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第四節 宋代童蒙教育興盛的原因討論 宋代童蒙教育興盛的原因討論 宋代童蒙教育興盛的原因討論 宋代童蒙教育興盛的原因討論
宋代的歷史，無論是在政治、社會、經濟，及文化等各方面的發展，都異 於唐代及先前朝代，可以說是一個轉變與定型的時期。191在童蒙教育的發展上 亦是如此，無論是在童蒙教育思想的發展，或是從形式上可見的教育系統來看，
宋代是中國童蒙教育發展的重要轉折時期，亦可顯現出童蒙教育在宋代受到了 相當程度的關注與重視。192為何童蒙教育在宋代得以產生如此顯著的轉變？而 造成童蒙教育在宋代受到重視的因素又有哪些？故此一節將針對宋代童蒙教育 興盛的原因進行探討。
影響宋代童蒙教育發展的真實因素為何，因歷史無法還原，似乎很難有個 正確答案。故在此分為「政治需求」、「社會經濟」，及「文化思想」等層面，作 進一步的探討與檢視，以釐清影響宋代童蒙教育發展的重要因素為何。193
壹、政治需求層面
宋代王朝的政治需要，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為加強中央集權、文德致 治的需要。自宋開國伊始，為防唐末五代分裂割據局面的再現，集兵、政、財、
文大權於中央，同時，尊孔崇儒、追封孔子為「至聖文宣王」、增葺國子監祠宇、
塑繪先聖諸賢神像，並強調武功克定乃需文德致治，故尊崇儒學為「帝綱之學」。 二為重建綱常的需要。因長期戰亂的緣故，使得社會分裂混亂，造成固有倫常 的破壞與道德淪喪的局面，削弱了維繫社會穩定的道德標準，故亟需借重於儒 者以重建綱常。三為尊王攘夷的需要。因遼、女真，及蒙古等外患頻仍，民族 矛盾和鬥爭嚴重存在，故希冀藉由儒家道統思想，維護大一統的局面。四為改
191 參見林瑞翰，〈轉變與定型：宋代政治、社會的歷史特色〉，收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主 編，《轉變與定型：宋代社會文化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2000年），頁 1-5。
192 參見周愚文，《中國教育史綱》，頁 381。
193 在相關學者的研究方面，郭婭曾針對此一主題進行探究，並歸納出宋代童蒙教育興盛的原 因有三：一、土地私有化的趨勢，使社會階層改變，各階層人民對文化教育的需求亦隨之 增強。宋代士族為防家道中落，故特重子孫的教育。而平民為提升社會地位，亦鼓勵子女 刻苦讀書。二、文化政策與神童舉的刺激。三、宋代圖書文化事業大興，促進知識份子編 寫童蒙教材。惟其論述過於簡略，有待進一步予以探討，故此節乃以郭婭的研究為基礎，
對宋代童蒙教育興盛的原因作更進一步的探討。參見郭婭，〈宋代童蒙教育興盛的原因及意 義〉，《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0 卷，1 期（2003 年 1 月），頁 109-111。
變積貧積弱局面的改革需要，以求解決時局之弊病，故對於人才的需求大增，
使得文人儒士獲得重視。194
在這政治氛圍下，遂在政策上訂定偃武修文、以文化成，及尊儒重文的國 策，使軍事將領分權並接受文官的節制，「宰相須用讀書人」成為定制，文官政 治逐漸成形。種種尊儒措施，如宋朝有不誅大臣的家法，使文人心理普遍能夠 感受到得自朝廷的尊重，提升其為國服務之熱忱。195而此亦使許多儒家學者主 張通經致用之學，以為朝廷社稷服務，產生道統與治統成為相互合作的局面。196 重文政策的影響層面表現在諸多方面。在教育層面上，乃是重視興學。從 宋仁宗開始，至北宋末年的三次大規模興學運動，朝廷希冀藉由官學教育的發 展與學制的完備，以提升學校教育的地位，可惜均因政治改革失敗的關係，成 效有限。197在童蒙教育的提升方面，前已述及，宋代小學教育的發展，是配合 整體教育改革而來，隨著太學及地方州縣學的發展，過去未受重視的小學教育，
亦開始逐步興起。設置的地點，由中央深入地方；招收的對象，由宗室貴冑擴 及平民子弟，其規模制度日趨周備，因而提供了平民子弟更多接受教育的機會。
此一發展背景，乃為前代所欠缺，對以後歷代小學教育的發展頗具有影響。至 於民間的私學，則受到政府鼓勵與科舉取士等因素的影響，更是普遍設立。書 院、家塾、私塾，及義學等學校，廣布於城市、鄉間。不僅富家子弟可以受教 育，即使家境欠佳的貧寒子弟，也有義學提供入學機會，免除束脩的負擔，甚 至獲得食宿的資助。這種情形，擴大了平民受教育的機會。
另外，宋代對於稟賦優異的兒童，有一種特別的拔擢方式，即是童子科的 設立。《宋史‧選舉志》記載：
凡童子十五以下，能通經作詩賦，州升諸朝，而天子親試之。其命官、
免舉無常格。198
194 參見林瑞翰，〈轉變與定型：宋代政治、社會的歷史特色〉，頁 1-3；楊渭生，〈試論宋代新 儒學的形成與發展〉，收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主編，《轉變與定型：宋代社會文化史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2000 年），頁 8。
