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rath (1970) 曾經這樣定義壓力：人們主觀的感受自己身體、心理的能力無法應 付外在力量，且這樣的不平衡會導致嚴重的後果。而壓力的來源有二：其一是事件的重 要性，其二為結果的不確定性 (Martens, 1987)。在事件的重要性方面，通常重要性愈大 引發的壓力就愈大，一場無關勝敗的比賽或確定晉級的場次，選手通常心情輕鬆動作不 夠紮實積極，然而這樣的比賽精彩程度往往也略遜於關鍵賽，甚至還可能因為漫不經心 造成運動傷害；此外重要性也會因人而異，這場比賽對其他人來說也許可有可無，但某 位選手知道有重要的球探在場邊關注他，而竭盡所能地展現自我，所以壓力不見得會降 低表現，反而能提供刺激使表現更好，就像上課時老師說「這題會考！」，雖然考試本 身使學習產生壓力，但這樣的壓力卻能使學生聚焦且專注。梁嘉音與卓俊伶 (2009) 利 用錄影帶回顧的方式分析職業籃球冠亞軍決賽在三種比分差距下 (0-4、5-9、10+) 罰球 例行動作行為內容和準確性，結果發現罰球投籃前例行動作行為一致性和準確性並沒有
受到情境壓力的影響，顯示即使高強度的實際比賽場域，壓力並不會改變我們的動作形 態，也未必會使表現下降。然而 Jordet 與 Hartman (2008) 則觀察到足球員在落後比分的 情況下 PK 罰球得分率較低也較易出現逃避行為，但若這球踢進即贏得比賽時，選手往 往可以掌握住，也就是說壓力伴隨的是正向或負向的結果也會影響表現。彭文立與季力 康 (2004) 利用問卷的方式發現跳傘員在經歷高覺醒時 (壓力升高) 會發生反轉理 論——情緒從最大焦慮轉為最大興奮，而興奮往往就是熱情與投入的象徵，壓力在此成 為最後跳下去的一臂之力，換句話說壓力就像是表現的催化劑。在結果的不確定性方面，
因為沒有把握、無法判斷結局，導致心懸在空中而造成壓力：有可能是雙方的實力相當，
所以誰勝誰敗不論觀眾和選手本身都無法預測，Berger 與 Owen (1988) 指出具有競爭 性的活動會增加焦慮並因此產生壓力；也有一部分原因是運動項目的種類，像是射擊、
投籃等不可能達到百分之百的命中率，對於準確度無法自己完全掌控的情況下，往往增 加了不確定性。楊濬恆、徐耀輝與張智惠 (2013) 以增加有氧訓練和扣除實驗津貼的方 式製造籃球員罰球時的壓力，即使這樣的操弄確實提高他們的焦慮程度，卻沒有降低投 籃命中率，可見在高壓力的狀態下，運動表現仍然可以維持穩定。國外學者 Powell 與 Verner (1982) 曾指出對高難度且高壓力的任務進行大量訓練時，可以降低焦慮使表現更 好，林財吉與林耀豐 (2009) 利用情境壓力 (失誤做伏地挺身) 與聲音干擾的方式施以 罰球訓練，雖然實驗組在練習過程表現較差，但訓練期結束後成績反而大幅進步，尤其 是有壓力的組別；所以即使壓力不利於學習，但藉由學習時的情境適應，而使正式上場 時有效降低焦慮而有超乎水準的表現，壓力可說是最佳陪練員。事件的重要性與結果的 不確定性兩者缺一不可，很重要的比賽但確定自己會輸或贏，並不會形成壓力；相對的，
即使無法確定勝負，但若只是友誼賽或練習賽，所造成的壓力也微乎其微。縱觀上述，
若生理心理經過適當的訓練，可以增強成就感與自信心並提高抗壓性，面對壓力時表現
不但能維持穩定甚至超越平時。
壓力的情境並非總是預設，有時也是動態、突然產生的。Bahrke 與 Morgan (1978) 發 現當我們投入在運動時，會因為感到樂趣而從原本的負面情緒分心並暫時停止擔憂，進 而減少焦慮，使原本感到壓力的狀態不知不覺解除，表現自然提升。然而在比賽中一旦 發生失誤，就必須花費時間忘記失誤並處理情緒，這樣的突發狀況會將選手帶入一個自 我創造的壓力情境，而若是個體無法接受自己的失誤，就會阻礙運動本身的樂趣和動機，
當反覆感到挫折和失落，表現就會逐漸下降 (Bunker & Williams, 1986)。有時形成這種 壓力是來自過程中教練的眼神和期待，選手擔心被批評或是渴望被肯定，Nicholas 與 John (2002) 訪談國家女足代表隊選手壓力源，第一為教練在比賽中給予的壓力；黃文 成 (2002) 調查國內田徑好手，也發現同樣來自教練的凝視會造成練習及比賽時莫大壓 力。發生失誤已經使客觀的比賽情勢改變，再看到教練的眼神、表情想著等等要被挨罵，
或是心裡愧疚感到對不起教練的付出而承受莫大的壓力，都會讓選手走不出失誤的陰影，
有時甚至無需親眼看到，僅僅知覺到教練的存在都會變得患得患失而使表現下滑。
壓力影響運動表現有二：其一為增加肌肉緊張度、影響協調。面對壓力時肌肉僵硬、
身體不聽使喚是許多人經驗過的；林宜美、紀慧菁、Peper, 與張娟鳳 (2014) 利用量表 與生理回饋儀驗證壓力狀態時會引發壓力性頭腦空白症候群 (brain empty syndrome under stress, BESS)，呈現較高的焦慮和交感神經反應，使個體無法繼續投入 (engage) 當 下的情境，因而造成心理上認知、情緒與行為反應不佳 (例如：腦中一片茫然、悲觀憂 鬱、對處理訊息感到困難) 及生理上的身心症狀、自主神經反應 (身體僵硬、暫時停止 呼吸) 使表現比實際狀況差。而光是這樣短暫的姿勢改變就足以讓身體內的賀爾蒙產生 變化，當我們被壓力嚇傻時，我們的身體會捲縮，此時支配賀爾蒙——睪固酮會下降，
