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研究成果
A. 國內外有關本計畫之研究情況與重要參考文獻之評述
A. 國內外有關本計畫之研究情況與重要參考文獻之評述
筆者本書聚焦討論戰後中期(1957-1972年)台灣社會在趨於穩固化的黨國體制 影響之下，有關「私領域近代性」(特別是「隱私意識」與「自我意識」課題)的 主題研究。
關於本書之先行研究情況，在此僅簡述。首先簡述西方社會科學學界關於公 與私之間的區分及其在西方歷史脈絡中的變遷，根據Bailey的觀點，「20世紀西 方對私領域的關注持續增加，而處於所謂 “Late Modernity” 的當代則是此一對 私領域的關注的最高點」，這是因為「三個當代公共領域的主要據點都呈現衰退 的現象；相對的，三個『內轉」(inward turns)』的出現意謂著私領域在當代的興 起，這三個『內轉』的發展包括佛洛依德心理分析的引介所導致對政社事務的關 心轉移到自我與精神生活，轉向漸增的自戀與個人依賴感 (此與漸增的福利國家 甚有關聯)的發展，以及因日常生活脫離自生產領域而導致明顯轉向家庭、友情
以及私密的/內部的/個人的認同事務。13」
由於本書聚焦討論戰後中期(1957-1972 年)台灣社會在趨於穩固化的黨國體制 影響之下，有關「私領域近代性」(特別是「隱私意識」與「自我意識」課題)的 主題研究，由於台灣社會此一歷史階段涉及日本與國民政府的兩個政權與社會的 統治與遺緒，筆者以下的研究史回顧有須要討論私領域課題在近代日本與近代中 國兩個歷史脈絡的發展。
首先，「公共哲學京都論壇」學者金昌泰論及近現代日本社會對「私」的概念 的理解與實踐可分為前期與後期，從明治維新到太平洋戰爭結束為前期，整個社 會崇尚「滅私奉公」的理想；而二次大戰之後的日本社會則崇尚「滅公奉私」傾 向的特殊狀態，「私」作為一個社會思想的概念在極端肯定與極端否定之間擺盪，
找不到應有的位置，也給社會帶來一定的混亂；前後兩期的「私」的概念皆片面 地向極端傾斜的現象，使日本知識人失去依靠自己力量咀嚼消化西方文化的能 力。14 日本學者水林彪在〈日本的「公私」觀念の原型と展開〉一文中，談及 近代國家體制下的公與私時指出，日本自從 8 世紀起直到近世幕藩體制結束為止 所獨特存在以「公﹦私」的重層構造存在的國家體制傳統，與近代的國家體制有 所差別；近代國家體制下的國家公權力包括官僚體系與議會，而近代國家體制下 的社會則由公共社會與私人所組成。15 筆者認為，金昌泰與水林彪兩位學者對 於 20 世紀上半期的日本近代時期 (特別是從 1920 年代到 1940 年代前期)關於公 私領域概念的解釋仍顯得不夠精細，我們仍無法瞭解 1920 年代/1930 年代/1940 年代各自期間在公私領域概念的區別，特別是這涉及日本從大正民主到軍國主義 與戰爭動員的巨大歷史變革。因此，筆者想追問：在台灣的脈絡中，日本統治下 台灣社會在二次大戰時期所經歷的戰爭動員經驗，對於承自戰爭爆發之前的近代 心智，造成何種影響與重構？重構之後此一私領域的樣態為何？其次，二二八事 件前後的戰後初期，乃至 1950 年代、1960 年代歷史情境下，台灣社會在私領域 的近代性的呈現上，特別是構成近代性在私領域呈現的兩個核心主題 –「隱私 觀念」與「自我」--，又產生了何種變遷？
再者，關於近代中國私領域觀念發展的討論，在 Bonnie S. McDougall及 Anders Hansson所編的 Chinese Concepts of Privacy(2002)一書中，McDougall指出，
在西方關於隱私課題的研究已累積甚多成果，從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到歷史 學與政治學都有相關研究，但對於傳統與近代中國的隱私課題研究，迄今仍顯少 吸引細緻與理論化的研究關注。16 稍後，王汎森與黃克武針對此一課題進行討
13 Bailey, Joe. “From public to priv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private’”, pp.6-7.
14 金泰昌，〈以「活私開公」的公共哲學構築「世界-國家-地域」之共働型社會結構〉，收入 黃俊傑, 江宜樺編，《公私領域新探 : 東亞與西方觀點之比較》，頁 5-6。
15 水林彪，〈日本的「公私」觀念の原型と展開〉， 《公共哲學》，no.3 〈日本中的 公與私〉，頁 16-18。
16 Bonnie S. McDougall (Editor), Anders Hansson, Chinese Concepts of
Privacy, Brill Academic Pub (September 1, 2002), pp.3-4.
