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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如何定位日本國族主義
筆者在本章定位日本國族主義的特殊性，為沖繩社會運動的起源與發展，描 繪出一套前置的系譜脈絡。
討論將包括日本國族主義何以特殊，日本如何發展出獨特民族國家的過程，
並著重日本民族國家形成、國族建構所伴隨的邏輯與策略，而其中實踐的方法包 括吸納差異和改變邊境等等。
筆者透過檢示歷史上交互影響、定義上不斷轉變的「日本」與「沖繩」，更 容易去理解民族國家的本質，釐清沖繩如何被放置在日本的版圖上。在近代民族 國家發展的脈絡下，日本人如何去想像沖繩的「位置」。
第一節 日本國族主義的特殊性
日本國族主義的興起在 Anderson 的討論框架被歸為第三波的「官方民族主 義」（official nationalism）(1999[1991]: 95-115)，緒論一章已略有提及，整理如下：
其一，有賴於族群文化上相對較高的同質性，例如半漢字化的表記系統；其二，
天皇家的古老性，以及其富於象徵意義的日本屬性（Japnessness），使得天皇（制）
極易為官方民族主義所用；其三，日本長期孤立，西方入侵是如此的突如其來。
以至於菁英們必須率眾以新的民族架構來進行國防計劃 (Anderson 1999[1991]:
104-107)。
自第三點延伸，日本國族主義的特殊之處，便需從日本殖民發展的歷史講起，
與其說國族主義與殖民帝國發展二者交織糾葛，不如說日本帝國等於是一個擴張 中的民族國家，是一國有化（國族化）的殖民主義，以整合邊陲地區為目標。此 外，日本殖民主義的特殊性，除了不同於西方帝國殖民主義的形式，並在抗拒西 方帝國殖民主義的過程中，模擬、回應了西方（官方民族主義的威力）。
研究日本殖民主義的權威先驅 Mark Peattie，率先有系統地論述日本為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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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非西方的帝國，可謂「異常」（The Japanese colonial empire as an anomaly）
（Peattie 1984: 6）。歷史與地理的因素造就日本的獨特之處，舉例來說，區域相 近的被殖民地們與殖民者日本之間具有文化相似性，從而日本有了與其他殖民權 力不同的文化同化概念；且由於歷史淵源，要佔領這些並非叢林、沙漠，而是有 其他民族、國家控制之地，必須透過軍隊攻佔與攻佔後以警察制度樹立規則；而 區域間的組合序列也使得日本帝國擁有諸如運輸成本低、交流快速等獨特的經濟 利益；此外，不同於西方殖民以「傳教」為驅力，日本以「發展、進步」亞洲他 國為動力，而此動力乃防止西方浪潮入侵，為自保而施行的殖民主義。可以說日 本帝國的發展，環境「情勢」甚於冒險、刺激的「動機」（ibid.: 6-9）。
因此，日本在處理殖民關係上有兩大對立的取徑：其一，靈感來自於擁有海 外熱帶帝國的歐洲，認為日本與其屬地是獨特且各自分離的整體，擁有獨特且分 離的命運，殖民政府應該「教化」被殖民者，步行在平行而非相同的道路上（反 同化主義的論述）。其二，屬於大陸型──東方的亞洲框架，起因於日本與被日本 殖民者之間族群和文化上的相似性，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間的相似性，使得日本難 以歸屬歐洲殖民系統之中（同化主義的論述）（ibid.: 14）。這兩種截然相反的殖 民論述，同時併存於日本殖民帝國。Peattie 進一步援引 Hannah Arendt（1966:
223-224）的分類，指出前者為「海外帝國主義」（overseas）14，後者為「大陸帝 國主義」（continental）15，日本介於兩者之間且近似後者。他認為介於兩種類別
（／論述）之間的日本殖民帝國最具悲劇性，其族群假設兼具兩種類型的缺點與 矛盾，日本從而無法發展出一套牢固的帝國內族群關係論點，也無法進一步形塑 一致的殖民政策。
日本殖民帝國的特色可見一斑。
然而 Peattie 的說法仍有其缺失。例如，吳叡人對前述 Peattie 說法有兩大批
14海外帝國主義：被殖民國與殖民母國隔絕，但至少被殖民國有自主與獨立的潛在可能。
15大陸帝國主義：堅持帝國中的單一民族與單一利益，被殖民國與殖民母國緊緊相連，好處是被 殖民國有機會和母國享有一樣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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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Wu 2004: 21-27）。首先，他認為 Peattie 將日本當作「異常」，不敕為一種將 歐洲海外殖民帝國─統治不同種族的海外地區─當作衡量標準的（歐洲中心式的）
作法。然而，束縛擴張可能性的地緣政治、母國與殖民地之間地理與族群上的相 似、封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豈不再再顯示出日本與歐洲帝國間有根本的差異，
分屬不同類別，依 Hendrik Spruyt（2001）的分類，日本是「正規的」（formal）
「毗鄰型帝國」（contiguous empire）16，如果借用 Benedict Anderson 的概念，這 也是帝國向民族國家轉化時採用的「官方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sm）
（1999[1991]: 95-115）。
