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影響」典範的擇取

北宋後期蔡啟的《蔡寬夫詩話》是這麼描述當朝詩壇的狀況：

國初沿襲五代之餘，士大夫皆宗白樂天詩，故王黃州主盟一時。祥符、天 禧之間，楊文公、劉中山、錢思公專喜李義山，故崑體之作，翕然一變。

而文公尤酷嗜唐彥謙詩，至親書以自隨。景祐、慶曆後，天下之尚古文，

於是李太白、韋蘇州諸人，始雜見於世。杜子美最為晚出，三十年來學詩 者，非子美不道，雖武夫女子皆知尊異之，李太白而下殆莫與抗。¹

他在此點出了唐代諸大家在宋代被接受的情況外，另外又嘗云：「淵明詩，唐人

1 蔡啟《蔡寬夫詩話》引自郭紹虞輯《宋詩話輯佚》卷下（台北：華正書局，1987 年），頁 377。

絕無知其奧者，惟韋蘇州、白樂天嘗有效其體之作。」直至宋代，據葛立方《韻 語陽秋》記載：「東坡拈出陶淵明談理之詩，前後有三，……皆以為知道之言。」

而山谷亦論淵明詩曰：

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于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 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寧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 明之拙與放，豈可為不知者道哉。……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 耳。²

從宋代對陶潛的這些討論，可知在文學史上的唐代典範流轉外，陶淵明亦是他們 效法的對象，且是唐代之前所尚未深究的層次。

由上面的數段敘述，我們注意到的除了文學史的流變歷程，更重要的是，我 們看到當時對創作典範的擇取，及典範對象的遞移。其實，典範的存在與運用，

在中國文學史中自古即然，尤其在提倡某種文學主張時，因為不像西方那樣建立 一套理論系統來說解，靠的往往就是從過去的文學作品中尋求典範來舉證的方 式，直接以創作實例來體驗。但是典範的擇取，通常會因為接受者「期待視野」

的不同而有認知上的差異。所謂「期待視野」（Erwartungshorizont），指的是在閱 讀作品時，依照讀者的文學閱讀經驗所構成的思維定向或先在結構。通常這些先 於讀者閱讀思維而存在的”先在定向”，受到接受美學大師姚斯（Hans Robert Jauss，1921~）所稱的「時代風氣、讀者本身的生活經歷、藝術質素」所決定。

換言之，讀者在接受作品之際，即會依自己性格取向、才質特色，而有不同的闡 釋和接受；另外，當時的政治社會背景、個人或文壇的審美趣味，也會左右接受 者對該作品反應的強弱，所以在不同時代對推崇的典範有不同的要求。

而接受者對作品的理解之所以會因個人的期待視野而有所差異，主要還是因

2《竹莊詩話》引山谷言。見常振國、降雲編《歷代詩話論作家》（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1993 年），頁 119。

為文學作品原本即具有開放性。由於文學作品的文本包含了許多作者與讀者之間 的距離而造成的「空白」和「不確定性」，即所謂的「召喚結構」，為讀者提供了 理解和闡釋的自由，所以文學作品的文本永遠不可能只有一種意義或解釋。因 此，雖說作者本身的審美經驗、思想判斷與作品所表現的文學思潮、創作手法、

形式技巧，在讀者閱讀的接受過程中，都會產生影響；但在對後代作家與作品產 生影響及制約性的同時，不同的接受者在閱讀過程中，為作品中的「空白」和「不 確定性」填上自我經驗的想像和主觀的色彩，將作品具體化時，「接受影響者」

（讀者）對「施予影響者」（作者）亦產生了相當程度的反作用力量，這是種以 詮釋為主的力量，通常帶來解讀上的差異，也就是一般所說的「無意的誤讀」。 於是，接受的過程不只是對作品簡單的複製和還原，而是一種再創作。故美國解 構主義學者德‧曼（Paul de Mann，1912~2005）才會說：「所有的閱讀都不可避免 的存在著誤讀。」尤其當「接受者」不僅是單純的讀者，還同時兼具創作者身份 時，更使其誤讀有較大的創作可能，甚至不但是無意的誤讀，還具有特定的意圖。

照上述的理論，誤讀往往涉及創造性的詮釋，像宋人「以意逆志」，就是典 型的例子。有時候，宋人試圖追求作者原意，但卻因是「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

當個人的「意」與作者創作原生的情興之「志」有落差時，便失去了觀賞的標準 性，故而經常形成誤讀。除此，宋代詩學還充滿其他各種誤讀的狀況，包括口誤、

筆誤、版本錯誤、改字、誤用、誤解等

³

，這些也都屬於「無意的誤讀」。 基於上述接受者與文本的關係特質，我們可以說閱讀本身即是專制的，其詮 釋與理解均具有極高度的自主意識。除了因接受者期待視野所造成的「無意的誤 讀」外，我們之前又曾提到過「讀者兼為創作者」的情形，這則接近於布魯姆「影 響論」所涵攝的「有意的誤讀」，這是種更為積極的建設性反作用，可以偏離或 閃避前人的影響。無論「有意的誤讀」或「無意的誤讀」，總是透露著接受者自 己主觀的願望。尤其是前者，其專制的閱讀行為甚至包括：企圖藉由更新語言來

3 參考自楊玉成〈文本、誤讀、影響的焦慮－論江西詩派的閱讀與書寫策略〉，出自《建構與反 思》上（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2 年）。

