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例示研究：傳統文化下／日常生活中的
「女兒平等繼承權」
民法繼承編的性別平等繼承權，從國民政府遷台以來，就已 經是非常明確的規定。然而，民間習俗常久以來仍然是以兒子繼 承為主，女兒則可能在有條件（例如一定現金或以出嫁時的聘金 代替）或無條件下（被迫或自願）拋棄繼承。近年來，雖然拋棄 繼承的現況已有改變，卻仍然存在著女兒實際上所得數目比兒子 少的狀況。其中的法意識變遷與人權的議題，可以從2002年有名 的 六 個 女 兒案 獲 得 說 明。 這 個 案 件經 由 媒 體 大幅 報 導 而 廣為 人 知。綜觀媒體的報導可以發現，整件事情被敘述成六個女兒「返 家」「爭產」「告」七十三歲老媽51，「要把媽媽告到坐牢」。
後來，近六百人連署聲援七十三歲老阿嬤，逼得六姊妹道歉。老 媽不領情，認為女兒沒誠意而不願原諒52。然而，我們可以從法
51 實際為六個女兒以二個兒子以及媽媽為被告，提起民事確認繼承權存在 之訴勝訴，有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90年家訴字第80號判決可供參 照，以及刑事上的偽造公文書告訴（偽造僅二個兒子的繼承系統表），
為非告訴乃論的罪，媽媽獲緩起訴，其中一個兒子被判有罪有期徒刑四 個月，得易科罰金，有台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92年度易字502號可 供參照。
52 聯合報此案的報導標題如下：「6女兒告73歲老媽分產不均」（2002年5 月 2 日 ） 、 「 6 女 兒 爭 產 告 老 母 ／ 近 600 人 連 署 聲 援 73 歲 老 阿 嬤 」
（（2002年5月4日）、「分產糾紛，她們原打算在媒體記者前澄清，六 姊妹道歉，老媽不領情」（2002年5月4日）、「老媽媽挨告，鄰居親友 連署聲明，大女兒一度下跪，○○○○指沒誠意不願原諒」（2002年5 月5日）、「六女兒爭產，獲繼承權，○○○等人昨辦補登錄手續，強 調是替母親保護財產」（2002年5月31日）、「女兒告媽媽，對簿公堂 如陌路，老太太未獲撤銷告訴且涉偽造文書，既心痛又難過」（2002年 7月16日）、「六女兒告母案，母女當庭吵架，媽媽要求女兒給扶養費
律這一面重述這一個故事：也就是當被繼承人──父親──死亡 時，其名下的財產依法就已經移轉，由其八名子女與太太共同繼 承。後來兒子聯合媽媽偽造繼承系統表，將九人共有的土地登記 為三人所有，侵害六個女兒的權利，六個女兒上法院主張回復權 利。綜合言之，六個女兒案讓我們認識到，同樣一件事情，可以 因為「敘事」觀點的不同，因為背後包含不同道德評價，導致有 完全不同的故事呈現。這可以是「出嫁女兒回家爭產」的故事，
也可以是「女兒主張回復權利」的故事。
陳 惠 馨 談 到 這 個 個 案 時 ， 將 它 稱 作 「 為 權 利 而 奮 鬥 的 困 境」。陳昭如則稱之為在「棄權與爭產之間」的困境。二者皆提 到台灣常見剝奪繼承權的方式：包括要求繼承人拿出印章蓋印，
表示願意拋棄繼承權；以及透過偽造繼承系統表，假裝根本沒有 女 兒 存 在 ，矇 騙 地 政 機關 。 陳 惠 馨提 到 ， 女 兒繼 承 所 面 臨的 困 境，是一種透過法律敘事使當事人進退維谷的設計53。陳昭如提 到，在這中間女兒也不是純然的被害者，或者自由的行動者。女 兒繼承權的實踐中，「爭產」可以說是一種抵抗與協商，爭的不 只是財產，還有「身分、承認與信任」54。陳昭如在〈在棄權與 爭產之間──超越被害者與行動者二元對立的女兒繼承權實踐〉
這篇文章中指出：「棄權與爭產都是在排除女兒繼承機制下，展
未獲回應，氣女兒只要遺產不要親情」（2002年7月23日）、「六女兒 爭產告母案，老媽媽獲緩起訴，○○○○釋然：不坐牢就好，長子被依 偽造文書罪起訴」（2003年1月8日）。
53 陳惠馨，〈為權利而奮鬥的困境〉，《法律敘事、性別與婚姻》，元 照，2008年，37-49頁。
54 陳昭如，〈在棄權與爭產之間──超越被害者與行動者二元對立的女兒 繼承權實踐〉，《台灣大學法學論叢》，38卷4期，2009年12月，133-228頁。
現 女 性 局 部 主 體 能 動 性 的 策 略 性 行 動 」55。 但 是 我 們 如 何 說 明
「棄權」具有主體能動性呢？如果連「棄權」都是一個主體能動 性的表現，那麼怎樣的行為才是會被理解為「被動」的呢？此處 的 「 主 體 能動 性 」 的 意義 究 竟 為 何？ 有 必 要 在方 法 論 的 層次 釐 清，以便給予社會實踐該有的社會文化性意義，並且讓相關研究 得以找到社會實踐中從被動到主動的能量來源，及其關鍵因素。