195 參見喻本伐、熊賢君著，《中國教育發展史》，頁 280。而程頤即對此舉大表讚揚，曰：「嘗 觀自三代而後，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百年未嘗誅殺大臣..此皆大抵以忠厚廉恥為之綱 紀，故能如此。蓋睿主開基，規模自別。」參見朱熹編，《河南程氏遺書》，收於《二程全 集》，卷十六，頁 125b。
196 但高明士則提出不同看法，高氏認為尊儒的政策，乃是使儒學成為國君實施王化與教化的 重要手段。教育成為政治的附庸與工具，其目標就是要控制思想，道統乃是為治統所用。
參見高明士，《中國教育制度史論》（臺北：聯經，1999 年），頁 5-9。
197 參見周愚文，《北宋的三次教育改革》（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 年），
頁 109-110。
198 參見脫脫，《宋史》，收於永瑢、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 書館，1986 年），卷一五六，〈選舉二〉，頁 740a。
由北宋太宗至南宋理宗朝止，至少有一百零四位獎勵狀況可考者，參加童子科 後獲得獎勵，在名額上雖不甚多，但對於民間小兒讀書或有鼓勵促進作用。199 由宋代的文教政策發展可知，童蒙階段的教育於宋代官學的發展中，受到 了相當程度的重視，使童蒙受教機會增加。而在童子科的設立上，鼓勵了許多 家族重視其子孫的學習，亦是為影響宋代童蒙教育發展的因素之一。
貳、社會經濟層面
首先在土地經濟制度上，自北魏延續下來的均田制及國有土地，在唐代前 期依然是居於主導地位。然而，唐中葉以來隨著「屯田」與「營田」等國有土 地政策的衰弱與失敗，使得國家土地所有制至宋代徹底崩潰。在北宋土地占有 制中，國有地不過 5%，而私有地則占 95%。自北宋以來，土地私有制一直居 於壓倒性的優勢地位，這是唐中葉以來土地占有關係的重大變化。200而在此變 化下，以往以山東士族為代表的舊土地勢力徹底垮臺，新興土地勢力（即武將 以及富商大賈等有力者）則扶搖直上，其社會階層往上提升。另外，原先國有 均田土地制破壞之後，均田制下的農民成為名符其實的自耕農民，而剩餘的國 有土地在宋代亦不得不轉換其經營方法，由農奴制轉化為租佃制。在此重大土 地變革之下，不僅新興地主階級隨著山東士族的衰亡，使得他們的政治道路更 加拓寬。且隨著經濟的發展，除中下層士大夫參加科舉考試的人數越來越多外，
一般自耕農民也有一定數量得以參加考試，此較過去是為一大進步，並為文化 思想領域的發展，帶來一個較為良好的社會環境。201
再者，就社會層面而言，乃是由魏晉以來的門第社會轉變為宋代的科舉社 會。北宋初期，由於舊有世家大族的勢力已經式微，而科舉考試又成為政府取 士任官的重要途徑，配合上新的社會文化環境，門第階級難再形成。微寒出身 的士人，經由科舉考試，仕進的機會較唐代更為寬廣，而形成中國歷史上的科 舉社會。202在此科舉社會下，不僅原來官宦與士人家庭的子弟會以讀書為主，
經營田產或商人的家庭，也有不少自小鼓勵其子弟讀書，督促其以科舉取第作 為終身志向，認為如真能有機會踏入仕途，將會帶來家族的興盛。而在此一背
199 據周愚文考證中試者的家世背景，發現仕宦家庭比一般平民有更多機會，去爭取此一入仕 的途徑。另外，亦出現許多神童並非天生，而是師長苦逼，甚有至死者等揠苗助長之例，
其影響並非全是正面。參見周愚文，《宋代兒童的生活與教育》，頁 280-281、288。
200 參見漆俠，〈唐宋之際社會經濟關係的變革及其對文化思想領域所產生的影響〉，收入國立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主編，《轉變與定型：宋代社會文化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2000 年），頁 210-216。
201 參見漆俠，〈唐宋之際社會經濟關係的變革及其對文化思想領域所產生的影響〉，頁 217-231。
202 參見林瑞翰，〈轉變與定型：宋代政治、社會的歷史特色〉，頁 4-5。
景之下，出現了一群以讀書應舉為人生主要方向的人，通常稱之為「業進士」，
而與社會上的其他生業有所區隔。儒業之中，最高成就即是中進士，而取科第 是與富貴連結在一起的。若中進士的目標未能達成，則可以教授生徒維生；次 者，仍可靠基本的文字能力，或代人作文，或為小學句讀之師，形成終身以儒 為業的生活模式。203
因為科舉制度的開放性及其所具有的科名吸引力，使得讀書應仕成為宋代 社會階層普遍的價值觀，致使許多人源源不絕地投入這個群體，而形成宋代一
因為科舉制度的開放性及其所具有的科名吸引力，使得讀書應仕成為宋代 社會階層普遍的價值觀，致使許多人源源不絕地投入這個群體，而形成宋代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