論，兩位學者的相關文章的問題意識同時指向 1949 年以後中國的「思想改造」
及「批評與自我批評」運動中所顯露「反隱私」的想法與作法所造成「近代中國 倫理觀念與人際關係的一大變革」的問題點之上；王汎森在〈近代中國私領域的 政治化〉一文中追問中共此一「將私人領域政治化」的作法除了受到蘇聯「自我 轉化」意識型態影響之外，是否也存有源自中國傳統的根源？他指出，在近世中 國出現三種類似中共所提倡透過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式將個人私領域全部透明 化，並透過他人的幫助以進行道德轉化或「治病救人」的傳統形式，它們包括「鄉 約」中的張善糾過，書院等場所中檢閱私人日記以行道德轉化的現象，以及明代 理學家所發展出的省過團體；此一透過反隱私以近行道德轉化的明清傳統在五四 之後與蘇聯傳入的「自我轉化」相涵化，在中共黨員之間開始有批評與自我批評 的現象；然而，從延安時期 （特別是 1949 以後），前述那個以公開私人領域求 得道德轉化的傳統產生重大轉折，也就是私人領域政治化現象開始出現，其結果 造成「人被重新定義」，舊有的主體徹底被否定，而中國傳統士人尋求道德轉化 的渴求也完全變質了。17 至於，黃克武在〈近代中國私領域觀念的崛起與限制〉
一文中指出，嚴復在中西交會之際因本身思想與語彙的限制，未能將以密爾為代 表的西方個人主義及其對私領域與隱私權的保障引介到中國，對照於 1949 年標 榜公有財產與大公無私的中國共產革命的成功，他質疑這是否意味著嚴復乃至近 代中國自由主義者的失敗呢？黃克武在另一文〈從追求正道到認同國族：明末至 清末中國公私觀念的重整〉中，更為貼近中國近代私領域觀念本身進行討論，他 指出，中國知識人在明末到清末期間開始肯定個人之「私」的意義，認為「合私 可以為公」，但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反對個人的自私自利及專制君主以天下為私產 的作法；在清末西方觀念影響下，在一些作品中將「私」轉為國民所具的自由與 權力，而公除了社會正義意涵外，也具有現代國民對國家認同之意涵，但因私的 正當性來自「合私可以為公」的邏輯因未具獨立性而異於西方個人主義之自我概 念；18
以上學者關於明清時期「私」概念的討論有助於筆者思考清代台灣社會的相關 議題，以及其在日治以後的發展；但1950年代初期由來自中國的國民政府所進行 的改造並建構而成「疑似列寧式」的黨國體制，開始在台灣社會中產生明顯影響，
究竟在由黨國體制所營造的白色恐怖下，台灣社會中的私領域如何呈現？私領域 中的「自我」「隱私」課題應如何被理解？是否當時也產生某種程度的「私領域 的政治化」等問題呢？這些問題似乎在王汎森與黃克武的討論中並未受到處理 的。
Hellbeck 是研究史達林時期蘇聯公民如何構想他們自我以及自我在社會中的
17王汎森，〈近代中國私領域的政治化〉，收入《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頁161-162，175-180。
18黃克武，〈引言〉，收入黃克武與張哲嘉編《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的 重建》，頁iii-iv。
角色的學者，他透過像日記與自傳等新史料的挖掘與援用，指出這些蘇聯的日記 作者所建構的自我並非是「自由的個人主義（liberal individualism）」，而是將他們 自身與社會整體（特別是革命的歷史過程）相連結的「社會主義主體性」，在此 一自我轉化的建構過程中，公私領域的區分被排除；他同時指出，史達林時期蘇 聯公民「書寫或談論自我」這件事變成相當政治化的活動，日記或自傳也因此具 有相當的政治意涵。19 Hellbeck 的研究激發我們對於處於所謂「疑似列寧式」的 黨國體制下的台灣社會及其公民關於「自我」與「隱私」等在概念上與實踐上，
是否與史達林時期蘇聯公民之間具有比較研究上的意義，以及兩者之間在差異性 的意涵。再者，除了蘇聯的脈絡外，如王汎森與黃克武所指出中國明清以來「反 隱私」傳統在五四以後與蘇聯「自我轉化」傳統合流之後，逐漸轉趨「私領域的 政治化」的發展（在延安時期以後），此一合流之後在中國社會的發展，是否隨 著國民政府遷台與「疑似列寧式」的黨國體制的改造，而某種程度影響到1950 年代初期以來的台灣社會？筆者本書也擬針對此一議題加以討論分析。
再者，本書聚焦討論戰後中期(1957-1972年)，大約落於1960年代左右的台灣社 會，學界目前關於1960年代台灣社會的相關課題，其先行研究分別介紹如下：陳 芳明從台灣文學史研究角度切入，呈現出1960年代台灣社會心態的基本圖像，他 指出，進入1960年代的台灣文學逐漸出現斷裂的傾向，其原因一方面是國府對台 灣社會進行更為嚴厲控制，導致雷震《自由中國》雜誌之自由主義思想在台灣的 延續受到重挫，因此作家的文學作品體現「苦悶、焦慮、孤獨之情」；另方面是 因全球冷戰對峙下美國加強對台灣的政治、經濟、軍事的支援，形塑一面倒的親 美文化，在西方現代主義影響下，台灣現代主義作品所表現的「流亡、放逐與幻 滅」，或尋找思想與精神出路的努力，都可視為對反共政策與戒嚴體制的抗拒。20 方思婷同樣以文學文本出發，以台北為研究場域，討論1960年代台北都市文化與
再者，本書聚焦討論戰後中期(1957-1972年)，大約落於1960年代左右的台灣社 會，學界目前關於1960年代台灣社會的相關課題，其先行研究分別介紹如下：陳 芳明從台灣文學史研究角度切入，呈現出1960年代台灣社會心態的基本圖像，他 指出，進入1960年代的台灣文學逐漸出現斷裂的傾向，其原因一方面是國府對台 灣社會進行更為嚴厲控制，導致雷震《自由中國》雜誌之自由主義思想在台灣的 延續受到重挫，因此作家的文學作品體現「苦悶、焦慮、孤獨之情」；另方面是 因全球冷戰對峙下美國加強對台灣的政治、經濟、軍事的支援，形塑一面倒的親 美文化，在西方現代主義影響下，台灣現代主義作品所表現的「流亡、放逐與幻 滅」，或尋找思想與精神出路的努力，都可視為對反共政策與戒嚴體制的抗拒。20 方思婷同樣以文學文本出發，以台北為研究場域，討論1960年代台北都市文化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