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族主義／日本國族主義研究

有關沖繩的討論時常參照單一民族神話、日本人論等討論日本國族主義的重 要支柱，因此本小節試圖先交代有關國族主義的討論，並將焦點放在原生論與建 構論的爭辯上，以及在此脈絡下國族主義應用於日本事例時的討論。

若說之前關乎國族與文明化研究所存在的問題是「什麼是國族？」（Renan

5圖片來源：http://www.pref.okinawa.jp/zone/about_okinawa/index.html。沖縄県企業立地推進課。

2010 年 1 月 14 日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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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那麼現在的問題就是「何時開始有國族？」（Corner 1990）。對於國族的 透察，不是去假設國族集合體是古老或自然的，而是聚焦於國族的創造與歸化（自 然化）和其集體印象（collective impression）的歷史過程。⁶這個研究取向大多質 問國族自身製造歷史、於過去早已存有形塑成今日的本質精髓（建造國族的連續 性）的說法；並且同時論爭當代國族於當下的進步完美化了過往。歷史性的研究，

不只描述真實的歷史事件，亦藉由揭露與檢視當代國家的需求如何形塑本質化的 過去與有關進步的敘事，對國族具有連續性這一說法加以反擊（Gerow 2005:

401）。

此處必須先釐清有關國族主義，歷史論／原生論（historicism/primordialism）

與現代論／建構論（modernism/constructivism）的爭辯，主要聚焦在 Anthony Smith、

Ernest Gellner、Benedict Anderson 和 Eric Hobsbawm 等人的論點上。

Anthony Smith 定義國族為「共有具歷史性的領土、共同的神話與歷史記憶、

大眾公共文化、（領土內）共同經濟、所有成員相同的法的權利與義務，並具有 姓名的人的集合體」（1991:43），他指出共有文化與歷史的族群性社群（ethnic），

是作為現代國族的歷史基礎，也是現代國族的原型，強調國族的歷史深度。而與 Anthony Smith 理論採對立角度的 Ernest Gellner，則認為國族主義與工業化過程 密不可分，即具有「同質性、識字能力與匿名性」基本特點（1983:138）的國族 主義，須用工業化來解釋，因為工業化產生同質性的流動性人口的過程，而這些 人口與血緣等社會基本單位切斷關聯，需要透過由國家營運的標準化教育進行語 言、文化的新的社會統合（ibid.:17-38），也就是說國族是現代社會的特殊產物。

Smith 與 Gellner 兩者可說是在關於國族主義作為國族現象的一種形態出現此一 層面上，產生對立的「歷史論」與「現代論」的代表。

提出「想像的共同體」的 Benedict Anderson，其關於國族主義起源的理論也

6類似的看法如 Stephen Vlastos 所說：「確認是被創造的只是第一步，再來必須要找出為何、藉由 何人、在何種狀況下，以及何種社會或政治影響力被施行，思維被形塑、制度化與傳播成為『傳 統』」（199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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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結合現代社會的特質進行闡述的。他對國族作出如下的定義「它是一種想像的 政治共同體──並且，它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

（1999:10），所謂共同體，本來是以面對面的個人間的接觸為基礎的、生活方式 高度共有的集合體。透過印刷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得實際相隔千里、完全沒有直 接社會聯繫的匿名個人之間產生了想像上的共同體的歸屬感，這些閱讀文字的人 們就形成了被想像為國族的共同體的萌芽。透過「想像上的」（實際上不認識彼 此）「共同體」（近距離接觸）這一矛盾的語詞組合，可以看出 Anderson 行文中 現代主義的本質。

同樣採取現代主義觀點的 Eric Hobsbawm 提出關於「被發明的傳統」（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的觀點（1983），「自古以來」的「傳統」實際上大多是在 最近出於某種目的「發明出來的」，所謂被發明的傳統意味著對應社會經歷的某 種變化，在新的狀況下自新的目的而使用既存的傳統。因此 Hobsbawm 認為在經 歷工業化、革命等劇烈社會變化的現代，這種傳統被大量生產出來，並在過程中 形成了國民文化。

面對歷史論與現代論的論爭，吉野耕作提出了或可將「被發明的傳統」理解 為歷史論與現代論之間的銜接點的看法，「『傳統的創造』這一觀點就可成為時間 上（歷史主義往往重視民族集團內共有的歷史起源的信仰或共同體生活史帶來的 時間上的安定感）與空間上（圍繞在關於我群與他者的主觀上或手段上的對立、

畫界過程）的契接點」（2005[1997]:40），並提出不論是重視時間層面的理論或是 強調空間層面的理論，在理解國族主義不同階段、狀況方面各自提供了有效的視 角。

順著這一爭辯過程，筆者以下針對日本的事例加以闡述。

若依循 Anthony Smith（1986: 13）所論述的「現代國族主義的課題與形態在 現代之前的時代已在何種程度上成形、與現代以前的族群（ethnic）紐帶、感情 之間可以發現何種程度上的關係？」來觀看日本歷史是有意思的。例如，江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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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日本列島上一部分的居民就抱有「我們」與中國、朝鮮半島的人們是不同的這 種感覺，且日本的狀況符合 Smith 所說的族群國家（ethnic state）是在現代以前 透過階段性的中央集權化而形成、發展成為國族國家（nation state）的。可以說 在現代以前的日本已經有了基於模糊文化獨特感之上的族群自我認同意識，但限 定於某些階層、地域。

