，衍生是否適合經 營的「適格性」問題。如果有具體違法事實者，目前根據〈衛星廣播電 視法〉第10 條第 1 項第 2 款，犯罪緩刑 3 年內，主管機關應附具理由 駁回其申請。但除此之外，媒體所有權人的「適格性」概念仍然抽象，
是誰才適合或不適合經營媒體？在憲法保障下，這不應該是以個人的
「偏好」，例如：性向、政治傾向等決定，過去「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12 條第 2 項之適格性就已規定主管機關「應就促進市場有效競爭、保 障消費者權益及其他公共利益之需要事項召開聽證，其有不利影響者應 予駁回」。近期審查中的〈媒體壟斷防制與多元維護法草案〉第 22 條，也認為「應善盡媒體經營者之公共責任，並謹守利益衝突迴避原 則，不得有濫用媒體公器及侵犯新聞專業自主之行為」。
也就是說，如果針對購併所有權人所從事行業、其他投資市場所在 地區，甚至根據其言論及表現政治立場，而禁止或限制媒體整合申請 案，則顯然悖離憲法賦予之人民財產權、營業與言論自由等基本權利，
有牴觸平等與比例原則等違憲疑義（石世豪，2014）。所以並不是因為 所有權人的政黨偏好為那一種顏色，而決定是否適格，但是，如果該所 有權人因個人偏好而介入新聞專業編採，並限制多元言論的行為時，在 考量媒體購併案時，便可以因其違反之嚴重程度，決定是否適格購併媒
體。
不過，適格性的標準應有跡可循，以及具體事證，能在公共利益測 試中有資料證據，經過透明審查程序，同時給予辯駁機會，避免主管機 關以自身心證的風險控管，反而造成言論市場的寒蟬效應（蔡璧徽，
2013）。此外，張智程（2012 年 2 月 20 日）更提出「內部新聞自由」
才是解決媒體壟斷的根本解答，以媒體產業內部的「民主化」與「勞資 共治」，取代擁有媒體經營權資本家單獨的支配新聞生產，方可能真正 解決資本壟斷媒體的問題。
臺灣特殊的媒體市場環境，在對岸中國資本與藍綠政治力量滲透，
以及新聞專業與自律性較低的情況下，確實需要考量更多非經濟性的壟 斷力量與「公共利益」，經由聽證會的透明審查流程完成（陳炳宏、羅 世宏、洪貞玲、劉昌德，2009；羅世宏，2013; Barnett, 2009）。不過，
臺灣畢竟是民主、自由與法治的社會，不可能因為對所有權人個人言論 的喜好，或是因為風險控管而否決購併案；但若確實違反市場競爭與限 制多元言論行為，主管機關在充分公開資訊下，仍然可以勇於進行結構 管制。而在整個跨媒體購併案的審查過程，集中度指標只是提供初步評 估跨市場結構的量化資訊，仍需配合適度的行為附負擔管制、適格性檢 驗、工會組織民主化、與公共利益測試等，才可能讓跨媒體購併案兼顧 市場效率與多元言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