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論

每個時代有其學術取向，符合此學術取向者為時代所重，不符合此學術 取向者，不免消逝於天地之間。然而我們很難判斷何者真正具有學術價值，

何者為乘勢而起。

1930 年陳寅恪(1890- 1969)在〈陳垣燉煌劫餘錄序〉云，「一時代之學術，

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 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 之未入流」¹。惟此新材料需運用得當，方可成為“預流”，否則亦僅徒為“蘇 州金人瑞胸中獨具之古本也”²

陳寅恪所謂“預流”，很可以為呂思勉的不為世所重做一注腳。身處強調 新材料、新工具與新方法的學術氛圍，呂思勉史學的守舊，似乎已注定其當 時與身後落寞之命運。史學前輩嚴耕望院士(1916- 1996)嘗謂，「論方面廣闊，述 作宏富，且能深入為文者，我常推重呂思勉誠之先生、陳垣援庵先生、陳寅恪 先生與錢穆賓四先生為前輩史學四大家」

。陳寅恪此處所指新材料、新問題，或謂其與 陳垣(1880- 1971)皆為“預流”者也。

3

¹ 陳寅恪，〈陳垣燉煌劫餘錄序〉，收入：陳寅恪(著)、陳美延(編)，《陳寅恪集．金明館 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2)，266。

。雖然吾人毋須奉嚴耕望院士之言 為圭臬，但在現代中國史學人物中，呂思勉之聲名顯然不及其餘三家。而陳 寅恪和陳垣兩人當選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錢穆當選第七屆院士，呂思勉 則在時代的流轉中，漸次不為世人所知，其故安在？嚴耕望院士認為，除了 呂思勉的個性甘於「埋頭枯守、不求聞達」之外，有兩項因素可能是造成此 結果的緣由：一、近代史學風尚偏於窄而深的專門研究，而呂思勉治學走博

² 陳寅恪，〈陳垣燉煌劫餘錄序〉，《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266。

³ 嚴耕望，〈序言〉，收入：嚴耕望，《治史三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15。

相關論述見：嚴耕望，〈史學二陳〉、〈通貫的斷代史家──呂思勉〉，《治史三書》，

169- 181。

通周贍之路，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恰為反背，故難免於為學術界所輕忽；

聯經出版公司，1980)，261- 262。

⁶ 傅斯年在〈史學方法導論．史料略論〉中說：「史學的對象是史料，不是文詞，不是神

三聯書店，2002)，162- 163。

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先後曾出現過很多的流派，但其中影響最大 的則有兩派：一是史料學派，係以史料之搜集、整理考訂與辨偽為史學的中 心工作；另一派是史觀學派，乃以系統觀點通識中國史全程為主要任務。余 英時教授認為史料學派與史觀學派的發展，是「合則雙美，離則兩傷」的，

但現代中國史學卻走上分途發展之路。因此他希望現階段的史學工作者能夠 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一方面用嚴格的實證方法建立史實，另一方面 則要通過現代各種學科的最新成果和時代的眼光，來疏通史實與史實之間的 關係，以解決“證而不疏”和“疏而不證”的問題⁹

呂思勉(1884- 1957)字誠之，出身江蘇常州一個書香門第家庭，1884(光緒 10)

年舊曆 2 月 1 日誕生於江蘇常州十子街呂氏祖居。少時受教於父母師友，15 歲入縣學。幼年所習一如舊時士子啟蒙，廣泛閱讀經學、史學、小學、文學 等各種文史典籍，23 歲後專治史學。1905(光緒 31)年起從事文史教學和研究，

早年執教於常州溪山小學堂、常州府中學堂，學生中有後來成為文史大家的 錢穆、趙元任(1892- 1982)等人。其後在蘇州東吳大學(1907)，常州府中學堂(1907- 1909)，南通國文專修科(1910- 1911)，上海私立甲種商業學校(1911- 1914)等校任教。

1914- 1919 年間，先後於上海中華書局、上海商務印書館擔任編輯。其後於 江蘇省立第二師範學校(1920 年- 1925 年，即現今上海市上海中學)，上海滬江大學(1925-

1926)任教，1926 年後長期執教於上海光華大學。中共建國後於 1952 年進行

。此文原係《史學評論》的〈代 發刊辭〉，刊出後引起甚多回響，兩岸學者探討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不論 贊成或反對，大抵均在余英時教授〈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回顧與展望〉基礎 上進行討論。從余英時教授對現代中國史學所做的分析，不難理解現代中國 史學發展過程中的現象，一部分學者向傅斯年創辦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靠攏，一部分學者倚附馬克思主義史學。因此，遠於史料學派和史觀學 派的學者們，往往在夾縫中難以生存，呂思勉似乎正是這樣一位學者。

⁹ 余英時，〈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回顧與展望〉，此文原係《史學評論》的〈代發刊辭〉，

收入：余英時，《史學與傳統》(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2)，1- 29；此處所引在2, 4, 27。

院校調整，光華大學併入華東師範大學，呂思勉亦隨之轉入華東師範大學任

呂思勉《白話本國史》初版於 1923 年 9 月(上海商務印書館)，是第一部用白 話文寫成的中國通史。此書除敍述歷代政治制度、經濟組織、宗教文化、社 會情形之外，尤其關注與中國歷史關係密切的東南洋、中西亞各國、各民族 的歷史。此類與現代中國休戚相關的問題，多為後來通史著作所闕如。《呂 著中國通史》上冊分門別類、系統論述社會經濟、政治制度和文化學術的發 展情況；下冊分章按歷史順序敍述政治歷史變革，其中婚姻、族制、階級、

