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專利、商標等授權確權類知 識產權行政案件審理分工的規定》（下稱《規定》）
於2009年7月1日正式實施。《規定》按照《國家知識 產權戰略綱要》的要求，進一步規範了專利、商標等 授權確權類知識產權行政案件的審理。知識產權報特 邀請專家對相關法條進行點評，並由該報記者劉珊採 訪報導如下：
一、知識產權行政案統一歸口審理
（一）相關規定：
《規定》第一條第一項至第三項：下列一、二審 案件由北京市有關中級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級人民法 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審理：
（一）不服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專利復審委員會作出 的專利復審決定和無效決定的案件；
（二）不服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作出的實施專利強制 許可決定和實施專利強制許可的使用費裁決 的案件；
（三）不服國務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商標評審委員會 作出的商標復審決定和裁定的案件。
（二）專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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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曹新明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常務 副主任、教授：
《規定》就知識產權範圍內的授權、確權類行政 案件審理的統一歸口事項作了明確規定，其重要意義 就是為建立“知識產權上訴法院”奠定基礎，或者說 是作必要的準備。
眾所周知，我國現在實行的知識產權案件審判體 制的基本情形是三審分立,即：知識產權民事案件由有 管轄權的法院的民事審判第三庭（也稱知識產權審判 庭）審理，知識產權行政案件由行政審判庭審理，知 識產權刑事案件由刑事審判庭審理。這種審判體制帶 來了知識產權案件審判的四大弊端：一是審判權限的 交叉重疊；二是案件受理的衝突推諉；三是審判資源 的閒置浪費；四是審理標準的寬嚴不一。為了克服這 些弊端，我國許多學者、法官、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 委員等提出了建立知識產權法院（或者知識產權上訴 法院）的建議。但是，由於我國的法院體制改革涉及 的理論和現實問題，所以，知識產權法院的建立難以 一步到位，需要循序漸進地推進。而《規定》將知識 產權範圍內的授權、確權類行政案件歸口於知識產權 審判庭，則是其中的推進步驟之一。
在此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已經對知識產權審判體 制進行了改革和試點工作。2000年以前，我國的知識 產權案件審理比較零亂。知識產權民事案件主要由中 級以上法院管轄；著作權案件由民事審判庭審理；專 利案件和商標案件由經濟審判庭審理，但也有搶案件 和推案件的；知識產權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可以由任 何一個級別的法院管轄。如果是刑事附帶民事的案 件，就需要移送到中級以上法院審理。
為了改變這種狀況，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進行 了民事審判制度改革，將知識產權民事案件統一歸口 到民事審判第三庭或第五庭。這次知識產權審判體制 改革使得知識產權民事案件審理有了改進，但知識產 權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仍然分別由行政審判庭和刑 事審判庭審理，而這一步改革對審判資源的配置仍然 沒有根本性的改變。此後，最高人民法院選擇上海浦 東新區法院等少數法院進行“三審合一”試點，將知 識產權民事案件審判、知識產權行政案件審判和知識 產權刑事案件審判統一歸口到知識產權審判庭審
理，並將試點法院負責審理知識產權案件的民事審判 庭稱為知識產權審判庭。
從2008年開始，最高人民法院將審判知識產權案 件的民事審判第三庭稱為知識產權審判庭。這不只是 審判庭名稱的變化，而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改革，為《規 定》打下了基礎。
走到這一步，接下來的知識產權審判體制的改革 可能就是建立知識產權上訴法院，直到這一改革的完 成，我們才能說《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提出的“完 善知識產權審判體制，優化審判資源配置，簡化救濟 程式”戰略措施付諸實施。日本為了實施其國家知識 產權戰略，於2005年4月建立了知識產權高等法院，這 是一項重要的戰略措施。我國要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 略，同樣需要對知識產權審判體制進行改革，而建立 知識產權法院或者上訴法院就是最重要的措施。
2、張玉敏 西南政法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主任、教 授：
《規定》的主要意義是可以提高法院對不服國家 知識產權局專利復審委員會（下稱專利復審委）和國 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評審委員會（下稱商評委）
的專利、商標授權確權類行政案件的審判品質。專 利、商標的授權和確權案件，當事人爭議的真正問題 是民事權益，即專利申請是否應當被授予專利權，已 經授予的專利權是否有效，申請註冊的商標是否應當 被核准註冊，已經核准的商標註冊是有效。對此，知 識產權審判庭顯然比行政審判庭更專業，《規定》明 確了此類案件由知識產權庭統一審理，有利於提高此 類案件的審判水準。
