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批在城鎮、農村擺盪的孩童，或枯槁瘦黃、眼神呆滯步入死亡，或是 走入看客群中，若是以魯迅一再強調的「將來是子孫的時代」，很反諷的是 他們不讓人見到光明的未來，後者直接成為「新中國未來記」的終結者。走 過五四，站在另一個時間點上，卻讓我們不得不反思魯迅與同時代的作家在 引起療救的注意或放棄療救時，是否耗損了兒童的形象？在西方啟蒙思潮影 響下，秉持著「幼者本位」的魯迅反對從「成人世界」關照小孩，可是卻一 再在小說裡把小孩禁錮於幽暗的文化傳統或徬徨的未來，用犀利的筆鋒挖掘 出小孩身上隱含的「國民性」，以死亡、蒼白或市儈、殘忍的面貌來見證這 新舊交接的社會。嚴格而言，其筆下的小孩始終被拋棄在孩童的情境外，或 是魯鎮的酒店、單親的家庭、跟不上革命步伐的農村，任由封建體制飢腸轆 轆地啃噬，完全沒有回歸的機會，只能成為「異鄉」人，歸返不到童年的情 境。失去童稚的他們，接踵步上沒有光明的所在，黑暗中述說著無盡的吃人 故事，以其凋零的面貌反映作者對中國未來的憂患。
由此我們可發現兒童處於兩個「現代」之間的矛盾性，一是五四作家在 西方現代性的影響下，提倡兒童本位的，關注兒童，另一則是五四作家在反 對中國傳統的現代性中，又把兒童當成對抗傳統的工具，以作為步入現代的 手段48。這矛盾點促成了「發現兒童」與「失去兒童」同時產生。
魯迅從一開始便將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造置於兒童人格、素質、價值觀念 更新的基礎上，從對國民性重塑的期待到庸眾特質的注入，孩童的屬性不斷 經由成人的想像重構、異化、斷裂。當中無論是「吶喊」或是「徬徨」，孩 童始終高高掛在政治的層面上來理解，啟蒙思潮、國族論述如經緯般穿梭其 身，可借用梅師家玲對少年的研究來看兒童的屬性：「少年中國」所召喚出 的，遂不僅是中西政治文化交會下一時的少年激情，也是百餘年以來，新中 國輾轉於救亡圖存之道上的種種血淚滄桑。」49兒童群在救亡圖存的理念上 展現身段，卻促成了其類型化的形象，共相多於殊相，「幼者本位」下的「個 體自我」移位向「集體自我」，進而抹消了孩童作為生理上的屬性。周蕾在 評孩子於教育體制的地位時說：「孩子們再不是──用拉康（ Lacan）的心理 分析劃分──前象徵幼兒期的一員，他們已是社會主要機制──即阿圖塞所 謂的學校是『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參與者。」50，周蕾的主要觀點是
48 參考朱自強〈兩個現代〉《文藝爭鳴》，二○○○年第三期，頁四六至五二。
49 同注 8。
50 周蕾：〈男性自戀與國家民族文化──陳凱歌「孩子王」中的主體性〉，收於鄭樹森編《文化 批評與華語電影》（台北，麥田，一九九五），頁一○三。
孩童從生理現象來了解轉換到社會文化、政治 的層面，五四的這批小孩當然 也不是以「前象徵幼兒期」的生理現象來理解，其涉及到的「意識型態國家 機器」的層面比起周蕾論述的學校要來得更大，是整個政治體制、國家體系、
文化系統的參與者。孩童背負著沈重的負擔，從新文化運動過程中負責開拓 現代性，批判傳統到往後左翼的建國立民，叫孩子太沈重！
孩童屬性經由政治想像的的建構，讓我們一再看到類似寶兒、小栓、妹 子等病死、被吃的受害形象，或是酒店小夥計、大良二良、賣包子的胖小孩 等顯露的市儈嘴臉、湊熱鬧心態的迫害形象。無論是受害或迫害，都帶出更 深層的意涵，他們圍砌出慘澹的失樂園。「失樂園」呼應的正好是魯迅本身 在傳統與未來的時間面上的疏離，他一方面如一般五四知識分子將「社會∕
文化∕政治秩序必須做一個整體而予以否定」51，一方面又時而對「自我靈 魂的挖掘與對啟蒙本身的拷問」52，從而質疑起未來的希望，因此自我放逐 於傳統與未來，孩童在他的深沈的焦慮中找不到出口。受害者只能被鎖定在
「被拯救」的位置，可是拯救者卻一再缺席，庸眾圍聚一團，在小說中實已 構成禁錮的圖像，在這背後又隱藏著魯迅將兒童鎖定在其對中國的過去、未 來的焦慮上，構成另一種形式的禁錮。我們看到作者在打破象徵著鐵屋子的
「長者本位」時，卻替 幼者製造起層層禁錮童真的鐵屋子。孩童屬性的敘述 主權完全被成人侵占，其主體性一再被抽離，當他們被推到政治結構中心展 現身段時，卻弔詭地被邊緣化或排除於他/她所處之外，形成「在」而「不 屬於」53的童年狀態。