財産、衣食住行等題，均為昔往史書缺乏系統記載者。

中年以後，呂思勉曾擬訂一長期研究寫作計畫，欲以個人之力完成涵蓋 中國史全程的斷代史系列，擬撰寫六部斷代史(先秦史、秦漢史、兩晉南北朝史、隋唐

五代史、宋遼金元史和明清史)。1930 年代，上海開明書店約請錢穆撰寫國史長編。

錢穆認為此國史長編非一般學者所能勝任，而其業師呂思勉乃撰寫國史最合 適之人選。在徵得其業師的允諾後，錢穆向開明書店推薦由呂思勉承擔此一 工作 ¹³

呂思勉的四部斷代史(《先秦史》、《秦漢史》、《兩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 都分上、下冊，上冊 敍述政治歷史變革，包括王朝的興衰，王朝與少數民族、

鄰國的關係等。下冊則敘述該斷代的社會文化現象，有類廣義的社會文化 史，涉及社會組織、社會等級、農工商業、衣食住行、人民生計、政治制度、

學術宗教方面。其材料大都鉤頣自正史，然其敍述並非泛泛而談或隨意拼 鈔，其中包含許多作者的研究成果與獨特見解。嚴耕望院士對呂思勉的斷代 史極為推崇，認為呂思勉的中國斷代史既周贍，又踏實，徵引繁富，扎實不 苟，章節編排，篇幅有度，且出處分明，易可查核

。其所著《先秦史》、《秦漢史》、《兩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四 部斷代史，共約三百餘萬字，即其斷代史寫作計畫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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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報》，2006年2月13日。

。這四部書對先秦到隋 唐五代的歷史研究有疏導開拓之功。其他涉及民族史、思想史、文化史、制 度史，以及史學方法方面的著作，亦均各具特色。

13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50- 51。

14 嚴耕望，〈通貫的斷代史家──呂思勉〉，《治史三書》，176- 181。

呂思勉的讀史劄記有類乾嘉劄記體著作，其中曾有部分編輯成書。惟已

部分不在北方學統，又難畫入南方學統的學者，尤難突破南北對峙的學術夾 縫。葛兆光曾撰文論析沈曾植的學術悲情，指出因時代的影響，類似沈曾植 之類的學者，易為研究者所忽略²⁰

王汎森教授是少數較直接正面論析南北之爭的學者，在〈價值與事實的 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王汎森教授指出，在 1949 年以 前，胡適(1891-1962)、傅斯年(1896-1950)、顧頡剛(1893-1980)等人所領導的研究工作，

在學院中占據主流地位，是 1920-1930 年代最有力量的學派，王汎森教授以 報》，29(臺北，2008.05): 51-84。

20 葛兆光，〈世間原未有斯人──沈曾植與學術史的遺忘〉，《讀書》，9(北京，1995): 64-72。

21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收入：王汎森，《中國 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378。

22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 的系譜》，379。

從事研究的可貴精神，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確然有其深刻之軌跡 可循。

無可置疑的，古史辨運動是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第一個引起討論的 主題，美國漢學家Laurence A. Schneider教授的《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是第一本研究古史辨運動的專著，此書從走向民

間的觀點，強調古史辨運動與民俗運動之間的關係 ²³，局部地代表了美國學 者從事近代中國研究的觀點；王汎森教授《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論析清季 今文家的歷史解釋，與古史辨運動的一脈相承，見解鞭辟入裏²⁴；彭明輝《疑 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探討古史辨運動在現代中國史學所扮演的 腳色，在方法論的檢討，著重清代樸學對古史辨運動的影響，以及白話小說 研究在古史討論時的彼此相互為用 ²⁵；陳志明先生《顧頡剛的疑古史學──

及其在中國現代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以顧頡剛為中心，探討顧頡剛各階 段的疑古史學 ²⁶

由傅斯年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而發展出來的史料學派，是現 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另一個值得探討的主題，王汎森教授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這些著作大抵為古史辨運動的形成及其影響，奠定了初階 的研究基礎。

27

23 Laurence A.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中譯本有：梅寅生(譯)，《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臺北：華世出 版社，1984)。

；劉龍心教授〈史料學派與現代中國史學之科學化〉，從科學化的角度

24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7)。

25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15-204。

26 陳志明，《顧頡剛的疑古史學──及其在中國現代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臺北：商鼎文化 出版社，1993)。

27 王汎森(Wang Fan-shen), Fu Ssu-nien :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論 析 史 料 學 派 的 形 成 與 發 展 ²⁸； Axel Schneider 教 授 “Die Rolle der Historiographie und des Intellektuellen zwischen Wissens-chaft, Politik und philosophie. Verdeutlicht anhand der Historiographie Fu su-niens und Ch’en Yin-ch’üehs vom Institut für Geschichte und Philologie”(〈史學與知識分子在科學、政治

與哲學間的角色：以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傅斯年與陳寅恪的史學為例〉)，對史料學派進行了全面

與哲學間的角色：以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傅斯年與陳寅恪的史學為例〉)，對史料學派進行了全面