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來者與在地人

關於「在地」與「非在地」、「外來」與「本土」這樣的差異，歷 史早告訴我們這是必然的對立；漳、泉械鬥，鬥的不單是祖籍差異還 有先來後到的土地分配，本省與外省意識型態的對立，除了歷史的遺 憾，更深層的也許是幾十年來「中國」文化佔據台灣社會優勢地位的 原罪。所以，外來者進入地方，總會帶給在地人威脅，擔心資源被搶 走，不安自己被矮化；衝突的化解端視外來者如何與在地人協商、溝 通，消弭在地人的疑慮與反抗。

5.4.1

一路走來，C1 在澀水與山楂腳的重建過程中一直是連結內、外 的窗口；對外，他傳達重建區的需求，爭取資源，對內，他分配資源、

動員居民。然而，做為一個地震前才在澀水買房子，偶爾過來住住的 人而言，C1 對於地方居民來說是「外來者」，她對地方認識不深，地 方也不瞭解她。

以傳統為基礎

如果以重建時地方居民組織動員的程度而言，澀水算是一個成功 的社造案例，持續兩年的每個禮拜四，108 場的會議、無償捐地拓寬 馬路，這些在現代社會中聽起來不可思議的事，澀水人到做到了；探 究箇中原因，除了做為起始點動員地方居民的 C1 外，澀水重建委員 會的副主任委員 SW7 以及現在的澀水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SW5 都是 關鍵人物。

澀水有一間「公廳」-- 金天宮，山楂腳的信仰中心為靈山宮，新 城村的頭股地區則有一座養龍宮，三座廟宇祭拜的主神都是媽祖，每 年農曆九月一日那一天會聯合起來舉行「迎媽祖」的活動，進香的隊 伍從養龍宮出發，靈山宮為中繼站，最後到達金天宮完成一天的活 動，迎神隊伍行進到哪一座廟宇時，地方上的人要負責準備點心、食 物；這一年一次的活動是大雁村一年一度的盛事，由廟宇的主任委員 負責籌辦，地震那一年，SW7 正是金天宮的主任委員，問他，每一個 人都可以出來選主任委員嗎？對於這一個問題，他頗為驕傲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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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天宮管理委員會的組織章程裡，明訂四年改選一次主任委員，

但沒有規定主任委員不可以連任，所以做事實在的 SW7 連當了兩屆 的主任委員，第三次是他自己拜託大家不要再選他了。

地震前，澀水沒有社區組織，聚落裡有事也是廟方幫忙處理，SW7 說：「那是廟會，但是村裡大大小小的事也要幫忙做，……那時候還 沒有社區發展協會，廟主委也兼澀水地方，有什麼事……。 」所以，

當了八年金天宮主委也曾經是村長的 SW7，其實算是地方上的大老，

熟悉地方人情，瞭解地方上大小事，地方上的人也相信他；C1 在澀 水尋找志同道合者，一起開展災後重建的腳步時，就是有 SW7 及三 位鄰長的參與才能順利的動員地方居民，C1 回想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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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澀水模式－強力動員地方居民，凝聚共識的原因在於聚落 裡本身厚實、密切的人際往來，以及建立在這「人際往來」上的動員 系統，透過 3 位鄰長、SW7，C1 成功的與澀水人一起重建家園，再 造地方產業。

從頭開始

澀水與山楂腳有很多的不一樣，重建的速度不一樣、動員的方式 不一樣、成果不一樣……，諸多的不一樣歸結到最後有一個共同的原 因，山楂腳不僅沒有「能人」，也沒有「地方頭人」。

澀水有座金天宮，山楂腳也有間靈山宮，兩座廟宇間有一關鍵性 的相異點；金天宮的管理委員會主委得以連選連任，靈山宮的組織章 程則規定「三年一任，不得連任」，三年一到改選主任委員時，由地 方上推薦比較熱心、有時間的人再以擲筊的方式由神明決定下一任的