魯迅把兒童放在被封建文化摧殘的弱者地位或是庸眾群中加以審視，若 我們追蹤到往後三十年代的左翼敘述，可更完整看出孩童屬性的轉變。王統 照的〈雪後〉抨擊吞噬美好童心的黑暗社會，葉聖陶〈小銅匠〉指控陳舊的 教育對兒童人格、個性的抹殺與扭曲，冰心的〈最後的安息日〉童養媳的苦 難生活與不幸的命運，如魯迅筆下的一系列孩童，展示於 「被害」的位置上。
可是卻出現另一批放在「革命」的地位上的孩童，以其激昂的面容向舊有的 世界發出挑戰，這一列從受害的兒童轉化出來，可以吶喊、宣傳口號的孩童，
如郭沫若的《一隻手》，童工小普羅等人受到廠方的剝削，組織了全島工人 總罷工，推翻資本主義，替左翼敘述立下書寫範本。
孩童的屬性一再置換，從魯迅的孩童的失聲狀態到左翼敘述的「高分貝」
吶喊，呈現出被傳統打擊到打擊傳統的趨向，在政治版圖上豎立起英雄碑
51 同注 14，頁六四。
52 譚桂林：〈魯迅小說啟蒙主題新論〉《魯迅研究月刊》，一九九九年第一期，頁二八。
53 汪暉從文化心理結構來看魯迅在新舊社會中「在」而「不屬於」這兩個社會，而本文借用此 語指涉其筆下的兒童，雖處在童年狀態，可是卻被推向政治文化的象徵，因此孩童很尷尬地被放 逐童年的位置外，不屬於童年，變成「異鄉人」。
塔，看似愈來愈有聲音，其實更遠離了童年的情境。孩童的屬性被建構成革 命的范式，在「救亡存國」的主題下，孩童從魯迅小說裡 「被拯救」的位置 轉換到「拯救者」，其聲音卻愈隱匿，甚至被消音了。無論是默默被吞噬的
「失聲」狀態或注入革命的范式，雖然各有其特定的批判對象，這批小孩卻 都帶著濃厚的政治理念，放逐於童年情境外，由此五四的發現兒童導致再一 次的失去孩童。如果我們觀察毛澤東在延安對魯迅的孩童的詩的詮釋，會更 清楚看出這種趨勢：
魯迅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應該成為 我們的
座右銘。「千夫」在這裡就是說敵人，對於無論說什麼兇惡的敵 人我們絕
不屈服。「孺子」在這裡就是說無產階級 和人民大眾。一切共產 黨員，一
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做無 產階級
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54
毛澤東對「孺子」的政治性的詮釋，從西方啟蒙主義轉到馬克斯主義的 無產階級，更進一步脫離了兒童的生理與心理性，變成一種政治的象喻，「孺 子」的所指已經擴大到無產階級與人民大眾，若與共產黨員、革命家、革命 的文藝工作者對比則顯示出如魯迅的「拯救者」與「被拯救者」二元對立的 架構，當中牽涉到其權力運作的策略，魯迅將兒童放到「被拯救」的地位，
毛澤東則將其政治符碼下的「孺子」放到「被服務」的層次上。兒童的屬性 由此在不同的話語體系中不斷轉換與置變。如果說激進如小普羅的兒童，從 階級鬥爭對資本主義批判，或者毛澤東的「孺子」經由無產階級理念的抗爭 展望未來，孩童在政治上的中心化卻注定了其離心化的悲涼。
當魯迅設法打破傳統的「長者本位」，號召解放孩童，其「救救孩子」
的方式與內容令人側目，如前述「理解」、「指導」、「解放」兒童的教育觀是 以西方的教育方式為本，以養成孩童耐勞體力、高尚道德、能容納新潮流的 精神。被譽為「青年導師」的魯迅顯露出其「導師」面貌，替孩童預設了以 西方價值為範本的模式。在一片「幼者本位」的主張中，鄭振鐸當時已很銳 利看出其中的困境：「在成人的灰色雲霧裡，想重視兒童的天真，寫兒童的 超越一切的心理，幾乎是不可能的企圖。」55成人在塑造兒童的理想情境時，
54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頁 八七八。
55 鄭振鐸《稻草人‧序》，此乃載自葉聖陶《稻草人》之序。
實已將自己的看法附加予兒童身上，文本後隱藏著「救拯者」的角色，尤有
假設是否與中國的兒童觀吻合？熊秉真認為「傳統中國文化以兒童或童年確 實有別於成人後成年，但兩者在人生的歷程中呈一互為消 長而彼此兼有的狀 態……童年與成年並非西方近代文化習慣或心理學概念上所指截然二分的 兩階段。」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