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從應然面作更深入的思考，學理上論及醫療損害賠償責任的規範功 能，首重填補被害人所受之損害（compensation），其次，為預防醫療傷害 的發生（prevention）。再者，如何花費最少之成本來達成上述目標，亦即以 最有效率的方法解決醫療糾紛（cost-efficiency），就維護社會大眾之利益而 言，更為立法考量所不可或缺之一環42。至於刑事政策上則以罪責衡平、再 社會化，以及一般預防功能為考量依據43，醫療刑事歸責亦應同此方式來思 考，解釋上僅以防衛社會所必要者為限，而避免增添醫事人員無謂之痛苦。
此等基本規範功能落實在醫療訴訟的實踐結果，依統計顯示，在民刑雙 訴之案件中，關於刑事處罰上的刑期分布，亦即按刑度輕重區分為未滿六 月、六月以上而未滿一年，以及一年以上等三級，依序呈現為 12 人、21 人 及 12 人不等，整體來看毋寧以六月以上而未滿一年者居多。如進一步與病患
1963, 1965-67 (1996).
42 陳自強等著，「我國醫療事故損害賠償問題的現況與展望研討會（一）」，台灣本 土法學雜誌，第 39 期，頁 98-113（2002）。
43 林鈺雄，前揭註 8，頁 19。
損傷情形交叉分析，在為數 40 件判決有罪之個案中，過失致死案件計有 26 件（65.0%），重傷害或普通傷者則均為 7 件（各占 17.5%），即便切割刑期 加以觀察，各級刑度下所呈現病患損傷之分布情形皆與此雷同。據此以觀，
刑度輕重容與病患損傷規模欠缺必然的相關性，從反面推論，在醫療過失的 刑事歸責上，病患損傷程度並非唯一的量刑要素。蓋不論在法定刑或宣告 刑、刑罰種類或其附加刑度，量刑結果皆必須與罪責輕重成比例，對於醫療 過失之處罰亦有適用，實務上強調個案裁判之妥當性，在科刑輕重時依刑法 第 57 條規定，斟酌醫事人員及其行為等一切情狀為整體之評價，並普遍以 受判決人之品行、教育程度、過失情節、所生危害、是否已與被害人達成 和解，以及犯罪後態度等作為衡量標準，藉以實現刑罰目的及避免量刑失 衡44。
相對於此，同一案件涉及損害賠償之部分，本文也沿襲固有的分析架 構，試圖以分層方式進行觀察，在為數 45 名受有罪判決之刑事被告中，刑期 未滿六月者之賠償金額中位數為 2,297,355 元，六月以上而未滿一年者為 200,000 元，一年以上者則為 499,000 元，就此而言，刑度輕重似乎也與民事 賠償數額多寡並無關連。同樣的，進一步與病患損害規模交叉分析，各類刑 期下所呈現賠償金額之分布情形，依上述調查結果可知，不論所對應之量刑 結果為何，相對於輕傷者而言，通常以病患重傷或死亡者可取得較高數額的 金錢賠償。理由是，醫療事故賠償範圍之量定，實務向來採認差額說之觀 點，以被害人總財產上之差額算定損害，其範圍包括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
判斷上應視系爭醫療行為對原本即處於疾病狀態之患者，究竟增加多少傷害 或者死亡的危險而定45。在醫療糾紛事件中，通常輕傷者所遭遇之身體受損 程度，相較於重傷或死亡者誠屬輕微，在此情形下，醫療疏失所加諸患者的 損害其實相當有限，也就是說，此際僅須藉由醫方負擔少額金錢賠償，即足
44 吳俊穎、楊增暐、賴惠蓁、陳榮基，「醫療過失犯之刑法正義及刑罰」，台灣醫 學，第 15 卷第 6 期，頁 634-637（2011）。
45 吳俊穎、楊增暐、賴惠蓁、陳榮基，「醫療事故損害賠償之規範目的及法律原 則」，台灣醫學，第 15 卷第 1 期，頁 83-85（2011）。
使病患回復至遭受醫療傷害前原有之健康狀態。
歸結而言，民刑事責任概念上分屬不同的規範功能，二者各有其獨自的 構成要件與法律效果，個別體現不同的理論基礎，也因而形成二種截然不同 的歸責體系。在此前提認識下，倘若慮及現行法制之規範架構，民事責任旨 在填補被害人所受之損害，直接保障被害人之權益；刑事責任則准予對犯罪 行為科處刑罰，以滿足社會保護之需要，二者間之規範目的迥不相同46。則 如醫療事故之被害人為求醫方和解讓步，多數傾向「以刑逼民」之施壓手 段，依上所述，病方並無法盡如預期享有勝訴判決抑或超額賠償，相反地，
毋寧自陷於冗長的訴訟程序，事實上不僅與民刑分立原則背道而馳，就醫病 雙方當事人言，更使兩造爭執之補償問題治絲益棼，無異只是徒增訟累而 已。
4. 結語
經由實證研究的分析考察，輔以法界的學說理論，最終就醫療訴訟上運 用「以刑逼民」策略之實質影響，列舉初步發現如下：首先，就病方之求償 效果而言，在醫療賠償訴訟上，本研究發現民事訴訟的勝訴率與是否採刑事 訴訟無關，但本研究中的刑事訴追與否係以民事判決內文進行判斷，倘若以 法務部統計之醫療糾紛起訴率一成作為計算基礎，病方採取刑事訴追的手 段，其民事訴訟的實質勝訴率僅有 11.5%，遠低於民事訴訟的總體病方勝訴 率 19%。由實證研究結果發現，病方採取以刑逼民之手段，其結果不僅無法 增加勝訴率，嚴格說來甚至有礙自身進行民事求償，不可不慎。
再者，從歸責模式之角度觀察，相較於病患因醫療事故而受輕傷的情 形，提起損害賠償訴訟之原告病方，毋寧以重傷或死亡者易於傾向以民刑雙 訴之多元模式求償。相對於此，司法實務之整體操作過程，隱約可見刑事訴 追上對於醫療疏失可歸責性的判斷，某程度上採以病患之損傷規模作為考量
46 王澤鑑，「損害賠償法之目的：損害填補、損害預防、懲罰制裁」，月旦法學雜 誌，第 123 期，頁 215-219（2005）。
因素。但無可諱言，過失責任之成立，應以行為人之懈怠或疏虞與結果之發 生間，有無相當因果關係為準據，與此相應者是，醫療訴訟上要著重調查被 告在醫療方式之選擇或其執行過程上，有無應注意而未予注意之「醫療疏 失」致原告受有損害，以及該醫療疏失與原告所受之損害間有無「因果關 係」。
更為重要的，如將賠償範圍與刑罰效果兩者合併觀察，則欣見審判實務 回歸醫療事故歸責體系之規範功能，尤以對於賠償範圍之量定，在損害填補 原則要求下，通說向來採認差額說之見解，以被害人總財產上之差額算定損 害，其範圍包括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如何進一步衡酌個案情形具體判斷，
端視系爭醫療行為對原本即處於疾病狀態之患者，究竟增加多少傷害或者死 亡的危險而定。在此操作下，不論所對應之量刑結果為何，相對於輕傷者而 言，通常以病患重傷或死亡者可取得較高數額的金錢賠償。依本文所見，病 方如執意選擇「以刑逼民」之求償手段，除無法盡如預期邀享勝訴判決或超 額賠償以外，更形同作繭自縛於冗長程序，毋寧徒增訟累、浪費司法資源而 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