本文所主張的法意識與法文化的研究，強調繼承不是一次式 的特定事件，而是存在於家庭關係的日常生活當中，跨時間地產 生影響（或許以現在式、未來式或者過去式的方式具體呈現）。
因此，本文更著重於探問日常生活中繼承事件的具體影響，也就 是日常生活中家庭成員彼此的言說。例如：除了上述兩位學者所 談到的方式之外，也可能在跨時間的日常言談中，以種種理由說 明或說服女兒少分財產。這包括「嫁出去的女兒還有人養，兒子 以 後 可 能 要負 擔 一 個 家庭 」 、 「 女兒 比 較 有 能力 ， 兒 子 需要 幫 助」、甚至「兒子以後可能比較孝順」等等。這樣論述的背後，
女兒是否比較「有人養」、「能力強」或者「比較不孝順」，往 往是一件不明確的事情。此種不明確性的事情成為日常生活實踐 時，勢必影響到家庭成員之間彼此的自我認同、事務安排與情感 關係。例如：女兒在這些日常生活的言談與行動之間，可能不斷 處於「被排拒」、「被誤解」或者「被防範」的社會位置，這也 就是本文所提及的法意識與法文化的初步分析。
雖然說這些日常生活的實踐可以在「傳統」與「文化」中找 到許多呼應，也就是男女不平等繼承的習俗，包括姓氏香火、出 嫁與否、扶養義務與期待、以及重男輕女的傳統相關聯。但是，
此種「文化」與「傳統」並非一成不變。隨著社會的變遷，它也
55 同前註，134頁。
會有種種變形與轉化。尤其在實際的社會實踐上，此種法意識與 家族、情感、生命等緊密連結，法意識的具體呈現可能透過種種 抗拒與矛盾，同時亦傷害著女兒與媽媽之間的情感關係。更有甚 者，我們應該要超越「加害者」與「被害者」的二元結構，進一 步探問上述日常實踐中，言說者（媽媽）可能的心理狀態。或許 說話者的法意識存在一種依循傳統分配原則的罪惡感，也就是持 有傳統觀念的人同時也意識到現代法律之間的矛盾衝突，從而將 此種「好像對女兒不公平」的意識轉化成為此種言說。這些包括
「 嫁 出 去 的女 兒 還 有 人養 ， 兒 子 以後 可 能 要 負擔 一 個 家 庭」 、
「女兒比較有能力，兒子需要幫助」甚至「兒子以後可能比較孝 順」等，同時也正是在說服自己，以便合理化自己的行為。
我們姑且可以將這些言說當成文化與傳統的變形與轉化。作 為研究者，我們應該要進入社會變遷的多元變形與轉化當中。如 果說女兒主張權利有其困境，那麼研究者應該要進入女兒孝道與 平等的兩難關係之中，「發現」女兒要爭取的或許不是「家產」
或「金錢」，而是一種被「排拒」、被「剔除」的難受（試想其 母親向公務機關宣稱其只有兩個兒子而沒有女兒）。這種難受不 只是財產登記的當時，而是一連串在日常生活言語以及行動的文 化實踐。六個女兒要爭的，恐怕是一種脫離繼承關係、回復家庭 成員互動的人際關係56。同時，我們也應該進入言說者所面臨的 困境。或許這些言說的背後，也不是出於一種「排拒」女兒的意 思，反而是對「排拒」──這個傳統（文化）本身──的抵抗與
56 同時我們也應該要注意到，在爭取認同時的種種心理狀態。有時候我們 會見到有些家庭，在父母需要照顧時，女兒宣稱自己已經出嫁，在繼承 事件發生時，又主張平等繼承；另外也有些家庭，父母需要照顧時，主 要是女兒在照顧，於繼承事件發生時，女兒又被排除在外或者分得較少 的份數。
協商。
總之，作為研究者，我們應該要爬梳女兒「爭產」行動背後 所處的社會脈絡，除了認識到當事者之間（女兒與其他兄弟、女 兒與父母）的身分／情感／認同的多重糾葛之外，也要面對日常 生活中的言說。我們應當要致力於研究這些言說（敘事）背後的 法意識，將這些言說（敘事）當成一種「文化的實踐」。在此文 化的實踐當中，同時也建構了當代的法治模型。換句話說，我們 還是要進一步探究，此種抵抗與協商的法意識究竟在什麼意義下 還保有傳統的身分／情感／認同關係？什麼意義下已經在創造新 型態的法治內涵？如果傳統的世界裡，個人是被鑲崁在關係之中 定位自我，女兒或者其他家人是否有脫離這樣的脈絡而創造另外 一種自主性的意義？還是雙方的抵抗與協商仍舊是在傳統文化下
「加害／被害」、「拋棄／爭取」、「納入／排除」的二元對立 之中？最後，透過針對社會實踐的研究，我們還是必須找尋能夠 超越上述二元對立的溝通與對話。我們必須在實踐中找尋養分，
以便從理論上思維。我們應該可以開始論述，如何使繼承的女兒 取 得 一 種 主動 或 自 主 性（ 自 我 ） 、使 其 避 免 只是 被 動 地 拋棄 繼 承、而能主動地創造繼承的模式，以及與其他家人之間的身分／
情感／認同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