進一步延伸，許多的論文都會將帝國主義（政策）（imperialism）與帝國（政 體）（empire）結合，殊不知帝國主義可能導致帝國政體，也可能導致國家的茁 壯。更甚者，帝國政體可以不是穩定均質的，可能在帝國中的不同區域間同時存 在有帝國的（imperial）與非帝國的結構，帝國（imperial）的結構也可能被包含 入國家的結構之中。毗鄰型帝國因為地理相近且文化相似，同化的可能性較高，
因此毗鄰型帝國比起海外帝國，有更多實際的機會，也因此有更強的動機，合併 其邊陲與殖民地。換句話說，毗鄰型帝國可能是在形成中的多民族國家，或者是 在擴張中的民族國家。帝國的形成，可以被視同為國家擴張或民族形成。因此吳 叡人（Wu 2004: 22-23）重申包括 Peattie 在內，將日本民族國家形成與日本帝國 二分是錯誤的認知，莫因為過度去界定母國與殖民地之間的界線，忽略了其整合 的意圖。
第二個問題出自於實證層面，Peattie 認為日本無法解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 間同文同種的矛盾、無法正當化帝國的行為，進而無法形成一致的殖民框架。吳 叡人認為同化與反同化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原本就是政策形成上常有的過程，矛盾 與衝突不必然代表著統治立場無法成形。歷史事實指出，在戰前日本就已形成同 化的主流公眾論述，在 1919 年後，就成為政府的主要政策了（Wu 2004: 25）。
16毗鄰型帝國：亦稱領土連續的帝國，它不是向遠隔重洋的海外異域擴張，而是向住民之族群、
文化相近的鄰接地域擴張而形成的帝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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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日本吸納／排除他者的時空邏輯
Samuel Johnson 定義國家為「將人群從其他人群中區分出來」（轉引自 Morris-Suzuki 1998: 3）。國族邊界的畫分，涉及對於時間概念與空間概念的想像、
思維。
人類學著述中，關乎時空觀念與現實政治、學科發展的討論，首推 Johannes Fabian，他在 1983 年的著作 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中提及歐洲受到啟蒙主義和演化論影響而導致時間觀念的轉變。
啟蒙主義與演化論對殖民主義在實踐（對他者的）疏遠與分離之上，給予了 思考的基礎。原本在中古世紀時期，歐洲的時空觀是以宗教的神聖性為特點的神 聖時間（救贖時間），以吸納與包含為特點。對於世界的區分主要分成三圈：在 世界中心的是羅馬和耶路撒冷、第二層是基督教世界、最外層是等代救贖的異教 徒世界。在啟蒙時代、時間的自然化之後，時空觀變成為排外與擴張的概念，他 者被建造一個座標系統（以西方中心為座標中心發散）內，所有不同的社會被安 置在與「現在」有著相對距離的某個位置上（Fabian 1983: 26-27）。19 世紀時已 形成兩個主要的概念：其一，時間是內在於世界、與世界共同擴張；其二，世界 各地之間的關係，可以理解為時間的關係。空間的散置直接反應了時間的序列
（ibid.: 11-12）。Fabian 並指出在資本主義與資本帝國崛起之歷史，所謂的西方需 要佔領空間。他們用時間去承載單向的歷史框架：進步、發展、現代性（與他們 的負面鏡像：停滯、低度發展、傳統）。簡言之，地理政治（geopolitics）的思維 基礎建是時間政治（chronopolitics）（ibid.: 144）。
日本的國族主義也受到歐洲時空觀的影響，但不僅於此，還要往前追溯。
日本作為現代國族，目前存在、也就是當代邊界的形成，一是日本國家的重 新形塑，二是與中央間存在薄弱聯繫、包括阿依努17（Ainu）這一邊疆群集與琉
17アイヌ的漢字譯名，參考自 2007 年，黃智慧、佐藤幸雄、二宮一朗、常本照樹的〈「Aynu＝ア イヌ」的漢字譯名是「愛努」還是「阿伊努」？──「Aynu 民族」漢字譯名的原則性問題〉。原 教界 18: 14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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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群島的區域社群，上述兩者間的關係有關。大體而言，到了十九世紀早期，日 本國家已納入那些以地理詞彙稱之為「外來」（foreign）、「異國」（exotic）的邊 疆地區。但是到了十九世紀，從歐美輸入的關於歷史進步的史觀，讓官員與學者 得以運用時間而非空間的語言，去重新詮釋外圍社會那些陌生的特質：將外圍社 會當作「落後」（backwardness）的表徵，甚於「外來」（foreignness）的。有關 差異概念的重組，伴隨著將日本視為單一有著明確邊界的現代國家、日本人是單 一民族群體的想像形成過程（Morris-Suzuki 1998: 10）。
根據 Morris-Suzuki（1998）的說法，導致阿依努與琉球被重新定義為「日本 人」有兩股主要的驅力：一、日華關係改變所產生的驅力；二、十八世紀晚期開 始的遭遇歐洲強權的驅力。雖與中、歐之間的關係在許多方面是交織纏繞的，但 這兩股驅力的邏輯常常是拉往不同的方向。
2.2.1 華夷秩序與差序邏輯
在十八世紀晚期之前，日本對外的視野，多半是來自中國的甚於來自西方的
（ibid.: 14）。世界是由熟悉的中心向外無窮地延伸、離同心圓的中心越外圍越陌 生奇怪的組成。這一同心圓式的世界觀如同中國的華夷模型，中心是文明定居的
「華」，距離越遠「夷」越多。
在歷經幾世紀斷續的內戰後，政權集中在德川幕府手中，鼓舞了日本菁英去
在歷經幾世紀斷續的內戰後，政權集中在德川幕府手中，鼓舞了日本菁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