而壓力賀爾蒙——皮質醇則上升，讓我們用更緊張的態度去面對壓力，相對的，抬頭挺
胸、手臂外展可以提升身體能量及增進正向情緒 (Carney, Cuddy, & Yap, 2010；Peper &
Lin, 2012)；由此可知生理改變心理，心理改變行為，而行為影響結果，即使只是面對壓 力時無意識的身體反應，都有可能產生蝴蝶效應。不過身體的壓力未必總是負面，黃崇 儒、張智傑、許勝凱與洪聰敏 (2008) 採集優秀空氣槍選手唾液檢測其皮質醇濃度，並 輔以量表填寫，發現身體焦慮狀態有利於較佳的成績表現，原因在於高技能選手對身體 焦慮知覺較敏銳，因此在高壓力狀態時能將覺醒解釋為正向情緒，有助於賽前注意力提 升與動作準備；此結果和 Davis 與 Cox (2002) 年對游泳選手所做的研究不謀而合。
除了身體焦慮，尚有認知焦慮會引發壓力影響表現。而即使同一種項目，也會因不 同的焦慮程度而引發不同結果：黃淑貞 (2002) 以量表的方式檢測體操選手，發現身體 性焦慮及認知性焦慮愈低，可預測其運動表現愈好；Oxendine (1970) 則指出壓力能促 進像體操等高激發水準運動的表現，卻不利於需要穩定性的運動項目。Nieuwenhuys, Pijpers, Oudejans, 與 Bakker (2008) 讓攀岩者佩戴眼部追蹤儀進行不同高度的攀岩工作，
結果發現高度較高 (高壓力) 的情況下工作時間增長，而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花了較多的 時間在判斷而非動作。其後 Cañal-Bruland, Pijpers, 與 Oudejans (2010) 也在室內攀岩場 進行不同高度的攀登，除了製造高低焦慮，並進行飛鏢投擲及目標物大小判斷，結果在 高壓力的情況下，不論準度及判斷力皆低於低壓力狀態。俗話說「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在高壓力的情境下，我們的判斷力會變差，即使動作沒有改變，但在瞬息萬變的運動場 上，一個判斷錯誤可能會導致結局的走向背離我們預先的設定。陳由平與季力康 (1997) 檢測籃球員在高認知焦慮與低認知焦慮時表現和生理覺醒程度的關係，發現高認知焦慮 時的最佳表現優於低認知焦慮的最佳表現，而在最差表現上，高認知焦慮卻沒有比低認 知焦慮來的差；也就是說最佳表現的出現時機是發生在高認知焦慮狀態，而最差表現則 沒有差別。此研究結果符合 Hardy 與 Parfitt (1991) 提出的大災難理論模型，這是一個三
向度的非線性模型，分別為運動表現、認知焦慮及生理覺醒程度：該理論認為在低認知 焦慮時，生理覺醒和表現符合倒Ｕ字型，是呈現穩定上升和下降的關係；而在高認知焦 慮時，隨著覺醒的提升而增進表現，但一旦超過某一閾值，表現即下滑的非常劇烈且難 以恢復；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高壓力的情境下，最佳表現水準會比低壓力情境時來得佳，
認知焦慮可以讓我們的表現大好卻未必導致大壞。
壓力影響運動表現其二為改變注意力和專注形式。洪聰敏等 (2003) 運用腦波儀器 比較桌球運動員與非運動員面臨不確定狀況時的注意力表現，結果發現不管是運動員或 非運動員在高度不確定情境時皆投入較多注意力及警覺。而豐東洋、洪聰敏、張育愷 (2001) 利用電擊的方式引發焦慮狀態，也發現參與者的反應時間反而縮短，推論是個體 面對刺激時建立防禦模式而使得注意力及知覺靈敏度皆提高所致。當我們覺醒程度高時，
注意力範圍會開始變窄，使我們能聚焦在眼前並忽略無關緊要的刺激，像是籃球罰球時 將焦點放在籃框上而不是籃板後鼓譟的觀眾，Easterbrook (1959) 就曾提出線索利用理論，
表示在高激發狀態時會縮小注意力以抑制外在環境不相關的訊息，而在低激發狀態時注 意力是寬廣且外在，此時很容易被周遭的事物分心而影響表現。不過注意力並不是愈窄 愈好，Nideffer (1976) 認為注意力由兩種向度組成，分別是寬度及方向：當我們在打雙 打的時候，除了要注意對手出現的空檔，也同時要注意自己隊友的跑位，以免露出破綻
表示在高激發狀態時會縮小注意力以抑制外在環境不相關的訊息，而在低激發狀態時注 意力是寬廣且外在，此時很容易被周遭的事物分心而影響表現。不過注意力並不是愈窄 愈好，Nideffer (1976) 認為注意力由兩種向度組成，分別是寬度及方向：當我們在打雙 打的時候，除了要注意對手出現的空檔，也同時要注意自己隊友的跑位，以免露出破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