《規定》符合《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提出的
“完善知識產權審判體制，優化審判資源配置”的要 求，但並沒有“簡化救濟程式”。不服專利復審委和 商評委決定的案件仍然是行政訴訟案件，只是在法院 內部將這類案件的審判劃歸知識產權庭而已。按照行 政訴訟法的規定，如果法院經審理認為專利復審委、
商評委的決定存在錯誤，只能判決撤銷決定，發回專 利復審委或者商評委重新作出決定，而不能徑行判決 專利（商標註冊）有效或者無效。當事人不服專利復 審委、商評委的決定還可以向法院起訴，這樣又會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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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一個迴圈，這樣的迴圈在理論上可以一直繼續下 去。在侵犯專利權的訴訟中，提起專利權無效抗辯的 占50%左右，由於程式複雜，實踐中常導致侵權案件 久拖不決，有的甚至長達十幾年，嚴重影響對專利 權、商標權人的救濟。從另一方面看，專利復審委和 商評委在專利復審案件和商標評審案件的審理中是 居中裁決者，而到了法院的無效訴訟中，卻成了被 告，它要以當事人的立場，實施訴訟行為，造成角色 的錯位。每年大量授權和確權訴訟案件使專利復審 委、商評委忙於應付，浪費了寶貴的行政資源和司法 資源。因此，《規定》並沒有解決“簡化救濟程式”
這個更為迫切的問題，有待進一步完善。
在專利法第三次修改過程中，人們對專利授權和 確權程式的修改寄予厚望，提出了幾種改革方案，但 由於各方認識不一致，不能達成一致意見，最後對此 未作任何修改。目前，商標法的修改正在緊鑼密鼓地 進行，希望在討論階段就吸收相關各方的專家和主管 部門（如行政法專家、法院行政庭的領導以及主管部 門的相關領導等）參與討論、研究，以便達成共識，
在商標法的修改文本中對相關程式的改革作出明確 的規定。《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要求，“改革專 利和商標確權、授權程式，研究專利無效審理和商標 評審機構向准司法機構轉變的問題。”我們應當抓住 有利時機，從理論研究和制度設計兩方面努力，爭取 儘快解決這一難題。
3、馮曉青 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知識產權法 研究所教授：
《規定》涉及對專利、商標等授權確權類知識產 權行政案件審理分工的統一，對完善我國專利、商標 授權確權案件審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在我國，專利權、商標權等知識產權需要國家專 門的行政機關授權。在授權過程中，如果當事人對有 關行政復審機構的決定或者裁決不服時，需要一定的 救濟程式，以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在我國2000 年、2001年分別修改專利法、商標法之前，實用新型 專利和外觀設計專利以及商標的行政確權爭議是分 別由專利復審委和商評委作出終局決定的，只有發明
專利授權確權爭議通過司法救濟解決。專利法和商標 法分別進行第二次修改後，涉及發明、實用新型和外 觀設計3類專利以及商標授權確權案件的終局裁決權 均由法院享有。由於在我國，相對于發明專利申請及 授權案件，實用新型與外觀設計專利申請與授權案件 數量要大得多，確權制度的修改勢必導致進入法院司 法程式的專利、商標類授權確權案件激增。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2002年5月21日，最高人民法 院下發了《關於專利法、商標法修改後專利、商標相 關案件分工問題的批復》。該批復指出：“對於人民 法院受理的涉及專利權或者注冊商標專用權的民事 訴訟，當事人就同一專利或者商標不服專利復審委員 會的無效宣告請求復審決定或者商標評審委員會的 裁定而提起訴訟的行政案件，由知識產權審判庭審 理；不服專利復審委員會或者商標評審委員會的復審 決定或者裁定的其他行政案件，由行政審判庭審 理。”這可以說是後來形成的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 院、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 判庭與行政審判庭均審理知識產權授權確權類案件 的由來。該批復的實施有其特定的歷史環境，順應了 知識產權確權案件日益增多的形勢。但是，在這種對 知識產權授權確權類案件分別由知識產權審判庭與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2002年5月21日，最高人民法 院下發了《關於專利法、商標法修改後專利、商標相 關案件分工問題的批復》。該批復指出：“對於人民 法院受理的涉及專利權或者注冊商標專用權的民事 訴訟，當事人就同一專利或者商標不服專利復審委員 會的無效宣告請求復審決定或者商標評審委員會的 裁定而提起訴訟的行政案件，由知識產權審判庭審 理；不服專利復審委員會或者商標評審委員會的復審 決定或者裁定的其他行政案件，由行政審判庭審 理。”這可以說是後來形成的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 院、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 判庭與行政審判庭均審理知識產權授權確權類案件 的由來。該批復的實施有其特定的歷史環境，順應了 知識產權確權案件日益增多的形勢。但是，在這種對 知識產權授權確權類案件分別由知識產權審判庭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