改寫前人，或透過竄改扭曲的手法來製造創新的機會。這種有意識且刻意的手 段，主要目的就在於轉化後輩詩人的影響焦慮。這個部分，宋代的強者詩人將之 當成創作策略的運用，我們可在下一章節中進一步詳述。

在此章節談論宋人對典範的擇取時，似乎仍偏向於「無意誤讀」的情況，但 其實當中已包含不少「有意誤讀」的要素。因為，除了單純的校勘造成語言文字 上的錯誤，或因社會背景造成期待視野的不同外，其他還基於偶像化或理想化、

譜系神話之建構、感同身受之經歷等等原因。而這些情況大多是在宋代詩人有意 識的判斷抉擇下，進而將之視為典範予以推尊的。所以，宋人的自立精神也就呈 現於遴選、樹立乃至改造這些古代典範之中。

以下便依宋代各階段詩人們對典範擇取的順序，針對宋代主要尊崇的幾個詩 歌典範，來觀察宋人對取法對象其人其詩有意與無意的誤讀，以及誤讀的方式、

內容，並從其典範遞移的情況，探討其各方面的意義。

壹、 典範的誤讀

一、白居易

白詩在宋代受到重視的時間相當早，宋初所流行的就是白居易風格的詩，代 表作家為徐鉉、李昉及王禹偁，學者稱之為「香山派」。此派主要繼承白居易閒 適詩的風格，以淺近率易之語，寫優游閒逸之趣，不綴奇字，不押險韻，不務雕 琢。徐復觀〈宋詩特徵試論〉中曾如此敘述：

自徐鉉兄弟及王禹偁們的『白體』後，因白樂天詩的風格與時代新精神相 合，他在宋詩中，不知不覺地有如繪畫的粉本，各家在此粉本上，再加筆 墨之功。⁴

4 徐復觀〈宋詩特徵試論〉，引自《中國文學論集續篇》（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4 年）頁 31。

之所以說白居易的詩風「與時代新精神相合」，是因當時宋代結束了五代十國的 紛亂局面，政局的重趨穩定，給文人士大夫營造了一個安定悠閒的生活環境；統 治者的既定國策也助長了這種安閒雍和的社會氛圍，以致於大臣間詩歌唱和之風 盛行。而這批詩人大多為宮廷的文學之臣，位居顯要，其悠閒清貴的處境與地位，

正如同晚年的白居易，白居易就是他們整個創作和生活的最佳參照系。《二李唱 和集》中即有詩云：

秘閣清虛地，深居好養賢。不聞塵外事，如在洞中天。日轉遲遲影，爐夢 裊裊煙應問白少傅，時復枕書眠。⁵

「不問塵外事」、「時復枕中眠」，如此這般的悠閒情調，表現的正是宋初的承平 之風。可知，宋初詩人學白居易多著眼於形式上的「淺切」，和內容上的「流連 光景、唱和應酬」。如李昉「為文章慕白居易，尤淺近易曉」⁶、「昉詩務淺切，

效白樂天體，晚年與參政李公至為唱和友。」⁷

而王禹偁則是宋初白體詩人中仿習最切者。他以好白、學白著稱，在他詩文 中言及白居易處頗多，剛開始時他也是受到時代風氣的影響而追慕白體，但是，

因為共同的謫宦經歷，讓他不只是欣賞白詩，更讓他傾慕白居易為人的通達：

元白謫官，皆有放言詩著於編集，蓋騷人之道味也，予雖才不侔於古人，

而謫官同矣。⁸

故王禹偁常以樂天自勉：

5 李昉,李至撰《二李唱和集》，清末民初貴陽陳氏影宋刊本。

6 《宋史‧本傳》引自王雲五編《宋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0 年）

7 吳處厚撰《青箱雜記》（台北：藝文印書館，1966 年）

8 王禹偁〈放言詩〉序，《小畜集外集》卷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年）

命屈由來道日新，詩家權柄敵陶鈞。任無功業調金鼎，且有篇章到古人。

本與樂天為後進，敢期子美是前身，從今莫厭閒官職，主管風騷勝要津。

9

詩中將自己與白居易並置，自述自己和白居易均宗奉杜甫，表示即使不能在政治 上得意，但仍可主盟詩壇，其中不無自負之意。值得注意的是，王禹偁顯然不僅 著眼於白詩的閒適淺易，還繼承了白居易「歌詩合為事而作」的諷喻精神，並由 此導向杜甫，欲開出創作的新途徑。白居易詩的內容傾向和影響都比較複雜，但 就當時的仿效來說，「清切」當然不會一直為主理務深的宋人所接受。王禹偁推 崇白居易遷謫自安、忘懷處順的通達，倒是開啟了宋人對白居易人格上的認同。

這樣慕白效白之人，一直延至北宋中期都還有，《六一詩話》就嘗云：「仁宗 朝，有數達官，以詩知名，常慕白樂天體，故其詩多得於容易。」又云：「陳舍 人從易，當時文方盛之際，獨以醇儒古學見稱，其詩多類白樂天。」¹⁰北宋中期

這樣慕白效白之人，一直延至北宋中期都還有，《六一詩話》就嘗云：「仁宗 朝，有數達官，以詩知名，常慕白樂天體，故其詩多得於容易。」又云：「陳舍 人從易，當時文方盛之際，獨以醇儒古學見稱，其詩多類白樂天。」¹⁰北宋中期

在文檔中 宋代詩人之「影響的焦慮」研究 (頁 89-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