主委。短短三年的時間，比較起 SW7 的八年，位子還沒做熱，也不 過才剛摸熟地方上的大小事，就又換人了，所以，山楂腳比較沒有那 種累積豐厚地方人脈的大老；即使有熱心的 SH1 夫妻兩人，也因為長 年在外工作，地震前才剛搬回家鄉沒多久，還在找回地方間的熟悉 感、恢復情感而已。C1 在山楂腳，算是一切重頭開始，與地方一起 慢慢建立起屬於山楂腳的人情網絡。

5.4.2 社造員及地方頭人

就像前文提及，傳統公部門資源下放的模式，多從中央政府經省 到縣市政府再到鄉鎮公所最後才是村、里辦公室，精省之後，少了省 政府這一關，仍是由上而下的劃分經費、分配資源，由公部門決定哪 裡需要蓋水溝、挖馬路；921 地震後，立即性重建的需求以及社區總 體營造政策的推行使中央各部會改變資源進入災區的管道，由地方撰 寫計畫申請經費，審核通過，經費直接撥放到計畫提案單位，這樣的 轉變，產生相對的疑問「當地方可以直接面對中央時，縣市政府、鄉 鎮公所的定位是什麼？」，再基層一點，地方上有能力寫計畫、爭取 經費的人跟村、里長的區別是什麼？這個疑惑在文建會採行新的社造 組織策略時，更顯得白熱化；文建會從 91 年度起在災區以徵選社造 點及社造員的方式進行災後社區總體營造的重建工程，由社造員輔 導、協助社造點，大雁村是當年獲選的 15 個社區之一，C1 是大雁村 的社造員。

搶鋒頭、爭資源？

C1 在大雁村的蹲點，不是開始於社造員的身份，而是早從澀水 成立重建委員會就開始了，只是當時她只知道澀水，也只把一切的資 源放在澀水，所以與澀水人之間是緊密相連的合作夥伴；但與當時的 村長 SW5 卻不見得是那麼休戚與共的關係。做為一個外來的社區工 作者，C1 深知自己的角色對地方原有的領導者會造成什麼樣的威脅

「我也發現那時候已經有感覺說，地方勢力對一個社區工作者，他會 有一種……他很不是味道啦！！就是說以前太平盛世，反正村長還是 老大嘛！！」所以每一次的社區活動與會議，一定事先邀請 SW5 參

與；但身為社造員，許多時候中央政府會跳躍地方公部門直接與他聯 繫，做為社區對外窗口的角色，加深 C!立場的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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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結社造員與地方就有行政體系領導者的衝突，C1 認為還有一 關鍵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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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問每個社區營造者，在社區營造過程中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他們會異口同聲的說：「地方派系」（劉蕙玲，2000：273）。地方派系 是與台灣底層社會長久以來共生的組織結構，越在人情味濃厚的鄉 下，這樣的組織結構越是紮實，政治人物靠它獲取選票，市井小民則 依此請託職位、化解紛爭，地方派系撤徹底底實踐在社會生活（劉蕙 玲，2000）；村、里長是這樣組織結構中掌握行政、地方資源的人，

社造員的進入取代了村里長原有的角色與功能，所以 C1 說「那當然 我們是眼中釘」。

澀水以及山楂腳災後重建的過程反應出社區總體營造實踐於鄉 村所帶來的希望與發展，但同時也呈現出社造做為一種新政策、新的 做事方法進入有深厚傳統的農村必須面對地方居民的接受與抵抗；從 社區營造--產業再造政策開啟的魚池鄉紅茶產業再現，對於地方原有 的產業、資源、土地利用……等造成衝擊、再調節，同時重新定位為 文化產業的紅茶，商品性質的轉換帶動生產模式的改變，第六章試圖 以英國學者 Marsden 的鄉村發展理論、行動者網絡理論、傳統理論以 及社會資本的概念分析上述田野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