而作為日本人的自我認同意識在居住在日本列島上的大部分人之間傳佈開 來是在明治時代中期，可稱為現代民族主義這樣的聚合意識出現推測是形成於 1895 年前後（中日甲午戰爭時期）（吉野耕作 2005[1997]）。日本作為「民族國 家」為國際社會所認可是在明治時期，那麼上一段所說的起於明治時期之前的、

限定版本的族群自我認同意識，此段歷史該如何在國族主義的發展中被解讀？換 句話來提問，「日本國族主義是老早就有？還是創造出來的？」。

筆者面對「日本國族主義究竟是原生或是建構」此一問題時，所持的觀點傾 向同意在“The nation: real or imagined? THE WARWICK DEBATES ON

NATIONALISM” （Gellner and Smith 1996）一文中，Gellner 提出的論點。他將 現代以前的族群（ethnic）／文化國族社群（cultural national community）比喻為

「肚臍」，「當肚臍透過其原本的形成過程而形成後，再也沒有其他功能了。你可 以沒有肚臍而活著，不會產生任何問題」（Gellner 1996: 367），有些國族國家具 備「肚臍」、有些則無，因此「淵遠流長」並非國族形成的先決要件，而是故事 中錦上添花的部分。「國族主義有時會利用先前已存在的文化，將其轉化成國族，

有時又創造出它們，往往同時還把先前存在的文化給消滅掉」（Gellner 1983:

48-49）。總之，國族的起源有些確實是真的「淵遠流長」，但也有不少國族的起 源是創造、製作出來的，甚至有些國族在建立的過程中根本不訴諸「國族的根 源」。

同理在日本，在明治時期國族國家形成前的族群群體或族群意識，有助於日 本的國族建構，是可以在現代化進程中，透過國家菁英拼湊、刪添、挪用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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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的一部分，先於明治時代所存在的族群紐帶、歷史、意識與文化並非必要的 國族形成條件，較像是國族建構的省力裝置。

明治時代初期 30 年間政治、行政、教育制度的中央集權化與工業化的進展，

以及報紙等大眾傳播手段的發展，也就是在村共同體崩潰與都市化的過程中，國 家與媒體使得與村落脫離、流動的人口以新的形式進行社會統合，並創造、傳播 了國民文化，也由於活字印刷資本主義（以及標準化教育、全國性報紙、廣播的 普及）產生的想像的共同體，使得在日本列島上存在的多樣集團與地域的人們彼 此互相理解，讓「我們日本人是共有獨特的文化氣質的共同體」此一想像得以成 形。

用 Anderson（1999[1991]）的說法，一旦掌握權力，這些被我們今天記憶為 明治藩閥的反叛者們就發現傑出的軍事能力並不會自動保證政治的正當性，此時

「官方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被採用做為鞏固藩閥政府的手段之一。例如 1872 年天皇詔敕下令促進所有成年男性識字能力。1873 年，日本引進了徵兵制。日 本的徵兵制陸軍在 1894-1895 年間之際對中國之戰，以及 1905 年海軍對帝俄之 戰的成功，再加上台灣（1895）與朝鮮（1910）之兼併，加以這些事全都被有意 識地透過學校與出版品加以宣傳，日本人逐漸開始將這個藩閥政權想像成自己所 屬的那個民族的真正代表。

此外，如 Hobsbawm 所論述的，以國家統治者為首的菁英們運用文化或傳統，

日本十九世紀近代化的第一步，即是「王政復古」（天皇恢復親政）（林明德 1995）

──日本的「天皇制」，正是透過在其之前的家制度和祖先信仰的巧妙組合在明治 時期所產生的「被發明的傳統」。依照 Vlastos 的說法：

傳統並非「真的」是從過往持久實行至今的加總。傳統比較像是現代的比喻，

社會所希望有的（或社會所不欲的）制度或思想，一代代傳承下去的一種慣 例的呈現……許多的傳統被菁英創造，其中一些被有意識地使用作為控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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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在政治範疇中尤其明顯，於日本民族國家崛起的十九世紀後期，創造出 大量的國族象徵與儀式，例如國歌、國旗與節日，以及公共衛生和武力等國 家制度。「國族」根本是現代最大的「被發明的傳統」（Vlastos 1998: 3-8）。

在明治時期之後，隨著日本帝國的擴張，從語言學到民族學，從哲學到文學 批判，促進了對一個永恆的、同質的日本的想像，「日本人的自我意識與國民性 逐漸統一，國民性又在歷史脈絡中被建構出來」（南博 2007[1994]:336），而這又 勾連著「日本人論」的發展。

日本人論

在知識界與一般大眾之間言及的「日本人論」是做為現代日本國族主義的重 要支柱之一。廣義而言，日本人論是指關於日本人的文化、社會、國民性特徵的 一般論述，從明治時期到現代，廣義的日本人論以不同形式周期性地出現，狹義

在知識界與一般大眾之間言及的「日本人論」是做為現代日本國族主義的重 要支柱之一。廣義而言，日本人論是指關於日本人的文化、社會、國民性特徵的 一般論述，從明治時期到現代，廣義的日本人論以不同形式周期性地出現，狹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